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成式影像的普及与挑战—— 摄影的核心仍是“客观性”与“在场性”

女航天员刘洋出征(2012年) 岱天荣 摄
天坛之光(2025年) 石永亭 摄
“AI”“人工智能”这几年绝对属于高频热词,不仅在于“智能化”所引发的关于科技与伦理的学术探讨,更在于“价廉物美”的快捷应用所引起的相关行业的“地震”与“海啸”,还在于它以不可抵挡之势迅速渗透进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于摄影而言,生成式影像甫一诞生,便注定成为摄影发展的新契机或新方向。
如果说手机摄影的普及让摄影进入“人人拍、拍人人”的大众化传播新时代,那生成式影像则可以说让“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现实。手机拍摄与传统相机拍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还是讲究光影、构图、意境,需要器材掌控者的主体思维。但“文生图”不一样,它彻底改变了图像的生产方式,你不需要成像工具,也不需要跋山涉水,只要对着手机或电脑里的相关软件说几句话,就能生成你想要的图片,各种风格都有,深切满足了普通大众对美和艺术的追求,而且不需要太多日积月累的专业训练就能达成。最初的AI生成式影像塑料感还很强,一些细节“糟点”满满。随着AI的迅速迭代更新,许多缺陷被修复,生成式影像以假乱真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这给影像鉴定带来了极大的难处,也让人们越来越难信任影像的真实性。“有图有真相”这5个字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摄影客观性的确切注解。那到今天,“有图”还代表“有真相”吗?当声音和动作都可以AI生成,重申摄影的客观纪录价值便显得十分有必要。
摄影的“客观性”和纪录价值
自1839年达盖尔银版摄影法问世,宣告了摄影术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看世界的方式,人类也拥有了一种全新的对客观世界进行真实记录和再现的手段。摄影术(包括摄像)诞生之前,能够记录或承载历史的载体,以语言文字为主,历史遗迹、绘画、音乐、习俗为辅。摄影术诞生之后,在历史遗迹之外,又多了一种也许称得上最真实的历史记录工具,以及绘画之外另一种视觉记录工具。记录工具的进步,必然会改变历史的叙事方式,这就是摄影的纪录价值之所在。
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身边的环境和琐碎事件习以为常,或迫于忙碌的工作生活节奏而无暇记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一组例行公事的工作照、一张日常生活记录照、一张随手拍摄的街边影像,在某个时候会突然跳跃出来,成为触动我们灵魂的历史记录,产生现实的、不断扩大的影响,从而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意义。面对这样的作品,我们心中难免不发出一声“啊,原来是这样”的慨叹,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遗憾。
这种慨叹,来源于影像记录的真实性和历史认知的“复归性”。客观性是摄影的本质属性和意义所在,是区别于其他媒介的独一无二的特性。语言文字会有主观性、多义性,绘画具有再创造性,遗迹会湮灭不可考,文化习俗不断传承演变,唯有摄影能够忠实记录现实。英国摄影家、评论家格里·巴杰说过,“只要我们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任何一张照片必然能够捕捉到具有时代魅力的闪光点,无论摄影师当初的意图如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赋予摄影以重大意义的,除了现实的复刻,还有时间的发酵。时间是最好的酿酒师,对摄影也是如此。人都有探求历史真相及其意义的渴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认知阶段、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在不同时刻对真实历史的回顾,都会赋予真实历史以丰富的、复杂化的意义和内涵,这就是历史认知的复归性。摄影术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他记录方式一道,为这种复归提供了现实基础。
当你拿起相机,面对世界,面对现实生活与现实的真实,“咔嚓”一下,这一瞬间被定格,相机镜头前现实的一瞬间便已成为历史。如果这一瞬间记录的是真实的世界,那这真实的瞬间便是真实的至少是相对真实或者是瞬间真实的历史。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它立足于现实的思索;所有历史都不是当代史,因为它是由许多创造历史的人民的微观历史组成。摄影的蓬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致的以影像的形式记录的微观历史。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影像如何书写历史,历史又如何影响影像,在影像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中各自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诚然,影像有其客观性、鲜明性、生动性、直观性等优势,也有其虚伪性、片段性、不可言说性等特点,既有一图胜千言,也有一图需千言。影像与文字相辅相成,已成为新时代书写历史的重要手段。
