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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罗伟章的新作《红砖楼》在《收获》第4期隆重推出，这是罗伟章继“尘世三部曲”与《谁在敲门》之后的另一部长篇力作。小说以20世纪90年代的川东小城“东轩”为背景，讲述了一群知识分子在一栋作家居住的红砖楼内外发生的曲折故事。这对以往以底层写作、教育书写、乡土叙事为文坛瞩目的罗伟章而言，无疑是一次新的艺术尝试。对此，罗伟章坦言， “《红砖楼》是一个寓言”，虽是“写一群作家的故事”，但“又不只是作家的故事”。他试图在小说中超越个体，拥抱“共同的人性”，寻找“人生的意义”。[1]因而，《红砖楼》的看点不在于题材的切换而在于表达的力度，即意蕴的深广。换言之，《红砖楼》不同于以往中国文学史上讽刺世道人心、揭露黑幕的“文坛现形记”或“新儒林小说”，亦不同于罗伟章以往挖掘人心隐秘、隐痛、隐忧的精神分析小说[2]，其真正的超拔之处在于穿透性的思想内蕴。也就是说，《红砖楼》是一部集中叩问现代人的普遍生存境遇、寻找人生自由出路、富有哲理性的存在主义小说。

一、在现实批判与文化反思之上：《红砖楼》的存在主义意蕴

在《红砖楼》中，罗伟章围绕“红砖楼”这一空间场景，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文艺青年“我”——盛华最初渴望进入红砖楼，而后在红砖楼这一作家圈中卷入派系斗争与权力角逐，于是陷入精神内耗，经过几番挣扎终而决定逃离的故事。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小说标题、这一知识分子群像的小说题材以及“走入—走出”的叙事结构，都不禁使人联想起钱锺书的《围城》。

温儒敏曾总结《围城》有三层意蕴：一是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反映了战时知识界腐朽的社会现实；二是作为文化反思小说，通过刻画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来反思民族文化；三是作为哲理小说，包含作者“对人生对现代人命运”的“哲理思考”。[3]同样的，《红砖楼》也有三层意蕴：一是在批判现实主义层面上，借对与官媒合谋、操纵东轩文坛的“文阀”冉强，以及弃文从商从政、坠入金钱美色的几位堕落文人的描写，揭露商品经济冲击下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处境与价值危机；二是在文化反思层面上，通过“我”在曲与直、善与恶、理想与现实之间自我缠斗、自我解剖的精神叙事，反思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人格痼疾，呼唤知识分子的品德重建；三是在存在主义哲学的意蕴层面，通过“我”走入红砖楼又出走红砖楼的故事，思索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孤独迷茫的个体“我”将要何在何为、何去何从的问题。小说的存在主义意蕴也在人物塑造、艺术技巧与语言风格三个方面立体交织地呈现出来。

