丁茜菡：显现秩序与促成改变——作为路径的金特小说《暴风雪》
《冷水坑》作为金特的首部小说集，收录了四篇作品，《暴风雪》位列第三，出版方给予该篇的简介篇幅也最短，似乎无意将这篇作品推向读者视野的中心，但这并未消解《暴风雪》的存在感。鉴于东北是金特的故乡，以暴风雪这一极具地缘印记的意象为题，难免让人揣测这篇作品承载了作者幽微的生命经验与核心思考，甚至被赋予了某种特殊使命。但耐人寻味的是，金特在《冷水坑》新书分享会上透露，他关注东北并非出于故乡情结，而是因为东北的地理位置在他看来象征着“世界的中心”（1）。可想而知，金特无意于单纯描摹地方的特殊性，而是试图透过东北的表象，展开一种超越地域局限的全局观照。惠特曼的“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的诗句被置于篇首作为题记，恰是这一写作抱负的注脚。读者翻开文本即可印证，尽管暴风雪的意象贯穿始终，但这并非一部关于故土与童年的怀旧之作，其真正意图在于揭示现代社会共通的秩序结构，并审视身处其中的个体如何蜕变。本文旨在细读金特这篇小说，剖析其如何显现秩序并促成改变。在此之前，有必要先厘清“暴风雪”这一标题与文本内容的内在契合度。首先，暴风雪作为北方冬季典型的自然现象，在小说中得到了具象化的细致描摹。其次，这种即便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仍构成侵扰的极端天气，其造成的低能见度与严寒体感，恰是小说所反思的现代秩序及其压抑氛围的隐喻。再者，暴风雪短时间内爆发出的巨大威力，对应了主人公内心激烈的挣扎，以及对读者思维产生的强烈冲击。最后，这一意象更预示了小说介入现实、引发改观的势能与决心，如同暴风雪般不可阻挡。
一
现代社会秩序的显现及非理性的扰动
出版方对小说的内容简介仅以“一位女士在暴风雪中寻找自己的丈夫”（2）起笔，刻意略去了对开篇的铺陈。但细读文本有必要在此稍作停留，因为这篇故事的真正起点正是暴风雪本身。这种由强冷空气引发的低能见度风雪，在俄国文学与电影中较为常见的意象，却是一些读者接触“暴风雪”的开始。早在普希金同名小说中，一场突至的暴风雪便让新郎错失时机，致使替身误入教堂完婚，改写了三人的命运轨迹。金特的《暴风雪》虽同样安排了风雪中出行受阻的情节，却将舞台从普希金笔下战火纷飞的乡村，移至和平年代的现代都市；叙事更始于风雪预警而非突发灾难，借此凸显现代社会严密的秩序逻辑。
普希金笔下的暴风雪总是猝不及防，而现代科技赋予了社会提前预警与主动应对的能力。金特在《暴风雪》开篇便借由一套预警流程，展演了城市秩序的有序运转：首日中午，气象局发布了一份涵盖成因、时段与范围俱全的紧急通告；傍晚，相关领导现身电视屏幕，按部就班地向市民发出尽责提醒；随后的天气演变印证了预测的精准；第三日天黑时，物业保安老郑向小区住户江女士传达了通知。这一自上而下、各司其职的应对链条，如同过往与未来无数次重演的剧本，在这座城市里机械而高效地启动。
及时预报、广泛提醒、精准通知到户，这套基于科学理性的流程在确保高效的同时，也将人异化为执行工具。对个体而言，这意味着部分自我的压抑与习以为常的顺从；对社会整体而言，自主感知、思考及改善周遭的积极性在流程化规训中被消解，最终营造出一种缺乏温情的冷峻氛围。小说中一个看似失序的细节恰恰反证了这一点：作为流程节点的保安老郑，在向住户江女士履行通知服务时，竟生出一丝“是否被记住”的好奇私心。然而，这份仅具个体意义的情感波动，在宏大的社会机器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老郑随时可被替代，其他职业者亦难逃此宿命。归根结底，流程的核心逻辑在于极力遏制具体之人身上那些可能引发不确定性的情感因素，迫使城市摆脱对感性依赖的危险，转而追求一种绝对理性、去人格化的运转模式。
