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水平《和平》：最深重的苦难是看不见的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但战争留下的创伤记忆并没有随风飘散；更令人担忧的是，世界上局部战争一直没有停止。因此，文学在呈现或还原战争场景的同时，更需要在深层意义上反省和检讨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世界文学中有很多这样的作品，比如海明威《永别了，武器》、萨特《死无葬身之地》、考琳·魏格纳《纪念碑》、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瓦西里耶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徐怀中《西线轶事》、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等。这些作品告诉我们，和平生活的珍贵就体现在波澜不惊的寻常日子里，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珍贵，是怎样在战争状态下幻灭、破碎和万劫不复的。另一方面，战争给世界带来了绝望，但那绝望的灰烬里也燃烧着永不熄灭的正义和尊严，那是对和平的永恒祈愿。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小说一直没有中断的潮流和趋向。
葛水平的长篇小说《和平》，就在这样的战争小说的整体潮流中。在中国的语境里，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部重新书写战争的小说，是一部居安思危的小说，是一部侵略者的忏悔录，更是一部深度勘探人性的小说。小说最重要的价值，是发现了战争制造的最深重的苦难——那是一种看不见的苦难。能够看见的苦难，可以诉说，有人同情；看不见的苦难则无处诉说，无从被人理解，是一种被世界静音、屏蔽的，最彻底、最无解的苦难。这是小说最大的发现。作品以独特的叙事视角、深刻的人性叩问，突破了战争文学的写作传统，成为当代战争文学中极具思想深度和情感深度的作品。《和平》是一部战争小说，不同的是，小说没有直接写正面战场的刀光剑影血流成河，而是将战争从正面战场置换为日常灾难，以寻常日子的破碎，书写战争最本质的残酷。小说没有炮火连天，没有肉搏厮杀，只有战争笼罩下普通人的流离失所、苟延残喘的绝望，这是看得见的离乱流亡。小说的与众不同，是写了那些“看不见”的苦难，那是战争带来的最深重的精神和心灵的苦难。张子民的一生，是被苦难不断剥夺的一生。1910年东北大鼠疫，他从死人堆里被盲人养父救出。养父留下一句“多说人好，穷人不能有穷相”，便在一次外出算命时失足跌落山崖而亡。他被大伯卖到钟表店，在钟表店主王向阳的帮助下，他进入奉天邮政局成为一名职员。然而战争的到来，让一切再次崩塌。从奉天到潼关，从潼关到宝鸡，张子民带着家人在流亡路上颠沛辗转。但比肉体的流离更可怕的，是内心的颓败和荒凉。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包括他的女儿张若蕙，他再也见不到他们。这是“看不见的苦难”最切近的写照。如果说张子民的绝望是“失去”带来的苍凉，那么绿萍的屈辱则是被侵犯带来的终生不能释怀的耻辱。绿萍是钟表店主王向阳的女儿，与张子民一同在教会学校读书，她本可以拥有另一种人生，但战争爆发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苦难，另一方面是弱势性别不能逃脱的宿命。绿萍的屈辱，藏在那些没有被写出的细节里。当张子民凭借读书改变命运，她却因为“替父亲经营事业”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她的隐忍被视为理所当然，她们的付出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她们的屈辱则被淹没在历史大叙事中。绿萍被八木下弘侵犯，是难以言说的、只能自己吞咽的屈辱。别人看不见的事情，只有自己去默默承受。小说中最深重的看不见的苦难，集中体现在绿萍身上。
八木下弘的故事是《和平》中最具伦理张力的部分。这个来自日本北海道小樽的青年，与张子民“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生肖属虎”。两个在同一天、同一时辰出生的人，却因战争而壁垒分明。八木下弘的童年浸润在中国文化中。他深爱绿萍，却在归国参战前，粗暴地侵犯了绿萍。这是小说转折的关键。作为随军记者来到中国，八木下弘目睹并参与日军的种种暴行后，灵魂开始撕裂忏悔。八木下弘的忏悔，是最典型的看不见的苦难之一种。他的罪行已经铸成，无法挽回；他的忏悔无法改变历史，甚至无法被受害者接受。在临终前的幻觉中，他感到“身体几近分裂，仿佛有无数细小的尖槌在凿空他”。战争对于他而言，是“斩断流水一样斩断了那些鲜活的声音和影子”。张子民的绝望、绿萍的屈辱、八木下弘的忏悔，构成了小说“看不见的灾难”的三种不同形态。这种苦难之所以深重，是因为它无处述说，让人失去现实感，处在永无出头之日的困境里不能自拔，它荒芜如大漠，黑暗如深渊，那是另外一个万劫不复的世界。更致命的是，这种绝望感无人知晓，永难治愈。