首先，循着盛华这一人物的行动思想轨迹，作者依次叩问了“死亡”“孤独”“虚无”“自由”四种人生处境，揭示出“海德格尔式”“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哲学本质，即人生而孤独，又摆脱不掉“一个有组织的处境中”的限制，难免坠入虚无，盲目自欺而被动，但“人是自由的”，可以通过积极选择、承担责任，重新找回本真，“体现自己真正是人”。[4]在小说开篇，“我”直面死亡：“梦见自己死了”，并坦言“长久以来，我就处于死的状态”。[5]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死亡意识教人“分辨出了绵羊和山羊、本真和非本真”，使人意识到自身存在处境及诸种可能，并“借助意识，在它们中间作出抉择”。[6]于是，在对死亡的叩问中，“我”开启了向死而生、去蔽存真、自决自为的人生通途。在小说第三、四章里，“我”因孤独而坠入他者掌控：误入红砖楼的“我”掉进冉强的圈套，他无孔不入的精神操控欲让我深感“惶惑”“暗恐”“累和怕”与“死的状态”，一旦“我”“说话不中听”，“破坏了生活里的甜”，即换来他的打击报复，遭到他“你不过是乱坟岗上的一匹死狼”“狗改不了吃屎”的语言暴力和人格羞辱。其实，冉强和“我”都是孤独的个体，冉强害怕孤独，所以需要操控他者、寻求“我”的认同；“我”也害怕孤独，所以需要冉强的收容、屈从于他的掌控，小说对冉强与“我”之间的纠缠关系描写，生动再现了萨特“他人即地狱”的人生预判。在小说第十六至第二十一章里，“我”因逃避选择而陷入自欺的虚无境地：“我完全附和冉强”，一面表达对他平庸之作的崇拜和喜爱，“一面恶心自己”，直至沦丧了主体性——“你的头长在你肩膀上面，但那不是你的，你用自己的工资供养着它，它却不为你想事；别人牵过来一匹鹿，说，这是马，你的头接到指令，传达给你，于是你信心满满，高声说，这是马！”在小说尾声里，“我”终于做出选择、承担责任、重拾自我：正如萨特所言，面对世界的虚无荒诞，“人可以作任何选择，但只是在自由承担责任的高水准上”[7]。“我”在沉沦之际，从任敏、申响、洪运兴教授等自由的边缘人身上发现了选择的重要与摆脱人生虚无的可能，找到了解放自己的目标——反抗冉强并逃离其控制领域，“走得越远越好”。尽管这意味着“我”必须承担前功尽弃、前途几毁的代价，但“我”在所不惜，因为“我”终于拾回本真，将作为人的尊严立了起来。罗伟章曾表示：“写作是从个人通向人人”，“不满足于探讨人可能怎样，还要探讨人应该怎样”，进而“为人的心灵找到一条通向自由的路径”。[8]可以说，“我”是罗伟章用以生动阐释人的存在先于本质、揭示人的虚无处境、强调人生自决自为的中心人物，这使得“我”不再是某时某地的某个知识分子镜像，而成为一个跨越时空、高度概况人生处境的现代人、世界人或人类。

其次，赋予“红砖楼”丰富多元的象征意义，借以表达小说家对世界、对人生存处境的思考，进而从艺术技法上扩充了小说的哲理内涵。“红砖楼”既是小说标题，又是小说聚焦的空间场景。罗伟章表示《红砖楼》的内蕴“是流动的，变化的，也是隐秘的”[9]，对红砖楼象征意义的解密，正是理解小说深层意蕴的关键所在。在笔者看来，首先，“红砖楼”是人类社会庞大的权力宰制机器、规则或体制建制的象征：小说中的红砖楼是专为作家、艺术家修建的居住楼，因为东轩“作家和艺术家享受着很高待遇”，红砖楼建立之初即为特权标志，它被粉饰成“世间最美好的样子”诱使“我”靠近，但代价却是权力规训与异化。这一空间里处处充满权力宰制：“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精神机制，这种机制是一道山门，同类的，请进来，异心的，请走开”“我们东轩的文学圈……应该修剪一下了，树要修剪才长得高，人要修剪才长得正”，“未来不是时间，是空间，这个空间就是阵地，这个阵地你不去占领，别人就要占领”。在红砖楼这一山门、阵地的驯化下，“我”任人摆布不得自主，只能充当权力机制党同伐异的匕首。在小说第五十二章里，作家孙云桥的一番话直接挑破了红砖楼这一集权象征之恶：“人就是人，不是螺丝钉，即使要加入某个集体，那个集体也不是机器，而是交响乐团……如果我的钢琴弹得松风皓月、兴云致雨，退出集体后却啥也不是，证明那个集体是邪恶的、令人恐怖的。”其次，“红砖楼”也是人心欲望的象征，欲望存在，则“红砖楼”永在：如“人生处处是围城”一般，人生也处处充满了红砖楼、白砖楼或黑砖楼。在小说中，多数人皆为过盛的欲望所驱使，走入红砖楼即走入欲望的深渊。因而，追逐名利的人往红砖楼里冲，厌倦的人则往红砖楼外逃，永远动态平衡。但只要世上有“楼”或说欲望的存在，人就永远免不了被囚困、被异化的存在危机——于是，作家孙云桥离开红砖楼，却又被困在北京九十多平米的小区楼盘里；孙云桥之妻锦玉离开红砖楼，却被封锁在成都的别墅里衰朽；“我”逃出冉强控制的红砖楼，却又困在报社的办公楼里，孱弱地接受另一个人的操控。最后，“红砖楼”本身即包含了“自由悖论”的人生寓言：人往往会被他亲手缔造出来的东西反噬。在小说中，东轩市建造红砖楼本是为了维护作家的创作自由，但红砖楼本身就是人的权力欲望的投射，砖楼建成之际，就是人心欲望膨胀之时，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造成权力对场域中人的操纵，最终，人被自己创造出的东西毁灭，红砖楼沦为异化人心的囚笼，走向了自由的对立面。总之，罗伟章在《红砖楼》中不只是想要造一座属于地方、属于回忆、属于自己的小楼，而是想借红砖楼来讽喻变幻莫测、充满荒诞的外部世界，借以揭示并思考孤独个体面对世界普遍遭遇的存在危机。

