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女性书写的诸多维度中，劳动之所以需要被单独提出，并不仅因为它是其在当下的高频出现，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把女性经验从“身份—情感”拉回到“社会关系”的入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女性书写往往被理解为有关性别身份的自我表达，私密经验与情感关系的呈现，以及围绕身体、婚姻与家庭展开的叙事。这些讨论在“浮出历史地表”之时固然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但若止步于此，亦会导致性别议题的去结构化，即情感被当成心理问题、家庭被视为私人选择、个体困境则被理解为人性或命运使然。劳动视点的引入可以将女性重新置入生产关系、分工体系与价值分配机制之中，不仅使性别经验可以与现代性框架直接对接，也能够容纳女性在不同历史与现实情境中“进入”公共劳动领域与“被排除”在劳动承认机制之外的双重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关劳动与性别的讨论早在经济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研究中十分充分，但只有文学，能够将这些长期被遮蔽的劳动经验转化为一种可感的叙事结构，将那些无法量化、难以概括和不能进入制度语言的劳动经验呈现为可被理解与讨论的具体生活现实。由此，从劳动切入对女性书写的考察，不仅有助于重新理解当下女性书写的生成机制与叙事重心，也为观察当代中国文学如何回应社会分工、现代性压力与日常生活结构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PART 1

“补充劳动力”的多维呈现

随着工业与后工业时代的推进，关于劳动的书写在新世纪女性文学中呈现出复杂的新面貌。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劳动既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即“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即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在这一框架下，劳动本应是一种具有创造性、持续性和对象性的活动，能够制造出相对持久的人造物，如工具、房屋、艺术品等，并使主体在与世界的互动中获得尊严与意义；而异化劳动的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创造性被剥夺，劳动退化为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重复性付出，成为对身体与时间的消耗机制。

新世纪女性文学中有关劳动的书写，最初正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层面，即女性作为“补充劳动力”这一经典定位出发。马克思在分析工厂工业时所使用的这一概念，揭示了其劳动角色固有的边缘性与弹性。劳动既可能被描绘为女性获得经济独立、主体尊严与社会位置的现实路径，也可能呈现为制度化压迫、身体异化与精神耗损的集中体现。前者是对劳动积极意义的确认。比如，王安忆的《富萍》（2000）提供了肯定性的视角，小说中底层女性从事保姆、糊纸盒的工作固然辛苦，却能由此获得经济独立与主体尊严。作者通过对具体劳动细节的描写，将带有生活温度的“非生产性劳动”呈现为建立真实社会联结、塑造个人价值的重要力量。与之相似的叙事还有毕淑敏的《女工》（2004），小说通过对数十年间劳动演化、岗位更替与制度变迁的细腻描写，将重复且单调的体力劳动塑造成女性维系尊严、抵御命运不确定性的生活支点。后者则是大量否定性的劳动叙事。李路平的《鸟撞》（2025）中，女工李婷重复着单调、机械化的劳动，她想攒钱买一部手机的梦想似乎遥不可及。流水线不仅是谋生手段，更像一座无形牢笼，不断消耗着人的身体感知与精神自由。郑小琼的《女工记》（2012）以大型组诗的形式记录了工业化背景下女工群体的劳动经验，她在工业意象与私人记忆的交织中重建个体生命，将被流水线抹平的“她们”还原为具体的个人，呈现女性在迁徙、劳动与情感之间的持续撕扯。

随着近几十年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数字技术与服务经济兴起，劳动的形式逐渐多样化，演化出平台劳动、零工经济、知识与服务型工作等形态。由此，传统对劳动的抽象定义已不足以理解现代劳动实践，文学也随之将劳动具体化、职业化，这一点在女性向的网络文学中尤其突出。一类是职场文，它将现代职业体系规则化、剧本化，通过女性在职场中的奋斗展现其成长与自我实现。这类书写的开端为《杜拉拉升职记》（2007），讲述外企前台杜拉拉在跨国公司中的晋升历程，塑造了一个凭借智识与努力、在既定规则内赢得成功的职业女性形象。此后，不同行业的女性职场故事轮番出现，如《空姐日记》（2010）描绘空姐在飞行与生活之间的自我平衡，《大望路还有梦想》（2025）讲述地产行业女设计师的奋斗与抉择，《金融女神》（2014）刻画金融从业女性在资本世界中的沉浮与突破，等等。随着这类作品被频频改编为影视剧，并与“大女主”题材相融合，劳动被具体化为某一类职业奋斗，并服务于女主角“打怪升级”的成长历程。