作品通过对看不见的苦难的描摹，告诉人们，战争的正面战场、后方的黎民百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告诫人们，和平并非如影随形，它需要所有人共同维护，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目标。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安德烈·马尔罗在反思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阴影下的和平时说过，我们的和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他亲历了西班牙内战、二战，深知和平不是自然天成，它需要持久地捍卫。因为世界的平衡是脆弱的，它能轻而易举地被仇恨、野心与遗忘冲破。马尔罗的洞见在今天依然适用。和平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和平本身是一种非自然状态，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维持，而冲突的导火索如资源争夺等则从未消失。同时，全球化和网络战也让和平更加易碎、更加珍贵，和平时期充斥着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正因如此，葛水平在《和平》中所说的“在这个脆弱的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只能是正义与和平，不能是武器”，是在绝望的灰烬中闪烁的正义之光。
战争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再现暴力的规模和惨烈，也在于挖掘暴力对人的异化和摧毁。葛水平的《和平》正是沿着这一精神脉络，不局限于呈现战争，而是更侧重于反思战争，以最朴素的日常图景，写出战争对人最隐秘、最深重也最难以发现的致命戕害，这也是重写战争最具思想价值的方面。战争在文本中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对日常秩序的碾碎；不是军事对抗，而是普通人生存权利的被剥夺。葛水平不展示暴力场面，不描写死亡，却让“最深重的看不见的灾难”跟随小说全过程。小说平静克制的叙事，远比战场厮杀更具悲剧性。
葛水平在后记《只有时间是忠诚的》里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马托夫在《白轮船》中借外公莫蒙唱的古老的歌谣：“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艾涅塞；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艾涅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艾涅塞。”读者也许会感到突兀，为什么在讨论小说《和平》时提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古老歌谣？如果我们理解了这首歌谣的要义，也就明白了作家的心曲。民歌《艾涅塞》是《白轮船》的精神母题，它以中亚古老河流的名义，为孩子的纯真与族群的命运设下祭坛，既是文明起源的记忆，也是精神信仰的象征，更是悲剧终局的挽歌。外公通过教唱这首民歌，将仁爱、敬畏自然与坚守良知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歌中“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的追问，构成了孩子的精神世界。这一文明坚守的不只是个人的纯真，更是整个民族尚未被现代文明侵蚀的原初精神。葛水平提到《艾涅塞》，是一种借用和类比：中华民族对和平的祈祷、热爱和维护，正如《艾涅塞》所歌唱的那样深入而持久，这是一种不可磨灭的信念，是绝望灰烬里不灭的光。
葛水平常年行走、徜徉于晋东南广阔的田野和沁水太行，她笔下的山山水水、蓝天白云，如诗如画，与其说这是对自然的亲近或文人的趣味，毋宁说是她对和平生活，对宁静祥和日子由衷的热爱、欣赏和迷恋。她内心深处未必有对和平生活失去的恐慌和不安，但也许唯有如此才会表达对和平生活的敬意和祈祷。因此，《和平》是一部写在战争背面的平民控诉书，是参与战事侵略者的忏悔录，是战争受害者绝望的证词，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发自内心地对和平的珍惜和祈愿。
看不见的创伤无处不在。它在张子民恓惶的流亡路上，在绿萍难以洗刷的屈辱中，也在八木下弘深渊般的忏悔里。我们在《和平》中读到了过去战争小说少有的另一种悲剧和绝望，因此，其背后对和平的吁求和祈愿才如此感天撼地。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