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诗句的绳索，做提灯夜行的人 ——读育邦诗集《草木深》
育邦的诗歌选集《草木深》《低飞》《七月》《辋川诗草》等小长诗凸显了“70后”一代诗人在诗歌视界中累积的精神肖像与文本风貌。其中一部分诗作带有明显的精神自传和个体成长史的印记，它们又往往携带了乡土背景和家族命运，比如《家族史》《帽子简史》《挑荠菜》等。
诗集名会让我们想到诗人杜甫，想到自然时间与历史境遇之间激发的张力：“大江中，你的眼泪在翻滚。/失落的火焰，在水的呜鸣中燃烧。”（《草木深——兼致杜甫》）由此，诗人的发声就必然包括对自我的慰藉和心绪的纾解，正如诗集书封上育邦的自述那样：“我的诗像小溪流，随山形地势顺流而下，并不澎湃汹涌，只愿为光风霁月一路风景作证，映照着的是世界，劝慰着的是内心。”
这本诗集可以视为“赠诗”的集合，育邦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对谈者”，“赠诗是‘一对一’，故完全容不得表演，要实现心灵状态和话语方式的合一。”（陈超《诗野游牧》）这一类型的诗就具有了致敬、追挽的功能，精神气质和人格色彩格外醒目。这些“赠诗”涉及古今中外的诸多人物、遗迹以及自然、风物，是一部微缩的诗人、艺术家的词典、档案、地方志或小型的人文百科全书。《草木深》的开篇诗歌《晨起读苏轼》可以视为整部诗集的“诗眼”。在时光的溃败、漂泊的生存、不确定的人生、生命的每一个时刻、相对论的秘密、自身的悖论、沉默的河山、时间的灰烬以及诗人的葬礼中，我们目睹了一代又一代伟大诗人、文士、知识分子承受的难以想象的压力、孤独与困苦。在互文的意义上，《晨起读苏轼》催生、衍化出《到东坡去》《藤花旧馆》《过宜兴东坡书院》《苏东坡在儋州》等关联文本。这些诗作的对话、交谈的特征很突出，一次次在诗句中现身的屈原、竹林七贤、陶渊明、鸠摩罗什、杜甫、王维、寒山和尚、苏东坡、谢灵运、吴镇、徐霞客、顾宪成、方孝孺、金圣叹、陈寅恪、八大山人、弘一法师、勒内·夏尔、奥登、阿什贝利、卡夫卡等，是每个时代的诗人心像的投射。他们的命运就是文人的宿命，他们的精神视界是每一个当代诗人聚焦的终极目标。由这些对话所激活的诗歌，比拼的不是诗人的知识以及智力，而是情感上的共通性和灵魂的契合度。这些对话性质的诗歌，其文化背景、精神构造、心理动因非常关键。诗歌不仅生发于个体的存在感知和现实生活，也在一个个历史的或想象的空间里发生。
育邦诗作的题目更像是对古诗和文人传统的致敬，这是我们熟知的山水诗、登临诗、致友诗、纪游诗、夜游诗以及咏史诗、怀古诗、拟古诗。有时育邦处理的近乎是静止的时间、空间以及普世性语境中的精神视界和文人传统，更像是一个古代“文人”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社会。这些诗歌承担了文化回溯和重塑诗人原型的功能，打造了超越时空的诗人精神命运共同体。诗集的最后一个小辑名为“完美世界”，而世界从来都是不完美的，诗人的责任和要义在于“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这需要诗人通过精神载力来予以自我辨认。在恍惚、分裂的现代性景观面前，诗人从未如此急迫地寻求和叩访精神寄托之物。对于空间和场景，育邦总是能够进行冥想中的精神介入和现象学的还原，他的诗从来不拒绝或忽视悖论，哪怕这是令人孤独、不安、战栗和惊惧的时刻。
其他小辑《到东坡去》《水绘的永夜》《归去来兮》《通往寒山的路》不只是古典化情境的现代性重现，也是作为同时代诗人的共时性命运的揭示与精神契合，是一次次重返精神母体和灵魂原乡的过程。这些诗作印证了一个诗人必须具备“同时代人”“同时代性”的复合眼光。这种精神特质转化为语言和修辞的合力，必然涉及“诗与真”以及“诗性正义”的话题。育邦将自己的诗歌路径归结为顺势而下的平缓的溪流，“到世界的尽头开辟最小的园子”（《到东坡去》）似乎暗合了陶渊明式的“清静无为”的超脱与出世的诗学。林丘、草舍、北窗、书院、园子、梅花、蔬果与世界隔着一条滚沸的大江，诗人有时必须选择逆流而上从而抵抗时间，其命运就是在无限循环的时间镜面中给出关于整个世界和世道人心的真理，代价是他必须独立于旷野之上，承受更多的冷风。这些与历史、风物、古人、名士、近代文士、当代诗人相关联的诗歌背后，有深不可测的精神漩涡，草木深处的诗人发掘出一个个本体以及幻象，这些人物以及风物已经内化为诗人主体性的精神动能。因此，在草木深处我们看到了时间的灰烬、历史的废墟与世道的变数、人性的渊薮，看到诗人内心一次次蛇形逶迤的闪电，看到一个无比孤寂的背影，以及试图从尘世昏沉中剥离出来的清白之心、孤傲之心、决绝之心。
诗歌的真理就像是“火苗，琴弦与涩果/在风信子的国度里腐烂”（《停云》）。育邦将历史的难题、现世的难题以及人性的难题同时放置在自己的案头之上，他的诗歌不只有清风和明月，更有灰烬、荆棘和虚妄的深渊。当诗人的精神生活与社会现实甚至历史想象胶着在一起，诗歌就具有了强大的记忆功能。这一功能使得诗人在紧张、痛苦、焦灼和重压下寻求轻松或暂时的逸出，这也是对生存重负的反作用力的过程。育邦将随身携带的词语转换为绳索，用于精神的攀缘和泅渡，在暗夜里他又不得不将诗句的绳索点燃，这验证了诗人是提灯夜行的人。
在这些拟古、怀古的诗句以及写给同代人的赠诗、挽诗中，育邦设置了一场场的暗夜，月光、星光、火焰、火苗、火光、烈火、燃烧反复出现在他的诗句中。诗人像是沉默的淬火匠人，在抖落的火星儿与灰烬中试图将那些黑暗之中草木深处的隐匿、残缺和崩毁的事物予以照亮。与此相应，这些精神性的词语就转换为了悲剧性的隐喻，它们必然承受前所未有的重力、压力、阻力，“哦，不过是失败的真理！/请点燃一把火，/烧掉那木偶……”（《过元好问墓》）
育邦诗歌的语调、句型、情态、节奏以及精神构造并不是起重机式的重力结构，而是轻逸的。这些诗是侘寂的诗、燃烧的诗，是高迥、超拔而又落地、共情的诗。我认同诗人所说的：“作为寂静的搬运工/他拒绝歌唱，拒绝写下诗篇/他把舌头深藏在火山熔岩之下”。诗人的要义就是在草木深处以及时间的灰烬中生发出一场场精神事件，这要求诗人必须具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求真意志，具有为诗性正义立言的能力。为此，诗人要点燃诗句，以便赢得沉默之中更多的发现，以便揭示出相对论的更多秘密。
（作者系《诗刊》社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