保安老郑并非叙事核心，读者主要透过住户江女士的视角认识世界。她居住在高档小区，与前述城市环境没有违和感。小说伊始，作者便勾勒出江女士理智而淡漠的精神特征，行事谨慎、思维缜密，性情冷峻而缺少生活热情。这种疏离感更被小说不断强化，全书从未提及她的全名，仅以生分的“江女士”指代；其家庭结构极度简化，丈夫在故事启动后迅速消失；亲友网络近乎空白，文本中未见她与亲属或友人的互动；即便丈夫失踪，江女士也未向亲友求助，而是执意独自探寻真相。她仿佛游离于所有社会关系之外，并未涉及一般中青年的职场生活，无所事事的状态与丈夫的繁忙形成鲜明反差，更显其生活的空虚。
置身于理性有序的城市，加之自身思维缜密、情感淡漠，江女士本应日复一日地沉溺于安稳妥帖的常态。如果故事仅止于此，难免流于平淡。使叙事发生偏转的，正是江女士与这场暴风雪的亲身接触。虽然暴风雪来临前的层层预告凸显了城市的秩序，但暴风雪仍切实侵扰了城市。面对自然威力，不能以发达科技对抗或改造，城市管理者引导人们理性躲入室内，静待风雪过去。这本是短暂且可预测的秩序暂停，人们只需被动等待即可，但江女士竟在出行受阻的极端天气下毅然离家。这一反常举动引领读者穿越秩序的表象，看见城市另一重未被展现的真实面貌。
江女士并非不知风雪之险，前夜“突然听见外头传来一阵巨大的响动，听出是一块大铁皮给掀进了风里，呼啦啦地震颤几下，接着拍向了地面”（3），已让她领教了自然的暴烈。在科技预警体系与生活常识的双重警示下，尤其当包括保安建议在内的多层提醒已充分传达到位时，一位思维理性、行事谨慎的女性为何偏偏选择此时出门？这构成了小说逻辑自洽的巨大挑战。在跟随江女士踏入风雪之前，文本必须首先为这一非理性的出走提供令人信服的动机。
驱使江女士在极端天气下出行的，有对利害的理性考虑，也有非理性的情感扰动。在叙事铺垫中丈夫无故彻夜未归，随之而来的警方电话又传递出模糊的被捕讯息。丈夫失联的突兀、官方信息的含混，加之妻子出于道义的本能牵挂与对自身利益的理性权衡，多重因素叠加，迫使她暂时搁置了对安全风险的顾虑，怀揣侥幸奔赴派出所以求真相。这一抉择暗示了江女士的复杂性格，尽管她惯常以逻辑思维审视事件、关系与自我，但在特定时间点上，理智仍无法完全压制内在冲动。这种非理性情绪的迸发，构成了对现代秩序所要求的理性的反叛。
在江女士踏出小区之前，非理性的暗流已然涌动，其源头正是她对暴风雪威力的身体感知。从楼宇到门口的短短路程，狂风与积雪迫使她暂时搁置理性思维，回归原始本能：“雪墙围绕着她天翻地覆似的高速扭转。雪片噼里啪啦地刮着脸，埋没脚踝的积雪像一片白色实体……她眯着眼睛，避免雪片刮伤瞳孔，嘴巴也不自觉地张着，而且很快就感到口干舌燥了。”（4）这种极端的感官冲击，不仅展现了江女士罕见的失控时刻，更意外地触动了小区门卫的心理防线。作为小区公约规范的维护者，门卫此时本应恪尽职守地阻拦外出，但江女士那超越理性的愤怒与执拗，竟让这位陌生人超越了职业角色的机械设定。他不再是一台执行安保程序的机器，而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具有独立感受与判断力的个体。
随着体验的深入，大自然暂时剥离了附着于人身上的社会因素，展现出纯粹的自然威力。江女士惊觉，在极寒地带长大的自己，竟从未对身体在此极端环境中生成的热量有过刻骨铭心的认知，此刻，“全部社会因素在她身上临时消失了，大自然释放出最纯朴的威力，要将人的原子属性进一步撕碎，使她变成和雪片一样的物质”（5）。但小说并未因此将江女士彻底推向感性一端，通过出门前与警察的电话沟通，以及独行时的心理活动，文本反复确认了理性与淡漠在她精神中的根深蒂固。
