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现在到了真正讨论新世纪文学的时候
记得1999年这一年，全世界都弥漫着一种时间的兴奋，因为人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21世纪，人们期待新的世纪会带来新的变化。从发展的角度说，新世纪应该不同于旧的世纪，至于它新在哪里，人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预测，但所有的预测并不会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刻就完全呈现在人们面前。即使如此，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对于新世纪之新仍然充满了浓郁的兴趣。文学界同样对新世纪充满了期待，当21世纪刚刚过去五年之际，就提出了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记得我们还与《文艺争鸣》专门举行了“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的研讨会。从此，新世纪文学的概念被广泛接受，关于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课题也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但坦率地说，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期，尽管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已经风生水起了，现实中的文学并没有显现出特别明显的新质，因此有关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沿袭着以往的路径。给人感觉，具备新质特征的现象也就是网络文学而已。如今，21世纪一眨眼就过去了四分之一，要抠词眼的话，它已经算不上是新的世纪了。既然已经有了四分之一的厚度，对它进行历史化的分析也是条件非常充足的，同时若新世纪真的内蕴着不同凡响的新质的话，现在也该露出真面目了。也就是说，现在到了真正讨论新世纪文学的时候了。
回顾21世纪已经过去的四分之一时间段，我才发现文学变化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文学包含着太多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也许就是一种新质的呈现方式。
我想将21世纪之初与20世纪之初作一个比较。进入21世纪，文学所面临的现实与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文学所面临的现实非常相似，这就是文学突然进入一个转折点，文学遇到了新情况。20世纪初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的封建社会制度维系不下去了，中国迫切需要像西方一样进行现代化。现代化需要唤起所有的民众觉悟。但流行在小圈子里的文言文阻碍了与广大民众的交流，于是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文学革命，从此白话文的文学取代了文言文的文学。白话文的文学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场文学革命，是因为那时候在中国诞生了一种新的媒体——现代报刊。现代报刊是文学革命的坚强阵地，有了这一坚强阵地，新文学才能取代旧文学。中国的现代报刊诞生于19世纪末，有人做过统计，清末最后五年共创办报刊231种，平均每年为46.2种。“民国”最初五年共创办报刊457种，平均每年91.4种。1917年至1922年6年中出版期刊1626种，平均每年出版期刊271种。现代报刊最开始刊登的文学作品还是传统的文学样式，格律诗、文言文的散文随笔，还有半文半白的小说。那时候，人们大概不会想到这些报刊的流行会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文学革命，从此以文言文为基础的古代文学就基本上退出了文坛。白话文文学就是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文学，现代汉语文学在学科上叫作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历了差不多一百年的打磨，带着一张不是令人们太满意的成绩单进入了21世纪。21世纪之初也遇到了一个与20世纪之初的相似局面，这就是同样也诞生了一个新的媒体，这个新媒体就是互联网。我们千万不要看轻了互联网这种新的载体，它发展的速度显然要比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出现的新载体现代报刊更加惊人。互联网作为一种高科技，它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中国的网民却将它的传播和媒介的功能运用到极致，通过互联网，创造了一种写作方式、审美方式和传播方式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是新世纪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它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网络文学是借助一种新的媒体而成长起来的，它会不会像20世纪的现代报刊一样也带来一场文学革命呢？我当时曾写文章说，网络文学是21世纪带给文学的一份厚礼，并断言它将引起一场新的文学革命。文章发出后内心一直还在嘀咕，这个断言是否太冒失了。当21世纪走过四分之一后，我该好好来验证一下了。我的验证是，一场新的文学革命的确正在发生，只不过这场革命是静悄悄的，不像20世纪的革命动静那么大。革命的结果是文学的三分天下，即传统文学、市场化文学和网络文学。但革命并没有就此而中止，当学者们坐下来准备以三分天下的态势来对文学进行历史化总结时，却发现文学在新的科技潮流的推动下出现了更大的变异。当然，这些变异仍处在不确定性之中，我们也无须将其称为文学革命，毕竟，“革命”这个词分量不轻，我们还是要谨慎使用它。但不可否认，新世纪文学的这些变异是包含着革命性的因素的。在我看来，这种革命性因素突出体现在两点：第一点是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文学不断蔓延，已不再限于网络文学，而是进入了新媒体文学阶段。第二点更为重要，即AI的出现，AI不断地产生新的文学话题，以至于让人感到，文学这这座大厦都摇摇欲坠了。
为什么说，新世纪文学的这些变异包含着革命性因素。我想从两个方面来阐述。
其一，21世纪的文学是一个文学泛化的新世纪。
