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短篇小说的“无形之手”与“审美形构”
李洱在《亚当的肋骨》一文中，将短篇小说比喻为亚当的“肋骨”，在此，他特别强调，《创世记》中耶和华使亚当进入沉睡状态，并取下他的一条肋骨，然后将肉合起来，再用所取的肋骨创造夏娃，于是，亚当与已经获得独立生命的夏娃，在此时虽然互为“他者”，互为客体，但两者已经构成共生关系。在文中，李洱将短篇小说喻为“亚当的肋骨”，其精妙之处在于，以“短小”之形，隐喻生命创造之重。这根“肋骨”浓缩着作家的全部的生命密码，却在艺术完成的瞬间蜕变为独立自足的生命体，构建出自身的文本宇宙，以其“四两拨千斤”的气度，显示出文学叙事“轻”与“重”的辩证关系，在短小的尺度上实践着文学最本质的、无限广阔的艺术创造。
但是，在作家的具体文本创作中，常常会有不同的、复杂的发生过程和状态。就是说，在创作的发生阶段，一部短篇小说最初的灵感生发及其人物、结构、故事和主题意蕴的形成，即短篇小说的那根“肋骨”源于何处，并以此让这根“肋骨”贯穿叙述的全过程，凸显出作家的构型能力和艺术才华。在这里，作家始终处于主动的选择状态，其掇取生活、营构圆融语境的审美构型，都在对存在、生活、情感经验的选择中，实现不露圭角的、具有着发散性功能的文本审美形构。于是，作家的全部的生命密码及其价值判断，又以某种独特的角度、方式得以呈示出来。当然，从写作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这里不仅涉及作家叙事的文化、地域背景等元素，以及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个性气质、语言风格，而且还“牵扯”着小说文体的变化、演绎和裂变。
值得关注的是，在短篇小说的“短小”之形当中，隐喻着形构生命的“细小之重”，其间弥漫着作家赋予文本的新的、充满个性品质的美学形态细部。那些看似玄妙的“上帝之手”对小说形态的重塑，实则潜藏着无穷的“创作内爆力”与“精神密码”，开拓出更精妙的审美新空间。无论是作家精心铺排的系列短篇小说，还是单篇珍宝式的短篇小说，都无法绕开这一文体的核心特质——形构的“碎片化”与表意的多义性。因而，无论是短篇小说的“连缀”“绵延”“突围”“爆发”，还是其在审美形态上对于长篇小说形态的打破，皆内蕴着作家的思绪与精神结构。如在1980年代，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小说，由于作家的思绪超越了故事本身的线性联结，形构出破碎的，但又确乎有着精神连贯性的中短篇小说。即便文本内部存在“非线性”的时间形态、“恣意”变幻的视点，以及断裂、倒置、并置等多样化结构，但其间所涌动着的荒寒、荒诞与暴力的调性，构成了富于冲击力的、整体性的审美风格。从这一维度上看，那些看似割裂的短篇小说，其审美形构是“连缀”的，在这种精神旨归与审美的“无形连缀”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反建构的建构”。也就是说，它并非某种简单的拆解或是重构，而是对于叙事传统的反叛，在对以往刻板的短篇小说阅读模式和书写范式的颠覆之中，重构或生成一套全新的、符合作家创作意图的审美空间。在“不确定的确定”之中去寻找“不确定”的可能，从而真正抵达短篇小说“以小见大”的文体内涵。
如若要为这不确定的“无形之手”赋形，我们不妨从内核与外延两个维度来做以尝试。若干年前，我在谈论汪曾祺短篇小说创作时，曾经提出过所谓“异禀”说，即短篇小说作为一种通过虚构建立、完成的文体，需要某种“异秉”或“异禀”，以属于自己的形式，来覆盖、重构我们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将个性蕴涵在文字的气理之中。那么，以汪曾祺小说作为“现象级文本”的“写作异秉”在哪里呢？这种“异秉”，实际上就是富于个性化的文化素养。迄今，几乎没有研究者敢于轻易对汪曾祺的小说进行“定位”，肆意将其归结到某一类型当中去，只能小心翼翼地面对它。但或许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异禀”理解为“有意味的形式”，并尝试探讨其内部的要义。