还有一类则是种田文，它以古代或架空世界为故事背景，将劳动描绘为可见、可积累且几乎必然带来回报的活动。以2025年热度较高的几部种田文作品为例，《荒村女人》中，现代女性穿越后通过改良土壤、组织生产，引领村中女性形成经济与情感互助联盟；《穿越七零做知青》描写知青主人公从种田养殖起步，到修路建厂、发展旅游的创业史；《麦穗上的女人》则讲述了一位离异乡村女性带着孩子进城，以板面手艺创业，最终成为非遗传承人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劳动被塑造为充满确定性、具有创造性和积极意义的实践活动，即日复一日的勤劳工作、技艺精进与经营提升，能够带来资本积累和改善生活甚至实现阶层跃迁。如研究指出，“种田文是当代文学中‘小生产者’与梦想的延续，同时又显现出了比较强的消费主义与发展主义的逻辑”。这类书写强调劳动的可控性与回报性，淡化了现实劳动中常见的艰辛与风险，从而为读者提供心理与情感上的慰藉。

同时，随着传统性别分工界限的逐渐松动，以往被视为女性领地的“次要劳动”开始被重新审视、并进而打破，这一变化也在理论上呼应了第二波女性主义理论对二元性别结构的批判。在文学书写中，底层与边缘劳动地带的女性书写近年来开始在非虚构写作中集中出现，并成为文学乃至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方面，这类作品聚焦长期被忽视的劳动领域，如家政、保洁、外卖与建筑工等，与当前“素人写作”“新大众文艺”热潮形成呼应；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所强调“真实性”的故事和“虚构性”的技巧，即“无懈可击的准确性”以及“只有在小说中才能找到的情感作用”强化了这类劳动的现实感，使女性劳动中的性别压力、心理体验与社会身份得以生动呈现，直击读者心灵，引发深切共鸣。

部分作品关注那些长期与女性紧密绑定的劳动类型，如家政与保洁。王瑛的《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2025）自述了东莞清洁女工的生存图景，这个年近六旬的保洁阿姨通过对清洁流程、同事交往、城市流动的细致观察，触及了性别规训与空间权力的问题，比如她回想并反思起曾被叮嘱“女人很脏，不该碰某些物品”的往事。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2023）将母亲的工作史与母女日常生活紧密交织，一边呈现母亲在各类体力劳动的强度与细节，一边通过她们在狭小居住空间中的矛盾与依赖，展示劳动被嵌入家庭关系与身份认同的全过程。对此，近年来已有研究做出了深入讨论，通过聚焦北京皮村文学小组（改名为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家政女工非虚构创作，包括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李文丽的《一个农村妇女的蜕变》、王成秀的《高楼之下》、施洪丽的《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等，指出家务与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正是历史、婚姻制度和城乡流动所共同塑造的结果。可以说，这类书写不仅揭示了性别与劳动绑定的社会结构特征，也为理解女性劳动的异化及其文学表述提供了重要视角。

另一部分则是那些女性进入原本被视为男性主导劳动领域的书写，如外卖员和建筑工。《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2025）记录了作者从新手接单、系统处罚、淡旺季奔波，到与顾客、平台、保安和交警博弈的全过程，在这细致真实的日常叙述背后，是劳动对身体与心理的塑形。作为女性和离异者，作者写出了自己所面临的异样目光与现实挑战，比如为了接更多单，她甚至忘却了外貌、自我驯化为“没有性别存在”的劳动身份，以及身体因劳动强度而出现的生理影响。彤子的《生活在高处——建筑工地上的女人们》（2019）深入建筑工地这一长期被视为男性主导、体力密集的生产空间，跟踪采访和现场观察了包括施工升降机司机、女架子工、女钢筋工、女抹灰工等多位女性建筑工人。作者注意到，在传统观念中，建筑劳动是“属于男人的工作”，但随着劳动力短缺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这一行业并承担多种技术性任务，这不仅是劳动分工的现实转变，也为女性的社会能动性提出新的挑战。此外，梁鸿的《中国在梁庄》（2010）、《出梁庄记》（2013）等作品虽非专注女性劳动者，但也提及了部分女性在建筑、运输、流水线等传统男性主导劳动场域中的生存经验，触及女性劳动者的体力消耗、时间规训和社会结构性压迫等问题。在这些非虚构叙事中，女性从“轻劳动”进入“重劳动”，由此展开了对性别分工与身体经验的思考。

