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琼：关于“新大众文艺”的三个关键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对于“新大众文艺”如何理解、怎么把握，学界和业界讨论之声近来不绝于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本质上是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赋能下，人民大众从文化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创作主体、叙事主体和传播主体的生动形象的历史性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中国人民自强自信的文化品格。它不仅是文艺形式和审美范式的革新，更是文化叙事权和文艺生产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
“新大众文艺”表现为“文艺”，其根在“大众”，魂在“新”。本文拟从作为“文化现象”和作为“文艺创作”两个层面，对新大众文艺的“新”“大众”“文艺”的三个关键词稍作辨析。
/ 一、“新”：时代性、技术性和范式转换/
“新”是相对而言。任何“新”都由“旧”而来，是在与“旧”的比较中形成。怎么区别“新大众文艺”的“新”？笔者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以及新华社等大众传媒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大致如下。
一是创作主体之“新”。这是最本质的新变。研究者普遍认为“新大众文艺”打破了传统文艺由专业、职业精英垄断的局面，实现了“人民主体性的回归”。人民是文艺的剧中人，也是文艺的“剧作者”，“新大众文艺”从少数人“为大众写”转向大众“自己写”。“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结构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宽泛、更加多元，既有外卖员、家政工、农民、退休教师，也有机关干部、学者、商人，可谓五行八作、应有尽有。这种转向也体现了文化叙事权的转移。话语即权力。有文章指出，“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从“被代言”到“自我表述”，标志着人民大众文化水平提高，最平凡最普通的人掌握叙事话语权，“我手写我心”，象征着人民大众的精神思想的一次解放。[1]
二是内容形态之“新”。这是最生动的新变。“新大众文艺”不再一味执着于“宏大叙事”，而是更聚焦于普通人（“我自己”）的真实生活，作品往往取材于柴米油盐、职场经历、乡土记忆，带有粗粝的颗粒度，具有真诚质朴的情感，记录生产生活的细微经验，成为时代的微日记。“新大众文艺”的话语形态实现了从宏大叙事到个体叙事，这是历史聚焦的转移。“新大众文艺”摆脱了近现代以来长期高悬在中国人头顶上方的西方现代性逻辑和落后焦虑的情感结构，不再以西方为标准，而是从自身出发，从中华文明长期涵养的主体性视野出发，讲好中国故事。从“远方”到“自身”，从帝王将相、武侠神魔到日常生活，大众不再卑微渺小或隐身，而是作为历史的主人公，将自己的面容、经历和悲欢推向了舞台中央，建构自己的话语和评价体系。
三是技术赋能之“新”。这是推动新变的物质动能。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核心动能，它重构了文艺生产和传播机制。前者依托短视频、微短剧、网络文学等新业态，生成媒介融合的叙事形态，实现语言、音乐、图像、视频等元素的跨界融合；后者通过弹幕、点赞、转发、打赏等互动方式，从“你说我听”“你写我看”变为“共建共享共评共传”的“集市”传播模式，从单向传播变为交互共创，产生交互体验。互联网高速发展，推动中国社会进入深度信息社会，为经济社会运转注入了强大动力，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各类大小网络平台，成为大众沟通、娱乐、学习、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渠道。由于操作门槛低，发表和传播快捷便利，它们迅速被人们掌握，并被广泛使用。在这种传播条件下的网络文学、摄影、微信、微博、短视频、微短剧等获得极大发展，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大众文艺”风起云涌、蔚然成观。