事实上，在读者目睹其非理性行为之前，小说已刻意安排了一场电话交锋。警察例行公事地告知其丈夫被捕的消息，缺少实质信息的言语，流露出纯属浪费时间的敷衍与被迫执行工作流程的无奈。江女士敏锐感觉到对方欠佳的工作态度和心理状态，迅速调动理性策略。这一细节证明，即便在情绪即将爆发的临界点，她依然习惯用冷静的逻辑去掌控局面。她理性地指出对方专业度的缺失，并要求其换位思考。这一策略不仅打破了警察固有的节奏，更为江女士赢得尊重，促使对方在例行公事的程式之外流露出一丝温情，转而以“人”的身份与其进行更具实效的对话。然而，一旦江女士跨出小区，小说便再次确证了她理性思维与淡漠情感的坚固壁垒。文本通过细节回溯呈现过往的她因极度谨慎、害怕出交通事故，曾断然拒绝丈夫购置代步工具的提议，这也直接导致了此次暴风雪中她只能步行的困境。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亲历风雪酷烈之时，她非但未生感激，反而判定丈夫昔日的关怀没有意义，甚至将其作为反面教材，以此提醒自己保持清醒与独立。
纵观《暴风雪》的开篇，一套暴风雪前的城市应对流程，将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呈现于读者面前。人是这套流程中被压抑的工具，又是其庇护下的受益者，因而默许了这种异化。非理性偶尔出现其中，特别是当多重因素驱使江女士踏入陌生的风雪世界后，身体的极致体验曾短暂破坏她身上的社会因素，令其情绪汹涌升腾。但小说提醒读者，这不过是波澜般的瞬间扰动，江女士依旧是那个深度适配于现代社会理性逻辑与淡漠情感的个体。
二
一路上遭遇他人，实则朝向了自己
小说字里行间潜藏的势能，驱动着读者的阅读进程。如果以传统标准划分情节，《暴风雪》的密度之大，即便用完26个字母编号也不能穷尽，而这一切纷繁变幻都紧紧围绕江女士展开。这场暴风雪中的出行，不足一日，却使她密集获得见闻感受。从离家到归返，江女士的视线所及涉及20余个人物：从劝阻她出行的门卫、雪中载她一程却喋喋不休的男司机，到警局里的值班警察；从同行的唐老头儿、拒售酒水的老太太，到奉命寻狗的二亮子、饭店内的食客与服务员；更有路边殴打出轨恋人的女人、车祸现场重伤致死者与救护员，乃至大学校园中的学生们与江女士往昔爱恋的欧阳河老师，等等。如此庞杂的人物群像，并非为了堆砌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金特有意为之。
如此安排，可能受金特自己的另一篇小说《冷水坑》改编为“四幕剧”的影响，有让《暴风雪》形成多幕结构的考量。乍听起来，江女士的际遇可如普希金的《暴风雪》那样改编为画面生动的影音作品。但一幕幕详析便可发现，小说设计具体人事时，虽然让江女士所遇丰富，实际上仍让故事聚焦于她的思虑。换句话说，这是一趟朝向自己的旅程，这与许多小说在写法上区别开来，但这种聚焦又是金特较为一贯的做法。他拒绝沉浸于叙述的惯性，试图以此修正当代汉语的表达困境。正如他所言：“排斥观念，沉浸于叙述”是“干扰当代汉语”的“不良观念”（6）。
其中，搭乘陌生人私家车一幕，集中外化了江女士在理性与非理性、淡漠与温情间的拉扯。交通工具本是她风雪中的避难所，助她顺利抵达目的地；施救的男司机兼具道德感与理性，他主动开门救人令江女士心生庆幸，但随即又因她抓门力度过大可能损伤车漆而喋喋不休地指责。这种苛责瞬间激怒了江女士，非理性的冲动使她决意下车。但司机出于对“过失致人死亡”法律责任的理性担忧，坚持不让她独自滞留在风雪中。在这场对峙中，江女士逐渐洞察了对方行为背后的准则，随着理性回归，她不仅打消了下车的念头，更冷静地构思起向对方隐瞒出行真相的谎言。到达目的地下车时，司机不肯接受车费，最终江女士以主动的拥抱表达了发自内心的谢意。这其实超出了江女士日常与人的界线，并非理性所指引。