在传统工业模式下，劳动的异化表现为创造性“工作”退化为重复性“劳动”并消耗身体，而在新经济结构中，异化则更为复杂，它不仅体现为劳动的消逝，也表现在劳动形式的转变与意义的弱化。鲁敏的《六人晚餐》（2012）以逐渐衰败的厂区为背景，这个曾支撑日常节奏与社会归属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使女性的情感选择、家庭关系与生活决策不得不随之变化。杨知寒的《出徒》（2020）和《虎坟》（2022）进一步刻画了这种“缺席的劳动”：前者讲述身体残疾的母亲将制作糖葫芦的技艺强加给未成年的儿子，后者描写驯兽师的妻子在丈夫失业后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处境。杨知寒以其标志性的冷峻，写出了劳动的消逝是如何潜移默化地重塑女性的生存境遇与主体经验的。更多的作品则在当下新经济与数字化平台兴起的背景下，关注这类新劳动形态对人的异化模式。比如杨知寒的《瑞贝卡》（2021），主人公在数字社交平台上精心表演“美好生活”，由此形成一种以“魅力”为名、实则空洞的虚拟劳动。再如文珍的《寄居蟹》（2020）描写主人公从农村走入城市，进入看似自由、实则不稳定的零工市场后的生活。作品通过“寄居蟹”的意象，隐喻这些劳动者在城市结构中的漂泊状态，并揭示出性别经验在这种劳动异化中的特殊维度。

在这些书写中，劳动在实践与意义上的变迁悄然浮现，从传统工业模式下的重复性、异化劳动，到新经济与数字化平台环境下的职业化、可见化与虚拟化劳动，女性在劳动中的主体性、社会位置与性别经验也随之重构。这一变化不仅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与异化的基本框架，也呼应了女性主义理论对劳动性别结构的批判与重构，即劳动既是社会结构的体现，也是个体身份与能动性的实践场域。

PART 2

“再生产劳动”的浮现

事实上，有关劳动的叙事远不止于此。近年来，有关生育、育儿、家庭照料、代际情感的文学书写正呈井喷态势，但围绕其上的讨论却甚少从性别与劳动的关系出发。自女性主义理论在“市场”之外发现“家庭”领域以来，女性所承担的生育、育儿、家庭照料与代际关怀等活动，也逐渐被视作一种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劳动形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就指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两个相互依存且独立的压迫系统，父权制在家庭和社会中赋予男性支配权，确保女性承担家务这样的再生产劳动，而资本主义则利用这种性别分工来压低工资、获取利润。进入21世纪后，上野千鹤子更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虽然这些活动在父权制的性别统治结构下长期不被视为“生产性劳动”，但它们是创造价值的“再生产劳动”，因此也需要纳入劳动的范畴之中。在文学书写中，这类劳动呈现出复杂的经验面向，不仅反映了家庭空间中劳动的密集形态和情感负荷，也呈现出女性如何在微观日常中维持生活秩序、主体身份与情感联结。