最后，作者以充满哲理玄思的小说语言，开门见山地探讨现代人的存在困境与人生出路。在创作谈中，罗伟章直言《红砖楼》“需要醒目，需要夸张，需要指向的锐利，需要目标的明确——哪怕是错误的目标。因此，在写法上、叙事上，包括语言的运用上，都不一样”[10]。过去，受底层、乡土、现实题材限制，罗伟章的小说语言风格平淡而近自然，十分贴近口语。而在《红砖楼》中，由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切换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运用，罗伟章选择了颇有知识分子腔调的语言。小说中的“我”像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一般，随时随地感慨人生、探索存在，这使小说之中富有哲理玄思的语句俯拾即是：在小说开篇，从死亡梦境中醒来的“我”开始思索形而上的人生问题——“黑暗不是死，是生”；“悲伤代表着了结，遗憾却是未完成时，是对死者情感的延续和价值的认可，且寄希望于他死后的生命”，“然而，那种希望分明又是不可救药的绝望”。这些关于生与死、希望与绝望的玄思充满辩证智慧，既揭示“我”坠入虚无的生存处境，又牵引“我”绝处逢生。在第十六章里，“我”从冉强“人活一世，就是站队”的论断中惊觉人活于世不得自由、处处受限的荒诞处境：“我原以为，只有在学校做操、升国旗时才站队……人无时无刻不站队，连独自发呆、抠痒痒、打喷嚏、上厕所，都在站队。甚至包括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包括死去之后，比如进太平间，进往生室，等着告别，等着火化……都得站队。”在第二十一章，关乎整部小说主旨立意的话则由“我”开门见山地点了出来：

每个人都不完整，都只是自己的一半或若干分之一，因此要在路上，要去寻找。

随身的行李只有两件，一件是欢乐，一件是痛苦。

人人都带着这两件行李，概莫能外。

可有的人，痛苦不自由，欢乐也不自由；另一些人则相反，欢乐能自由，痛苦也能自由……

有底线能自由，有使命更能自由。

该段话直截了当地表明全书的主旨思想：人的存在原是一种欠缺，应认清欠缺并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超越的目标，才不致沉陷盲目痛苦或快乐的虚无泥沼；并且，只有主动选择承担为人的“底线”与“使命”，才能不断接近自由，创造人生的独特可能。

在过去，罗伟章有关形而上的人生问题思考，往往只作为一种“思考历史的真相，追问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11]之外的、次要的隐喻结构，深埋在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之中。而在《红砖楼》中，对现代人类社会、对存在、对生死、对自由等终极问题的追问则彻底明确地浮出了罗伟章的小说地表，并从人物塑造、艺术技巧与语言风格三个层面鲜明立体地展现出来，标志着罗伟章小说艺术的新突破。