在派出所大厅这一场景中，他人在工作中的理性考虑与现代职业面孔下仍具有的情感，被江女士看在眼里。值班民警的言行勾勒出权责的边界——陈大妈的婆媳纠纷被视为家务事而被拒之门外，唯有升级为肢体冲突后才纳入管辖范围；唐老头儿的酣睡若演变为意外，则可能转化为当班警察的失职。这种职业理性压抑了私人情感，却未能将其彻底抹除。男警察在“胡说八道”即将脱口而出时强行刹住，转而抱怨头疼，又在荒诞的现实面前忍不住“扑哧”一笑。可一旦触及职责红线，女警员脸上的笑意便瞬间消失。这些细节揭示出，即便是高度程式化的职业角色，其背后仍涌动着疲惫、互助与瞬间的情感，只是被严苛的权责意识牢牢锁定。
除了审视他人，江女士更在他人的目光中被迫反观自我，承受外部道德视角的审查。在与男司机交谈时，她警觉地以社会标准检视自身，唯恐因暴露对丈夫的冷漠而被驱逐，遂刻意调整言行以符合道德期待。这种他者凝视在派出所达到顶峰，面对女警员关于“有心思跟老酒蒙子嬉皮笑脸”的道德质问，江女士虽理性辩解着，却在对方毫不掩饰的厌恶中感到了刺痛。她开始自省，意识到自己那种“一点儿不着急”的冷静背后，或许正缺失着“最基本的道德操守”（7）。此刻，外部的道德审判成功内化为她的自我谴责。
在此趟出行中，金特还让江女士遇到了颇为特别而又与她自己有相似之处的唐老头儿。这个令女警员不屑的“酒蒙子”，与现代社会有着诸多明显的格格不入——单是他在派出所大厅里流露出的习惯性酗酒与相信世界上有鬼存在，便分别违背现代社会的健康意识和科学意识；他的脾气也显得有些古怪，于是，要将他与现代社会中拥有得体的举止和谨慎防备心理的人们区别开来并不困难。尽管这也和思维理性、情感淡漠的江女士看上去截然相反，但他们其实有一些相似之处——不仅在于职业身份的缺失，还在于同样孤独的生活。尽管唐老头儿认为酒带给自己的只有快乐，可江女士在观察之下轻而易举、不留情面地揭穿了唐老头儿现实中孤苦无依、经济窘迫的状态。唐老头儿感激江女士不像别人那样可怜或嫌弃他，其实，江女士与唐老头儿同样无依无靠。看上去江女士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忧，但小说至此，论及到的她唯一的亲友关系只有很快消失了的丈夫，并且，“丈夫的存在和消失不会使她身上原本的事物多出什么，或少了什么”（8）。
或许是隐隐中的相似感，使得江女士想护送这位走路不稳的老人家回家，这实际上方便了继续写江女士与唐老头儿的互动，继而使江女士从唐老头儿身上获得影响。因为暴风雪中实在难行，他们彼此搀扶、互相连累，无奈地证明了人类理性思维在自然威力前的力不从心。暴风雪中，唐老头儿像一位爷爷，成为江女士风雪中和心灵上的依靠：当观察到小商店老太太表面刻薄却关心唐老头儿的健康后，江女士兴奋地憧憬爱情故事的发生；当街边有人施暴时，唐老头儿在自己看过去的同时，把江女士挡在了身后，成为了她的保护者。
事实上，唐老头儿也为江女士提供了此时的精神支持。江女士近距离地感受唐老头儿身上源于爱的力量，这在《暴风雪》描绘的现代社会里很少有人具备。他爱得广泛真诚、热烈纯粹，在面对小商店老太太连番的刻薄言行后爆发出肺腑之言：“杏花同志，恨，恨，你心里只有恨，恨每个人。我呢，从来没恨过你，就算再艰难再卑微，也不会因为被鄙视而恨任何一个人，包括你……我的心里除了爱，就只有爱，我爱全世界，我爱全人类的每个人……”（9）这种被现代理性边缘化的非理性之爱，在此刻显得至关重要。当积雪将建筑掩埋如座座白色坟墓时，江女士惊觉“一旦失去唐老头儿，自己将瞬间丧失所有的力量”（10）。她不仅认可这种爱，更依赖由此生成的真实联结。
