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宏伟是极具辨识度的作家，他的写作始终游走在哲学思辨与先锋实验的边界地带，带有鲜明的“异质性”。从《国王与抒情诗》对语言与权力的拷问，到《灰衣简史》对欲望与救赎的勘探，再到《引路人》对存在与虚无的追索，李宏伟以绵密的哲思和精巧的结构，构筑了一个既高度抽象又深植现实的小说世界。长篇新作《激情》延续了这一写作脉络，并呈现出更为沉潜和内敛的气质，它截取七天的时间片段，以“北漂”故事打底，书写三个（组）互不相干的人物的生存截面，采用一种“慢叙事”的方式，叩问着情感的伦理与死亡的终极命题。

一、慢叙事与碎片诗学

在叙事学传统中，“慢叙事”并非单纯指叙事节奏的迟缓，而是一种自觉抗拒情节加速度、拒绝因果闭环的叙事策略。慢叙事的目的在于“让时间本身成为主题，让存在的绵延取代事件的堆积”。李宏伟在《激情》中正是采用了这样一种叙事姿态。小说将全部情节限定在七天之内，这在长篇小说创作中是一种近乎冒险的选择。七天，无论是从个体的一生还是绵延的历史来看，都是一瞬间，既无史诗的壮阔，也无编年史的纵深，但正是这种刻意的“截取”，使得时间从叙事的背景转化为叙事的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李宏伟并非仅仅压缩了物理时间，更重要的是，他截取的三个核心人物——少女桔秀、博士周全、老人白约翰——在故事层面上几乎毫无交集。桔秀为筹措手术费用在城市中奔走，背负着生存的重压与对未来的渴望；周全深陷欲望的纠缠，在理性与本能的拉扯中迷失方向；白约翰被记忆的创痛追击，试图在过往的阴影里寻找慰藉。三个故事线平行推进，如同三条平行的铁轨，延伸向不可知的远方。

这种叙事选择，其深层意图在于对“完整性”叙事的祛魅。传统小说往往追求情节的有机统一，但李宏伟反其道而行之，他以三个互不相干的人物呈现三种不同的生存状态，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中心”的解构。小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心人物，也没有统领全局的核心情节。这种处理方式与李宏伟一贯的写作理念一脉相承。在《国王与抒情诗》中，他同样采用了“本事”与“材料”的双重结构，以死亡为轴心，却又不断向外辐射出关于语言、权力、意识的多元思考。在《灰衣简史》中，他运用欲望说明书的形式与影子交易的故事双线并进，形成互文与对话。可以说，《激情》的“三线并行”结构，正是李宏伟对“碎片化叙事”的又一次探索。

进一步而言，《激情》的慢叙事特征不仅体现在情节结构上，更渗透于语言肌理之中。小说夹杂着大量片段化的偶感叙事，叙述者时常从情节中抽身而出，进入人物的内心独白或哲理性的沉思。这种写法使小说呈现出一种“诗性”的质地，语言不再是透明的情节载体，而成为自身具有重量的存在。李宏伟的语言具有“绝对的修辞性”，在《激情》中，这种语言特质同样鲜明：桔秀奔走在都市街头时的内心独白，周全在欲望泥沼中的自我拷问，白约翰被记忆灼烧时的意识流变，都以高度凝练、隐喻丛生的诗性语言呈现。

这种诗性语言的使用，与李宏伟的诗人身份有着直接关联。此外，李宏伟的非线性叙事还体现出他对“先锋”精神的自觉追求。对“不一样”的追求，使得李宏伟的小说始终保持着形式的探索性。《激情》拒绝传统的情节推进模式，不以因果链条驱动叙事，而是以人物的心理时间为轴，以意识的流动为线索，构建起一座语言的迷宫。这种写法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正是这种难度，构成了作品的独特价值。

二、何为激情与情感的拆解

“激情”作为小说的核心标题，本身就是一种需要阐释的概念。李宏伟曾引用福克纳的说法——“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这一表述暗含两层意蕴：一是激情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唯一要素；二是激情又是“无用的”，它无法改变存在的困境，只能在自我安慰与相互安慰中寻求意义。这种悖论性的理解，构成了《激情》的情感伦理学的核心。

在《激情》中，李宏伟讨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形态。其一是普通人相濡以沫的朴素感情，这主要体现在少女桔秀的故事线中。桔秀为了筹措家人的手术费用四处奔走，她的奔走不是为了个人的欲望满足，而是源于一种最朴素的责任与爱。这种感情没有戏剧化的表达，没有哲理性的升华，它只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与承受。但正是这种“日常”的情感，在李宏伟笔下获得了近乎神圣的重量。桔秀的形象让人联想到《信天翁要发芽》中“劳作表演”里的普通人，“生活的触角镇定地向下，向深处，抓住土壤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为了土壤本身”。这种扎根于大地的朴素情感，是李宏伟对“激情”的第一重定义。