一类作品聚焦女性在生育、育儿与相关家庭照料中承担的劳动，由此折射出这类劳动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性别规训。张畅的《世间的火》（2025）是一部第一人称自述的非虚构作品，不仅用近乎冒犯的直白语言记录了生育的全过程，对此前将生育崇高化或简略化的传统叙事构成反叛，还通过“婴儿用品淹没原有生活空间”的场景，隐喻了母职对女性个人空间与身份的侵占。由此，这种写作通过“体验的自我”与“叙述的自我”的对话，使“生育”不仅成为一个生命事件，还呈现为女性劳动的具体经验。阿依努尔·吐马尔别克的《单身母亲日记》（2025）通过日记体写作捕捉了单亲母亲在育儿与家庭照料劳动中的日常。作者如实记录了自己从白天的编辑写作、到下午接送孩子再到夜里处理家务的生活节律，也以打扫、洗衣、做饭、倒垃圾、送幼儿园等极细碎的时间片断来呈现“母亲的劳动”。作品写出了女性在家庭照料劳动中时间碎片化、身份转换频繁的现实，而此前这种劳动常因其“日常性”被文学忽略。盛可以的《息壤》（2019）通过初家三代八位女性的命运，展示生育劳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小说中，有的女性因节育环导致健康受损，有的女性为生育付出巨大代价，作为作品核心象征的“子宫”指向了女性所受到的包括计划生育等国家政策、传宗接代等家庭伦理以及代孕等资本物化的层层规训。“息壤”这一意象既象征女性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折射出社会权力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与争夺。叶浅韵的散文《生生之门》（2021）从乡土与自然的视角重构生育叙事，用滇东方言讲述了祖母、母亲辈在粗粝环境中所经历的“血泪交织”的生育劳动，从而将女性的“生门”与村落的“生生不息”相连。修新羽的《未生》（2019）以科幻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基因定制生育”的未来社会。在这个世界里，生育不仅是身体行为，也受到社会和技术的严格规范。小说中的主人公最终因家族压力而放弃了生育计划，展现了女性在身体自主权和生育选择中的双重受限。

另一类作品聚焦照护与家务劳动，以及由此衍生的代际关系和情感投入。这些劳动往往不以“工作”之名出现，却在家庭与私人空间中以持续的身体付出、时间占用和心理消耗，深刻塑造着女性的生活节奏与主体经验。在这一层级之下，有的作品围绕老人或病弱者的照护劳动展开。如辽京的《白露春分》（2024）通过无数个静默、重复的日常片段来呈现代际照料与家庭照护的现实困境。在小说中，随着秀梅衰老所带来的身体不适、行动困难和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成员承担起了这一责任。又如蒋在的《11号病房》（2024）中，都市女性何瑾秋在自身健康濒临崩溃却“没有资格生病”的处境下，同时承受职场压力与照料偏瘫母亲的双重负担。逼仄的病房空间将陪护、等待、身体照看与情绪压抑集中呈现，使“11号病房”成为疾病、衰老与照料责任交织的空间场域。

有的作品则将触角延伸到与照料劳动相关的代际关系层面。李停的《在小山和小山之间》（2023）讲述60后的母亲在得知80后的女儿怀孕后，首次走出国门，远赴日本与女儿重启共同生活的故事。在异国他乡狭窄的居住空间里，母女俩围绕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产生摩擦与对峙，最终在女儿临产前夕，通过揭开各自内心的历史创伤，达成了艰难的和解。在作品中，日常的饮食准备、生活琐事处理、情绪安抚等细碎行为，被呈现为耗费时间、精力与心理的劳动，而这些劳动又深深地嵌入性别与代际关系之中。马南的《万物回春》（2022）中的照料关系则更为特殊和复杂，它根植于一段未经言说的隐秘创伤。小说中，照料劳动承载着代际伦理与情感关系的重负，使创伤、记忆与责任在时间与空间中交织，从而引发作者对家庭、性别与自我认同的深层思考。最终，女儿腹中的胎动不仅抑制了复仇的冲动，也通过生育这一象征，为跨越两代的创伤提供了重新面对、理解与和解的契机。

