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通常所说的文学史料，它不仅有“主次远近”之分，同时还有“同质异质”的区别。也正因此，陈寅恪在总结、提炼和诠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时，提出了带有延扩性质的著名的“三重证据法”，即“取地下之遗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里所谓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带有借鉴和融会异质史料之意。特别是在进入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文学文化交流频仍的情形下，为获得更客观、稳定的历史叙述，在史料学建构上就更有必要重视异质史料的引进。陈培浩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充分肯定了吴秀明主编的《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基于史料的“历史化”研究，认为他强调“对异质性元素的发现和敞开，这是很有价值的‘历史化’思想”。然而，也许与思维认知及史料发掘有关，在近20年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这种被陈培浩称为“很有价值”的历史化思想，较少有之。据笔者有限接触，在至今为数相当可观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尚未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即使是《当代文学“历史化”问题研究》，其异质史料研究也只是在该书的第二章和第四章谈及史料研究“复杂性”“空间拓展”时，顺便拉开去作了点阐述，文字并不太多。

针对上述这种情况，也是为了弥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之不足，笔者不揣冒昧，拟专文试作探讨。大量事实表明，当代文学史料与其整体的，当然也是更为宏阔的当代文学一样，它内部原本就存在多重线索以及同质异质成分的相互交叠与勾连。只有准确地把握这一点，才能有效地避免史料研究的简单化与平面化，还原与呈现其丰茂繁复的真实状态及固有张力。

一、异质史料概念及其提出的意义

在进入正题之前，也许有必要对异质史料概念稍做解说，以减少概念歧义带来的无谓争论。何为“异质”？“异质”是与“同质”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一般是指与常态的，往往也是占主导或主流的一种“异己”的存在。当代文学中的异质史料亦然。它在质疑与抵制同质史料的同时，也可对它起到对话与互补作用。洪子诚在谈及20世纪50至70年代“非主流文学”时，曾从“历史的”“受压制的”“阶段性的”三个方面对“异端”作了定义，认为“它们或产生于文学‘规范’的要求比较松懈，对‘规范’发生多样性理解的时候（如1956－1957年这一被称为‘百花时代’的阶段，以及60年代初在政治、经济、文学政策上进行调整的阶段），或产生于文学控制虽十分严厉，却存在某种个人写作、‘发表’的空间的时候（如‘文革’的后期）”。接下来，沿着这样的思路，他将萧也牧的短篇《我们夫妇之间》、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路翎的话剧及短篇等纳入“最初的‘异端’”框架之中展开，并延续至“百花文学”以及一些老作家的“燕山夜话”与历史题材创作。洪子诚上述有关“异端”概念与其“一体化”的文学史观有关，他也是按照“一体化”的文学史观，将那个时期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与创作视作“异端”。

其实，从语源学角度考察，“异质”与“异端”是有区别的，它在中西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汉语“异端”一词，最早出自《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朱熹集注：“攻，专治也。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焦循补疏：“异端者，各为一端，彼此互异。”孔子是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的“中庸之道”，他所推崇与倡扬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大学中庸集注》），表现了儒家的宽容精神。两汉以降，在政教合一制度下，才逐渐形成了正统儒学，儒家以外的学说、学派被视为“异端”遭到防范、压制和取缔。在西方，“异端（heresy）”一词来自基督教。使徒时代的后期，一些基督教领袖认为：为了保持基督教会的连贯性，一些“意见分歧”或“异见”者必须被拒于门外。这使得主教成为可以分辨对与错的无上权威，亦可以阐释《圣经》的教义。另一些对《圣经》有“不同的意见”的人则成为“异端”。奥地利的茨威格写过一部《异端的权利》，用文学的笔触揭示了“异端”与“正统”之间的较量，彰显了作为弱势一方的“异端”者以鲜血为代价对于良知的捍卫，读来令人震惊。由上可知，“异端”与“异质”虽然意义相近，都带有对主流或主导文化偏离、歧义、错位乃至颠覆性的功能价值，但相比之下，“异端”似乎与人类已有历史具有更多的交错勾连，体现了更多的对峙（而不是对话）质素，也融会了更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并已积淀为相对稳定的知识谱系。也许出于这个原因，《辞海》专门给“异端”设立了一个条目（而没有给“异质”设立条目）。

笔者拟在比较宽泛意义上使用异质概念，它既包括上面所说的以“异己性”为特征的“异质”，也包括“异质”被进一步放大的“异端”，因此，带有一定的弹性及引申的意味。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语境中，尽管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对峙”，但在“对峙”的同时还有“对话”。使用“异质”，可以将与“对峙”同时并存的“对话”含义涵括其中。显然，这不仅合乎中国文化的中庸之道，而且也比较契合中国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特质。为什么几乎所有探讨当代文学“异端”的著述，在使用该概念时都惊人一致地给它加上“引号”？我以为多少就具有“对峙”与“对话”交叠，甚至“对话”大于“对峙”的意涵。所以“异质”较之”异端“，往往少了些极端、激烈或不可调和，而带有某种柔性或中性的特征。