二、“大文学”观、阅读经验与生命体验：罗伟章与存在主义的遇合方式

作为一部超越现实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存在主义哲理小说，《红砖楼》与罗伟章以往的小说在人物塑造、艺术技巧与语言风格上都表现出明显不同。那么，罗伟章何以搁置其过往深耕的小说题材领域，紧扣时代脉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别开生面地创作出这样一部哲理气息浓厚的存在主义小说呢？在笔者看来，这主要缘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缘于罗伟章长期以来主张的“大文学”观。本文所谓的“大文学”观，特指罗伟章试图超越题材、地方、个人等相对“小格局”，直接朝向人、人性、人生等整体、永恒、普遍的“大问题”展开思索的文学观念。在他看来，小说“题材只是载体，题材所呈现的人生含量，才是一个写作者的追求”，“超越了某种题材的局限，表现了广大的人生”才是其文学抱负。[12]在对广大人生的思考中，罗伟章不满足于对人性的描写，更“挖掘与时代同步甚至穿透时代的精神和思想”[13]。在看待文学的眼光和格局上，罗伟章更是面向世界，他称“文学既不是小我的，也绝不是抽象的，文学要描述人类的共同困境”[14]。这一表现人生、穿透时代、面向世界的“大文学”观，无疑促使罗伟章不断地突破作家身份边界，向着哲学家的精神境界迈进，也使得其在文学精神上与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把人置于其哲学思考的中心，把人的存在，人生的意义视为哲学的根本问题”[15]的存在主义思想家有着天然的契合。因而，在访谈中，罗伟章总结《红砖楼》“不仅要承担自己的命运，也必然要分担整体的命运”[16]，最终目标是“把生活与生命打通，使其抵达本质，焕发光彩，成就生机勃勃且经过审视的人生。哲学也干这事，但哲学可以只用脑、不用心，小说则须二者兼备”[17]。因而，《红砖楼》是罗伟章长期以来“大文学”观的集中呈现，是一部像哲学一样用脑且用心，认真审视生活本质、追求生命本真的存在主义小说。

二是缘于罗伟章对现代主义小说及哲学著述的阅读经验。当面对记者提出《红砖楼》有无汲取中外文学经典的疑问时，罗伟章表示：“写作者的天然身份是阅读者，阅读过了，就可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18]罗伟章在散文随笔中曾详细记录下其对古今中外经典著作的阅读感悟，卡夫卡、纪德、福克纳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家的作品都在其阅读范围之内，其中他尤为推崇卡夫卡。他自言：“现代主义的《变形记》”属于“伟大的小说”[19]；“卡夫卡也是，他的《变形记》……是对‘黑暗’的书写。对黑暗的书写也是对黑暗的抵抗”[20]；“所谓象征，就是极致化……卡夫卡聪明地先把你吊起来……把你的焦虑、孤独和无助，展示给你看，也给别人看。卡夫卡才真正做到了极致化”[21]。虽然罗伟章并未表明其与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关联，但肯定的是，他受到了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影响。他们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境况与精神危机，对“人的异化现象，人的孤独感，焦虑，人的荒诞的存在处境”[22]的书写，都作为“触媒”，启发了罗伟章的存在主义思想，影响了《红砖楼》的创作。因而，我们可以在《红砖楼》中若隐若现地看出卡夫卡的痕迹：《红砖楼》中的“砖楼”同《城堡》中的“城堡”一样富有象征与寓言性，都揭示着现代人与外部世界的紧张对立关系；《红砖楼》中的“我”面对权威偶像冉强就如同《审判》中的K面对社会这张无形操控人的法网一般，他们让主人公陷入虚无深渊；《红砖楼》中的“我”同《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一样，忍受着孤独，经历着“非人”的思想形变。除现代主义小说这一思想“触媒”外，哲学著述的阅读也促成罗伟章对人的存在处境、前途命运的思考。罗伟章透露最近在“读哲学，读几千页的大书”[23]，在过去，他更是广博地阅读、吸收世界哲人的思想，对其观点如数家珍：

赫拉克利特认为人如果要想满足某种难以对抗的欲望，就必须以牺牲灵魂来换取。所以人不能什么都得到，人只能做出选择。[24]

吕齐马斯告诉我们：不要贪图那种使你精神恍惚的快乐。我们活在世间，不幸地成为了各种欲望的奴隶……拥有得越多，离真正的“自由人”就越远。[25]