还有的作品关注照料劳动中不得不进行的沟通、解释、承受情绪等关系劳动。杨本芬的写作在厨房的矮凳上、在“等汤煮沸的间隙”中开始，这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女性在家务劳动与照料职责的夹缝中，挤出时间和空间进行情感的沟通、记忆的解释与历史的打捞。在《秋园》（2020）中，母亲秋园卖菜挣到微薄收入后寄给女儿，为了安抚女儿的愧疚与焦虑，她在信中将颠簸痛苦的拖拉机旅程改写为“像坐在母猪肚子里，摇摇晃晃的，所以挺舒服呢”，即她不仅承受身体的辛劳，还额外付出心力去转化、重新叙述苦难，以完成对远方子女的情绪安抚与情感维系。这种持续的、旨在维系家庭情感和谐的付出，正是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所提出的“情感劳动”，这种以女性为主体的、无偿的劳动形式要求劳动者诱导或抑制自身感受，是家庭和社会情感维系的基础，却因其非物质性而被严重低估。杨本芬的书写将几代女性在沉默中进行的、未被看见的情感沟通与解释劳动转化为可感的文本，揭示出“母亲如家庭黏合剂”的角色背后所蕴含的巨大且持续的关系性付出。朱婧的《危险的妻子》（2019）中，妻子在维系家庭和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大部分心力都消耗在“不得不”进行的内心对话上。一方面，她在“看不见”的厨房中为家庭聚会做一切准备，但当丈夫和客人自然而然地享用并忽视其付出时，她迅速将短暂失落或委屈转化为自我解释，“这本就是分内之事”“大家的愉快就是最好的回报”；另一方面，她通过主动“遗忘”来承受情绪，避免冲突：面对婚姻中可能出现的冷漠或裂痕，她选择“不看见”“不记住”，通过“主动遗忘”来维持表面的平静。在她的笔下，照料劳动不仅是体力与时间的付出，更包含了大量隐性的情绪管理和心理自我调节，这些关系劳动在外人看来或许微不足道，却深刻折射出女性在私密空间所承担的情感与伦理责任。

从当下文学与文化生产的视角来看，这些再生产劳动正被纳入所谓“中女叙事”的框架之中。近年来，“中女”一词在社会与文化语境中被热议，甚至一度出现了“中女时代”的称呼。作为一种流行语，“中女”被用来指称30—55岁的中年女性群体，将其描绘成在长期积累之后重新进入公共视野、并开始发挥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群体。与此前女性话语中常见的“牺牲”“隐退”或“家庭中心”的叙述不同，“中女”所承载的是一种关于能量回归与主体再现的积极想象。

事实上，“中女”是一个被消费社会所“制造”出来的社会—文化概念，而非由文学实践内部自然生长出的审美范畴或叙事类型。21世纪以来，随着女性在经济与消费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建立在“她经济”之上的“她时代”宣告到来。调查结果显示，自2010年起，影院观众中的女性迅速增多，并以52%首次超过男性，在此之后更是节节攀升，大幅超出男性观众。类似的情况也已成为图书出版行业的共识，“在整个文化消费领域内，女性元素已超过半壁江山”。“从线上购书的读者数据里分析，购买纸质书的75%以上是女性，从地域看以一二三线大中城市为主，从年龄看以25—45岁中青年居多。”在这一背景下，当下所产生的“中女”正是文化产业在性别、年龄和消费能力三重维度上进行市场细分的结果，其有效性建立在商品属性与消费逻辑之上。这个过程印证了“后女性主义”理论的观察，即女性主义的批判性语言被抽离其结构性语境，转而与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深刻结合。

媒介因素进一步助推了这一“制造”过程。在新媒介环境中，文学与文化生产不再完全依赖传统出版与编辑体系，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原处于文化弱势位置的群体，如老人、女性、体力劳动者，提供了进入公共空间的快捷通道。如研究指出，“媒介身份不仅关乎媒介，也源于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特别是市场化时代文化消费的选择与趋势。多种因素影响作家的自我评价，并在其写作计划和题材选择中体现”。同时，媒介并非中性的传播渠道，而是在平台算法、出版策划、市场数据与话语期待的多重合力之下，深度参与了意义的生产，如辽京《白露春分》宣发广告语“每个女人普通的情绪波动，都胜过一场战争”，默音《她的生活》书封所强调的“她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无一不是媒介力量的手笔。“中女”这一标签将有关再生产劳动的叙事符号化、情绪化和消费化，通过将其转换成“情感困境”“自我成长”“重启人生”的故事以契合消费偏好和传播模式。换言之，劳动从一种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实践，被淡化为一种可被观赏、引发情感共鸣或模仿的文化产品内容，而更为复杂、矛盾或难以被情感化处理的经验则被系统性地过滤。

