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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时代文艺发展语境下，应对新大众文艺的概念内涵、生成机制与理论价值进行系统性建构。新大众文艺并非简单体现作者身份、文艺形式或传播媒介的外在变化，其核心在于大众思想观念、情感结构、价值意识的整体转型，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民主化进程在文艺领域的深刻表征。在主体意识重构方面，新大众文艺推动创作主体的意识觉醒，形成新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在情感结构嬗变方面，新大众文艺推动生活经验审美化，形成新的集体情感共鸣。在价值秩序重塑方面，新大众文艺催生去等级化的、多元融合的价值新生态，同时引发关于价值实践的思辨，指向多层化、多维度的评价框架和价值体系。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均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正逐步演变为未来文化发展的新潮流。当前，学界谈到新大众文艺时，常常强调作者身份、文艺形式、传播方式与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的一系列新特点。比如，短视频、网络短剧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形式；创作者多出自外卖员、流水线上的工人、家庭主妇、市场摊贩等群体。但与此同时，也有另外两种声音提醒我们应在更高的总体性视野下，探究新大众文艺更为深刻和更为广泛的内涵。一种声音认为，素人写作并不完全等同于新大众文艺，满足新时代大众欣赏与接受需求的文艺才是更为重要的标志。另一种声音则指出，知名作家也可以创作出新大众文艺的范本。在笔者看来，第一种声音提醒我们深入思考：新大众文艺的标准并不仅仅取决于作者身份，或者由其他单一标准所标识，而是有综合性的评判要求，也内蕴高品位的文艺诉求。第二种声音则意味着我们需要意识到，当我们说新大众文艺激发全民族的文艺创新创造活力的时候，并不能将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作家群体排除在外，他们同样构成新大众文艺创造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观点和思路，恰恰形成理解新大众文艺概念的张力。这种张力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新大众文艺概念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统摄力，为何会在今天引起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过去，我们谈到大众文艺时，往往不可避免地在高雅与通俗、先锋与传统、提高与普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建立起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理论架构。今天，当我们思考如何理解和繁荣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时候，必须从整体上打破这些阐释结构与思维逻辑，将新大众文艺置于新时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整体框架中，审视其背后思想、情感与意识的根本性变化。

鉴于上述思考，有必要在理论上借鉴文化社会学、文艺美学、媒介研究等跨学科视角，构建以“主体意识—情感结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从而对包括短视频、网络文学、素人写作、网络短剧、跨媒介叙事等在内的新大众文艺现象进行深度阐释。

主体性的重构：新大众文艺中创作主体的意识觉醒

大众主体性的生成与嬗变。回溯大众主体性的历史生成与传统嬗变轨迹，存在一个从“被表述”到“部分地被表述”，再到“自我表述”的复杂过程。

传统大众文艺理论中，“大众”作为一个集体性政治范畴，其具体面貌与个体声音往往是模糊的、被代表的、群像式的。知识分子或文艺工作者承担着“化大众”的使命，其创作是一种“为大众写作”的实践。这种模式隐含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表述者与被表述者之间的结构关系。这也非常符合福柯关于“话语即权力”的论述，谁拥有表述“大众”的话语权，谁就在某种程度上定义并塑造“大众”。

当代，许多作家一改“为大众写作”的代言人身份，自觉追求“作为大众写作”的新的主体姿态。这时候，人们常常强调“为大众写作”与“作为大众写作”的区别，并将“作为大众写作”视为大众文艺的核心理念。但当我们细加品味，不得不深入探究“作为大众写作”这一说法，是否依然存在着作家在身份意识上有意向大众靠拢的人为痕迹。如果只是简单地甚至机械地理解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则难免会夸大其与现代、当代的“大众化”的同质性，而忽视其更为本质、更加深微的新变化。这一质疑至关重要，其揭示出，即便创作者怀着“作为大众”的真诚意愿，这种意识本身仍可能是一种有距离的、带有反思性的姿态，尚未真正达到主体身份的内在统一。如果一个作家的创作出自这样的自我感觉——在创作大众文艺时有能力“作为大众写作”，而当创作那些“纯文学”时当然也可以“作为精英写作”。或将产生这样的可能性：作家写作时是“作为大众”，而当作家鉴赏时或者从事其他活动时也可以放弃“作为大众”的理念。因此，从“为大众写作”到“作为大众写作”，只能说是从大众的“被表述”过渡到“部分地被表述”，并未从思想情感与意识层面完成质性的改变。