有限定的自由才是真自由。这限定就是责任，对他者的责任。“人只有承担责任才是自由的”，这是卡夫卡的话……[26]

这些对“自由”“选择”“责任”的思考非常接近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自由选择论，也显示出罗伟章在人生观上俨然一位存在主义者，而这些思想也悉数在《红砖楼》的“我”身上得到生动演绎。

三是缘于罗伟章深切的个人生命体验。如同存在主义哲学的诞生有其社会根源一般，《红砖楼》中所体现的存在主义思想也缘于罗伟章的现实人生体验。小说中的“我”在川东小城生活、在报社工作的经历显然有罗伟章在达州生活时的自传色彩，甚至小说中的“东轩作家群”和洪运兴教授也有其现实原型。[27]在罗伟章的回忆里，达州时期的他曾陷入了深深的“存在危机”：

我觉得自己过得很堕落。毕业后，我极少写作，去了报社，更是没有写过自己想写的。忙只是借口，周末休息时，我常找人玩扑克，一玩就到后半夜……我在荒废，在迷茫中沉沦。[28]

我已经不喜欢达州那座城市了，地方小，又在报社工作，很快就有了许多熟人，常常被动地参与饭局、茶局、闲聊局，而且赌博成风。我自己本就颓废，又无法从周边发现精神的力量。我要把自己藏起来。[29]

而我，如果继续在那里待下去，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人的退化是可怕的，人入狼谷，数年后就会如狼一般四肢行走，尖声嗥叫，并从本质上变成狼，——有谁听说狼入人窝，数年后就变成了人的？我必须离开……[30]

在上述经历中，罗伟章陷入逃避写作、沉迷玩乐的自欺状态，在颓废与沉沦中丧失人生的精神远景、坠入生命的虚无与荒诞，在人与人交接的场合中体会到异己的集体力量对个体的异化。但也正是在这种极端厌世厌己、痛苦纠结的精神状态之中，他突然也看清了自己本然的存在处境，意识到了自由的重要，于是不再逃避选择，以“必须离开”的方式为沉沦的人生寻找救赎与可能。可以说，罗伟章的这段个人生命体验史，就是其存在主义思想的生成史。在今天，罗伟章更是深感当下人生活的真实感与意义感的欠缺，于是他顺理成章地从自我的生命细节与个人立场出发，在把握存在本身的同时汇聚了历史、当下与未来，把对人生的经验与思索熔铸成了《红砖楼》，完成对其存在主义的思想赋值。

正是在“大文学”观的引领下，在现代主义文学与哲学著述的阅读经验中，以及在个人生命体验的化合作用下，罗伟章实现了与存在主义的精神遇合，并将其对人的存在、人生意义的问题思考在《红砖楼》中做出了具体生动的阐释。

三、《围城》的承续与知识分子小说的新拓：《红砖楼》的意义

从罗伟章过往的创作历程来看，这部聚焦知识分子群体、具有存在主义思想意蕴的长篇小说《红砖楼》无疑是别致的，那么放眼文学史与当下，将《红砖楼》置于中国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谱系之中，《红砖楼》又有何独特意义呢？