早有人想发掘汪曾祺创作与他生长的故乡——江苏高邮的某种联系。这个有着很深的古文化渊源的地方，历史上颇有些“王气”的所在，虽说“王气”丝毫也没有铸就汪曾祺的“王气”“霸气”，相反，平和至极的汪老，倒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沾了这个古文化中心区域的地势和性灵之缘，“地气”则使得他对历史和生活的感悟，获得了一种独到的文化方位和叙述视点。一个人的写作，一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方位”和叙述视点，才有可能形成与众不同的气势、气脉、气象。而且，他对文字的轻与重，把握也极其到位，仿佛浑然天成，叙述里总有一个目光，起起伏伏，不时地射出神性的色泽。虽然在里面还看不到那么明显的哲人的影子，但是，汪曾祺对生活、存在世界的体味都非常自然地浮现着，叙述的单纯性，涵义的适量，像是有一股天籁，无需用文字刻意地给生活打开一个缺口，使生活的运转在某种手工操作之下，而是现实世界本身，就有许多裸露且没有遮蔽的形态。
无疑，这就是作家对自己眼中的个性化世界和经验的新“形塑”。在汪曾祺的文字中，你几乎看不到叙事的焦虑，生活、存在世界在他的笔下也就不显得臃肿，文本的艺术形态飘逸而轻逸，架构扎实牢靠、不折不扣、从容自然。无论他叙述的是什么题材和人物，都非常简洁、紧致，没有丝毫的造作和“夹生”感。这或许就缘于他对生活世界、事物的本真态度——不苛求，不抱怨，不造作，可谓是有甚说甚，崇尚简洁、清晰、明确、空灵，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感和“扭转”力量，还有不同寻常的艺术感和锻造叙事结构的功力。他强调，“我不赞成把小说的结构规定出若干公式的：平行结构、交叉结构、攒珠式结构、橘瓣式结构。我认为有多少篇小说就有多少种结构方法。”可以说，生活的结构，在汪曾祺的文本中，已然成为写作主体对俗世生活有调侃、戏谑，也有谨严的判断和呈示，同时，字里行间蕴藉着飞扬的浪漫，使作品具备令人尊敬的艺术质地、品质。我始终坚信，“有时候，时代、社会的面貌在叙事里或许会显得模糊，难以辨认，但正直的人性始终坚实地存在，生活、生命的存在形态，消长枯荣，具有超然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定律，其中荡漾着恒久、持续的经典气息，呈现出活泼泼的表情。正是这样的文字，才会让我们拿起来放不下，既令人沉浸其中、享受把玩，又常让我们对生活世界恍然间有所感悟。也许，真正是朴实到了极处，才会境界全出，闲话闲说，大道至简，大雅小雅，从容道来，即便是俗世的云影水光，都会带着神韵。”
如果说，汪曾祺的“异禀”与“地气”，使得他对历史和生活的感悟，获得一种独特的文化方位和叙述视点，那么，阿来也同样在对“藏地”的独特生态和文化语境里找到了自己的叙事结构，即包括“小说文体的变化、演绎和裂变”在内的叙事形式的跃迁。就是说，阿来小说的写作发生、对语言的敏感和结构形式生成，即那根“肋骨”，最终如何生长出自己的模样，也依然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过程。我们注意到，阿来的许多短篇小说的“肋骨”，即题材、人物、故事，竟然取自或者说“脱胎”于他的长篇小说。像短篇小说《行刑人尔依》《月光下的银匠》《格拉长大》《自愿被拐卖的卓玛》《丹巴喇嘛》《报纸》《马车夫》《水电站》《瘸子，或天神的法则》等若干作品，其实都可以视为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和《空山》（后改名《机村史诗》）的“外篇”或“衍生物”。这些作品如同后者的“孩子”，并非“节外生枝”的副产品，而是刻意“旁逸斜出”的新虬枝，完全可以被认作命中注定的“杂花生树”。
