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鹏是站着写作的。我必须讲出实情了。我不知道这是否能潜入小说，构成某个情节，但它确乎在漫长的旅行之夜，摄走了我空洞的肉身，掷还一副挺拔的精神躯体。站着，是姿势，也是态度，陈鹏正是倚仗这种方式“固定”了他的小说，也固定了他写作的基本伦理。

他从不来虚的，尽管他的写作遍布虚构，以至于在他的子息身上充实了这种无限的可能：陈小说（陈鹏给儿子起的名字）。怎么样，听起来像不像陈鹏小说人物的复合体？——当然，也包括陈鹏自己。

至此，我已经连续暴露了这家伙的两项“隐私”，而且我还打算将暴露进行到底。因为我发现，今日的文学批评，无论取归纳还是演绎，或化整为零、庖丁解牛，只会在AI面前析离出巨大的虚无。不是批评本身变了，而是AI在疯狂掠食批评知识的同时，也毫无愧色地拿走了批评赖以生存的法则、规范、尺度，乃至“栩栩如生”的意识流程，它在替换和覆盖人类的路上越走越高亢。

但一定要明白，AI从人类身上提取的是二进制神经元运算，而人的大脑里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运算，或者说该运算作为一种公共形式，只是未经彻底分析前的想象性投影机制。那一个个无法被镜像化、符号化、语言化的神经元则是自带“触角”的，是无数（就其本义而言）个人史的持续繁衍，喂养并成就了这些触角。可想而知，面对这道天然的“隐私”屏障，AI又将何为？又能何为？它实在是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获知这无形的“有”，更别说全盘占据它了！

与AI不同，我们拥有共情的本能。比如“站着写作”，我就是基于经验的共情进入它的；再比如“陈小说”这一命名，我几乎无须推演便可抵达并穿过它。对于陈鹏和陈鹏小说的所有经验认知，那个秘密的交换通道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我们受制于“通用”视界，很少去触及它“元开关”的按钮罢了。

元开关在哪里？现在，我以为在这篇新近之作——《角球直接破门》里。如果说他之前的所有小说，都是隐喻链条上的造物，那么《角球直接破门》便径直回归了母体。用8000字来“破门”，陈鹏简直疯了！一如他进球时的决绝意志，一如他把想象力推至“角球”的瞬间，他坚信，破门不成问题，即便那关乎个概率，即便他的右脚严重受伤、韧带断裂，他依然可以再次创造“直接破门”的奇迹。此刻，永不妥协的意志力战胜了现实，抵消了概率，让“他”成了他——虚构的叙述者和真实的陈鹏换了位，进而混沌于一。这不是简单的移步换形，其中埋伏的是小说和现实之间从赋魅到袪魅的全程。而意义正来自这一穿（赋魅）一脱（袪魅）的秘密瞬间。8000字足矣！它让陈鹏意识到：没有什么可以打败他，物理上的缺损——无论是脚伤抑或身体“超龄”——不会，精神上的扼制——无论是年轻人的质疑抑或妻子的警告——更不会。它也给身为读者的我们洞开了一扇通往其虚构世界的大门，让我们得以站在他“站着写作”的逻辑基石上，凝视一个个名为“小说”的子息。

我以为，好作品都是作者邀读者共同完成的，作者播下了种子，需要在读者那里孕育出种子未来且未知的形态。在此意义上，陈鹏选定了他的读者，也被他的读者所选定。

我就是那个无意中被选定的读者。我用了近六年时间来确定六年前另一个主体——那个叫“陈鹏”的作者——对我的选定是否正当。结果令人愕然，我居然在他的小说中搜罗到那么多“私事”，尽管它们涉及爱、正义、道德、自由等人类关注的几乎所有主题，但我还是看到了它“私”的本质。那是不宜在天光下宣讲的机要之事，更是意识根本就无从捕捉的幽渺声响。正是这些机要声响，穿越不安与动荡，获致了它精湛的读者。

