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羽墨：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
写作者经常会产生一种错觉，面对自己的作品不敢上前认领，不相信它们出自自己之手，就像现在这样。当我回头打量《落水狗》和《作家的忏悔信》这两个小说，感到十分陌生，不止是语言上的陌生，更有心境上的。它们一个温情，一个冷峻，一个外拓，一个内审，看似截然不同，却是在同一时间段写下的。事实上，我从未写过《落水狗》这样温情的小说，这只能说明，在当前萧瑟的人生阶段，我很渴望温暖。这两个表面上色调不同的小说，说的其实是一件事——作家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
《落水狗》这个小说来自对记忆的唤醒。某天，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条新闻，一对乡下老人因为要进城生活，偷偷将自己养的狗遗弃在了老家，被遗弃的狗对此一无所知，每日守着破旧的房子，等着主人归来。这让我想起小时候，我家对门老人养的一条老狗。因为是村口第一户人家，我们家从来养不活狗，任何狗进我家，都会被行窃的小偷盯上，在背地里下药毒死（只有毒死我家的狗，才方便进村行窃）。由此，对门家的那条老狗肩负起了守卫两个家的任务，不论刮风下雨，它都是这边门口蹲半天，那边门口蹲半天。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其实是我的儿子，我以小说的形式，让儿子替我回到了梦寐以求的故乡，而奶奶的形象，则是目前在老家独居的我的母亲。不愿进城生活的母亲，很像一条被遗弃的老狗。这是我这些年写过的最温情的小说，没有之一。
第二个小说，也是关于回乡的，不同的是，这次回去的不是人，而是将死的一位作家的灵魂。在临死前，我让自己的灵魂替自己回到故乡，向那些曾被我伤害过的土地、伤害过的亲人以及伤害过的爱情道歉，以赎清自己的罪过。在这个小说里，我对作家的职业进行了批判。作家无能，即便从事虚构的行当，也不是想批判谁就批判谁，想让谁过得糟糕谁就过得糟糕，想让谁死谁就必须去死，即便那是一个罪有应得之人，也不能替生活宣判他的死刑。恰恰相反，你要对自己写下的一切负责，因为有一天，你所虚构的一切会找上门来，那些撒过的谎、辜负的事物，会伴随你的一生。我写的是，一个作家如何跟自己创造的世界隔纸相望，如何跟自己的内心隔纸相望。也许一个人对自己做（写）下的事全不在意，没有任何东西能影响到他，然而，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或许能宽恕世上所有事，唯独宽恕不了自己。此种心境，莫言在小说《蛙》中的一段话说得十分准确：
既然写作能赎罪，那我就不断地写下去。既然真诚的写作才能赎罪，那我在写作时一定保持真诚。
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小说算是我的回归之作。因为过去的三年，我一个小说都没写。并非无字可写，我是被远比文学更加重大的东西攫住了。那些东西因为过于沉重和庞大，会让人陷入不可抗拒的虚无，让你觉得世界那么地荒诞，那么地无从掌控，人的生命那么地渺小，那么地转瞬即逝。
我今年四十了，已届不惑，却困惑无比。以现在的生命为节点，我可以把自己划为三段。一段是十九岁以前，那时候我在山里生活，不知外面世事。之后是十九岁到三十六岁，我开始进入社会，见了一些世面，但依然懵懂。再就是三十六岁到现在。更简单一些，则可划分为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以疫情为界，我们的生命恍如隔世。
三年中，我失去了一位同村发小和一位大学校友。人到四十，我们这一代“80后”，逐渐成为了吊丧的主力军，这种事原本是不足为奇的。过去那些年我曾因多位亲人的去世感到过悲伤，但都没这次这么强烈，因为那些亲人都是长辈，基本到了该去的年龄，而他们，跟我年纪相仿，不应该这么早告别这个世界。文学是反映疾苦、表达内心困惑的，如果没有疾苦和困惑，我怀疑这个世界是否还需要文学的存在，可一旦悲伤的情绪超出了某个限度，连表达也是无力的，就不存在文学书写了，剩下的只有沉默与无言。真的无话可说啊。于是，我去翻阅史书，读各种地方志，在过去的历史和人物中去寻找答案。然而，还是迷茫，尽管很多事、很多人的名字像刀刻一样被写进了史书，但并没提供出路。他们只是记载而已。这时候，我没想过去读文学著作，因为文学已经不能满足我，那些文字太过自我，太过于艺术。过于艺术的东西，总是带一些假的。
可文学始终是我内心难以割舍的部分。想到过去对于文学的思考，对那个终极问题的追寻，文学究竟为何，我为何而写？这是所有写作者都要面对的问题，大而无当，大而无控，即便是载入文学史的大师，很多都回答不上来，或者说，无法提供准确的答案。这期间，我碰到了一本书，周同宾的《皇天后土——99个农民说人生》，是首届鲁奖的获奖作品。那是一本散文集，可我并不是当散文在读的，作者似乎也并不是当散文在写，它近乎一本民间的《史记》。这本书让我对过去的方法论和各种所谓文学思潮进行了反省，内心震荡极大，它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闯进我的生活里来的。一本书遇到它的读者，也是一个重大的文学事件。它让我的很多疑问迎刃而解了。
在经历了差不多十年的业余写作训练和不止十年的有意识阅读之后，我对文学的理解越来越简单了，诉求也越来越朴素，再不去想这主义、那方法论。我要为那些在大地上存在过却又被人无限忽略的生命而写，这之中当然也包括自己，我正是卑微生命的一部分。试想，若没有鲁迅，谁会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祥林嫂，谁会记得一个唠唠叨叨的乡村妇女；没有沈从文，当下的新潮青年谁会记得沅江曾存在的水手和妓女？至于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吉马朗埃斯·罗萨的父亲，他们要不是被伟大作家写进书里，不但世人不会知道他们，就连他们的后代，也会忘了祖上曾出过那样一个人。那些平凡的小人物不是因为活过被人记住的，而是因为书写被人记住的。一样东西如果不被记下来，完全可视为不存在，这也是文字被发明出来的初衷。那么多从生命中经过的人、经过的事，从眼前闪过的景象，也应该被记下来，记下来就永远活在我们身边，此事，除了写作，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做到。记下生命，对抗虚无，是我写作的唯一动力。
前辈大师告诉我，走哪条路都是歧路。可他们又说，往哪走都是往前走。只要迈开脚，慢慢挪步，就有别的可能。于是，我重新出发了。为他们，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