如果以更广阔的世界文明文化的视野考察，强调异质，还可将不同文化在交流与碰撞时所呈现的相互对话、相互建构、相互补充的现代性特征充分揭示出来。曹顺庆等人正是基于此，将世界文学疆界的异质性概括为地理环境差异、物质层面差异、精神层面差异这样三个层面。他们认为，比较文学在今日的泥足深陷，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一直沉浸于西方文明的伟大与辉煌之中，却没有跨越东西文明的勇气和自觉。而由中国学者提出的跨文明变异研究，“重在探索不同文明之间所具有的异质性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并在异质性的基础上追寻不同文学之间的互补性，从而进一步推进不同文明系统的文学交融，促进世界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启迪的。事实的确也是如此。据金克木介绍，13世纪印度佛教历史，甚至佛教圣地鹿野苑、那烂陀寺这类佛教圣地的具体情况，因为缺少史料，正是靠中国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才得以被后人追述和补充。同样地，中国小说戏剧史料多有遗失，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和罗振玉从日本三浦将军处发现《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小字本，编入《吉石盦丛书》影印出版，这不仅为王国维以后的戏曲史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还成为后来戏曲史研究必备的基础性史料。这也说明跨文明跨文化的异质性不仅可比，而且有助于中外双方更清醒地认识自己，说明史料虽有内外之别及异同之分，但从根本上讲，都是人类共享的精神文化资源，它是属于全人类的，而不能将其狭隘为个人或族类独享的专利。在如何看待与使用史料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也需要抱持一种“人类共同体”的理念。有人说，任何学术，要想获取持久而强劲的生命力，就“势必需要具备足够广大的胸襟，涵容那些原本边缘甚至异质的知识内容和思想成分。如果一味强调学术的纯粹与正统，无论其文化传统曾经多么煊赫，也终有因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而命脉中绝的一天”。诚哉斯言。这亦是当今学者应有的世界性的开阔视野，我们将之称为史料研究的“元方法”。

回溯历史，中国曾有过三次史料大发现，但前两次史料发现，尤其是第二次“汲冢”竹书的发现（第一次是《尚书》等古文经传的发现），因为缺乏一种历史的、世界的意识，以儒家的独断排斥异端的存在，因而散失成了其史料的可悲命运。只有第三次，也就是19和20世纪之交的甲骨文和敦煌史料的发现，我国近现代一批学者依据新的学理和科学形态的解读，才使它出现了化悲惨为幸运的奇迹，成为20世纪具有世界价值的两门显学，有效地折射和复原被正统经史遗忘了的历史潜流和诸多历史侧面。“这种汇聚国学、新学众多智慧于一项世纪学术工程的举措，使学术工程内部互相启发、互相驳难，互相竞争，产生了在一些相对冷落的领域很难见到的学术涡流效应。”中国文化结构是复合的，与异质文化对话，它本身就是相互融合的综合创造。要知道，“异质文化来自相距甚远的时间和空间，携带着新的知识间驾和学科体制，因而需要投入更加充分的魄力和智慧，使相互间的对话有可能达致更高层次的融合和创新……这里要紧的是，不要以封闭的心态阻断集成的博识，不要以独断的作风摧折多元的个性，而应以独创为尚，与人类多学科的体系和规范结缘，以实现精明的筛选、宏大的综合与睿智的创造”。笔者在开头援引的、陈寅恪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所作颇具创见的“三重证据法”之解，明显暗含这一用意。而梁启超的《新史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法》在讲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金石及其他镂文的同时，还将外国人著述乃至寻常百姓的流水账，以及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店家账簿都纳入史料范畴，其逸出传统同质似乎更突出，也更具体。检视20世纪的学术史，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史学和文学整体的改变，也常常可能因为使用什么样的史料而引起。王汎森就曾讲到，20世纪20年代傅斯年、顾颉刚、胡适、李济等第一代学者在史料拓展上的努力，而且具体说到了明清档案、殷墟发掘，在“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取得治学材料的方法产生了变化，传统的读书人的那种治学方式不再占支配性地位”。可见异质史料与同质史料一样，不是绝对恒定的，而是呈动态演进状态的，随着时势的嬗变，其昔日所批判的对象，有朝一日也有会成为其自身的众多内涵之一。也就是说，在一定情况下，有可能由异同“对峙”走向异同“对话”，甚至产生异质演变成同质，异同转换合并同类项的现象。所谓的异质或同质，与确定异质或同质背后的进化、启蒙、革命、现代性、民族性、多元性观念有关，不同的观念，对史料的异同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指认。这也提醒我们，不能就史料的异同而讲异同，而须联系异同背后与之有关但也更为深潜的史料观来进行探讨。尤其是在今天中西关系与古今关系并置，学界不再满足于简单译介域外（主要是西方）理论，而是强调彼此对话、交流与互鉴，希望进行自主性建构情况下，异质参与更是如此，也更为重要。

已有经验昭示我们，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同质化也被形象地称为“麦当劳化”，它都在弱化着民族的差异性与本土文化符号系统的复杂性。在此情形下，异质也可用来抵御全球化的侵袭，而保持民族本土自身文化的独立性、丰富性与创造主体的能动性。而这，如作进一步追问和由此及彼的延伸性阐释，它还涉及陈培浩所说而被我们忽略了的“后结构主义”有别于“结构主义”的功能价值：“结构主义强调从个别到一般的思想方法；后结构主义则更强调发掘为‘结构’所压抑的异质性经验。事实上，以一般压抑特殊，或因特殊否定一般，都不免陷于偏执。不相信一般性，容易将历史虚无化；只相信一般性，则容易导致理论论述的封闭。强调‘历史化’对异质性的发现，实质是强调当代文学研究应是稳定性和开放性的结合。”