通象是一个数学问题，但在陈鹏小说的叙事序列中，却被转换为一个个动态的过程。他无须计算便可以准确地拨出算子。还记得短篇小说《翠湖》（《小说林》2020年第2期）吗？那是我第一次着迷于他。彼时，我还在21世纪20年代的起始处躲避病毒，悲痛、庆幸与惶恐贮满了我的隔离带，为他人，也为自己。再瞅瞅小说中那顶六角亭，大概和四堵水泥墙拱卫的屋顶是一回事吧。人需要亭子遮挡道德的风雨，人也需要屋顶抵御悬在心头的病毒，但我们真的做到了吗？我是说，在更阔大的时空中，道德或病毒留下的“暗影”是否真的会消失？答案显然不言自明。同样不言自明的是：某种疑难已悄然经由小说，向现实生活呈露它的质地。在小说一方，是道德的双重或多重困境，在现实一方，是猝然降临的敌意和警示，二者的发生地迵异，却共同指向同一个逻辑结构。而在这同一个逻辑结构的内部，精密的仪器正在运转，一刻不停地擦出信息的火花。或许亭子和屋顶就是火花的诸多表象之二吧。当然还会有三，还会有数不清的可能形态。

我们绝不能轻视每一个人的眼光，《翠湖》中的匿名叙述者就显示了母亲的担忧，反噬她的内心，是给定的道德和自身道德感的错位：她越爱母亲，她的“阴谋”越蠢蠢欲动。爱成了不道德的动机。就像“好好活着”在某一瞬间会让我觉得待在家里总比上班要好。于道德，这很坏，很恶毒，但个体从来就是以道德感来度量生活的。陈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私人生活连接到了公共议题。他试图找出涌动在叙事之船下的暗流，并将其公之于众。这里面是作者——小说人物——读者“被看见”欲望的固执表达。在弗洛伊德那里，即“主体的位置”。人的一生都在寻找那个位置，通过自我这个幻象，攀越重重隐喻，发现并返归本位。

而所谓“通象”就是本位，就是主体的位置。作为一个最大的常项，它长年累月地空置着；作为一个变项，它又时时刻刻等待被填充，被占据。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被它的替身——他者填充，最终抵达它，完成它。所以要紧的是把握“象”的“体现”之意向，而非静止的图“像”。“通”，则贯穿了所有的“体现”，让小说在文本内外达成竞相指认的审美愉悦。

凡事必有参照，小说也不例外。但陈鹏是个例外。他从来不受制于文本的领地，誓要反出重围，将事态晾置在众目睽睽之下，事态因此变得坚硬而严厉。你看，这次，他又在《夜鼠》中故伎重演：“扯淡哪，陈鹏，你真扯淡哪！”

这很符合元小说的特征，但我们不能就此打住，追问是必要的。躲在小说身后的作者为什么每每要跳出来，突入叙事的屏幕呢？难道他不担心毁坏小说好不容易建筑起来的真实感吗？这就涉及由实在到虚拟的身份转换问题。在陈鹏这里，擎着上帝之鞭的作者是不存在的，他深知，一旦执起鞭子，必将是一场小说的暴政。拒绝暴政，就是拒绝故步自封、画地为牢。于是，他步入小说，享有他小说人物的情感，也享有他小说人物的意识、选择和行动。

如此一来，陈鹏的跳入和跳出便拥有了当然的合法性。确立合法性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查验他／“他”的职能了。

对此，《夜鼠》中的“抄袭者”李特或许更有发言权，当这位常常摘词偷句化用在软文里，尚处试用期的职场新人，被“人性经验”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得一败涂地时，我，陈鹏，那个下达“逐客令”的审判者，却不经意间抄了一大段著名语录，曾经的法官秒变当事人。两个当事人，如果说前者是事件的主角，那么后者便理所当然地充任了前者的参照物。

除了拿自己当空间参照物之外，陈鹏还时常拈起时间的衣角：“滇池”作为过往的记忆“旧账”，一再被他诸多的小说翻阅、检索，以参今日今时之现实底色。落实到《夜鼠》中，则是那个三十多年前被遗落在沙滩上叫“陈鹏”的小子，同样因一盘芹菜牛肉，却受到了与李特截然相反的待遇。一拯救，一放逐；一是对“信”的凝结，一是对“不信”的编码；时间在此界定了多少不变，又界定了多少变！

若将这时空的参照拉伸开来，在历时和共时的经纬线上观望，不是正趴着一头关于“抄袭”的庞然之物吗？我敢肯定，这就是陈鹏执意给他的小说建立参照系的坚固理由。

这个世界闹哄哄，每个人都在言说，每个人又都在被言说，好像不动嘴就活不下去，动嘴就必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据我观察，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话都是废话，剩下的百分之一，你还得掰开了揉碎了才能品出味儿来。