除此“三新”之外，笔者认为，研究者还可以进一步从“范式转换”这一角度来探讨“新大众文艺”的新变。其一，“新大众文艺”实现了从“为大众创作”到“由大众创作”的转变，打破了精英垄断的文化生产闭环，实现文化叙事权的“下沉”与“平权”。其深层动力是“表达欲”和“对抗异化，重获主体性”的内在需求。其二，“新大众文艺”实现了从“宏大叙事”到“个体叙事”与“圈层叙事”的转变，聚焦微观日常、个体生命体验，形成了基于兴趣、审美和价值观的“数字差序格局”，也即新圈层。这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叙事逻辑从“追赶西方现代性”回归“中国自身经验”。其三，“新大众文艺”实现了从“单向灌输”到“交互共创”的转变。弹幕、评论、二创、打赏等机制，使文艺作品成为“未完成”的开放文本，传播过程本身就是意义再生产的过程。其四，“新大众文艺”展现了“压缩时空”下的多元共存，是“压缩时空”下的社会结构的鲜活镜像。文艺的“时代性”在此体现为一种混合性、流动性和内在张力。
有社会学家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农业、工业、信息、智能五个时期。从整体性角度，绝大多数国家在这五个时期的分布都不均匀，每个时期的转换固然有哲学意义上的量变性转变，同样有许多难以预料的质变性突变。以中国历史为例，存在质变性突变。中国历史悠久，发展时期不平衡，“原始”和“农业”两个阶段占时较长，“工业”时期较短，当一些地区甚至还没有完全进入工业社会，整个中国已经迎来了信息时代。“压缩性”“叠加性”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特点，也可以理解为某种时代特征。时代是历史概念，也是哲学概念，指具有特定社会性质、发展特征和历史任务的历史阶段，它不是简单的时间刻度，而是由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文化形态、精神风貌等要素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在文学和文化批评话语里，研究者会经常使用“时代性”，用以指征时代特征在具体事物特别是精神文化产品中的体现和反映，如文艺作品所承载的时代精神、时代风貌、时代问题。
关于时代和文艺创作的关系，学界通常认为具有四个要点才符合文艺发展规律。一是“时代性”，通常包含了历史方位感、现实问题意识、时代精神气质、时代审美特征等核心要素，即要求文艺创作保持与时代同频，发挥“风向标”和“晴雨表”功能。二是历史性，不同历史时期会产生不同的文艺形态和精神风貌。三是人民性，优秀的文艺作品书写人民大众的伟大实践、进步要求。四是创新性，每个时代都有符合时代特点的文艺创新样式。当信息技术与社会深度融合，必然会重塑社会关系，产生新的生产方式、文化形态和精神风貌，并反映到文化文艺领域。“新大众文艺”因此“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互联网和新技术赋能下，突破文艺创作传播惯有路径，“剧中人”和“剧作者”交融互渗，实现“群众写，群众唱，群众演，群众看”，大众自主参与。
毋庸置疑，“新大众文艺”也有“圈层”，它依托互联网建立虚拟社群，取代传统中国以血缘、地缘为中心推己及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兴趣、审美、价值观聚合的“圈层”，如二次元、国风、电竞、诗歌、粉丝社群，成为信息社会或者说互联网时代的文化消费与生产的基本单位。这些“圈层”即社会学意义上的集群或族群，同样呈现出一种“新差序格局”。在各圈层的内部，以类而分，存在着细腻的符号系统和身份认同。研究界需认清“新大众文艺”的聚合动力和发展路径，对其审美信仰细加甄别。
/ 二、“大众”：主体觉醒与共同体再造/
“新大众文艺”的“大众”涵括了工农兵学商干以及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等各行各业。尽管他们的创作水平或有高低，作品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这种自觉、自发、自主参与创作的民众基础深厚广大。“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使“劳者歌其事”这一自19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文化追求，得以延续到当代社会生活之中。“劳者”即大众，当下语境中，既包括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脑力劳动者。
一是大众从被动的“受众”变为能动的“新文化主体”。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里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2]文艺活动也是人类灵魂中最深沉的一种活动，情感表达是文艺的核心驱动力。历史学家关心的是社会精英的知性生活，可是他们无法否认农民和工人也有自己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海德格尔曾说，人是通过语言“去蔽”，让存在得以显现。[3]卡西尔则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4]。人的表达冲动是人作为“符号的动物”的本体论需求，即人必须通过创造符号，如语言、艺术、仪式，来确认自我存在、构建社会关系并赋予世界意义。