意义之一是承续了《围城》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并在揭示现代人生危机之外，赋予小说理想主义的思想光芒。若对钱锺书的《围城》与罗伟章的《红砖楼》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部小说都从存在主义的思想角度立意，都“不再囿于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弊端、知识分子的薄行恶习以及爱情婚姻等伦理情感问题”[31]的描写，都揭示了现代人盲目、自欺、荒诞、虚无等生存危机。尽管角度相同，但二者在对存在主义思想的具体表达上，又体现出“同途殊归”的巨大差异。在《围城》中，方鸿渐是一个性格缺乏张力与成长性的主人公，他始终在学业、事业、爱情等人生围城中盲目冲撞、消极认命、逃避选择，最终没能找到精神归宿，只得处在进退两难的人生绝境里，蚕食荒诞与虚无，而其周围的知识分子，亦坠落在“主体性的黄昏”中，沉睡在一个毫无理想的黑暗世界里。而在《红砖楼》中，主人公盛华却是一个成长型人物，他最开始的经历如方鸿渐一般，在事业面前得过且过，在爱情选择上扭扭捏捏，在人际交往中自欺欺人，很快陷入人生虚无与世界荒诞的圈套。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罗伟章选择在小说中注入了几位理想型人物——带着信仰支援边地、自主创造人生价值的任敏，守住人格底线、在教育岗位发光发热的洪运兴教授，以及远离红砖楼庸俗势力的大合唱、独立开展写作事业的申响。他们是照进盛华破碎精神世界里的一束束理想光辉，让其渐悟：世界难免是荒诞的，人生常常坠入自欺与虚无，但人始终手握选择的自由，唯以自我改变的勇气，挺身反抗虚无，才能实现自我拯救。最终，盛华鼓起勇气挑战冉强制定的规则，选择走上异路、逃往异地，寻求别样的人生可能。或许他未来难免再度坠入虚无，可这至少证明他从一个认命的懦夫成长为反抗虚无的英雄，从被他者支配的“诺诺之人”转变为独立自主的“谔谔之士”，完成了主体性的重塑。钱锺书在《围城》中塑造人物时未留有光明的余地而略显刻薄，而罗伟章则主张文学应有“抵达心灵又照亮远方的情怀和理想主义”[32]。因而，相较于绝望气息浓厚的《围城》而言，我们在《红砖楼》中领略到的，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观照的存在主义思想——认清虚无并超克虚无，在自由选择中完成自我重塑，在黑暗中寻求奠基人性的光辉。可以说，《红砖楼》是一部具有理想与情怀的存在主义小说，它在对《围城》的存在主义思想承续中完成了自己的创化，堪称当代理想主义版的《围城》。

意义之二是突破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新儒林模式”，深化了该题材小说的思想内蕴，为当代知识分子小说提供了别样的讲法。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沈从文、钱锺书、张恨水等现代名家在不同时段创作过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他们或反映知识分子的启蒙之路与彷徨无措的现实处境（鲁迅《狂人日记》《孤独者》《在酒楼上》），或暴露其体面身份之下的变态与庸俗（沈从文《八骏图》），或批判他们国难当头下的失节与投机（张恨水《八十一梦》），或揭示他们无力改变现实的软弱和颓废（钱锺书《围城》）。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家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书写整体上呈现出负面化趋势，暴露、批判、讽刺逐渐成为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主要情感面向，尤其《围城》更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对当代知识分子小说创作有潜在的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思想界的人文精神失落，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陷入精神危机，在此背景之下，涌现出一批“新儒林小说”：刘心武在《风过耳》中极力渲染“中国文化人良知架构的扭曲和毁灭”与“他们的卑微、卑怯、卑琐、卑劣、卑鄙”[33]；徐坤在《白话》《先锋》《鸟类》等小说中以戏谑姿态解构知识分子的精英形象，揭露其滑稽与庸俗的原本面目；贾平凹在《废都》中通过塑造庄之蝶这一人物形象来批判当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滑坡与精神萎缩；李洱长期钟情于知识分子日常生活题材的小说创作，从《导师死了》《午后的诗学》到近年的《应物兄》里，他都不断地记录这一群体的历史与现实困境，力图描绘当代知识分子群像。这些“新儒林小说”从整体上看，大都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间杂以反讽、冷嘲、夸张的笔调，其主旨思想也不约而同地指向批判暴露知识分子阶层的堕落现实或呼吁其文化人格的反思重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 “新儒林模式”。有这些知识分子小说的珠玉在前，罗伟章自然不愿将《红砖楼》的创作重心放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祛魅层面，更不愿陷入部分“新儒林小说”从批判滑向戏谑、从揭丑堕入审丑的写作窠臼之中去。因而，在《红砖楼》中，罗伟章虽从知识分子题材出发，但首先，其创作旨归乃是面向普遍的现代人生，进而打破“新儒林小说”就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的现实题材表现局限；其次，《红砖楼》在批判现实与文化反思之上呈现出丰富的存在主义思想意蕴，进而深化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思想表现力度；最后，《红砖楼》在情感姿态上不失庄重、富于悲悯，“愿意把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和最博大的善意传递给别人”[34]，一改“新儒林小说”流于冷嘲颓废、陷于把玩心态的创作流弊，进而深化了小说的情感表达，从而为当代知识分子小说提供了新的讲法。