牢骚归牢骚，文章归文章，我还是要说些废话，以搭上陈鹏“废话”的腔。在我看来，《地毯》和他尚未刊发的短篇小说《埃克斯行动》便是满腹废话无处诉。

看多了陈鹏的小说，你就会发现一个规律，他喜欢在每篇小说的头上戴一顶“题记”的帽子，大概率出自某人或某书，类似中学生写作文，非有“名言警句”不能下笔。像《地毯》和《埃克斯行动》这样拿歌词来充数的情况，算是例外。反正我是头一次见；因为这头一次见，我就多看了两眼。我觉得陈鹏变了。变，总归是对不变的唾弃，哪怕是一声小小的抗议，也意味着不变终将迎来末日。

但陈鹏没有抗议，我是说他没有对固执的不变冷嘲热讽、口诛笔伐。揭露要动火气，伤肝伤肺不说，极有可能面临“不变”的反制。于是为了正确，为了纯净，为了温良恭俭让，他动用了机智的全部机能，其中就包括荒诞。

而歌词式题记，便是这荒诞的第一重假面，它们的作用是：如废话般无意义。当这两句二十世纪末的歌词悬挂在我们耳畔二十多年后，无限重复机制已然风干了其情感效益，留下的只是技术性的回声。“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常回家看看”，如此人畜无害的议题，实在是岁月静好的娱乐版本。我们唱它，到头来才发现它仅仅是一个空转的念头，无力用行动证实它，也无心在它身上破费一丁点儿脑容量，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关乎生死，关乎活着，以及如何供认这份活着。

在此，供认是活着的前提，而如何供认则直接决定了活着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你的活着必经他者的审验才能成立，确定审验等次的唯一材料便是语言。《地毯》中的马六便在要不要供认和如何供认的两难中“迷失”了自己，以至于他显然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轨道，滑向了真实和虚构的意识盲区。这就导致他的讲述夸张、迷离，不合逻辑。《埃克斯行动》也有类似的缺口，那个被元叙事整出来的“我们”毫无形象感，或者说他们宁愿混入庞大的无个体差别的我们，借以躲避某种身份认定。他们被命名为“埃克斯计划”的行动神秘、诡异，且始终在暗处游荡。读者不知道在这种无休止的对峙中，究竟要供认什么，又能供认出什么，难道仅仅是猎杀和猎杀带来的快感？

事情当然没这么简单，就像你在《等待戈多》中体会到的对等待的满足感一样，其实读者已经在小说急速展开的情节中收割了满足，甚至收割了某种乐趣。这得益于陈鹏为荒诞提供的第二重假面：混沌。是混沌，不是浑浊。混沌崇奉简约的丰富，它隐遁万物，却让万物在隐遁中获致意义。浑浊恰恰相反，它拥挤、杂沓，乱象丛生，意义因相互诋毁而消散。所以我们看到，叙述一旦进入正题，作者即主动离席，不知所踪。他宁愿躺在文本之外睡大觉，也不愿对他的“羊群”负责。这下作者是解脱了，但却苦了群羊——他笔下的人物，他们不得不在漫无边际的述说中找到边际，在毫无章法的语言丛林中拓出章法，唯有如此，他们才有生还的可能。

那就让我们拨开纸页，瞧瞧这边际和章法都在哪里。《地毯》停止于马六的死讯，据说马六在这篇由“我”负责采写的口述完工之后不久，“突然走向街心，被一辆大卡车撞飞了”。但这是小说的边际，还不是马六的边际，早在马六来访的一个月前，他被记录在案的那个冬夜，边际即已就位。“再见。”两个记录者说。——可这仍不是马六供认的边际，他最后的供词是：“地毯”，那是他父母从地道逃生前撂下的尾音。与之相比，《埃克斯行动》的边际就没那么绕，我们很快听到那哥儿们顺口骂了句：“妈的，他妈的。怎么？是我父母。”真是巧了，两位境况迥异的当事人居然不谋而合，指认出同一组“嫌犯”——父母。

为什么是父母？因为他们因父母而生。

因为他们不仅由父母生养，而且还要靠父母的罪名重生，我是说……回家……或者，去巴黎。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的父母到底犯了什么罪？生养之罪。