21世纪以来文学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文学泛化的趋势越来越突出，也就是说，文学的边界被打破，以前所坚守的完整意义上的文学逐渐缩小了自己的领域，这种所谓的纯文学越来越小众化，但与此同时，文学又在不断地向外渗透，在许多文化疆域中文学的要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文学的泛化。文学泛化让我们越来越看不清楚文学本身了。我们从这边看，发现文学的疆域越来越缩小，但我们从那边看，又看到文学的疆域越来越扩大。文学泛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观的表现是文学载体完全超越了书籍，电影、电视、电子游戏等都是非常成熟的文学性叙事艺术，网络文学借助互联网新媒体的特殊功能，创造了一种在审美方式、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方面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网络文学。文学泛化更突出表现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在朋友圈、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上用精练、富有情感的文字记录生活、分享故事，这其实就是一种微型的、日常化的文学实践。总而言之，“文学泛化”的突出表现就是“文学性”的弥散和“叙事”的普遍化。它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体裁和载体，而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代人理解世界、表达自我、进行沟通和商业运作的一种基础性工具。新媒体和高科技，是促成文学泛化的最直接的外部原因。
文学泛化的意义也不可低估，它的意义可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诞生的白话文的文学革命相提并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带来了文学的平等化。过去只有掌握了文言文的人才能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成了少数精英的事情。但白话文将文学带到了普通百姓之中，无论是精英者，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能凭借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文学实现了平等化。文学还有一个问题，它是一种专业性的事业，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和体制，就广大民众而言，它具有明显的优越感。文学泛化几乎就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来的，它打破了文学的圈子，挑战文学体制，摒弃了将作家分为专业和业余的观念，在文学创作上没有贵贱之分，从而我们迎来了文学民主化的新世纪。
因此，我们要对新世纪文学进行历史化的总结，必须有效阐释文学泛化的现象，总结文学泛化后文学的叙事方式和存在方式，并解答文学泛化的文学性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进行经典化以形成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学泛化恐怕也在悄悄改变文学的本质，我们怎么定义“文学性”，需要面对现实的变化寻找答案。
其二，文学正在走向后人类时代。
这是基于AI的发展而作出的一个预判。AI在越来越多的核心智力活动（如科学发现、艺术创作、战略决策）上达到甚至超越人类最高水平，那么“人类智能是地球主宰”的基石就将被动摇。这正是“后人类”思潮的核心——我们不再是衡量万物的唯一尺度。我们要思考后人类时代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形态至少是一种人机协同的文学新范式，比方说，人类负责提供核心审美判断与价值导向，AI承担素材整理、风格模拟等基础工作。在后人类时代，文学的本质也将在人机碰撞中发生嬗变，但是，人类独特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追问始终是文学的灵魂所在。未来的文学图景将是“人类诗性智慧+AI超验计算”的共生体。这必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文学革命，当我们要对新世纪文学进行历史化总结时，必然要对新世纪文学的未来走向有一个清晰的把握，而谈到新世纪文学的未来走向，我觉得就应该将其置于后人类时代的大前提下来思考，否则我们对未来的设想就将是不靠谱的。
文学如何应对AI写作，这是在后人类时代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个人倾向于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AI的挑战。AI的学习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它能学习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经典，并由此生成出新的写作，AI的写作趋向于完美。但作家的写作是建立在有限的学习基础之上，作家的学习有盲点和空白，他们也努力追求完美，但他们最终写出来的作品是不完美的。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构成了作家的个性，这种个性才是文学的魅力所在。AI的写作是趋同的，趋向于完美，它不存在这种不完美，它也就不会取代作家的写作。毫无疑问，以后的AI写作会变得越来越完美，任何一个作家从完美的角度上说都是无法与AI抗衡的。但是，当AI越来越完美时，也就意味着AI写作越来越同质化和一体化。而我们作家因为自身的“不完美”而使自己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个性，因而也就具有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这才真正体现了文学的本质。因此，我对后人类时代的文学充满了乐观主义，我相信，人类的文学会以其“不完美”最终战胜AI的文学。
现在文学界提出“大文学观”。大文学观显然是看到了文学泛化的这一大的趋势，大文学观应该对文学泛化的现象作出及时总结和回答。因此，大文学观是文学民主化时代的理论策略，它必须有效阐释文学泛化的现象，总结文学泛化后文学的叙事方式和存在方式，并解答文学泛化的文学性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进行经典化以形成一个时代的文学经典。大文学观无疑扩大了文学的疆域，但恐怕还不仅仅是一个疆域的问题，更有一个“文学性”变异的问题。打个拙劣的比喻，疆域问题只是一个物理问题，但“文学性”变异则是一个化学问题，内部的分子和元素发生的变异，性质就不一样了。这就说明，大文学观所面对的是一个过去所建构起来的文学理论大厦正在摇摇欲坠的现实，文学的本质也在发生改变，我们怎么定义文学性也成了一个问题。大文学观并不是在以往的文学上做一点加法，比如将纯文学与俗文学加到一起，不是一个队伍扩容的问题，而是在文学形态上、传播方式上，甚至文学本质上都发生了变化，需要用新的理论来描述它。
我们在做这些工作时，就会发现，这种大文学观将是一种偏向于功能性的、不再纠缠于本体论的文学观。也就是说，我们关于文学的理论思考已经由本体论向功能论转化。当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大文学观就要放弃对本体论的思考，将理论降格为相对主义的理论。而是说，我们不再拘泥一种固化的本体论，不去追求那种超越历史和实践的、永恒不变的文学本质，从而将本体论视为一个“悬置的共识”或“工作假设”，而非“绝对基石”；而且功能本身就是本体的具体呈现，一个事物的“存在”恰恰在于它在特定关系中所能发挥的“功能”。因此，在“大文学观”的视野下，我们不必急于为“文学”下一个新的、大一统的本体论定义，而是应深入探究“文学性”在各种新兴文化实践中的功能实现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文学本身的理解，自然会变得更具弹性、更富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