本文正是从这个意义提出异质史料问题，它或许含有抵抗全球化侵袭的意涵，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强调与突出其背后隐含多元多维、平等对话之意。这里至少有两点需要强调：（一）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正如萨义德所说，“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想竞争的异己的存在。一种自我的构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最终都是一种建构，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的和‘他者’，实际上又总是通过不断的对于‘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区别的阐释和再阐释而实现的。每个时代和社会都在创造自身的‘他者’”。钱理群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任何思想、文化、学术派别都需要在和异己的思想、文化、学术派别的质疑、批判、竞争中求得发展，但这绝不是相互歧视、压倒、颠覆和消灭，而是可以在论争中相互沟通，实现彼此的了解、同情和理解的，不是分裂，而是互动”。异质史料问题的提出，主要就在于突破现有史料研究过于拘囿于同质史料一维本身，通过与“他者”的对话来确定自己，恢复它的“历史连续性的本来面目”（洪子诚语）。（二）与我们习见的同质史料不同，异质史料因对固有的同质文化及史料具有“异己性”与“对峙性”，所以它的引入不仅能制衡目前盛行并占主导地位的同质史料研究偏至倾向，同时可在短期内拓展被一体化壁垒遮蔽文化学的巨大空间，有效缩短史料研究的历史进程。当它借鉴或移植了异质史料某种思维方式或学术方法的时候，不仅有助于史料研究的深化，而且也有可能使这门“窄而深”的学问产生较大的思想艺术效应。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时曾有体现。如胡风与反右等有关文化批判，就因有被遮蔽了的异质史料的介入，才使原先所作的有的结论产生结构性的突破。而在当代文学史料经过二十多年实践，正处于“初级阶段”的当下，要想提高质量，转型升级，打开理解当代史料学及其研究的新视角与新可能，则尤有必要超越现在较多停留在对同质性史料作“加减乘除”同向合成处理的状态，倡导与实践异质与同质“辩证性互动”及其与创造主体之间能动性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可以预料，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随着观念进一步开放，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异质叙述问题将越加突出。因此如何处理一元论历史框架中异同史料之间的关系，在充满张力的新整体性中给予合历史合逻辑与合情合理的评价，将成为当下及日后史料研究及其历史化的毋庸回避的一个问题。

当然，在作如是这般阐释时，不应将当代文学史料异质性因素作非历史的夸饰。比如说邓拓、廖沫沙、吴晗20世纪60年代的“三家村”杂文，洪子诚认为它“是政权内部比较‘开明’的观点，是另一种思想和政策的反映”，而“不能说成是对当时统治的抗议，尽管姚文元在‘文革’开始时，批判它们是‘反党的’”；他主张对50至70年代这类文学的“偏离程度和性质，应该给予限定，而且要给予分析、说明”。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说实在的，在当代中国一体化体制之下，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文学文化的“对抗体制”，相反，如美国学者彼得·伯格所说，对于后者的有效清理，正是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体制的基本功能。这也是异质文学史料研究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

二、域外异质史料：“另一个”苏俄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

史料异质与否，虽不能简单归之于史源，但与史源密切有关。台湾历史学家杜维运曾有言：同样是史料，它们有“同源”与“异源”之分：“一种史料，其作者为同一人，是同一源的史料；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史料，其作者相同，或作者不同，而出处相同，也是同源史料。一次大事变的发生，或由当事人记录下来，这些被记录下来的史料，其作者相同，是同源的史料，是不容置疑的；如作者不同，而所根据传闻相同，也是同源的史料。”他认为，“同源史料的比较，是消极性的。应积极地寻找异源史料，以进行比较。史料不同出一源，而内容相涉，其间的异同，极富启发性，史实的真相，往往自其异同间流露出来”。而“绝对异源的史料”，除“地下史料与纸上史料”外，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外国史料与本国史料”，“将两者放在一起作比较，能重建历史的真理，能使业已隐没的史实，再见天日”。当代文学史料产生于全球化大背景，其建立在域外异源背景下的异质性更突出，所以更应“积极地寻找异源史料”进行比较，这也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有别于“古代”乃至“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

域外异质史料的范畴何其广泛，这是个很大也很复杂的问题。一篇文章不可能承载起如此巨大的容量，全面铺开也容易给人以大而无当之感。基于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笔者只是就其中的苏俄与西方两大板块做些线索的提示。这样的限定，自然为了研究的便捷，但更为主要的还是基于这两大板块史料与“涉内”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之间，在事实上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关系。即是说，从域外史料完整与全面而言，我们虽不能用苏俄与西方史料代替“域外”，但就对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相关性”及其实际影响而言，说这两大板块承担了主体角色，也不至于太过。

关于苏俄文学史料板块，已有颇多的著述述及，这里主要从异质角度试作概括。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在20世纪50至70年代之际，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中苏文学关系也进入了长达20年的疏远、对立，乃至严重冰封的时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仅苏联文学译介呈明显的递减趋势，而且在原先引进同质史料（主要是斯大林时期制定的有关文艺问题的决议及相关的革命文学）以为文学政治化提供合法性的同时，通过“供批判用”的特殊方式，译介了先前被遮蔽了的“另一个”苏俄文学史料。对于这样的“另一个”，洪子诚在近作《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与“去苏联化”》中有着颇为翔实而又清晰的梳理。反映在史料方面，就是两次较大规模地出版有关“内部读物”：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为了配合当时“反修”斗争，由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编译出版了一批批判“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被叫作“灰本子”与“黄本子”。前者即“灰本子”，主要为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内容，后者即“黄本子”，则以文艺思潮及文艺作品为主，它们均限于“内部发行”，实际上是供少数人阅读与使用的“禁书”。第二次是70年代初期，随着中苏关系紧张与中美关系解冻，又一次出版了不少批判“苏修”的理论著作、文艺作品及历史传记等。这些“内部读物”，除了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古瓦纳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外，还有肖霍洛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左琴科的《日出之前》、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等。后来，这些“禁书”，与几乎同时前后出版的西方现代主义书籍以及域内的潜在写作与手抄本等，又都流入社会，尤其是流入京沪等大城市。