说来说去，又绕回了原地。作为读者，我的理智已然不堪重负。原来一切都没有变，不变才是小说的主题。世界也因这不变而舒适，而心安。

这便是群羊在集体记忆中凝结的“章法”。他们深知：语言可以变，形象可以变，方法可以变，位置可以变，性格乃至人心都可以变，但只有一条绝不能变，那就是主题。主题不变，万事皆恰。

更确切地说，不变即主题，主题即不变。这简直是在玩文字游戏，陈鹏啊，你怎能答应？快不要假寐了，从你自我消失的那一刻起，我就疑心你是在伪装；我还疑心，正是你蓄意翘起尾巴扫掠了一番现场，才为荒诞蒙上了第三重假面：虚无。读者的视线在虚无的旷野上一路狂奔，段落、词语、句读，以及裹挟在其中的诸般事物统统放弃了应有的职分，它们在等待，等待那个属于它们也属于我们的陨灭时刻。

最先陨灭的是段落。《地毯》因马六声音的介入而猝然蜷曲，收回了伸向现实的所有逻辑触角，重新熔合成一团拒绝秩序、拒绝体面的话语组织。《埃克斯行动》的面目更为惊人，从头至尾，文本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丝喘息的余地，如果不是考虑到读者，我相信，陈鹏会干脆取消标点，甚至取消句与句、字与字之间的空隙。别不相信，他真的会那么做，如果你翻阅过他的其他小说，就会看到另一个科马克·麦卡锡。不，不是福克纳。福克纳的“血色”远没有麦卡锡那么严厉。

是的，严厉，严厉到那场背叛（《地毯》）和那场猎杀（《埃克斯行动》）自动“豁”出了意义。此时此地，“父母生养之罪”当然是个虚指，不然马六也不会愧惧而亡，那位狙击老手又怎能从空中跌落。可陈鹏要的不是这个，他的真实目的其实并不费解。他之所以用重重假面一再申明作品的荒诞和无意义，就是要震惊我们“无辜”的假面，以此达成对生活的审美抵抗。而父母则是最佳的、“无害”的、“不变”的，可以被容忍和无视的原型。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鹏用荒诞的“消失”术恢复了自由的全部力量。

所以，你看，“消失”在陈鹏小说里比什么都重要，它意味着一种逻辑重生。人类事务的内在结构因此得以维持，却也因此而变得更“反逻辑”。正如中篇小说《黑夜之黑》（《山花》2020年第2期）里的那个中年男人，妻子从头至尾都在跟他玩消失。他寻找她、咒骂她、回忆她、想象她，但逻辑终是管不了他，他没有退入黑夜，反而执定了重生的信念。

陈鹏近两年在长篇领域收获斐然，继《群马》（《收获》2023年秋卷长篇小说专号）之后，他又完成了新作《伊萨卡之岛》（《十月》2025年第5期长篇小说专号）。但若论写作志向，非《群马》莫属。

认定《群马》，就是认定一种写作路向，它带着陈鹏小说的基本特征，开启了新的远征。征途漫漫，但他不是孤军奋战，因为还有马，还有那些高傲超拔、充盈着英雄血液的马。麦卡锡也写过马，在地狱和天堂之间，他的《天下骏马》以“铁蹄叩响大地迸出雷霆”。或许麦卡锡之马感染过陈鹏？马在他的中国同行的笔下非但不逊丝毫，还诞下了一个新的物种——非马。非马不是马。那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暂且留待后文解决。让我们先看看这群历经战火淬砺和精神洗礼的、远道而来的卡巴金（产自俄罗斯的山地马种）吧：

成百上千呀，大团烟云闪着棕的灰的黑的红的花的万丈霞光从马厩门口碎石铺地的大道上哗啦啦冲出来像大海决堤了，你满眼都是战鼓一样的踏踏到处是咴咴嘶叫声音急不可耐又极其安稳非常从容又迫不及待，一匹挨着一匹一匹挤着一匹像大江大河滚滚而去烟尘高高蹿起来连天上也是飞奔疾驰的影子，亮闪闪的被太阳照得金光四射的滑溜溜的毛皮像披着金甲银甲水晶的铜的铁的玛瑙的珍珠的哗啦啦响着，轰隆隆咆哮滚动快得吓人又慢得不可思议，像几十列火车并行又像遮天蔽日的巨毯铺悬在半空，刚刚溢出的汗珠子又大又圆晶莹剔透呼啦啦洒出来砸进大地，而大地本身吓得缩头缩脑尽量往里面躲着避着坍缩着，马儿们的叫喊声争先恐后十分友好又互相挤对，一个碰撞一个一个抵住一个一个赛着一个让太阳也不敢动弹钉在天边呆头呆脑大气不敢喘一切静下来也暗下来。