结语

正如罗伟章所言，“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探讨生活的合理性，发现和挖掘人们共同的局限、困境、渴望和梦想，寻找通向理解的途径”[35]。罗伟章的长篇小说《红砖楼》就是这样一部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主张反抗虚无并寻找人生可能途径的存在主义小说。它通过主人公盛华的精神轨迹叩问生死、孤独、虚无等人生命题，以“红砖楼”的多元象征揭示人充满荒诞与悖论的在世处境，再以哲理化的语言追索人的自由出路。从思想渊源上看，这部小说呈现了罗伟章超越题材、直抵人生的“大文学”观，包含其对现代派小说家与哲学家的思想吸纳，更融入其深切的个人生命体验。放眼文学史，知识分子题材的《红砖楼》在对《围城》的存在主义思想的承续中完成了自己的创化，赋予其理想主义的思想光芒；同时，也以面向普遍人生的创作旨归、超越现实批判与文化反思的存在主义思想立意及温柔敦厚的情感姿态，为当代知识分子小说的创作，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1]肖姗姗：《造一座“楼”，做一个“梦”》，《四川日报》2024年8月30日。

[2]张光芒：《隐秘·隐痛·隐忧——罗伟章〈隐秘史〉的人心叙事及其文化意蕴》，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8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9页。

[3]温儒敏：《〈围城〉的三层意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期。

[4]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1、31页。

[5]罗伟章：《红砖楼》，《收获》2024年第4期。小说原文引用皆出自该文献，不再一一注释。

[6]迈克尔·英伍德：《海德格尔》，刘华文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80页。

[7]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8]罗伟章：《路边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5、281、284页。

[9]肖姗姗：《造一座“楼”，做一个“梦”》，《四川日报》2024年8月30日。

[10]肖姗姗：《造一座“楼”，做一个“梦”》，《四川日报》2024年8月30日。

[11]曾宪文：《历史眼光·时代之问·现代隐喻——论罗伟章的小说创作》，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18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60页。

[12]罗伟章：《路边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300页。

[13]罗伟章：《把时光揭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14]罗伟章：《把时光揭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

[15]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6]肖姗姗：《造一座“楼”，做一个“梦”》，《四川日报》2024年8月30日。

[17]罗伟章：《累人的小说》，“中国作家网”微信公众号，2024年8月1日，https：//mp.weixin.qq.com/s/GgDd499e4IRK8mExPBxn9w.

[18]肖姗姗：《造一座“楼”，做一个“梦”》，《四川日报》2024年8月30日。

[19]罗伟章：《把时光揭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20]罗伟章：《路边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9页。

[21]罗伟章：《路边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页。

[22]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23]肖姗姗：《造一座“楼”，做一个“梦”》，《四川日报》2024年8月30日。

[24]罗伟章：《把时光揭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25]罗伟章：《把时光揭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26]罗伟章：《路边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5页。

[27]罗伟章曾回忆：“说说辞职前的事。我教了四年书，调到市里一家报社”，“雍老师是达师专教授，‘巴山作家群’的几员干将，都是他的学生，我1992年跟他相识后，成为忘年交。”见罗伟章：《白云青草间的痛》，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56页。

[28]罗伟章：《白云青草间的痛》，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29]罗伟章：《白云青草间的痛》，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30]罗伟章：《把时光揭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31]解志熙：《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32]白浩：《“写作者的能力就是深潜的能力”——访作家罗伟章》，《文艺报》2024年8月2日。

[33]北京日报“京华周末”编辑部：《刘心武和〈风过耳〉》，《京华周末992精萃》，同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34]罗伟章：《把时光揭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35]张瑾华：《郁奖得主专访 | 罗伟章：像陈永安一样，人人都有做梦的权利》，潮新闻网，2023年4月18日，https：//tidenews.com.cn/news.html?id=2447846&sourc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