富有意味的是，“这些原应当由‘革命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却成了孕育、萌发他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养素”。作为独特的一种文学史料，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逐渐得到重评，并日渐引起学界重视。虽然开始之初，往往以非历史化方式，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进行介绍。但这似乎不是主要的，对国人产生更大影响的，还是肖霍洛夫、索尔仁尼琴、左琴科、艾特玛托夫、叶夫图申科等被排除于视野之外，甚至不知其人其文等一批坚持俄罗斯白银时代精神的非主流作家的重新回归获得好评。这不仅对思想解放起到了一定助力作用，而且还成为不少先锋作家师法的榜样。像余华、苏童、格非、马原等先锋作家与多多、芒克、宋海泉等白洋淀诗人，都谈到在创作中曾吸收了前引的“内部读物”的思想艺术资源。此外，还有苏联作家协会内幕、高尔基晚年陷于矛盾痛苦、法捷耶夫自杀，以及高尔基被封存了70年之久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等，它不但为我们重评苏联当代文学，同时也为研究域外文学对域内文学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史料。梁艳在其有关《今天》杂志的博士论文中，针对“有人质疑在‘文革’期间怎么可能存在这样的‘异端思想’”时曾经指出：“当将‘异端思想’的源头追溯到‘内部读物’时，《今天》杂志与北京地下诗歌运动尤其是白洋淀诗人群落的渊源关系就开始逐渐清晰起来。”

洪子诚曾将“去苏联化”与“苏联化”并置，都统称为“极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他认为，这种“‘化’既难以改变某种特质，而‘去’也难以抹去已经进入内部肌体的因素。‘去苏联化’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初那种对苏联文学依附、模仿的心态，有助于当代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但是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就在猛烈燃烧‘现代修正主义’的六七十年代，被燃烧的‘修正主义’的异端（爱伦堡、茨维塔耶娃、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玛杜琳娜、丘赫莱依、艾特玛托夫……）并没有成为灰烬，却在悄悄潜入，在貌似纯洁的肌体中滋生繁殖——它们成为‘文革’后期和80年代‘新时期’文学变革的思想艺术资源重要部分。这就是事情的诡异之处”。他的批评和阐释是相当深刻的。本文从论旨出发，在此补充两点：

其一，国与国之间文学史料异同比较不能脱离各自的历史和现实，作简单的横向类比。因为国家的生长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而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它有自身的规律。在分析中苏曾经发生的大论战与决裂时，历史学家沈志华分析道：原因之一，是中苏“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一个在守成期，一个在扩张期，苏要‘三和’，中国则要输出革命”。就是说，“虽然中苏是处在同一时间，但由于双方处于不同的发育阶段，一个已到中年，一个还是少年，是‘同时不同代’”。（苏联改革于1956—1964年，而中国改革于1978—1997年）。理解“时”与“代”之异，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对苏联文学有近20年的“去苏联化”历史。原因之二，在中苏文学文化决裂过程中，受当时整体环境的影响，虽然越后越激烈也越激进，但其间往往又充满了矛盾与反复，表现出一定的摇摆性。这个中原因，倘若追究，固然与周扬等深受苏俄文学尤其是车、别、杜理论影响，甚至他就是车、别、杜理论的崇拜者不无有关，但另外，我们也可从车、别、杜理论“矛盾”性那里找到解析。对此，朱光潜在60年代就有切中肯綮的批评。如他在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三大命题”历史贡献时，就批评其“艺术的力量就是注释的力量”观点，认为这是“片面强调艺术的认识作用。可惜当时未能引起学界的注意。于是就出现关闭一扇窗口的同时，打开了预留的另一扇窗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苏联当代文学的活跃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较之以往都有所突进。苏联文艺界也开始以更开放的态度接纳世界各国的优秀作品，包括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卡夫卡、雷马克和海明威等西方作家成了许多青年作家争相模仿的偶像。“松动的政策和开放的眼光，既为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呈现出复杂性。”与同时期苏联文坛相比，中国文艺界受极左思想影响，将这些异质性文学排拒于外，这就自然使其失去参照和对话而处于迟滞、封闭状态，逐步偏离世界文学主潮。尽管经周恩来、陈毅等纠偏，在短时内有所改观，1962年中央出台《文艺八条》，其中有这么一个提法：“西方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艺术流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潮”也“应该有条件地向专业文学艺术工作者介绍”。也许正是这一条，才使其后数年的国人尚能“合法”地阅读到苏联当代文学作品。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纠偏总体效果有限，且在随之不久到来的“文革”走向更极端。

以上讲的是苏联异质史料，那么西方异质史料呢？与“去苏联化”的异质史料不同，西方异质史料因与西方欧美资本主义文化思想有关，是一个长期被压抑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存在。在中国文坛学界简约化的话语体系中，所谓的现代派，涵盖面是比较宽泛的，包括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乃至还把现在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新小说派、荒诞文学、黑色幽默等也都纳入，可以说是构成当代文学外源性异质史料的主体性存在。这个主体性异质史料，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曾被当作现实主义“反动”的对立面而在整体上受到批判和整肃。这自然与当时紧张对立的中西冷战有关，在那场冷战中，源自西方的现代派成为颓废、丑陋的代名词。这种情况，在茅盾和周扬的文章或报告中有突出的体现。前者，如茅盾1958年在《文艺报》上连载的长篇论文《夜读偶记》，他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角度作了系统的表述，认为现代派的哲学观念是非理性，艺术是抽象的形式主义，是19世纪以来“主观唯心主义”中“最反动”的流派。后者，如周扬第三次文代会报告《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用很大篇幅，对人性论、人道主义作了严厉的批判。吊诡的是，这一批判看似“胜利”，但问题依然存在，作为被批判的“异见者”，在合适时机仍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宗福先在谈他“为什么会写”《于无声处》开列的“文革”期间有关《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选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以及有关评论》《心灵的历程》《牛虻》《欧根·奥涅金》《罗曼·罗兰文抄》《第二天》等阅读书目，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它告诉我们，即使是被视作“反动”书籍不能公开面世，它仍通过各种隐性或变体方式存在、呈现与流播。“这些书在那个封闭、窒息的世界里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接触到优秀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给我们正在成长与成熟中的世界观补充了钙、补充了维生素、补充了许多必要的营养，让我们不至于成为思想上的残疾人。”《于无声处》的创作，某种意义上就源于此。