新时代新大众文艺所催生的，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主体性转变，即创作者终于发现自己就是大众，即“我本属于大众”。这并非一种外在的身份认同或道德选择，而是内在生命经验与数智社会存在自然融合的结果。正如“外卖诗人”王计兵，他的写作既非为了“代表”外卖员群体，亦非刻意“作为”外卖员时的文学表述，他本是外卖员，生活中如是，写诗中亦是，任何时刻都是。他的创作所关涉的就是大众的生命体验本身，并与诗歌这一表达形式合而为一。他在《赶时间的人》中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诗的背后是一位外卖员为完成一次配送而不得不接连爬三栋楼的切身经历。这种不需要刻意去体验的大众生活，凝结为与时间赛跑的诗句，其力度与感染力，正源于其经验的具体性与真实性。它是对“赶时间”这一生存状态的直接赋形，而非关于底层的抽象抒情。这种创作实践表明，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就是大众，他的写作自然就是新大众文艺。在自主表达自我、自由书写生活的新大众文艺中，主体与客体、创作者与表现对象的传统分野逐渐走向消融。

新大众身份意识的转变。从社会发展的客观层面来看，新大众文艺对应着新时代人们身份意识的重大转变。在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新大众”的构成与社会结构转型及创作主体的急遽扩容息息相关。新大众文艺中的“大众”范畴，其内涵与外延已显著扩展。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不能简单等同于过去的大众，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大众”范围可以很广，既包括机关工作人员、企业经营管理者等，也包括小微企业经营主体、产业工人等不同群体。这一观察至关重要，它打破将“大众”等同于“底层”“工农”的固有认知。

20世纪30年代，在谈到大众化文艺时，鲁迅就尖锐地讽刺士大夫阶层一方面喊着大众化的主张，另一方面却“故意特制”门槛和难度——“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 “读书人”惯“用漂亮话把持文字，保护自己的尊荣”。鲁迅还发现，反对文艺大众化的人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怕大众如果都会读，写，就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第二种是“怕文学的低落”，认为大众普遍没有文学修养。针对第一种，鲁迅讽其为“真是怕天掉下来的好人”，况且“我们弄了几千年文言，十来年白话，凡是能写的人，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即使都变成文学家，又不是军阀或土匪，于大众也并无害处的，不过彼此互看作品而已。”而对于第二种，鲁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恰恰因为大众“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有可贵的“刚健，清新”。鲁迅援引《目连救母》里的无常鬼的自传，说“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其中的诗句文字“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为此，鲁迅掷地有声地指出“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只有当“觉悟的智识者”自觉地意识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虽然鲁迅所处的时代还不具备文艺大众化繁荣的主客观条件，但他既指出了文艺大众化受阻的关键问题所在，又对真正的大众文艺进行了准确的判断，同时精彩地预言了新大众文艺必将到来的历史逻辑。

新时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型，使鲁迅所期望的文化想象与社会条件成为现实。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职业结构的多样化、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以及网络社会的形成，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增强，文化趣味与身份认同也趋于复杂和交叉。布尔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曾通过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占有状况来划分阶层并形成相应“趣味”的图式。“趣味进行分类，为实行分类的人分类：社会主体通过他们对美与丑、优雅与粗俗所做的区分而区分开来，他们在客观分类中的位置便表达或体现在这些区分之中。”当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趣味”的交叉现象愈发突出。比如，一些企业高管可能热衷于在抖音拍摄科普短视频，有的高校教授可能是网络历史小说的忠实读者并参与“同人”创作，单位领导与普通职工完全可以毫无障碍地讨论一首诗的好坏，职业身份与文化实践之间不再有固定的对应关系。

