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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文明互鉴的重要性。早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就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向世界阐明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此后，习近平主席持续强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在2017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提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立足亚洲文明发展和文明互鉴历史，提出要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并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三是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四是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些主张明确了文明对话、文明互鉴的基本路径和应该秉持的态度，构成了新时代的“文明互鉴论”，为推动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从“和而不同”到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理解文明互鉴论，我们必须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认识到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基础，文明差异和交流互鉴是促进人类文明演进发展的重要动力。

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君子可以与他周围的人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但他对待任何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从不愿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并且善于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与他人搞好团结。与之相反，小人则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求与别人表面上一致，但他与别人不能保持融洽友好的关系，无法从他人的不同意见中获取教益。由此可以看出，真正的“和”、真正的融洽，并非要消除思想观念的差异，并非不能存在意见分歧，而是可以通过不同思想、不同意见的交流对话、切磋讨论，达成和睦相处、和谐互动、协调统一的境界。因此，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先人就追求“和而不同”的境界，而不是排除了差异、追求思想完全一致的“同”。先人们认识到差异的存在不仅不会破坏彼此的团结和睦，反而能促成彼此的交流对话、相互学习和理解。

“和而不同”在中国，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是不同思想流派、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处原则。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兵家等多个流派林立，各家各派在并立中互相批驳交锋，又彼此吸收融合，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正如《淮南子·汜论训》所言，“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诸子百家虽有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张和理论依据，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实践方法，但最终都会像源头各异的河流一样，统一流归于大海。这些流派虽思想迥异，却均以天下大治为目标，致力于实现太平盛世。因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在他看来，各家的观点虽有差别和对立，但又是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相互促成的。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之间虽然也曾出现冲突和战争，但总体而言，各民族虽然文化、方言各有差异，但彼此之间和平共存、和睦相处都是历史的主流。大多数统治者都对不同民族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在尊重民族差异基础上寻求民族融合。对待异于自身的域外文化，中国先人亦遵循“和而不同”的交往之道。汉魏以降，域外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得以传播和被接受，就是很好的例证。

由此可见，面对差异，中国人并非因害怕冲突而将差异抹杀，并非追求完全一致的“同”，而是追求不同思想、流派、文化在共存和对话中达成一种彼此包容、彼此交融的平衡。除此之外，中国人也早已认识到“差异的存在能够推动事物生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西周末年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深刻的哲学命题，并对“和”与“同”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说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意味着，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称之为和谐，因此能使事物丰富发展并让万物归于协调统一。如果只是把相同的事物叠加，那么世界也就不再发展了。在这里，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矛盾是“和”的必要前提，而这些差异、矛盾却又能够在“和”的状态中达成平衡、统一。

因此，如果世界万物失去了多样性，只存在同质性，那么也将失去生成新事物的可能性以及向前发展的新动力。“和实生物”展现了事物生成发展的根本规律。宇宙万物的生成并非简单的统一，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正是由于事物多样性的存在，才构成了这个不断发展着的丰富、生动的世界。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亦是如此。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这些重要论述有助于我们更为辩证地理解文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对当今西方世界文明观进行有力辩驳。具体说来，主张所谓的“单一的西方文明”和“文明冲突论”，只会阻碍文明新元素、文化新元素的出现，阻碍人类文明的演进发展。一味铲除异己、消除差异，也并不会出现西方人所幻想的“和谐”局面，因为“和”本身就包含着差异性和多样性。

二、从“海纳百川”到汲取不同文明的养分

纵观人类文明历史，不同文明的兴起、消亡、更替、融合构筑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作为四大古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并没有像其他三大文明一样，走向消亡或遭遇中断，而是绵延不绝，几经风霜雪雨仍昂首屹立，并且呈现出生生不息的气韵，展现出超强的生命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东方奇迹”。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历史长河的涤荡中延续至今，并非靠幸运和偶然，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特质使得中华文明没有因内部文化的差异而分崩离析，没有因外部异质文化的入侵而遭受打击，而是让其得以整合内部文化差异，并在本土文化基础上融合异质文化元素，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壮大。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整体性思维紧密相关。早在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对世界的看法都呈现出一种整体思维，并从整体、宏观视角来理解和把握这个世界，认为宇宙是一个无限的、发展变化的、和谐有机的整体，认为天地万物本是一体。《周易·系辞上》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将万物的源头归于“太极”，即天地未分之前处于混沌状态的“元气”，亦即太初、太一。太极变而产生天地，是谓两仪；两仪变而产生金木水火，是谓四象；四象变而生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亦即乾、坤、坎、离、巽、震、艮、兑八卦；而由八卦又进一步产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由此涵盖宇宙万象，并系之以辞用以断吉凶，趋吉避凶即能成就大业。由此可见，天地万物都归于“太极”这一整体，本是一团混沌之气，宇宙万象由此衍生。类似的宇宙观和整体观，在道家经典《道德经》中亦有体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将“道”视作宇宙本原，万物由“道”生成。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万物诞生前本是一体，哪怕彼此之间差异再大，都是由“气”衍生，终归于“道”之本原。万物内蕴阴阳，构成万物的阴阳二者虽是对立的两极，却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甚至可以相互转化。中国哲学的整体观蕴含了包容的智慧，两种完全异质的东西，并非只有相互抗衡的关系，需要斗个你死我活，而是可以和谐互补，在整体中融通。