当然，不同于苏联的异质史料，当代文学对西方异质史料对话与吸纳具有自己的运演轨迹。这里所说的运演轨迹，就其绍介与引进的总体自觉程度及规模而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它经历了一个数量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逐步正规化、系统化，并且日益切合

国内当代文学研究及历史化需要而发展的渐进过程。最初，是重印50至70年代供“参考”或“批判”之用的出版物，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至80年代，译介重点转移到20世纪西方现代文论与现代派文学，并成为文坛学界关注的焦点，形成相当的规模。如外国文学与上海译文两家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专辑（含“作家”专集与“流派”专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与“学术文库”等，都是那时很有影响的学术翻译丛书。还有当时热销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袁可嘉主编，共4卷8册）等。尤其是青年学者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走向未来》《中国文化书院》等几套大型丛书更具冲击力，催化与造就了全民性对现代派的巨大饥渴心理。那段时间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卡西尔的《人伦》、布罗姆的《影响的焦虑》，文科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推崇现代派似乎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格非曾如是描述马原在华东师大演讲时的场景：“当马原在一批追随者的簇拥下走向讲台时，我看见站在门边的几个学生激动得直打哆嗦。人群中出现的暂时的骚动显然感染了社团联的一位副主席，他在给马原倒开水的时候竟然手忙脚乱地将茶杯盖盖到了热水瓶上。”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与80年代风尚有关，人们总是热衷于来自西方的各种主义。那时是没有人做史料的，人们的关切和兴奋点不在此，引发他们关注并使之达到狂热程度的是思想观念，主要是西方的思想观念，即所谓的“观念革命”。而随着译介的铺展和深入，再次引发了原来隐含的现代派评价问题论争。

谈及现代派评价问题论争，一般都举徐迟刊登于1982年第3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以及由此引发的同属“开明派”阵营的《文艺报》主编冯牧与《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李子云之间的“争执”。这也是80年代初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其实，在此之前，叶永义也写过《怎样看待西方现代派文学？》，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引发了持续一年多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只是限于学术圈内，并未引起文坛学界文学的过多回应。不像徐迟上述这篇被《文艺报》1982年第11期转载的《现代化与现代派》文章。因为在此前后，不仅有冯骥才、李陀与刘心武围绕现代派的有关“风筝通信”，尤为重要的是，胡乔木、贺敬之、冯牧等文艺界高层领导对现代派的评价仍然依旧，没有超出20世纪50年代后期茅盾《夜读偶记》的思路，甚至“在中宣部那里，把批评现代派列入文艺界和文艺报刊宣传党的十二大的重要内容”。这突出表现在《文艺报》在转载徐迟此文时，刊登了理论组组长李基凯化名理迪的批判文章《〈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引起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的“不快”。为给人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张光年设计了一个“补救”措施，由《文艺报》组织召开“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会”。也正如此，有人认为现代派论争是“主流文学批评制造出来”的产物。这是有道理的。

行文至此，有必要提及何望贤编选的上、下两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内部发行），它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仍不失为现代派论争较为全面的一部史料汇编。该书除收入报刊上发表的代表性文章，附有“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讨论文章目录索引（1978—1982）”外，还在《出版说明》中特别强调：“在文艺战线，清除和防止精神污染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批评和抵制试图将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文艺移植到我国来，以表现所谓‘社会主义异化’为主题，按照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世界观来歪曲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错误主张和错误作品。”我们不妨将其与冯牧领衔的《文艺报》团队对它的严厉批评进行对读。也许与此有关，后出的有关当代文学史在谈及受西方异质文学影响的探索文学时，其结果，往往是“心存忧虑的人们宁愿采用‘寻根’‘先锋’这样中性的说法来强调自己的‘准现代派’态度。但这样一来，随着对现代派全盘‘接收’的历史机会的丧失，反而使年轻作家们的‘自我探索’赢得了生存空间，促成了各流派、主张的竞相蜂起”。这里所说的对现代派“‘接受’的历史机会的丧失”，黄子平1988年在《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一文曾有准确分析：这就是不仅造成现代派的“窄化”，而且还使整体当代文学“对现代人道主义的理论探讨未能深入下去，当代中国文学对现代世界、人、历史的‘形而上’层次的思考（至少从表面看来）让位于‘技术’层次的探索”。