因此，“新大众”是一个更具包容性、流动性的集合体。其共同点不在于社会经济地位，而在于参与文化创造与分享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媒介技术在此扮演了关键角色，大幅降低创作与传播的门槛，使得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体都能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成为文艺内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尤其是精英作家的融入，使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的多样性与深化并行不悖。新大众文艺既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素人创作”，也不意味着“反精英文艺”的实践。事实上，许多传统意义上的“精英作家”或“严肃作家”，正积极调整自身的创作姿态与话语方式，其作品因深刻触及新时代大众的集体心理与情感结构，而同样成为新大众文艺的组成部分。例如，作家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虽采用严肃文学的叙事技巧，但对东北工业城市转型时期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对悬疑元素的娴熟运用，使其在改编成影视剧后引发了广泛的大众共鸣。作家麦家的《人生海海》，以谍战笔法书写乡村传奇，探讨人性的幽暗与救赎，成为文学畅销书并顺利进入大众讨论空间。这些作家的创作，并非刻意“俯身”迎合大众，而是在深层次上与时代情感脉动尤其是大众心灵息息相通。他们的参与，丰富并提升了“新大众文艺”的精神质地与艺术深广度。这启示我们，“新大众文艺”的主体性是多元、开放和交互的。其不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广场”，专业作家、业余爱好者、普通民众在此相遇、对话、碰撞，共同塑造着新时代的文艺景观。

情感结构的嬗变：新大众文艺中的个体经验与集体共鸣

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曾提出“情感结构”概念，并将“情感结构”定义为“一种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着的、正相互关联着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这是一个时期的文化中，那些未被系统表述却广泛共享的感受与价值。它不是凝固的意识形态，而是处在不断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经验。用威廉斯的话说，它形成的是“溶解流动状态的感觉结构”，区别于那些已经“沉淀”下来的、形式化的世界观。新大众文艺正是捕捉、表达并塑造新时代中国人“情感结构”的重要载体。与传统大众文艺往往服务于宏大的民族、阶级解放叙事，强调集体主义情感不同，新大众文艺更注重个体经验的真实性、细微性与流动性。然而，这种个体经验并非导向原子化的孤立，而是通过网络化媒介连接，迅速汇聚、发酵，形成新的集体情感共鸣。这是一种“微个体”与新的集体情感并存的情感模式。

新大众文艺推动生活经验审美化。新大众文艺一个显著特征是将日常生活经验作为核心的审美对象与情感来源。在短视频平台，诸如“沉浸式回家”“农村日常”“都市打工人的一日三餐”等内容广受欢迎。这些作品没有戏剧化的冲突、没有英雄式的人物，仅仅是对普通人生活片段的记录与美化。例如，博主“张同学”用快速剪辑和怀旧音乐，呈现东北农村青年的日常生活，其魅力正在于对琐碎日常的专注与热爱，唤起观众对质朴生活的乡愁与共鸣。

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反映了社会情感重心的转移。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后，人们更加关注生活品质、个体感受与精神愉悦。文艺不再仅仅是“载道”或“启蒙”的工具，更演化成安顿个体身心、体认存在价值、寻求情感连接的有效途径。跑外卖的王计兵，在工作过程中反而更能够自由地感受阳光的沐浴，更为深刻地体验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与生命尊严。由此，对生命瞬间的敏感捕捉与价值肯定，恰是新大众文艺情感特质的重要体现。

新大众文艺构建情感认同和归属。当前，我国网络文学正经历从内容生产到传播方式的全面革新，并以其强大的情感动员能力当之无愧地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镇，尤其体现在玄幻、仙侠、穿越等各种类型化叙事中。就叙事本质而言，每一种类型都对应着一种或几种深层的情感需求与心理补偿机制。例如，不同个体在阅读“玄幻”和“穿越”文时，会沉浸于作者虚构的情节之中，借此弥补历史遗憾、摆脱现实困境、幻想“二次人生”。这些类型叙事之所以能引发海量读者的持续追更与付费阅读，关键在于它们精准地投射了时代集体心理的焦虑与渴望。在竞争日益激烈、个体压力不断增大的社会背景下，网络文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情感宣泄与代偿空间。读者在代入主角逆袭、成长、收获美好爱情的“爽感”阅读过程中，获得现实稀缺的成就感与掌控感。这种阅读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实践，是读者主动参与构建的情感共同体活动。此外，特定类型的短视频更能迅速凝聚大规模的情感共同体。例如，在疫情期间，“阳台音乐会”“疫情下的温暖”等话题下，无数用户上传自己演奏音乐、邻里互助、坚守岗位的日常片段。这些视频个体视角虽然微小，但汇聚成一股强大的集体情感力量，传递着共克时艰的勇气与温情。这种基于共享情境的情感实践，重塑人们在物理隔离下的社会连接方式，形成威廉斯所说的“溶解流动中的社会经验”的视觉化凝结。这也表明，新大众文艺的情感结构能够在危急时刻，迅速将个体焦虑转化为集体互勉。