从小说人物层面看，阿来笔下的尔依、银匠、格拉等形象，原本都是《尘埃落定》《空山》里的“小人物”，而且，也都有可能生长为这两部文本中的“大人物”，但是，由于该长篇小说的人物、叙事安排，尤其是“结构”的设计，这些人物及其“故事”无法在“此在的”文本结构中得到进一步“延宕”“膨胀”，或者说，倘若继续存在于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之中，他们就会“功高盖主”，影响大结构中的主要人物的呈现形态，因而，作家不得不忍痛割爱，将其隐逸起来并最终淡化掉，即让其在这部文本里“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作家放弃，而是另起炉灶地为他们专门“立传”，进一步彰显出其有价值、有更高维度的内涵。如小说《月光下的银匠》中的银匠，无论是为获得自由而选择出走，还是归来后依旧不愿为土司家族打造银器，他的骨骼里始终树立着“生而为人”的骄傲姿态，这不是傲慢，而是屈从权力的人所无法抵达的对于独立人格的向往。小说中，即便银匠后来为心爱的姑娘偷盗银子而获罪死去，他高贵的品质也依然为众人传颂，皓月当空时，人们都说他是乘着自己打造的银月亮去天上做了神仙。从一开始，银匠便不愿循规蹈矩地等到父亲离世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名字，或者说，他从不在意作为“主人”身份的土司究竟会给他起一个怎样的代称，他只想知道“我是谁”，或许，这也正是阿来赋予这部小说存在或“发生”的意义。
包括银匠在内的这些“小人物”，之所以逐渐丰满、立体起来，皆源自于作家的格外偏爱，深信他们是有个性、有意味、有光泽、有弹性、可深度挖掘的重要人物形象。正像李洱论及的“肋骨”，在写作主体的叙事智慧中，在新的载体里具有了再生力量和新的叙事可能性，打破某种文体结构的固化思维和逻辑的怪圈，创造性地实现了文体的灵动转化和生成，呈现出更多的审美维度的经脉，它没有任何干瘪和局促，反而充满叙事的无限生机和活力。当然，在阿来的笔下，还有一些如《报纸》《马车》《脱粒机》《喇叭》《电话》中的“物件”“事物”，也成为他叙事的新的生长点，他同样将它们衍生为新的短篇小说文本的“主人公”，让我们在这一文体中感知、体悟到一个时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无论是阿来一直以来对植物的钟情，还是近年来“探黄河”“访东坡”的文化行旅，他始终从“格物”而走向“致知”，将对外部世界的探寻而漫溯至“心法”，于小说文本中生发出别样的叙事结构及精神肌理。从这一层面上看，阿来、汪曾祺等作家对于器物、风俗、季候的专注描绘，皆为以心驾驭的“无形之手”赋予短篇小说千变万化的“审美形构”。
可以说，作为文学叙事的两种最重要的文体，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纠结”和“缠绵”，构成了叙事审美异质性品质的独特观测点。在其内部，无论是“人”还是“物”，均是“有意味的结构”，随其浮现、铺展开来的，是它们背后所展现的生命个体的生存“图层”与精神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一面寻找“赋形”的规律，一面也在尝试探索一种“作为方法”的短篇小说写作。它的叙事元素或因素，并非暮色残照里的余晖，而是不断破茧而出、摆脱窠臼的新生命，最终横空出世，独自逍遥。以精神内蕴与情感质地生成的“无形之手”来形构短篇小说的审美形态，必将焕发出无限迷人的艺术魅力与值得期待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