经过近半个多世纪的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性加强，移民化、高强度、快节奏的劳动生活催生了大量劳动者的“原子化”生存状态，强化了人的“表达欲”。许多出身劳动一线的创作者表示，创作之初并无物质回馈，在逼仄宿舍中的表达欲、“被看见”的渴望，是创作的重要动力，他们以写作对抗异化，重获主体性。[5] “大众”由被动的受众变成主动的创作者，文化叙事权重新回到大众的手里。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大众群体也即文化主体诞生。主体之变带来文化之变，主体的总体之变，必然带来本体之变，他们将塑造出新的文艺气象，产生新的社会文化。
二是文化主体的四个“转变”。“新大众文艺”的大众，既是个性化的、非组织性的，又具有明确、坚定的精神追求。与容易涣散的“乌合之众”不同，他们不再是被定义的“他者”，而是自我定义的“我们”。他们通过创作和互动，参加国风圈、粉丝群，构建新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共同体，从文化传播链条中的被动“消费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和“共创者”。这是新型的觉醒的文化主体，通过身份、参与方式、权力关系、审美标准等变化，重构了文化场域。具体说来，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身份角色的转变。过去，大众主要是消费者，他们被动接受由专业机构如出版社、电视台、唱片公司生产并推广的文化产品，被“投喂”、被形塑。大众的反馈通常滞后，且难以直接影响创作生产。如今，大众既是用户、粉丝，又是创作者，他们通过弹幕、评论、二创、同人作品等方式深度参与内容的生产与传播，甚至能反向影响剧情走向。其二，参与方式的转变。过去大众参与文化生活的方式主要是观看、收听、购买。大众与作品之间的互动是单向的，隔着媒介机构。如今，大众的参与方式是互动、玩梗、共创。例如，弹幕文化让观看变成一种集体吐槽和社交行为。其三，权力关系的转变。过去文化叙事权掌握在专业机构手中。他们决定生产什么、如何推广、何时生产，大众的选择权有限。“新大众文艺”则把权力下放给了大众。流量和热度成为衡量标准，大众的“用脚投票”直接决定了作品的生死。创作者需要时刻关注用户反馈，甚至根据弹幕和评论调整后续内容。其四，审美标准的转变。大众文化通常追求普适性和标准化。作品往往试图迎合最广泛的群体，风格相对统一。“新大众文艺”则强调圈层化和个性化，不同圈层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和话语体系，作品不再追求“老少咸宜”，而是精准服务于特色社群。据统计，网络文学作者已累计超过3000万人，日更1.5亿字；短视频用户规模10.40亿，日上线突破1.3亿条……[6]这些庞大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多样的创作主体，是向世界讲述“我们和我们的故事”的热切愿望。他们成长于快速发展的中国，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平视世界，善于通过复杂的媒介技术表达自我、获取认同。对于这些活跃在互联网语境中的文化主体，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专有，而是大众的文化。这种转变，让文艺创作变得更加鲜活生动。
三是“大众”的蓬勃生命力。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时期，瞿秋白就认为，激发大众的主动性、参与性，决定了文艺大众化最根本的生命力。
从现实看，这种生命力来自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与独特。中华民族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数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实现了摆脱贫困、乡村振兴、城市化进程、经济全球化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压缩时空”带来的历史巨变，以空前的广度改变着中国人的命运，也以空前的深度渗透到人们的心灵世界。在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巨变洗礼中，每个人都见证着、创造着、奉献着，在时代的沃野蓬勃生长着。宏阔伟大的时代经验与激荡丰饶的现实生活，让一个个来自基层的创作者从生活现场走上文艺舞台，成为普通人的代言人，也成就了作品的丰富、生动、刚健、清新，也让更多人在文艺创造中看到自己、触摸时代。正如鲁迅曾说：“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7]