新大众文艺创作善于处理集体历史记忆与怀旧情感。近年来，围绕“东北文艺复兴”“县城美学”“厂矿记忆”等主题的文艺创作层出不穷。从班宇、郑执的小说，到《钢的琴》《白日焰火》等电影，再到网络上关于老物件、老照片、旧时生活方式的怀旧短视频，共同构筑起对过往时代复杂而丰富的情感回望。这种怀旧不完全是消极的感伤，而是混合着对失落集体生活的凭吊、对现代化发展变迁的反思，以及对某种质朴人情与奋斗精神的追认。其通过共享的记忆符号，将不同代际的个体连接起来，在当下构建一种情感上的认同与归属。这正是“情感结构”在发挥作用，即其所处理的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失落、乡愁与对连续性的内在寻求，也潜隐着共同体建构的深层转型。

正是在这些细微而普遍的情感脉络中，新大众文艺重塑着社会的感知方式与联结方式。其表明，新时代的情感结构，既高度个体化，又渴望连接；既沉浸于当下日常，又不断回望与重构传统；既承受着现实压力，又在虚构中寻求释放与超越。

价值秩序的重塑：新大众文艺对“雅俗”二元对立的超越

新大众文艺催生价值融合新生态。“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区分，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中源远流长。这一区分不仅关乎审美趣味的高低，更与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社会的等级秩序紧密相连。在20世纪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虽然“通俗化”“民族形式”被提倡，但在“提高与普及”的辩证论述中，依然隐含着精英主导的价值判断模式——普及是为了提高，大众需要被引导至更高雅的审美境界。实际上，过去我们谈论大众文艺的时候，必然潜在地有一个精英群体作为对照。过去，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精英化创作也始终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人为地划出雅俗之别、高下之分。这种基于“雅／俗”二元对立的价值秩序，构成传统文艺场域的基本结构。“艺术和艺术消费预先倾向于满足一种使社会差别合法化的社会功能，无论人们愿不愿意，无论人们知不知道。”布尔迪厄将这种结构描述为追求艺术自主性的“有限生产场”与追求商业成功的“大生产场”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前者对应“高雅”，后者对应“通俗”。

然而，在今天，这种清晰的二元结构正面临瓦解。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之间一度界限分明，而如今在价值层面，这种界限正逐渐被抹平。比如以“戴建业老师”“无穷小亮的科普日常”等为代表的知识类博主，将原本属于学院体系的古典文学、自然科学知识，用风趣幽默、通俗易懂的短视频形式重新解读。这种“轻量化”传播不仅打破知识的壁垒，更在风格上消解“高雅文化”的严肃面孔，使其变得可亲、可感、可用。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来适配这种已经发生的变化，而新大众文艺以不可取代的概念优势，高度契合这种主客观转型。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并非“俗文化”的胜利，也不是“雅文化”的溃败，而是催生一种去等级化的、多元融合的价值新生态。