回顾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这种整体性思维以及在其影响下的文化包容性特质，促使中国人无论是在内部还是面对域外，总是能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包容与己相异的思想文化，善于寻找不同思想、不同文化之间的相通之处，并且在兼收并蓄中将各种思想文化融合进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质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它首先体现在国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借鉴、不断整合。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各家在思想交锋的同时也相互借鉴，各家思想交融互补。比如，稷下道家接受了儒家关于仁、义、礼的伦理学说，儒家孟子吸收了墨家的“规矩”“天志”等思想，由此初步形成了百学交汇、兼容并包的文化景象。西汉建立之初，统治者以道家黄老之学为指导思想，此时的黄老之学早已吸收了儒、墨、名、法、阴阳等众家之长。魏晋时期，在东汉末年清谈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玄学，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思想。玄学力图把儒、道两家思想融通为一，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也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包容程度。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特质，还体现在对域外的异质文化的借鉴和吸纳上。魏晋时期，玄学与来自域外的佛教进行交汇融合，崇尚清谈的学术氛围为佛教义理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两晋之后的社会动乱和精神危机则在客观上为佛教打开了通向普罗大众心灵的大门，此时的佛教已逐渐褪去异域文化的色彩并且越来越具有本土化的倾向和特征。隋唐时期，统治者对佛教的发展，持开放、开明的态度，并逐渐形成诸多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佛教宗派。到了宋代，禅宗盛行，佛教思想与儒道思想得以进一步融合。宋代的文人墨客不仅儒道兼修，还参禅悟道，禅僧士大夫化也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中华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包容性特质是以其强大的同化力为前提的，而这种同化力又立足于坚守本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域外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没有造成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取代，没有撼动中国本土文化的独立性格，反而融入到本土文化的体系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回到当下，我们应该坚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打破文明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只有以“海纳百川”的广博胸怀，对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文化都持开放、平等、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其有益成分，才能不断推动中华文明持续不断向前发展。

三、从“万物并育”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和平，主张不同文化之间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中华文化的古老智慧，至今依然为当代语境下的文明对话提供源源不断的启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引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一古语，系统阐发中国式文明观及其全球意义。这句话出自《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结合上下文来看，它的意思是，使万物一同发育生长而不互相妨害，使各种道理同时运行而不相冲突。因此，在中华文化中，万物、各道之间并非是相互冲突的，而是可以寻求一种共存、共生之道。

因此，“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表达的，并非简单的道德劝诫，对于推进我们对当代世界秩序的整体性认知亦有重要启迪。在这一认知中，差异并不必然导向冲突，多元并不必然走向对立，相反，不同事物、不同价值体系可以在同一整体中并行共存、相互成就。这一认知逻辑从根本上突破了“同一性优先”的思维模式，转而确立了一种以多样性为前提的共生秩序观。因此，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和谐”并非消除差异的结果，而是差异在一定规范结构中的协调展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仅揭示了中华文化关于多样性与和谐关系的基本理解，也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深厚的哲学根基。

实际上，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差异、互不相害，彼此相互包容、和谐共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基本前提。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天下大同、天下一家是中国古人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其基本特征为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友好相处，没有战争。5000多年来，和平、和睦、和谐一直是中华民族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讲求“天下一家”，追求“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因此，我们对待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时，并不主张排斥、吞并或是“唯我独尊”，而是坚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道理，朝着构建和谐世界的理想目标不断前行。

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景，更是世界各国在全球化时代赖以生存的根本保障。只有在和平与发展的语境下，世界各国才能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与进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矛盾交织、纷争频仍的世界，勾勒超越差异与分歧的价值同心圆，引领各国走团结合作的人间正道，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而不同”中迈向“天下大同”。

四、构建以平等、包容、互鉴为底色的新型文明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现实困境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明认知分歧与价值观对立。溯其根源，“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一些西方国家仍延续殖民时期那套非此即彼、唯我独尊的霸权逻辑，强调自身文明的唯一正确性和所谓的“普世价值”，将其他文明视作威胁和隐患，并试图通过无理条约甚至野蛮征服，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和侵蚀。长期主导西方话语体系的“文明冲突论”与“普世价值论”，非但未能为世界带来预想中的和平与秩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思想根源，将不同文明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框架之中，使人类面临“文明对抗”的现实风险。诚然，不少东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反思西方文明观带来的问题，但从当下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局部冲突频发的现实来看，这一“反思”的力度和影响仍需加强。

在这样一个动荡与变革交织的时代，文明互鉴论的提出与实践，无疑为迷惘中的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路径与行动指南。历经多年的理论建构和倡导呼吁，文明互鉴论的内涵不断丰富。文明互鉴论既是新时代中国应对全球文明交往困境的重要理论创新，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它深刻回应了时代之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以“和而不同”尊重文明多样性，以“海纳百川”汲取人类文明精华，以“万物并育”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图景，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文明冲突论”与“普世价值论”的理论偏失，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超越对抗、走向共生的新型文明观，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注重平等、包容、合作的中国智慧。文明互鉴论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更展现出强大的现实解释力与实践引领力。未来，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和谐、包容、共生精神，将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共存与共同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滋养与价值指引。

这样的理论思索，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诸多的学术问题。近年来，笔者发表了关于“重写文明史”的系列论文，积极倡导文明互鉴，其核心关切在于审视与反思世界文明史书写中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推动对“文明”定义的去中心化理解，进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文明理念。西方语境中常见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论调，本质上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事实与内在逻辑相背离。一方面，文明形态具有天然的多样性，不存在所谓的普世模板或优劣等级。平等包容的文明观是正确认识文明多样性、丰富性的关键。另一方面，多元文明可以共存，文明之间的冲突并非历史常态，交流、互鉴与融合才是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源泉。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坚持文明互鉴的理念，有助于打破文化隔阂、消除文明偏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价值根基。可以预见，未来新型文明观必将以平等、包容、互鉴为底色，而中国在这一文明观念重塑进程中，不仅是积极的参与者，更是重要的引领者。

（曹顺庆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夏甜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