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顺天：新世纪生态文学的叙事嬗变与文学史建构
新世纪中国生态文学以鲜明的现实介入性和叙事嬗变，体现了从自然抒情到生态批判、从单一文类到跨文体实验、从个体反思到主流话语互文的多维转向，形成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创作理念和文学史的书写逻辑。生态文学的叙事嬗变对新世纪文学史建构的启示在于，文学史书写必须建立动态的认知框架，既要关注文本表层的审美革新，更要把握其深层的话语转型；进行文学现象的历时性梳理的同时，也要展开共时性的理论建构。正如张清华所言：“文学的历史与一切历史一样，都建立在观念和材料两种元素之上，而且都需要‘叙述’，需要‘实证’，需要用精神、思想和逻辑‘照亮’和‘统摄’这些材料。所以，我们必须不断返回历史现场，又要不断从历史中抽身，以‘当代’的视域与主体性不断重建其谱系。”（1）当我们将生态维度纳入文学史视野，就意味着扩展研究范畴、变革认知范式——从单一的人文视角转向生态整体视角，从线性进步史观转向危机反思史观，从审美自律性研究转向话语实践性考察。确立生态维度作为文学史书写的元维度，要求以生态意识的发展脉络作为贯穿文学史的核心脉络，将文本的生态价值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评价体系。在此视域下，新世纪生态文学的叙事嬗变在展露文学形态的自我更新的同时，引向文学史书写范式的生态转向。因此，本文将新世纪以来的生态文学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生态批判、文体实验、话语重构这几个切口，尝试梳理它在历史进程中的线索，以及在美学层面带来的改变，并进一步分析个体写作文本与主流话语之间的复杂互动，最后讨论如何为这一时期的生态文学书写提供一种进入历史叙述的可能路径。
一、自然书写与生态批判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生态文学在审美趣味、伦理关切及文化反思这些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它虽然带着20世纪90年代自然书写留下的田园抒情式的叙述习惯，但也因为全球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国内环境治理矛盾不断加剧，生态文学慢慢不再满足于描写田园风光，也不再只是表达对自然的依恋，而开始用一种更具批判性的方式介入现实。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对现代性逻辑的持续追问。有研究者把这种叙述位置的转移称作“第三次文化裂变”（2），即当资本和技术大规模进入乡村，文化层面也会出现新的对抗形式。而生态文学正好就是这种对抗的文本实践，不仅揭示那些看得见的环境破坏，也在推动人对自身价值的重新审视。
生态文学始终保持着一种问题意识，它不信任现代性的许诺，也对人类中心的思维方式保持警觉。在问题意识的主导下，生态文学写作的重心随之位移。集中表现在从单纯写自然有多美，转向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从写个人在自然中的经历，慢慢延展到对整个文明逻辑的发问。从价值立场上看，比如动物小说这种文类，一直在努力进入动物的生存处境，但因为叙述视角的限制，终究无法与之共情，完全跳出人的理解框架殊为不易。像沈石溪的《狼王梦》表面上是在写狼群的权力更迭和生存法则，但叙述者始终带着人的目光，投射了不少对人间问题的理解。这种呈现虽然基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但参照系仍然是人的认知。姜戎的《狼图腾》同样以狼作为叙事对象，在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理解上，囿于己见，仍将其视为独立于人类利益之外的存在。小说中毕利格老人对腾格里的信仰，实质上是把生态整体观念转化为文化表达。这种将人放在生态链条中来理解的叙事角度，与动物小说有着本质区别。自然文学往往通过抒情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一书中，通过对二十四节气的观察，勾画出田园般的景象，这是知识分子面对现代生活带来的疏离感时，在文字中营造的精神寄托。苇岸的生态意识更多停留在审美层面，未能真正触及结构性的矛盾。相比之下，生态小说直面工业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冲击，跳出了自然书写的抒情套路。就叙事结构而言，动物小说往往沿着时间线索讲述一个物种的命运，自然文学则依靠意象的叠加营造氛围，而生态小说需要处理的是复杂的生态系统关系。
新世纪生态文学的批判锋芒，首先指向启蒙以来形成的工具进化论。工具理性将自然视为征服对象，把文明的进步等同于对自然资源的不断索取。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将生态危机与文明危机并置，通过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妻子的回忆，把驯鹿迁徙路线被迫改变这一事实，转化为现代文明对游牧文明的生态冲击。随着定居点房屋的陆续兴建，传统的桦树皮“撮罗子”逐渐被拆除殆尽。这一变迁不仅意味着居住方式的更替，更标志着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原初的直接感知正在悄然消退。生态文学还有一个批判对象，就是资本怎么靠着重新摆布空间，把人逼成生态难民。陈应松的《森林沉默》借半人半兽的猴娃视角把森林生态系统一步步垮掉的过程串联起来。小说在审视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延伸出诸多具有人类学意味的思考。到了赵德发的《人类世》，这种反思扎得更深了。过度开采、核污染这些东西弄出来的地质乱子，让人回过神来，那个所谓人类例外论，那种认为人类可以超脱自然规约的例外论幻想，在此被彻底颠覆。纵观新世纪生态文学的批判实践，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中国文学正在从看景赏物的审美传统，逐步转向探讨生态政治的写作范式。