作为域外异质史料，现代派如何定义、绍介、引进，当然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脉络有关，但同时还受制于作为接受主体的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内在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有关编选及研究来看，我们对域外异质史料解读大体有这样两种方式：一种倾向于“人道主义”，一种侧重于“存在主义”。前者，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刘再复1986年在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所做的《论新时期文学主潮》主报告，结果导致“老一代不满意，中年一代同意，青年一代不满足”。有的青年学者认为，人道主义毕竟是19世纪的思想武器，在今天提出虽有现实意义，但它在反映与概括20世纪中国所遇到的问题时“毕竟是软弱的”，用来解释来创作也是“无力的”，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实际上，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都属于启蒙范畴的人文主义，与现代主义有关，甚至也可以将其视作是一种现代主义。虽然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彼此共存并有叠合，但因后者强调由“个人”开始，“从群众中回家”——这也是萨特创立存在主义这一“哲学—文学”流派，把有价值的人与荒谬的世界对立起来看取一切，把人作为主体存在来考察，并表现个人的具体“存在”的要义之所在。因此，用个人性的境遇与价值代替人道主义的“社会正义”与“公众真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便成为人们尤其是思想敏锐的年轻一代学者思考问题的新基点。这是时代社会历史对外源性西方异质文化及史料的选择。程光炜在十多年前评价“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编选时，就指出了这一点。他通过翻译者的“前言”“导语”“后记”与其研究成果的比对，敏锐地发现，由于“文革”后，在人的认识的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危机，也由于知识分子失去了与现代性交流的无我个人话语，致使“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新时期叙述’虽然能救一时之需，却不能深刻反思‘文革’灾难，尤其不能对在已经开始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的思想混乱作出有效的解释”。所以，他不仅认同“文库”对存在主义介绍重心放在对“异化”状况的深刻反省上，而且对其中的一些“误译”及其引起的“误读”也给予正面积极评价。指出：“尽管萨特和海德格尔几乎同时被介绍进来，而‘萨特热’却明显高过了‘海德格尔热’。进一步说，当时人们更需要‘接受’的是萨特‘存在’之‘虚无’，而不是海德格尔‘存在’之诗性的‘时间’，尽管两人最后都将对‘荒谬’的态度转化为‘反抗’，寻找一种更有价值的‘存在意义’，但‘文库’对之作了‘删节’和‘偏离’。一定程度上，或许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知识的偏离’，型构了80年代中国式的存在主义。”德里达曾用自创的“延异”概念，形象地阐述了语言的模糊性、未定性，彻底瓦解了文本的明晰性，同时也提醒我们应对语言、文化、环境的多样性及其差异引起高度关注。就当代文学史料及历史化而言，这样的瓦解及其带来的模糊性、未定性，可使我们对域外异质原文翻译呈现为中国域内同质汉语文字所没有的延缓意义。当然，也增加了更多主观性亦可说是创造性或误读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对人道主义与存在主义等译介异质史料而造成的“延异”给予应有的关注。尤其是这种翻译往往是在有选择、有组织、有计划情况下进行的，译者翻译什么及如何翻译，都必然也必须经过翻译机制这道环节的过滤与筛选，而在一定程度上已被主流文学话语同质化了，这就使其异质翻译带来的“延异”显得更为复杂。可能是与观念认知与整体研究成果有关，相比于人道主义异质史料，存在主义异质史料就其总体而言，显得有些孱弱。当然，无论是人道主义异质史料，还是存在主义异质史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引进的目的，还是“拿来”，用来建构我们“中国性”或“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史料学，这是研究域外异质史料的“基点”，也是中文系（文学院）所属的域外史料研究与外语系（外语学院）从事域外史料研究的一个不同之处。

中西都有文献史料的传统，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西方语文学虽在文字审订、文籍考订、史事辨别方面不如中国汉学，但在中国的“四裔”即所谓的“虏学”问题上，游刃有余。相反，中国汉学在文字审订等方面虽引领风骚，但在“虏学”问题上则捉襟见肘。王国维、陈垣和陈寅恪等大师在研究中国西北舆地、中西交通及汉代文献方面，之所以能超越钱大昕这样杰出的乾嘉学者，可与伯希和等世界汉学大家比肩，其重要原因就是会通中国学术，将汉学与虏学结合起来。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有学者不时地发出“语文学回归”的呼声，就反映和体现了这种意向。尽管未来前景还有待于实践检验，但它为我们史料研究如何进行跨区域跨文化乃至跨语际交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及可能性。

三、域内异质史料：胡风文学主张与民间及潜在写作

当代文学异质史料不仅大量来自域外，而且在域内也有不少的存在。这种存在，虽然在总体影响与力度上不及域外，但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域内异质史料的呼应与配合，域外史料就不可能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带有冲击力的效果。事实上，域内异质与域外异质史料往往以互动相交的方式存在。所不同的是，域外异质是当代文学生产过程中的借鉴资源和参照系，它是间接的；而域内异质就是当代文学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直接的。它们除了空间不同外，还在层级序列上有所区别。

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文化通常由同质与异质两种要素构成，而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整齐、单纯与划一，尤其是强健自信与富有生机活力的国家或民族文学文化更是如此。它不会也不应将自己锁定在一种封闭狭隘及超稳定的同质文化之内，作自我循环式的平面单向演绎。相反，它是大胆地向异质开放，在面对对自己来说哪怕“不愉快的事实”（韦伯语）具有豁达的胸襟与气度，并积极地寻找合乎时代旨趣的异同之间的平衡与协调。这也是包括五四在内的中华文化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奥秘。事实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一直存在着批判理性精神的异质性元素，“这里所说的批判理性精神，主要是指明末以来的‘复古解放’。可以说，西方近世文明的冲击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外部压力和现实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增长的批判理性构成新文化运动的内部动力和历史基础。二者分别从横、纵两方面对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重估’，构成制约和限定”。如五四“文学革命”，当然是由鲁迅、胡适、陈独秀等借助来自域外资源，这是异质的主流，成为推动文学革命的主动力，但同时也离不开来自域内资源的支持。就拿与“文学革命”密切相关的“语言（汉字）革命”来说，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主要借鉴西方思想资源，推崇基于平民文学的白话文理念。而与他们不同，钱玄同则将“白话”作为问题，放回到源远流长的传统小学语境中去考量，为五四白话文找寻到音韵学实例、文字学事实，反击关于白话的质疑：“钱玄同对汉字‘主音’方面的论述，转化了清代‘小学’里的‘因声求义’说‘是在六书系统下的训诂理论，并不涉及文学的性质问题’。但钱玄同却将此转化为‘因声造字’的逻辑，‘让本来为训释字义服务的理论变成了颠覆汉字本身的力量。……可知自五四以来的现代思想、文学、文字的变革中，不仅有西方资源的外援支持，更有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内援性力量加入”。而后者，即所谓的“内源性力量”，往往被人们所无视或忽略。这里的原因，很重要的就在于资源发掘和利用问题上重外轻内，对异同关系作了简单化、狭隘化的理解。