从外部看，这种生命力来自媒介变革引发了技术赋能与文化平权。近20年，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普及，数字阅读兴起，数字媒介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互联网空间，“英雄不论出处”，不论写作者是教师、医生、公务员，抑或工程师、企业家，乃至保洁员、农民、矿工，只要心怀热爱，创作与发表都不再遥不可及。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成为故事的讲述者，也必不会缺少倾听者、共鸣者。文化的生产力、创造力空前解放，专业文艺与大众文艺破壁交融，文艺与时代、大众与文艺，实现了共生、共创、共享。
从内部看，这种生命力来自创作主体的文化自信与表达自由。任何一次文艺浪潮兴起，都是一个时代精神气象的反映；任何一种潮流涌动，都体现了人民大众整体的文化选择。时至今日，亿万大众既是创作主体，也是叙事主体，既是受众主体，还是传播主体；大众对文化的多层次、多方面需求不断被激活，以前所未有的能力、规模和热情，深度参与文艺的创造，抒写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共同促成了“新大众文艺”在互联网时代拔节、生长。
/ 三、“文艺”：本源回归与经典可能/
“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打破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文化生产模式，也对文艺是否需要具备边界清晰的专业领域这一问题提出了质疑。这种新现象迫使理论界重新思考文艺形式的传统积累与大众喜闻乐见之间的关系。“文艺”在这一语境下，首先回归了其最本源的功能：再现和表现功能。“新大众文艺”为行进的中国留存了最鲜活、最丰富也是最可靠的经验。新的时代赋予劳动者更丰沛的信息量，让他们在创作上接续“源于生活”，体认隐藏在日常之下的生命经验，并表现在文艺作品中，让新题材、新技术、新传播不断涌现。
“新大众文艺”根植于农业、工业、地方文化与市井生活的肌理，以贴近百业的丰富性和来自生活的烟火气引发共情和共鸣。“新大众文艺”的汪洋大海，是孕育文艺高峰的最佳土壤和人才库。当无数普通人从生活深处打捞经验、真诚表达时，其中蕴含的独特视角、原生动力和丰富素材，具有产生时代经典的巨大潜能。专业与业余的边界将被重新定义，笔者相信，新的文艺经典，会从这样一个与故事和经验关系最密切的群体中诞生，感召广大人群，凝聚强大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新大众文艺”重建了文艺与人民和生活的关系。它最革命性的意义在于，实现了创作主体与生活本身的“零距离”。创作者就是生活者，作品是生命经验的“直给”。这为整个文艺生态重新锚定了“真实性”和“烟火气”的价值坐标，对脱离生活的专业创作形成了倒逼和反思。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文艺创作中，再花哨的奇技异巧，也难以弥补生活素材上的根源性匮乏。各行各业的创作者捧出了令人惊艳、打动人心的创作。他们不谙熟高深的艺术理论，也不掌握精妙的创作技法，他们所仰仗的，正是那多姿多彩又取之不竭的唯一源泉——生活。在宁夏西海固，农民单小花守望田野，记录“苔花如米”的希望绽放，患病青年马骏在炕头写作，为自己赢回“骏马奖”；在广东东莞，烧烤摊主温雄珍从夜市的喧闹里窥见诗意，清洁女工王瑛划动手机屏幕，用备忘录书写“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在湖南清溪村，《山乡巨变》的文韵连着当下村里的新生活，由众多乡亲和作家们共同续写……此外，汉服运动、戏曲改编、民间故事IP化等，青年一代用现代语言重新诠释文化符号，构建“当下的传统”。快手、抖音上大量乡村内容创作者，既展示了真实的乡土生活，也塑造了一种“数字乡土美学”。网红、UP主、网文大神成为连接机构性文化与大众需求的节点，他们既是文化生产者，也是社群组织者，部分承担了传统社会中文化诠释与传播的功能。