PART 3

隐入日常：劳动与性别的结构性转向

有关劳动的女性叙事看似类型多样、路径纷繁，但若向上追溯，其历史纵深并不漫长。妇女真正以“劳动者”身份大规模进入公共生产领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其合法性话语亦高度集中，从“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开始，劳动与性别解放形成紧密绑定。如相关研究指出：“在社会主义动员和国家建设的大背景下，妇女被组织起来参与社会劳动，不再仅限被视为家庭内部的劳动者，而是在国家生产劳动体系中被纳入劳动力队伍……这种劳动并非自动带来自主解放，而是被国家的生产需要所组织和利用。”在以革命和建设为核心的文学叙事中，女性参与劳动往往被视作阶级觉醒与政治认同的外在标志。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正是通过走出家庭、参与土地改革和集体劳动，来完成从“家庭成员”向“社会主体”的转变；草明的《乘风破浪》《姑娘的心事》等通过女工的劳动实践、情感生活与自我认同，描述了劳动成为女性确立公共身份和社会价值的详细过程。在这些书写中，女性并非拥有差异化经验的劳动者，而是作为“劳动群众”“建设主体”的一部分出现。劳动过程中的身体负担、性别分工、情感消耗以及家庭责任，则往往被纳入宏大的集体叙事之中而不再单独成题。劳动与性别的结合，也因此从一开始便呈现出鲜明的制度性与话语性特征。

至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市场机制引入及单位体制松动，女性劳动的社会语境发生显著变化。劳动逐渐脱离此前单一的政治动员逻辑，被重新赋予通向主体自由与自我实现的意义。女性通过职业选择、经济独立与城市流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动性想象，与此同时，劳动的不稳定性、家庭再生产责任的回流、身体与情感的持续消耗等问题也逐渐浮现。谌容的《人到中年》通过陆文婷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奔波，揭示了女性在承担职业义务与情感、家庭责任之间的“公私两难”。这种描写突出了改革开放初期职场女性在劳动参与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也显示出劳动所带来的能动性与社会认同并不能完全消解性别角色的约束。更重要的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参与并不足以导向解放，女性以劳动为路径展开的个人化实践，往往在不断加剧的商品化与性别分工结构中显露出其内在限度。

及至当下，有关劳动的女性书写又迎来了新的变化。在现代社会，衡量个体的核心尺度不再是道德，而是劳动的位置，包括是否进入市场、是否被计价、是否可替代和是否被承认。与社会主义阶段将女性劳动嵌入政治动员的宏大叙事，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劳动被赋予通向主体自由与自我实现的象征性意义相比，当下书写的显著变化就在于，女性的劳动被置于现代社会结构与价值评价机制之中，成为连接性别经验与现代性结构的核心枢纽。

这种连接通过“隐入日常”的方式得以呈现，即劳动以毛细血管般的方式渗透进人物的性别经验、情感关系与社会生活之中，串联起包括城乡差异、阶层流动乃至制度压迫在内的复杂网络。一方面，女性进入公共劳动的机会全方位扩展，平台打卡、算法派单、绩效指标、零散用工等技术性安排重塑了人的时间表、身体节律与社交方式。这种技术中介的劳动组织，印证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赛博格”隐喻所揭示的境况——人的身体、时间与身份正与技术系统深度嵌合，传统的二元对立结构，如自然/文化、私人/公共等，在此变得模糊。文学书写中高频出现的通勤疲惫、接单焦虑、随时在线等情节，展示了现代性评价体系如何在最平常的生活动作里运作。因此，这类劳动既带来可见的社会与自我认同，也在日常层面制造不稳定、耗损与被量化的存在感，作为结构性力量的劳动也就在此完成从宏观制度到微观生活的延展。另一方面，那些长期被视为“自然的”再生产劳动同样通过日常被制度化，并显现其结构性后果。生育、照料、家务与情感劳动并非偶发的事件，而是由大量重复的动作、时间安排和身体消耗构成。文学通过细微的日常场景将这些隐性劳动具体化，揭示其如何成为维系社会运转、却长期不被计价的深层原因。

