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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播格局下历史题材电视剧—— 让历史“切实可感”,让人物显影时代精神
来源:文艺报 | 李松睿  2026年04月10日09:34

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电视剧《太平年》

近些年,中国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整体面貌有了较大变化,出现了双线发展的态势:一方面,《觉醒年代》《沉默的荣耀》《太平年》等以中国历史不同时期雄才大略、心系黎民的历史人物为表现对象的作品,聚焦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点燃了观众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梦华录》《清明上河图密码》等重点刻画普通人日常生活图景的历史剧,在荧幕上呈现了极具历史质感的画卷,引发了所谓“全民考据”的热潮。与此前荧幕上一度流行的“神剧”或古装偶像类作品相比,这批制作水准和观众口碑俱佳的电视剧,在历史观、创作理念、叙事视角、技术手段以及传播方式等方面都体现出新的特点,显示出新大众文艺时代文艺创作新的发展路径。

在细节中触摸历史的温度

对于历史题材电视剧来说,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着一部作品能否得到观众的认可。也就是说,究竟是充分尊重历史,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还是强调所谓“古为今用”,将现代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强加在古人身上,以任意涂抹历史的方式为现代人服务,两种不同的方式决定了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精神气质和美学形态。在20世纪中国多次有关历史剧问题的激烈争论中,这一话题始终是人们讨论的焦点。

今天,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主创人员基本上都会认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即在重大事件上充分尊重历史原貌,在小事上则适度增加想象和虚构的成分。这本来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小事不拘”却常常为不端正的创作态度提供了挡箭牌。似乎只要故事背景符合历史事实,其他一切细节都可以敷衍苟且。前些年,不少“神剧”将“小事不拘”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情节发展的逻辑出现明显漏洞,服装道具存在时代错误,以致让抗日将士拿着20世纪50年代设计定型的武器作战。

近年来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不管选择何种创作类型,主创人员在“小事”上、在细节上主动加强严谨意识,有着如同考古学家一般的严谨。以2025年的抗战题材电视剧《反人类暴行》为例,该剧主创人员提出“道具即证物”的理念,几乎分毫不差地用道具还原了731部队的犯罪现场,连手术台螺丝的锈蚀程度都参考了1945年美军调查报告的描述,冻伤实验的温度计度数更是与侵华日军留下的实验数据完全一致。2024年的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邀请众多非遗传承人参与制作,根据《东京梦华录》中的相关记载进行考据,还原出宋代的服饰习俗,以及濮阳大弦戏、药发傀儡等传统技艺。类似的还有2026年的现象级电视剧《太平年》,该剧的服装道具,人物的妆容动作,明显参考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出土文物,使得很多镜头中的人物姿态,恍惚间好似博物馆玻璃展柜中的陶俑复活一般。观众在观看这样的历史题材作品时,仿佛真的触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杯盏丝绢,嗅到了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在细节上钻牛角尖带来逼真效果,是这些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微观史学叙事让普通人走上历史前台

与此前观众口碑极佳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相比,近年来历史题材文艺创作另一个显著的趋势,就是引入微观史学的叙事视角。如果说二十多年前那批历史正剧以帝王与群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为主线,试图解释“郡县制”“一条鞭法”等政治制度的来源,给观众以知识方面的教益,那么近年历史题材作品则放弃了对庙堂之上权力斗争的关注和高高在上的启蒙视角,转而聚焦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发展进程中,普通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日常生活和命运遭际,呈现出典型的微观史学特色。

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电视剧《梦华录》。这部作品并不追求还原历史,我们只能从其中泰山封禅等情节大致推断出该剧以北宋宋真宗时期为背景。它将叙事视角从帝王将相、鸿儒硕学身上移开,落到赵盼儿、孙三娘、宋引章等出身底层的女性身上,通过表现她们共同经营茶坊的故事,呈现出北宋京师汴梁城中的市井生活。类似的视角转移,也出现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我们的河山》中。该剧聚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共产党员庄埼风,表现他在山东基层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组织农救会、发动人民投身抗战事业的故事。这类作品虽不以宏大战争场面取胜,却有力阐释了普通中国农民为什么会成为支撑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中坚力量。

微观史学强调以小见大,通过聚焦小人物、小事件,深描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显影出时代精神和切实可感的历史。绝大多数电视剧观众都是普通民众,他们在观看剧集的过程中,或许会敬佩朝堂公卿的勇武韬略,却很难与他们产生真正的共情。但那些表现小人物的电视剧,让观众发现,哪怕在千载之上,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要面对由柴米油盐构成的日常琐事,感受平凡生活中不断泛起的微末悲欣,并承受着时代巨变带给他们的冲击。相似的感受,类似的命运,让那些荧幕上的主人公穿越了时空设置的障壁,直抵观众的内心。