费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觉”，强调文化主体在全球化中保持自我反思、创新发展的能力。新大众文艺中的“国潮复兴”“非遗活化”“乡土短视频”等现象，正是这种意识的生动体现。在更多的地方，有更多的人，或写作或拍摄或歌唱，勇敢地拥抱文艺创作。他们的作品里有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有沁人心脾的泥土芬芳，有众多眸子里折射出的五光十色的时代光景，若将他们的作品放在更加漫长的时间轴上，不难发现其距离生活是前所未有得近，故而引起了更多心灵的共鸣。八十多年前的延安，时代所呼唤的是文艺工作者告别“大洋古”，走向更真实、更宽广的生活。文艺向群众走去，为群众代言，从群众的生活中汲取源头活水，再奉献于群众。而今，却是文艺从群众中走来。众多的劳动者，无需“被代言”，从此“自发声”，他们的创作与自己的生活“直连”，不加曲折转接，自此奔流而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大众文艺”的实践是对文艺“唯一源泉”的一次历史性创新。时代的发展，为普罗大众从生活深处“探源”的创作行为，赋予了空前的文化基础、技术便利和传播优势。自此，人人可创作，生活即创作。文艺借时代之力，与自己的本源紧紧相拥。文艺的人民性，也因此得到最直接的彰显。
“新大众文艺”倒逼专业创作重获生机活力。“新大众文艺”应时代的发展而生，因大众的文艺需求而红。当广大群众交口称赞其原汁原味的生活感时，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工作者们，也当从中有所思、有所悟——“新大众文艺”越获得广泛而热烈的欢迎，越证明对文艺作品中生活本味的需求，未被充分满足。一些作家以段子拼凑作品，将文学对生活的摹写“降格”为网络消息的二传手；一些影视作品“悬浮”于生活之上，所呈现的故事与场景让观众连声喊假；一些创作者钟情套路，将复杂生活简单化、脸谱化、公式化……凡此种种，追根溯源，皆是由于创作者脱离了生活这一源头活水，面对纷杂世象，他们或是无力把握，或是选择躺平，遁入闭门造车甚至粘贴抄袭。当下“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我们不妨以此为契机，重建文艺与生活、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8]大众创作与专业领域的碰撞与融合，也有望催生出前所未有的杰作，这种可能性引人遐想。
“新大众文艺”不仅是一种文艺形态，更是一种生产方式。审视当下的“新大众文艺”，笔者既惊叹于技术带来的文化民主化活力，也忧虑于碎片化对社会整合的挑战。文艺不仅是娱乐，更是社会结构的镜像与塑造力量。在流量与算法席卷的今天，更需要一种“文化自觉”，在拥抱新形式的同时，不忘追问——我们通过文艺要构建怎样的社会关系？传递何种共同体理想？如何让技术时代的大众文艺，既能承载个体表达，又能缝合社会差异，最终走向文明图景？“新大众文艺”是时代的技术浪潮、社会的结构变迁与人民的内在需求同频共振的产物。它展现出惊人的活力，但也伴随着碎片化、娱乐化、算法支配等挑战。对于个体，它是确认存在、表达自我、寻求认同的途径；对于社会，它是感知时代脉搏、凝聚情感共识、促进不同群体对话的公共空间；对于文明，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民间实验场，是塑造现代中国人文精神、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动景象的活跃前沿。
因此，理解和推动“新大众文艺”，需秉持一种“建设性陪伴”的态度。珍视其人民性内核，保护大众自发创作的热情与空间，提升其艺术性与思想性，通过良性引导和机制建设，助其从“生活纪实”走向“艺术提炼”，从“情感宣泄”走向“思想沉淀”。驾驭好技术双刃剑，在利用算法和流量扩大影响的同时，警惕其带来的“信息茧房”和价值扭曲，探索更有利于优质内容浮现和公共对话形成的技术伦理与平台规则。
此外，“新大众文艺”有各种层次和不同圈层，其中大多数创作者都是非职业化创作，面临着“生存缺乏资金支持”“作品缺乏展现和表现渠道”“个体缺乏价值认可”等问题，从政策层面和组织层面，如何分众施策、精准扶持，如何提供培训、传播、资金、评价等支持，进而不断巩固、壮大和提升新大众文艺群体，决定着“新大众文艺”起跳的最终高度。
注释
[1]参见尔冬：《新大众文艺，新在何处？》，《人民日报》2025年11月13日。
[2]（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66页。
[3][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第366页。
[4][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5]参见周珉佳：《城市文学的下沉视角与新大众文艺语境》，《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9期。
[6]任姗姗：《文艺的大众化，一以贯之的文化追求——新大众文艺观察（中）》，《人民日报》2025年12月9日。
[7]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