二、叙事嬗变与跨文体实验
新世纪以来，生态文学的创作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影响着文学史如何理解这类作品的价值。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0年到2010年前后的解构期。这一时期，许多生态作品通过揭示现实问题，对传统文学史中人类中心的写作逻辑提出质疑。与过去聚焦启蒙思想、社会发展的叙事不同，生态文学将视野投向更漫长的地质时间，细致剖析制度层面的困境，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人类至上的观念基础，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生态危机与文明演变之间的深层联系。第二个阶段是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可以称为实验期。生态危机的加剧让传统现实主义写法陷入被动状态，于是一些作家开始尝试打破文体界限，把生态主题引入文学史写作的材料里。第三个阶段从2020年延续至今，可称为重构期。这一阶段的生态小说，试图将传统里的生态想法，转化为更理性的书写实践和多义的话语表达。这几年的生态小说，不少作品都在尝试把传统里的生态想法，转化成今天讲故事的方式。文学史写作也更多转向地方性的视角。作家们在反思文明的过程中，努力挖掘那些被遗忘的文化记忆，把地方性知识重新带回文本，让生态伦理拥有了历史的纵深感。有学者指出，“生态文学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它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描写，深入探寻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3）。这几年中国生态文学各种文体的尝试里，科幻小说的星际想象、非虚构写作、生态散文这几条路，都让生态文学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把人放在绝对中心的位置去考虑问题。这些尝试一方面在文学史的写法上，重新设定了生态叙事的参照系，另一方面在美学层面，也从单纯描绘自然转向了更具生态思辨色彩的表达。
谈及生态叙事，科幻文学这几年带来的变化令人瞩目。它把故事放在宇宙这个尺度上来讲。以前人类觉得自己能掌控生态系统，现在变成了星际间一个普普通通的物种，这就在认知层面动摇了启蒙运动以后一直很牢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且，科幻作品也不再将人类历史当作唯一的时间线索，连地质年代里的那些生态创伤，也被写进了文学里。像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就把“黑暗森林法则”当成宇宙社会的一条基本规则来写。小说里的程心，她心里有爱，想着为人类好，但放到宇宙这个背景里，她这个想法反而把事越弄越糟。这样的情节安排，实际上既对启蒙理性提出了质疑，也对人类中心主义做了解构。陈楸帆的《荒潮》将地域性的书写和赛博朋克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生态美学。小说虚构的硅屿岛，其实是以现实中贵屿镇的电子垃圾处理场为原型，它像一个微型剧场，上演着技术资本主义吞噬生态系统的戏码。作家有意营造一种混杂着垃圾味道的美学，以此揭示后人类时代生态的境况。这种文化上的杂交叙事，打破了西方生态批评里那种追求纯粹自然的倾向，也让底层存在的生态殖民问题暴露出来。
非虚构写作和生态散文的兴起，意味着生态叙事正在从宏大的话语体系，转向更贴近个人经验的微观视角。生态问题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过去环境文学那种污染与治理的简单套路，难以厘清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非虚构写作把田野调查、口述史和影像叙事结合在一起，从三个层面改变了生态书写的面貌。一是用个人的真实经历代替空泛的宏观叙述，把生态灾难还原成一个个具体生命的伤痛记忆；二是通过挖掘地方性知识，把那些被现代化进程抹掉的生态智慧重新找回来；三是借助跨媒介的叙事方式，解决生态危机难以被充分表达的困境。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用田野调查和访谈对话的复调方式，通过老贵叔、潘水、县水利局副局长等人的讲述，呈现乡村生态破坏的现状。作家以冷静的笔调，记录化工厂排污、过度采沙对河流的污染，“静止的、死亡的、腐败的淤流、没有任何生机。如果你在这个村庄长大，怀着美好的记忆来寻找你童年生活的影子，看到这个坑塘，你一定会流泪的”（4）。这种去抒情化的写法创新了叙事，可视为对生态灾难日常化的美学回应。
随着数字技术越来越普及，生态文学讲故事的方式较过去更显激进。像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这类东西，不停冲击着文学原有的边界。有的作者开始在写作里尝试碎片化的结构，不讲完整的故事。他们还把文字、图像、声音予以拼接，用超文本的方式重新组织文本，展现了生态话题的不同书写面向。儿童文学或者类型小说里也能观察到一些大胆的尝试，故事里混杂着对伦理的思考。胡冬林的《山林笔记》把博物学笔记、野外观察日记和小说的写法糅合到一块，他从2007年到2012年，一直在长白山做田野考察，记下那些鱼虫、鸟兽、花木、菌类，写出来的不只是符合学理的生态链条，还带着文学才有的那种丰富色彩。他这种写法一边有科学根据，一边有个人感受，把自然写作里原来分得很开的主观抒情和客观记录糅合到一起了，文字成了连接理性和感性的桥梁。过去环境文学依赖的叙事框架，在新媒体时代已经很难引起读者共鸣，这些形式创新的深层意义在于重新塑造了人们感知生态危机的方式。