纵观这场暴风雪中的出行，作者虽让江女士接触了许多新鲜人事，但仍然使她聚焦于自己的思虑。江女士一方面敏感于别人的行为及背后与现代社会相关的行为逻辑，对此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又以别人的视角审视自己对丈夫的无情，对于自身评价不高。然而，不受理性压制地广泛爱人的唐老头儿，在与她雪地里的同行中，充分表现出这个现代社会中少有的源于爱的力量，打动着江女士，给她提供了精神支持，并将为她带来深刻的内在改变。
三
穿越内心的暴风雪，
并准备好将改变延续下去
江女士沿途遇见他人，其实都在朝向自己，这里便触及暴风雪的第二重隐喻：激烈的内心活动。金特借唐老头儿的鼓励与途中目睹事故的刺激，在江女士心中掀起了这场暴风雪。普希金笔下的《暴风雪》虽也描绘了人物内心的动荡，但命运巧合之下，在小说结尾处获得了平息（11）。金特同名小说不同于普希金《暴风雪》的地方，还在于他不仅要在人物内心掀起暴风雪，还要支持人物穿越内心的暴风雪，去完成更多的改变使命。
金特《暴风雪》中，江女士内心的风暴是渐进式爆发的。唐老头儿让她真切感受到相伴的滋味，减少了“人与世界的分离，人与人的分离”（12）的孤独感。她的理性和淡漠，正被唐老头儿身上展现出的非理性的真挚与温暖逐渐融化。和唐老头儿离开派出所时，她孩童般地坦白对雪的喜欢，并“童言无忌”起来；跋涉脱险后，她爆发出幸灾乐祸般的大笑。这些瞬间标志着她正剥离成年人理性冷漠的外壳，回归儿童般的澄澈本真。进而，唐老头儿鼓励她在推演逻辑之外找回自己的“精神”——“不讲因为和所以，就看‘有还是没有’，有，你就能穿越暴风雪……”（13）这一转变的契机是目睹一位女子因爱生恨当街施暴，以及随后那场血淋淋的车祸。在巨大的悲痛中，她诚实地审视自己，丈夫失踪后，自己竟“既不悲痛也不焦虑”（14）,甚至生出不再寻找的念头。这一刻，她惊觉自己长期缺失的正是理性之外的情感。
此时，江女士内心已激起暴风雪，然而不被理性与冷漠阻隔，直面现实是痛苦的。即便看似洒脱的唐老头儿，也需借酒精麻痹，才能逃离现实的残酷而直抒胸臆，否则很可能压制情感而泯然众人。江女士同样因酒“明心见性”（15）。冲动地奔赴恋人身旁表白，这是她挣脱束缚、走向感性的关键一步。但这位昔日恋人却是现代理性社会的典型分子。他曾伤害并同化了江女士，此刻再次冷酷地理性审判她：“你要的那种爱是一种幻觉……你这种人就是纯粹的罪……”（16）这番指责揭示了江女士难以建立关系的根源，那是受创后的自我防御。在她构建理性外壳之前，正是被这样狠狠伤害过。
此刻，江女士正在穿越内心的暴风雪，她释放了情感，拒绝理性借助伤痛的继续捆绑，这也使她不会像昔日恋人那样去伤害与改造尚且依赖直觉感受行事的人。与昔日恋人形成对照的是尚显幼稚却热情真诚的学生和孩童。但金特并未在此寄托许多希望，即便是对从理性审判中恢复过来的江女士，小说也要进一步给予启迪，为她促成他人改变时将会面对的系统性冷漠做好准备。当借着酒精的力量自认为能“像英雄一样去爱别人”（17）时，她并未真正具备承受外界寒意的能力，险些冻毙街头幸而获救。而律师姜女士趋利避害的劝说下，张先生仍然宁愿牺牲生命也不要理性地委屈求全，这是小说给予江女士的勇气教育。清醒归家时，江女士的手中除了唐老头儿的空酒瓶，还多了一把张先生赠予的匕首，这是刺向敌人的武器，更是真实勇气的象征。
江女士有了逢山开路的勇气，并在归家途中试图传递勇气，促成他人改变。但小说并未盲目乐观，结尾处秩序的顽固性再次显现出来。当江女士微笑着与保安老郑打招呼，表明自己仍然记得对方姓氏，得到的却是彬彬有礼的标准化回应。正如城市在雪停后将恢复视觉上的原貌，对系统性冷漠的改变十分艰难，且具有不确定性。但许多改变正待开始。