当代文学也不例外，并且，由于“老传统”之外又加五四“新传统”的交叠，这种情况更突出，自然也更复杂。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按照“客观性优先”原则对之进行“去蔽”或“解蔽”。须知，在当代中国文学“主流”之外，的确存在着“复活‘五四’作家的‘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以及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的“非主流”部分，它们“保护和重建质疑和批判现实的‘启蒙意识’和在解释、想象世界上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而从文化领导权角度来看，“国家在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一方面要采取‘提纯’的手段，以确保其意识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另一方面，也会适度、有选择地吸纳其他‘异质’的文化成分，以增强意识形态的‘说服力’”。这样，人道、人性、现代主义等异质性文学文化，便顺理成章地被建构到“主流”中来。作为“他者”的一种精神文化，域外的异质史料原本就有跨域性特征，这种跨域性使其从产生那天就通过各种路径与方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域”进行传播，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自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割断与“他域”的联系，而“独善其身”。这说明异质与域外异源有关，但异质未必就一定在域外，或许就在域内的此时此地。反之亦然。像苏联的不少革命文学，如年纪稍大的国人十分熟悉的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楼梯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报告和专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等，这些应该都可视作同质或准同质史料，更不要说从中国“流传”出去而又“回流”的诸多史料。

可能与宏观的政治文化大背景有关，当代文学域内异质史料，较为集中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在那个历史时段，置身逐渐成型并日渐强化的一体化中心位置、执掌文化领导权的左翼文学内部，围绕新生的当代文学如何继承五四现实主义传统，谋划和设计未来的走向，加上历史、政治、人事等诸多因素，发生了冲突。其中最激烈也是影响最大的，当推1954年，以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为发端，在全国范围内，对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意见书”）展开的批判，最后汇编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出版。不过，按照史料学理论，这些批判材料只是“第二层级”的异质史料。作为“第一层级”的异质史料，即胡风这份“意见书”的有关内容，为配合批判，当时曾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附发。直到40多年后，也就是199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0卷本《胡风全集》，其第6卷首次发表了该“意见书”全文。为让更多读者看到这份异质史料，该社于2003年出版单行本，书名为《胡风三十万言书》。

胡风是中国左翼的资深人物，在左联时期，曾担任过宣传部部长、行政书记，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理论批评家和编辑活动家。自20世纪30年代登上文坛后，通过办刊物、撰写批评和扶植青年作家，确立了其在文坛不容忽视的地位，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文学主张与主流的文学主张不完全吻合，其所表现的异质性，与五四有关，但也有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文学与政治、主观与客观、民族与世界等关系问题上，强调突出“生活”和“实践”本性以及对其采取的“批判”立场，推崇主体对客体的主动态度，即融入作家激荡着心灵搏斗所谓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的理论，有其深刻性与新颖性，也表现了某种偏颇与矛盾。当他用这一理论去规范与其观点相异的作家作品时，这种偏颇与矛盾就显得更突出，自然，这也使他在一段时间里更形孤立。王富仁就认为，胡风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自身理论上的“矛盾”和性格上的“执拗”。比如，“鲁迅前期的意志论哲学和生命哲学就其性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他在理智上坚持的是后者，他在感情上重视的是前者，如何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始终成了胡风思想的一大难题”。需要指出，胡风上述主张在此前所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著述乃至罹难时所写的诗歌中，都程度不同地有所体现。因此，有必要将胡风的“意见书”与其联系起来进行“互读”。只是，胡风的理论文字比较晦涩，阅读起来不那么畅达，这可能与胡风努力坚守与建构的理论主张自身比较含混，还没有形成自洽的体系有关。

域内异质史料不仅存在于左翼文学内部，而且在民间及潜在写作中也有广泛的呈现。民间及潜在写作，是两个有交集的概念，一般是指同质或主流之外的写作。因为在同质或主流之外，作家往往拥有较大的表达自由度，它反映与代表了另一种“声音”。“但当作家的创作不再注目于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他所受到的外部的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压力就会减轻，创作也能较真实地表达出个人的体验”，并能反映底层生活的面貌，便“具有‘异质’色彩的‘不和谐’音”。这种“不和谐声音”，在一度十分严格的作品写作、发表、传播和消费机制之下，往往以非公开的“地下”方式存在，被称为“潜在写作”，但它是这一时期的文学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按照陈思和的说法，“文革”时期的民间可分成“知识分子的地下创作和纯粹民间流传的故事、歌谣、手抄本”两类。前一类的作品如白洋淀诗派，《九级浪》《波动》《公开的情书》等小说，后一类作品如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知青命运歌》《恐怖的脚步声》等，似乎要复杂得多。他认为，“这类民间创作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可能比知识分子的创作拥有更多的读者和更大的覆盖面”。

