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您的流利峭拔的文风”——从汪曾祺致李健吾的两封信谈起
汪曾祺致李健吾信，1981年3月14日
今年是李健吾先生120周年诞辰，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重读汪曾祺致李健吾的两封信，重读老友间的对话，就是重新审视李健吾作为批评家、编辑家及文坛前辈不可替代的历史位置。
1981年3月14日，汪曾祺在复信中向李健吾自陈供职于北京京剧院，追忆当年为《文艺复兴》杂志写小说的往事，感念李健吾昔日为他介绍工作、赠票邀他观赏京剧的细节；同时说明因《大淖记事》参评相关奖项，无法如约赴会，恳请改期再聚，并在信中致以深切的怀念与敬意，最后附上了回信地址。
1982年5月21日，汪曾祺再次致信李健吾，告知已收到来信，谈及二人近期的旅行经历；因已有约稿在身，难以应李健吾友人采臣之邀编纂小说集，特此说明；并恳请李健吾帮忙复印当年自己发表在《文艺复兴》上的相关作品，同时建议由采臣出版林徽因选集，还提供了相关材料的获取线索。
彼时，汪曾祺已凭借《受戒》等短篇小说重振声名，成为“复出”作家中的异数；而李健吾已是垂暮老人，昔日“刘西渭”的光华在岁月的尘埃里稍显黯淡。信中提到《文艺复兴》的旧事，提到京剧票券的赠予，提到无法赴约的歉意，琐碎中见真情。最动人处，莫过于那句直白的剖白：“李先生，我时常怀念您，怀念您在上海对我的帮助，怀念您的流利峭拔的文风。”
提携，基于对才华的敏锐识别
将目光转回1946年，那一年李健吾40岁，正处于人生与事业的鼎盛时期。
这位笔名“刘西渭”、生于山西运城的文坛才子，自幼酷爱戏剧与文学，学生时代便崭露锋芒。在北师大附中求学时，他与同学发起成立曦社，创办刊物并发表早期剧本与小说，还因活泼敢为被称为“一匹野马”。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后，在朱自清建议下转入西洋文学系，1930年他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次年赴法国留学研究福楼拜、莫里哀等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回国后，1935年在郑振铎的举荐下，出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他已在创作上颇有建树，不仅写出了《终条山的传说》等被鲁迅认可的短篇小说，更创作了《这不过是春天》《梁允达》等经典话剧，更以译作《包法利夫人》蜚声学界，成为文坛中坚力量。
这一年，李健吾依旧笔耕不辍，同时身兼数职：一边在暨南大学任教，悉心培育后辈；一边与郑振铎、巴金等同仁合编《文艺复兴》杂志，这份创刊于1946年的刊物，汇聚了当时文坛众多名家之作，成为重要的文学发声平台。此外，他还延续着对戏剧的热爱，与丁西林、于伶等作家、剧作家积极交流互动。
也正是在这样忙碌的一年，李健吾向身陷困境的青年汪曾祺伸出了援手。26岁的汪曾祺刚结束昆明的生活，经越南、中国香港辗转抵达上海，却因没有西南联大毕业文凭，求职屡屡受挫，深陷漂泊无依的困境。李健吾为汪曾祺介绍了一份工作。汪曾祺在信中感念道：“我在上海曾在一私立的‘弄堂中学’致远中学教书，是您介绍的。”这次介绍，帮汪曾祺解决了生计难题。在生活扶持之外，李健吾也欣赏汪曾祺的文学创作。1945年，汪曾祺完成了《小学校的钟声》等小说，却屡屡碰壁，无处发表。而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先后刊发了他的《小学校的钟声》（1946年第1卷第2期）、《复仇》（1946年第1卷第4期）、《老鲁》（1947年第3卷第2期）三篇文章。
这种提携，并非简单的施舍，而是基于对才华的敏锐识别，李健吾是懂汪曾祺的。事实上，这种慧眼识珠并非孤例。李健吾主编《文艺复兴》时，主动邀请钱锺书在该刊物上连载长篇小说《围城》，他还亲自撰写书讯和评论，对《围城》进行积极推介；他鼓励杨绛尝试戏剧创作，《称心如意》在他的帮助下得以诞生；他与曹禺、沈从文、朱光潜等众多作家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他有自己的独特品位，正如汪曾祺回忆：“第二次是1947年，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这种对作家本色的坚守，正是李健吾作为编辑家的良知，也是他维护文学纯粹性的一种努力。
怀念，是在呼唤被中断的审美传统
然而，这两封信的价值，更在于它们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80年代初的文坛，是一个复苏与探索并存的场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思潮迭起、创作活跃，作家们急于寻找新的形式。评论文章仍沿用社会学分析框架，将“文学批评”视作论文而非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美文。在这样的背景下，汪曾祺的“重出江湖”，本身就是一种对“文学性”的回归。他写市井，写风俗，写人性之常，语言冲淡平和，如清流注入浑水。
而他致信李健吾，推崇其“流利峭拔”的文风，实则是在呼唤一种被中断的审美传统。何为“流利峭拔”？汪曾祺在信中虽未详述，但其意可追。“流利”，是指文气贯通，如行云流水，无滞涩之感。李健吾的批评，从不摆出理论家的架子，他以印象入笔，以直觉为刀，文字本身就是美文。他评沈从文，使用“可爱”二字！多么明了又恳切，没有陈言旧词。“他所有的人物全可爱。仿佛有意，其实无意，他要读者抛下各自的烦恼，走进他理想的世界，一个肝胆相照的真情实意的世界”，语言是那样的亲切温润，直抵人心。“峭拔”，指的是见识的犀利，判断的果敢。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在众声喧哗中能一语中的。这种文风，接续了中国古代文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脉息，又吸纳了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灵动，是真正的“京派”气象。
汪曾祺之所以在80年代重提李健吾，是因为他深知，当时的文坛缺的正是这份“松弛”与“漂亮”。他数度谈及李健吾，在《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陆建华〈全国获奖爱情短篇小说选评〉代序》一文中也提及：“我希望我们的评论家能够松弛一点，随便一点。……中国的评论家文章写得活泼的，据我所知，有刘西渭（即李健吾先生）。”这不仅是怀旧，更是一种纠偏。他试图通过追忆李健吾，来唤醒批评界对语言艺术感的重视，让文学评论从枯燥的教条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文本。
这背后，隐伏着一条从李健吾到沈从文，再到汪曾祺的精神线索。李健吾、沈从文、汪曾祺，我想在审美上是“同气连枝”。他们都是“京派”文脉的守护者。沈从文构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汪曾祺书写高邮水乡的市井烟火，无论是《受戒》中的庵赵庄，还是《大淖记事》中的民风百态，都与沈从文《边城》《萧萧》中对人性美好的礼赞一脉相承，是对未被异化的人性之美的眷恋。而李健吾的批评，恰是这一创作倾向的理论回响。他读懂了沈从文的“可爱”，也读懂了汪曾祺的“淡泊”，对“人性”与“美感”的坚守，是一脉相承的。
遗憾的是，李健吾于1982年11月离世，第二封信发出后不久，斯人永逝。这两封信，遂成绝响。如今重读这些文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位作家的交往，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
汪曾祺说“我时常怀念您”，怀念的或许不仅是具体的帮助，更是那种“文心相通”的稀缺。在李健吾诞辰120周年，重读这两封信，让我们明白：李健吾并未远去，他以其“流利峭拔”的笔致，构建了一个纯粹、理想的精神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性得以展现其应有的美好与复杂。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