新大众文艺在一系列文化实践活动中呈现高度的价值融合性，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严肃主题的通俗表达。许多作品探讨社会公正、人性困境、历史反思等严肃议题，但采用类型化、戏剧化、情感化的通俗叙事策略，使之易于为大众接受。例如，电视剧《觉醒年代》将中国共产党党史题材拍得兼具思想深度、艺术感染力和青春气息，不仅成功破圈，还成为引发社会大众广泛热议的现象级作品。其二，通俗形式的艺术升华。一些原本属于通俗娱乐的文艺形式，经过创作者“二次创作”后被赋予更为深刻的艺术追求和思想内涵。例如，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神话改编中注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现代个体精神；流行音乐中涌现出大量关注社会现实、表达文化自信的作品；在备受青年群体喜爱的各类脱口秀作品中，不少脱口秀演员以自我嘲讽的方式展示个体困境，却又通过机智而诙谐的话语整合，将其延伸至内卷、刻板印象等社会现象分析。其三，专业与业余的边界渐趋模糊。与其说专业和业余是静态化的身份标签，不如说它们更像是新大众文艺谱系中动态化的写作位置，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可以同时是业余爱好者和专业生产者。例如，素人写作往往出于个人兴趣和自身经历，同样可能因真挚的情感和独特的视角而具备较高的艺术水准，从而获得社会认可；专业艺术家则积极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大众平台进行创作和传播，将“深刻的复杂性”以更富情感共鸣的方式“翻译”给大众。其四，商业性与文化性的共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生事物，新大众文艺在互联网条件下获得迅猛发展，其文艺话语生产与平台经济机制密不可分，因而，唯有始终坚持文化规范和价值引领，才能避免跌入流量为王、算法霸权的价值陷阱。真正成功的新大众文艺作品，特别是产生轰动效应的网络文学、短视频、网络短剧、经典文学IP等往往实现了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有机统一。它们虽然遵循市场逻辑，但内容本身仍然承载着丰富的亚文化信息或极具个性化的自我表达，同时在价值层面则始终充满对当下大众的生命关怀和价值体认。

关于新大众文艺价值融合的思辨。巴赫金曾通过“狂欢化”理论精辟地挖掘出“根植于人民大众身上的一种狂欢意识”，其显著特点是消除等级、插科打诨、褒贬颠倒、万物平等亲近。在狂欢式的世界中，一切被其外部的等级世界所禁锢、分割、抛远的东西，复又聚合连接起来。在巴赫金看来，“民间文化不是抽象的、僵死的，而是具体可感的、开放的、变易的。它集中大众所关注的热点，趋向大众的审美趣味，具有生活性和现实性。民间文化包罗万象，具有无限的广度和深度。”新大众文艺的场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数字时代的“狂欢广场”。在这里，经典著作可以通过各类视频被广泛普及，权威报道能够以较为轻松的方式向大众传播，个人生活能够以视频网络日志（Vlog）的形式公开分享，不同类型劳动者也能通过多媒体平台分享日常生活工作经验，从而获得更多关注。这种“狂欢”并非纯粹的娱乐消遣，而是内含着对固定秩序、单一标准的松动与创新，充溢着表达自我、展示内心的话语冲动，从而释放出一种平等、对话、众声喧哗的文化民主化能量。

当然，这种“狂欢”也可能伴生着低俗、虚无、群体盲动等潜在风险，因此，如何借助新大众文艺批评话语体系的建构引导其健康发展，是当前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实践，呼唤与之匹配的、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评价体系。传统的、基于“纯文学”或经典艺术标准的批评话语，在面对短视频、网络小说、互动游戏、人工智能写作等新文艺形态时常常陷入话语真空或价值失语。为了更为有效促进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亟须建立多层化、多维度的评价框架和价值体系。就审美价值维度而言，不仅要看其形式技巧的交互性，也要看其叙事表达的参与性、经验呈现的过程性、原生美学的创造性；从社会价值维度来看，重点关注作品是否反映时代脉动，是否促进社群联结，是否给予群体慰藉和个体赋能，是否有效激发积极向上的创作解放；在文化价值维度方面，考察作品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二创”、对青年亚文化的吸纳、对情感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作用，亦显得极为必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尽可能超越简单的“雅俗”评判，在审美的、社会的、文化的多棱镜下捕获新大众文艺的复杂镜像，也在科学的、大众的、民族的多维坐标中深耕当代中国文艺的新生态和新方向，进而提升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与动力。

（作者简介：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著作有《启蒙论》《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混沌的现代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