其二是宗教学博士周全复杂的情感纠葛与精神困惑。周全的困境在于理性与本能的撕裂，他既无法抗拒欲望的牵引，又无法认同欲望的合法性。这种困境呈现出情感的“现代性”面相：当传统的情感伦理体系瓦解，个体必须在没有外部规范的情况下为自己的情感立法。周全的挣扎因而具有了哲学意味，他不仅是具体的情感主体，更是现代人的情感困境的隐喻。李宏伟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体现出他一贯的“哲学式思考”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李宏伟对情感的拆解与分析并非止步于描述，而是深入到“伦理”的维度。他追问的不是“情感是什么”，而是“情感应当如何”。桔秀的朴素情感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指向他者而非自我；周全的欲望之所以令人困惑，在于它始终困于自我的牢笼。这一区分暗示了一种情感伦理学的尺度——情感的价值不在于其强度，而在于其方向，在于它能否超越自我、抵达他者。这种思考与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形成某种呼应：真正的伦理始于对他者的责任，而非对自我的满足。

李宏伟对情感的哲学化处理，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亦有体现。《灰衣简史》探讨的是欲望与爱的辩证关系，欲望指向占有，爱指向给予；欲望是对影子的追逐，爱是对光明的朝向。《国王与抒情诗》则触及更为抽象的“抒情”概念，李宏伟将其泛化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抒情”，而抒情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对存在及其困境有新的洞彻，找到了准确的方式将它吟唱出来”。可以说，《激情》正是对上述思考的延续与深化，它将抽象的“抒情”落实为具体的情感，将宏大的“欲望”细化为个体的伦理选择，从而在“形而下”的层面展开“形而上”的追问。

三、诗人之死、死亡与复苏

除了“激情”这一情感主题，“死亡”是这部小说的哲学底色。贯穿李宏伟创作始终的，正是一种对死亡的深刻凝视与思考。在《国王与抒情诗》中，宇文往户死亡是全书的叙事起点，也是所有问题的发端，他的死亡引出了“诗如何不死”“人如何不死”的追问。在《灰衣简史》中，死亡同样是贯穿始终的命题，那些出卖影子的人实际上是在逃避死亡，而最终的救赎却只能通过对死亡的直面来实现。在《引路人》中，死亡更是直接成为叙事的核心装置，主人公在死亡边缘的游走构成了小说的张力。可以说，死亡是李宏伟小说世界的“元命题”。

《激情》同样如此，三个主要人物都被死亡的阴影笼罩，桔秀为拯救治爱人而奔走，她对抗的是他人的死亡；周全的欲望纠缠与精神困惑，是源于自己的情感寄托对象突然死亡，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身死亡的逃避；白约翰早年丧子，一生被死亡记忆的创痛追击，他在过往的阴影里寻找慰藉，实际上是在与死亡和解。死亡的形态各异，但无一例外地构成了人物存在的边界情境，正是在死亡的逼视下，桔秀的奔走获得了意义，周全的困惑显露出本质，白约翰的记忆成为救赎。

更为关键的是，李宏伟在《激情》中以人物马拉的死亡继续探讨“诗人之死”这一核心命题。这并非字面意义上的诗人死亡，而是一种隐喻：当语言失去抒情的能力，当情感沦为可被计算的数据，当个体经验被同质化的信息流淹没，“诗人”便已经死亡。这一命题在《国王与抒情诗》中被充分展开，而在《激情》中，这一命题以更为日常化的方式呈现，周全的欲望与理性的撕裂，白约翰的记忆与现实的断裂，桔秀的希望与绝望的纠缠，都是“抒情”在当代生活中的危机状态。

但李宏伟的思考并未止于“诗人之死”的悲叹而是透过死亡，探寻复苏与复活这些命题。在《激情》的结尾，死亡的主题已转化为“复苏”的主题。桔秀最终是否筹到了手术费用？周全能否走出欲望的泥沼？白约翰能否与记忆和解？李宏伟好像都没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在叙事中埋下了复苏的可能，当桔秀在城市中奔走时，她所面对的不仅是绝望，还有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当周全在欲望中挣扎时，他仍有自省的能力；当白约翰被记忆追击时，他依然在寻找慰藉。这些微茫的希望，构成了“复苏”的种子。李宏伟将《激情》的思考从“北漂故事”延伸至死亡的“终极哲思”，从形而下跃升到形而上的讨论。程度上来讲，桔秀、周全、白约翰这三个“毫不相干的人物”，也构成了当代生存的三种典型状态，他们的故事既是个体的，又是普遍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这正是李宏伟小说的独特之处：以哲学的思辨深度，穿透日常生活的表象，抵达存在的根基性问题。

《激情》是一部需要慢读的小说。它的慢叙事、非线性结构、片段化诗性语言，都在考验着读者的耐心与专注。但正是在这种“慢”中，在时间的截取与碎片的拼贴中，李宏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情感伦理与死亡哲学的窗口。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形式，追问着“人何以存在”“情感何以可能”这些根本性问题。李宏伟的写作始终保持着先锋的姿态，他不是在重复已被验证的叙事模式，而是在不断探索新的表达可能。《激情》仍是“有意味的形式”，它的形式探索不是炫技，而是为了更好地抵达存在的内核。在这部小说中，慢叙事不仅是技术选择，更是对当代生活速度的抵抗；碎片化不仅是结构特征，更是对整体性叙事的祛魅；诗性语言不仅是美学追求，更是对“抒情”本身的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