同时,以平民视角讲述普通人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命运,对观众来说具有极强的代入感,很容易将他们的现实关切带入观剧体验中,这也是这类作品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太平年》对乱世民众渴望太平的重点刻画、设置钱弘俶纳土归宋、和平统一的主题,都不断让观众联想起当代动荡的国际政治局势和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局势,自然会产生心有戚戚之感。

视角下移打开历史叙事的多重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微观史学带来的叙事视角的下移,为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如果作品的主人公是那些名垂青史的帝王将相,详细的历史记载和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固然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也为主创人员套上了一副难以挣脱的“枷锁”。如果照搬史书,则会被人诟病为缺乏创新;若是随心所欲大加修改,又有可能让观众难以接受。因此,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始终是历史题材创作面临的根本难题。

而视角下移恰恰可以为主创人员“松绑”,因为描写的对象换成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自然可以在尊重历史背景的前提下自由地展开想象和虚构。这无疑会带来创作门槛的大幅度降低。舍弃了史传的限制,以普通人为主人公,使得编导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自由地将诸如都市言情、刑侦探案、谍战悬疑、经营职场等类型剧的桥段和编剧思路,挪用到历史题材电视剧里。一旦历史题材电视剧在某个时期成为“爆款”或赶上资本风口,那么其他类型剧的剧本,只需要将故事背景调整到某个历史时期,就可以摇身一变,迅速改为历史题材剧本。

于是我们会看到,近些年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个显著趋势,就是类型融合,即历史题材与其他创作类型相结合,形成复合型作品。以2022年的电视剧《风起陇西》为例,作为一部以三国时期为背景的作品,它没有将表现的对象放在国人耳熟能详的诸葛亮、马谡、张郃等历史人物身上,而是将马谡丢失街亭这一历史事件,归咎为有间谍替换了蜀汉的军事情报,误导了诸葛亮的指挥。于是,这部电视剧的重心,就放在了两位于史书上并无记载的蜀汉情报工作者陈恭、荀诩身上,该剧自然也就变成了一部谍战剧。这就是历史与谍战相结合而成的复合类作品。如果继续进行划分,那么将历史剧与刑侦探案剧结合在一起,就是《长安十二时辰》《唐朝诡事录》;将历史剧与职场剧结合在一起,就是《大清盐商》《天下长河》;将历史剧与言情剧结合在一起,就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梦华录》。

这样的创作方式不仅简单方便、引起历史剧观众的兴趣,也能够吸引其他类型剧的受众,更容易占领市场,取得成功。风气所及,哪怕是《太平年》这样以帝王将相为主人公的作品,也会用三集的篇幅,讲述钱弘俶侦破台州舞弊案的故事,吸纳了悬疑刑侦剧的元素。

技术与大众共同影响文艺生产全流程

纵观近年来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所表现出的诸多特征和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其背后的底层逻辑,在于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大众在创作全流程参与度的不断提升。

一方面,伴随着电脑特效技术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影视剧制作领域的广泛应用,制作具有逼真效果的视觉形象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如果说在此前,拍摄历史题材作品需要辗转名山大川寻找外景地,并花费大量资金搭建或租用宫阙、城池等场景,那么在今天,几张文物照片、数纸设计草图、几页文字描述,就可以迅速生成符合需要的影像素材。可以说,正是新技术的运用,使得主创人员可以腾出时间、精力和成本,在细节上下功夫,以考古学家般的严谨,设计服化道和动作姿态,制作出具有历史质感的作品。

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大众在当代社会不再是文化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全方位渗透到文艺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不少文艺产品在立项之初,都会以大数据技术分析目标受众的年龄、性别、审美偏好、消费方式等因素,以便指定相应的制作、宣传策略。于是我们会看到,正是在后全球化时代“国潮”复兴的背景下,当代中国人喜爱各类具有传统文化元素的事物,热衷于穿着汉服、阅读史书、逛博物馆……这才使得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大量出现,并对历史细节进行精益求精的打磨。此外,大众的情感认同与现实关切,大众对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的偏好,都促使当代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选择微观史学的叙事方式,以小人物的视角讲述故事,制作类型与历史题材相结合的复合型作品。而社交媒体更是使大众拥有了从事文艺批评的渠道,他们在观剧评论中开启的“全民考据”热潮,又进一步推动了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

因此,当代中国社会技术与大众的携手同行,渗透到文艺生产的制作、传播、接受以及评论等各个环节,构成了新大众文艺时代文艺生产的底层逻辑。这些系统性的变化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决定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审美取向、艺术形式、制作方式、传播渠道以及发展路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副主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