这哪里是在写马，分明是在迎眺那马的神祇，它们如此不容分说，便彻底剥夺了我们的意志。很激越，很浪漫。酣畅之余，我们大概会为自己无意中做了把断句师而啧啧自矜。可要是小说不分段呢？我们还有没有勇气继续读下去？

对于陈鹏，这明摆着是一个伪问题；对于陈鹏选定的读者，我无条件附议。附议的理由有三。一是陈鹏的小说语言有数学般的决定性，从不拖泥带水、呢喃枝蔓，这就为甄别其韵律和节奏提供了简明的形式。二是他的语言紧凑而密实，一句接一句，一句赶一句，具有澎湃的律动感，你不必担忧一不小心滑出文本，除非你失去了兴致。三是如果你能接受福克纳，接受麦卡锡，乃至新晋诺贝尔奖得主拉斯洛，干吗不读读陈鹏，不读读陈鹏的《群马》呢？自然，最末一条理由是我的激将法，可以无视。

小说随语流浩浩荡荡奔涌而来，在想象的声音内部，马和非马的较量正在历史的长歌中上演。现在，可以回答那个搁置良久的问题了，所谓“非马”，就是与卡巴金精神背道而驰的逆向症状，萎缩、退行、败落、卑贱……只要是贬义，用什么词都可以。看起来，俨然两个界限分明的世界。

不！等等，怪我轻率了，我单知道是与非，单知道冒犯卡巴金精神的都“不是马”，我不知道一旦贴上“非马”这个标签，就意味着它作为补类，只能在马的意义上成立。简而言之，非马的逻辑本体依然是马，所以它的“非”，并没有脱去马的种属。然后，我就有一个恶意的揣测：马，是怎么生出非马的？作者一力咏赞的骄傲的高贵的纯种的浴血疆场的理想主义卡巴金，为什么会繁衍出它的对头？是不是小说从一开始就播下了作者本人都不得而知，却长久地掩埋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某种无意识的种子？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由实在组成的世界慷慨地应许了他，但虚构不会应许，也没有应许的余地。

事情发生在碧鸡镇，一只幼虎为了反抗“包办婚姻”，咬断牢笼，伤了两条人命后，闯入猎户老亚的领地。这还得了，举镇惶恐之下，老亚的儿子替父亲揭了榜文，要他上山打虎。

将此简介铺展开来，就是陈鹏的短篇小说《上山打虎》（《绿洲》2025年第1期）。

与卡巴金一样，这只“大虫”亦非土著；与卡巴金一样，它也是威风凛凛、自带光环；与卡巴金一样，它也是人类的对照物；与卡巴金一样，它也是小说与历史媾和的产物。它和它有诸多相似之处，最显眼的差别恐怕就是“一群”与“一个”了。但这方面可以忽略不计，数量词在故事情节面前不值一提。关键在于二者的互文性，上升到小说，是长篇《群马》与短篇《上山打虎》的互文；下沉到各自的内情，则是实用主义对理想主义的重复性置换（当然，《群马》要复杂得多，还有因信奉斗争而把生物进化论捆绑在历史车轮上的动力主义等等）。就《上山打虎》而言，“老亚打虎”以失败告终在所难免，因为他遵循的是在“交换”中形成的群体无意识恩典体系，是“英雄”通吃的强者逻辑。这一点与《群马》中燃烧的无意识激情其实是相处融洽的。崇拜英雄自然没错，但不要忘了，英雄来自对人类基本价值的认同与实践，而非一个流程，一个栩栩如生的人设。人设终会坍塌，这是它的终极命运。

对，还是栩栩如生，AI仿制的就是这个“栩栩如生”，为此，它可以有中生无，可以在这一装置的驱动下替换并显影无数个具象，它傲慢地称之为“变”。但它怎会料到，一个叫陈鹏的小说家，是在无中生无，他深情地抚摸着对生活不变的热烈和执着，誓要在生活的血液里，返归意义的肉身。究竟是谁要变，谁没法变，不言而喻。

这下，我就释然了，原来在我和我的批评手艺身旁，还站着一位同道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