三、个体与主流的互文性实践
生态文明建设这些年一直在推进，审视新世纪以来的生态文学，可见个体表达与主流话语常呈交织状态。这种纠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作家想把宏大的生态理念写实在，转化为读者可感可知的文学形象；另一个是他们挖掘地方性的知识，融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态治理经验，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讲那些主流话语。在文学想象与现实治理相互渗透的过程中，作家们以绿水青山为叙事线索，对宏观的生态治理思路作出回应的同时，也保持着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反思。正是这种平衡，形成了新世纪生态文学带有本土印记的表达方式。
个体表达与主流话语的相互渗透，在文学层面首先体现为对生态文明这一核心理念的重新讲述。当技术治理越来越依赖指标和数据来衡量一切时，文学叙事试图用情感的温度和道德的引导，为生态治理注入更多属于人的思考。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将叙事空间置于金瓮河保护区，借着候鸟迁徙的视角看自然。透过这一陌生化视角，文件中抽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被还原为具体生命的生存图景。那些在政策执行里容易被忽略的价值冲突，也在候鸟的翅膀下露出情感的温度。针对生态治理里过度依赖技术的倾向，不少当代作家开始重新打量地方性知识的价值，试着从传统的自然观念里找应对当前问题的思路，给生态保护实践提供更包容的参照框架。阿来写《云中记》讲的是地震过后村寨要搬迁重建的事，祭师阿巴留了下来，他信老辈人传下的那些东西，想用一种精神记忆的方式去修复那片土地。他在废墟之上焚烧柏枝、诵读祷词，此举不同于物质层面的灾后重建，而是试图依托传统仪轨，修复人与自然、人与天地之间断裂的精神联结。书中被地震摧毁的山林，不仅是地表之创痛，更是心灵之伤痕。石缝间重生的草木，既象征天地的自我疗愈，也隐喻幸存者对文化根脉的坚守。
新世纪以来的生态文学创作，大体沿着两个方向在走。一个是拿西方的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当底子，试着把它糅进中国的语境里。另一个是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这类传统观念，给出新的当代解读。葛水平的《活水》写山西一个乡村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当下的变迁。西方环境伦理与中国本土生态观念在此交织融合。贯穿全书的那条耐受河，不单是一条地理上的河，更像是人心里的那种牵挂，河水清浊的变化，跟村里人对故土的念想裹挟在一起，从而生动诠释了道家顺应自然的哲学意蕴。文本保留了深厚的乡土文化底色，并警示我们，环境议题最终需落脚于具体的土地实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治理也得照着这个来。艾平笔下的草原生活则呈现出另一种风貌。在《隐于辽阔的时光》中，她将古老的生态理念转化为具象的当代实践。牧民坚持轮牧的智慧，对打猎规矩的敬畏，还有相信万物有灵的信念，在书里都成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实践。新世纪的生态文学就是在个体和主流的互动中往前走。它把官方的政策语言，转化成有诗意的表达；从民间的智慧里，挖出伦理的价值；还把中外不同的思想资源，融合在一起。在此过程中文学的书写共同支撑起了绿水青山背后的丰富意涵。
新世纪生态文学在叙事方式上的转变，既源于日益紧迫的环境危机，也离不开艺术创新与话语演变的推动。在市场、政策与文化的多重交织中，生态文学从环境反思、形式探索到话语再造，持续改变着文学与现实打交道的方式，也为我们理解文学的发展脉络打开了新的认知空间。正如张清华面对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化问题时所担忧的：“如今，不要说还缺少新的文学史叙述，即便在批评家们的笔下，关于新世纪文学的具有共识度的‘稳定的知识’，也还显得稀少。即便有人想写新的文学史，大概也不知道该以何入史，如何去完成最近20多年的讲述。”（5）因此，从生态文学这一视角观察新世纪文学，是对传统文学史框架的挑战，也为新世纪文学史的叙述提供了新的路径。
注释：
（1）张清华：《“没有文学共识”的文学史？——关于新世纪文学叙事的方法与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2期。
（2）李震：《新乡村叙事及其文化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3）王光东、丁琪：《新世纪以来中国生态小说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4）梁鸿：《中国在梁庄》，第3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5）张清华：《为什么要提及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化——几个关键词的说明》，《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