反过来看，“性别”正同样以“隐入日常”的方式在文学书写中发挥结构性作用，即性别不再作为独立、自足的主题被反复申明，而是以“性别+”的形式出现在有关社会结构与个体生活的书写中，从而参与意义的生产。女性书写的关注点已经从集群性但相对单一的“女性经验”转向“女性+某一社会结构”的复合处境，包括性别与劳动、阶级、代际、民族等多重因素交织，共同塑造具体而复杂的生命经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隐入日常”并非中国文学所特有的现象，而是同步于当前世界女性书写在整体上的结构性转向，即性别不再作为一个需要被反复标举的议题而出现，而是成为理解现代社会运行逻辑的一种切口。只是相对而言，由于社会历史语境不同，交叉性分析所侧重的主导维度存在差异：西方女性书写更多地聚焦性别与种族、移民身份的交叉，以及战争、全球化冲击等议题。比如在英语世界中，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持续关注种族、奴役与社会边缘身份在个体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恩惠》（A Mercy，2008）通过多个女性角色的视角，描绘出早期种族隔离和社会等级如何在日常生存与人际关系中实现压迫的过程。埃德娜·奥布莱恩（Edna O’Brien）则将战争、宗教狂热与性别压迫交织起来，《女孩》（Girl，2019）将视角投向尼日利亚被博科圣地绑架的女学生，描写了战争暴力对女性身体与心理的侵蚀。萨莉·鲁尼（Sally Rooney）擅长在人物最私密的日常生活与关系中讨论性别与阶级的缠绕，《正常人》（Normal People，2018）通过男女主人公“清洁工儿子与雇主女儿”的设定，展现了阶级差异是如何在情感中转化为权力结构的。在俄罗斯文学中，进入21世纪的女性书写从女性命运书写转向外部的广阔空间，如研究指出，包括乌利茨卡娅（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鲁宾娜（Дина Рубина）在内的诸多女作家“从家庭、女性私人生活主题转而关注个人历史、家族历史和20世纪国家历史，聚焦族裔问题、知识分子命运以及文化记忆等主题”。

王玲珍、何成洲 主编《中国的性/性别：历史差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东亚女性书写则更多地与家庭伦理、劳动参与、城乡差异等问题勾连。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下女性书写的这一转向既是世界范围内女性书写结构化、日常化趋势的在地回应，也构成了世界女性文学版图中一个具有自身问题意识的具体样本。在角田光代的《坡道上的家》（2018）中，里沙子日复一日孤立无援、价值被完全抹杀的育儿劳动，与她作为陪审员审理的“母亲杀婴案”形成强烈对照，而丈夫对她参与庭审的态度仅停留在“晚饭怎么办”的关切上。这类“主妇小说”将“家庭”与“母职”作为核心社会结构进行剖析，通过高度写实的细节，呈现女性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下所承受的压抑、孤独与价值困境。村田纱耶香的《人间便利店》（2016）则将目光投向新型劳动的日常实践，在便利店兼职18年的惠子已在标准化劳动中找到了存在的秩序与意义，但社会仍要求她通过“结婚生子”或“正式就业”来实现“价值”。当她意识到自己“是为便利店而存在的动物”并勇敢地回归岗位时，劳动也就构成了对单一价值体系的直接对抗。相较之下，韩国女性文学似乎更具公共冲突性，但这种突出的“斗争性”并非主要来自文本内部，而更多的是在社会事件与公共舆论中被持续放大。《82年的金智英》被改编为影视剧后引发韩国男性集体拒看，年轻女作家金锦姬率先发声、拒领李箱文学奖，以及韩江在202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事件，都使“韩女文学”的公共关注度空前高涨。然而，正如研究指出，韩国文学自20世纪90年代末便从“后政治时代”或“自我的时代”转向“普遍的时代”，包括申京淑、孔枝泳、殷熙耕、金爱烂、韩江等女性作家在内的写作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个人之外的“他者”，而此时的“他者”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对象，而是更具普遍性与人文关怀的存在。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2016）采用高度写实、近乎社会调查报告式的叙事，将主人公塑造成承载普遍经验的一个符号。作品描写了主人公从家庭无偿劳动、职场隐形劳动，到全职母亲的全方位劳动，这些无偿、隐形且被贬低的劳动构成了对她的系统性压迫。金爱烂的《虫子》（2013）将劳动呈现为一种弥漫性、侵蚀身心的日常感知状态。杀虫是徒劳的，正如日常劳动一样。小说没有直接批判社会制度，而是通过怀孕主人公在半地下住宅里与虫患和家务相伴的生活，揭示出一种由性别、阶级和经济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压力体系。