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批摄影家对抗战老兵及二战遗存进行了拍摄;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摄影界以影像的方式对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回顾;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摄影界掀起了对历史影像梳理和研究的热潮;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对红色影像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成为热点。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伴随着这些重大历史节点,大量老照片和纪实影像进入业界和公众视野,而“影像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影像”则交错着引发人们对影像与时间、与历史、与记忆的进一步探究。
百年多的奋斗历程留下了大量真切的影像记录。摄影师们记录下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记录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与祖国发展的方方面面,用最真实、直观、形象的方式见证着百年来的风雨历程与光辉岁月。这些作品有着明确的真实性,切切实实地记录、明明白白地展示;也有着鲜明的典型性,形象地反映一个时代、映照一个群体。这些照片内容丰富、细节生动、信息量大,包含了某个特定时代的独特信息。
纪录价值无疑是摄影的本质价值之一。小到个人记忆、家族纪念,大到国家重大事件、人类发展历史,都离不开摄影的真实记录和客观表达。
摄影的“在场性”和具身体验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在商业和艺术领域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显著节约了不少人力物力。用AI辅助艺术创作、用AI处理图片,也成为摄影人的日常选择之一。在最初的技术焦虑与争议过后,摄影界已普遍接受AI成为摄影创作的工具手段,将其纳入摄影门类的一个分支。然而,在严肃摄影领域,如纪实摄影、新闻摄影,业内仍严格按照不得增删、合成等既往的专业要求,并增加了不得使用AI等规定。
AI图像生成消解了主观创造、具身体验和个体的在场感,而这些正是摄影的独特魅力。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摄影除了瞬间性、偶然性、客观性等特质外,在场性是其容易被忽略的一种特质。它不仅体现在摄影人对光影的追逐中,更体现在摄影人用生命探索世界、叩问真相的征途中。在激烈的战场上,摄影人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中左冲右突,他们视死如归,只为能记录下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深邃。在高高的雪山上,摄影人背着厚重的器材、冒着酷寒和风雪,只为记录下震撼人心的画面。在绝顶、在洞穴、在深海、在极地,在众多人迹罕至的地方,都可以看见摄影人的身影,他们听从远方的召唤,不断挑战自我,坚定不移地向自然的最深处出发,与自然相遇、相通,生命也在一次次的跋涉和险象环生中升华。只有登绝顶,方知山之高;只有下深海,方觉海之秘。只有经历饥饿,方明食物之可贵;只有历经四季,方感岁月之美。人的身体在大自然中所经历的感受、感悟、体验以及由之引发的情感上的触动、震撼,最后都化为艺术创作的动力源泉,成为一幅幅富有感染力的作品最坚实的底色。在想象中的画面越来越容易被视觉化的今天,人们对原始生态的热爱反而被激发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拍野生动物的行列,加入到前往高山大川的跋涉之途。
不单在自然之间,人文领域的相遇与在场也曾诞生一张张脍炙人口的佳作。如巴西摄影家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曾多次深入巴西金矿的千米井下,在45摄氏度高温与随时塌方的威胁中,拍摄密密麻麻的金矿工人的辛勤劳作;中国摄影家朱宪民拍了60年的黄河百姓,始终把镜头对准最广大的普通人,记录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与烟火日常,用质朴影像定格最本真的生命状态。在图片易得的当下,与人交流、与人沟通,拍摄普通人的感人故事,从中获得的具身体验,远非坐在家里对着手机下达指令可比。
虽然AI可以轻易地生成一张照片,轻易地进行变妆或是背景的切换,但人们并不满足于此。这两年火热的“旅拍”——到一个景点就穿上符合该处地域文化特色的服装,进行实景拍摄,成为众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头好”。旅拍的火热,有着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从摄影术的发展逻辑来看,其与摄影术诞生初期摄影的功能和特征一脉相承。只不过,从照相馆里的场景位移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环境,不变的是妆造,变化的是空间,满足的是人们在一个相对真实的情境下的自我想象、自我塑造、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此外,“新中式”作为一种新的美学时尚,也带动了与此相关的文化消费与审美潮流。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肉眼可见的变化是,各大旅游景点穿着各种古装的男女在其中穿行。这是旅游的新业态,也成为了文旅融合的一种新趋势。然究其心理上的深层原因,不正是体现了对具身体验和真实场景的内在追求?
在算法与AI主导的视觉生产中,人的在场与具身体验是摄影的灵魂与底线。AI时代的摄影,或许不再执着于“拍得像”“拍得美”,而是转向彰显“我曾真实地活过、看过、感受过”的人的存在价值。在这个过程当中,行走于大街小巷、高山流水之间的拍摄,本质上是人们从碎片化的数字世界中抽身,回归生活、回归当下、回归身体、回归生命本身的过程。在数字技术与AI影像不断重构视觉生产的当下,重返摄影的在场性与具身体验,不仅是对摄影本体精神的回归,更是对人的感知、存在价值与影像真实意义的重新确认。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与数字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摄影家》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