通常人物回到物理起点意味着旅程终结，但《暴风雪》却通过设置让读者的思维被困于“路上”，无法轻易结束“旅程”。读者不知不觉承受了阅读的后果——一场思维的暴风雪将进一步向小说之外的真实世界延续，激起改变。
结 语
金特透过东北的地缘特征，展开了一场超越地域局限的全局观照，借《暴风雪》完成了“显现秩序”与“促成改变”的双重劳作。小说开篇即以暴风雪侵扰城市，在极端天气中显现出现代社会的严密秩序及其下涌动的非理性暗流；随后，核心人物江女士在风雪天的出行中一路遭遇他人，实则朝向了自己的内心，并在与他者羁绊中获取了宝贵的精神支撑；最终，江女士在他人陪伴下穿越内心的暴风雪，恢复感性，重获爱的能力，并以更真实的勇气与对挑战的认识，做好了延续改变的准备。故事推进过程中有着不可阻挡的气势，这源于金特写作蕴含的行动力。他摒弃了繁复的技巧，选择以相对简单的方式行进，这是为了在容纳这股势能的过程中减少可能的损耗。
与此同时，小说始终同步开放给读者，为主要由江女士视角认识世界的读者，提供着改变的勇气与信心，并因不盲目乐观而显得更为坚实。不妨借用张新颖对沈从文《边城》及其题记的阐释来理解：《边城》并非“封闭空间里的故事”，沈从文希望它能够给“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一种勇气同信心”，在开篇便为“外面的人”指出一条通往此处的真实路径，这也成为找寻“民族的‘本根’与‘神气’”（18）的通路。而《暴风雪》显现的秩序与促成的改变，也让读者汲取到“勇气同信心”，且就像积雪在融化之后默默地润泽土地，这篇小说还会影响读者，并在时间中继续促使变化发生。
此即金特小说《暴风雪》作为路径的意义。
注释：
（1）2023年12月17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举办的一场主题为“暴风雪中没有秘密”的《冷水坑》新书分享会上，金特透露，在一张世界地图上对东北世界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偶然发现，导致其写作转向东北。该新书分享会内容可见微信视频号“单读”，2023年12月17日。
（2）金特：《暴风雪中没有秘密：金特〈冷水坑〉新书沙龙》，微信公众号“铸刻文化”，2023年12月13日。
（3）（4）（5）（9）（10）（13）（14）（15）（16）（17）金特：《暴风雪》，《冷水坑》，第143、146、149、167、174、178、181、170、187、192页，北京，中译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6）转引自潘赫：《金特的9个时刻》，微信公众号“T中文版”，2024年1月30日。
（7）（8）金特：《暴风雪》，《冷水坑》，第159、160、161、168页。
（11）普希金的《暴风雪》中，准新郎因迷路而错失婚姻，最后选择奔赴俄法之战的战场去拥抱死亡；准新娘在瞒着父母即将私奔成婚之时已心乱如麻，后因误与他人成婚而心痛成疾，重新爱人却得不到回应；偶然路过教堂的新郎顶替者，后悔但无处弥补自己对他人的伤害，报应般地受制于已婚身份，最后是身份上的巧合使得他内心的暴风雪得以平息下来。
（12）金特：《冬民·序章》，《冷水坑》，第56-57页。
（18）见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从“关系”中理解“我”、文学、思想和文化实践》，《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第30-3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