世界女性书写在整体上的这种结构性转向，也与女性主义理论从第二波向第三波的演进构成互为表里的关系，即文学实践对经验结构的书写往往与理论视野构成同步的更新，并在相互呼应中彼此成就与推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理论逐渐突破第二波中相对统一的性别压迫框架，通过交叉性理论引入对差异与复杂性的系统反思。其中，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提出的强调性别经验并非单一维度，而是始终与阶级、种族、年龄等多重社会位置交织运作，从而揭示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社会分层机制共同构成的结构性压迫。在此基础上，相关理论进一步将关注重心转向主体的流动性与规范的生成机制。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性别并非既定身份，而是一种持续被重复和规训的“表演”，由此动摇了性别的本质主义理解；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则通过“游牧主体”概念，进一步阐释主体位置的多重性、跨界性与不稳定性，为理解当代女性经验的差异化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当这些理论视角进入劳动这一议题时，其批判锋芒也随之指向经济机制与社会结构。弗雷泽（Nancy Fraser）指出，性别正义不仅是文化认同与象征承认的问题，更深刻地关联于资源分配、劳动组织与社会再生产机制；特克尔（Sherry Turkle）和中村丽莎（Lisa Nakamura）等则将性别分析进一步延展至数字文化与技术劳动领域，揭示新技术条件下劳动形式、情感投入与女性主体性之间的复杂纠缠。

然而，在当下本土女性文学研究中，这些理论的引入更多停留在观念层面，既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深化，也缺乏与具体文本的对接实践。长期以来，相关研究多依赖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学东渐”语境中引入的理论资源，侧重“女性主体性”“性别意识觉醒”与“反抗父权”等视角，强调文化层面的抵抗与主体的自我确认。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以新启蒙话语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已无法对消费化逻辑、劳动重组与结构性不平等的新形势做出批判性清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已有研究开始呼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重新介入，指出“目前流行的社会性别理论并不能很好地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并强调新自由主义体制对女性造成的双重伤害，既包括经济层面的分配不公，也包含文化层面的系统性贬抑。这一立场主张在对既有女权理论进行自我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将劳动、社会再生产与制度结构纳入分析中心，从而为理解当代女性书写中劳动经验的集中显现，提供一种更具结构解释力、也更贴近现实矛盾的理论路径。

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相比，女性书写在当下中国公共文化空间中的显现度与影响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若以传播范围、社会反响与公共参与度而论，当下围绕女性文学与女性议题所形成的文化热度与影响广度，已明显超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初次进入文学史视野时的情形。然而，与这种现实层面的高度可见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文学研究对新世纪以来女性创作的系统性考察仍然稀缺，且未能形成一种能够贯通历史经验与当下实践的整体研究视域。创作的丰富性和广泛性与理论的相对滞后之间形成了明显错位，也暴露了既有批评话语在面对当下文化实践时的解释力局限。

在此背景下，劳动和性别彼此交织、并在书写中的隐入日常并非话语的失落，而恰恰体现了社会变革正在以更为细微、日常的方式渗透到个体生命的肌理。这种转向既是本文文学书写的重要实践，也是对世界范围内女性书写结构性变革的在地回应。由此，女性书写的功能不仅在于记录规训与困境，更在于以叙事来保存那些无法被制度计量或承认的生命经验，并据此重新想象尊严、联结与正义的可能。它既为我们剖析社会结构提供了锋利的入口，也为重绘生活的可能性保留了微弱但实在的起点，而这，或许正是“劳动中的女人”的独特价值所在。

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