谈及民间及潜在写作，不少人都会提及赵一凡，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他通过各种方法与手段，包括胶片与稿纸，保存与收藏了大量文学史料，其中相当部分是原作者已遗失或忘却的稿子。还有鄂复明和徐晓等，在这方面也作出可贵努力。但从总体上讲，与异质史料实际存在及我们期待仍有较大的距离。这与民间史料的边缘性属性有关，因为在现有的以“中心”为要的叙述机制中，边缘的史料是很容易被遗忘，“文献中间也有很多被遗弃的边角资料，之所以被遗弃，是因为无法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被安置在历史叙述的某个部位”。如朦胧诗论争时，艾青与民间诗人黄翔的不同境遇，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黄翔就艾青对朦胧诗批评所撰的致当代诗坛及艾青的两次“反批评”，表达对正统诗坛不满而被拒绝，只是在贵州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油印民刊《崛起的一代》上刊登，甚至收入自己的文集在国内也无法出版；而艾青的批评文章却可在《文汇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纸上发表。如此不同的“待遇”，说明当代文学史料客观上是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制观念。当然，这也许比较外在，且有些极端，如果从内在的艺术实践考察，更值得关切的，窃以为还是民间及潜在写作的“时间”问题。“因为它长时间处于任意流传或‘地下’的状态，当被挖掘、被发现的时候，是否能保持其原貌，包括其流变或被改写的动机，这一点显然要比保存在公共的档案或图书馆中的史料，更难甄别”。如食指的《疯狗》，当年在《今天》发表时标注的时间为“1974年”。但据李润霞的《“潜在写作”研究中的史料问题》考证，以及食指和好友林莽叙述，此诗其实作于“1978年”。当时为了尽可能发表“文革”的作品，而《疯狗》又“涉及了一些敏感的问题”，“为避免麻烦，把它署在‘文化大革命’，相对保险一些”。此外，像牛汉、聂绀弩、多多等也都有类似的问题。

如何看待民间及潜在写作“时间”，学界是有分歧的。一种有见地但颇受质疑的说法，是从精神现象的多层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审视，认为“潜在写作中那些经过修改的作品，如果基本保留了当年的思想、情绪与意象，它们依然可以向我们指示一种文学与精神的潜流的踪迹并向我们的精神与思想敞开另外一片空间，而那些经过反复修改在发表时才定型完善的作品，我们知道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漫长的精神历程”。这当然不无道理，从中外文学史上也可找到相关例证，并且这种从形上幽深的精神潜流（而不是从具体的文本审美）角度的解读，有助于将民间及潜在写作探讨从浅显推向纵深。问题是这里所谓的精神潜流并不是脱离历史的，而是与其所在的时代社会密切勾连，是非常现实的。它具体的“写作时间”的20世纪70年代，与后来经修改的“发表时间”的80年代，虽然中间相隔不长，语境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如不借助于知识考古等方法加以辨析，很有可能导致对作品精神思想的误评，甚至是非历史的拔高。尤其是将其“入史”，就更须谨慎。洪子诚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撰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时，对之做了“矛盾”的处理，有的作品还是将其放在50至70年代范围，有的却放在正式发表的年代，认为对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环境的写作，“的确不能随意混淆”，因为“在‘实证’的意义上，这样使用材料的方式存在欠缺和漏洞”。当然，这样说并无意于否定文学研究所应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更无意于否定民间及潜在写作研究及其意义价值，而只是想指出，这种在纯精神层面处理文学问题是有局限性的，它需要强化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的历史化工作。随着当代文学研究由“史料发掘”向“史料阐释”推进，我们有必要在史料的来源、辑佚、考证等方面及时跟进。这对没有受过专门文献史料训练的当代学人来说，一时也许感到有些不适，但它由此可“倒逼”我们在知识结构与学养方面进行补课及调整。这从长远意义上讲，对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及其学科发展是有利的。

民间及潜在写作异质史料包罗万象，涉及诗歌、散文、小说及社团、刊物等各种文体和各个领域，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回顾“后四十年”文学研究实践，最早启动并获得较为丰硕成果的当推朦胧诗及其论争。从谢冕主编的《朦胧诗论争集》所附目录索引可以看到，1979—1988年十年间有关朦胧诗的文章有近700篇，选编方面，则有1982年辽宁大学中文系编印的《朦胧诗选》（油印本），1985年阎月君等人编的《朦胧选集》，1986年作家出版社编的诗合集《五人诗选》，1988年徐敬亚等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2009年洪子诚、程光炜编的《朦胧诗新编》等。凡此这些，大大推动了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起源研究。这不妨看作是继胡风问题之后域内异质史料研究关注度较高，也是成果较丰的一个节点。有关这方面，文坛学界述之甚详。这里仅从内源性角度，强调指出如下几点：

从朦胧诗讨论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崛起论”声音振聋发聩，特别是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大胆犀利，显现了青年学者对新生诗风的特殊敏感与偏爱。但仔细分析，其对朦胧诗群所作的有关现代主义判断似又不免有些绝对，将其与二三十年代现代诗人的“连接方式（也）不甚准确”。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降，朦胧诗在“新生代”崛起及诗坛分裂的情势下，失去了曾经有的忧患意识，逐渐走向私人化和世俗化。最先对其反思历史和艺术革新给予高度评价的“崛起论”者谢冕，对此就表示失望。而程光炜等原先支持朦胧诗的学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与反思以后，也“历史同情”地看待争论双方的批评家，认为“反崛起论”亦有它的合理性，应将其与“崛起论”放在同一“等级秩序”层面上作评价。凡此这些，都应该把它纳入今天重评朦胧诗的视域。也就是说，今天的朦胧诗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之作历史现场的还原，同时还需将朦胧诗以后至今的所有认知与思考纳入视域。我们应该站在这样的历史延长线上来搜集、整理与研究朦胧诗及其论争史料。就朦胧诗人具体阅读史来看，“黄本子”和“灰本子”影响固然不可小觑，对他们创作形成与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但这只是构成朦胧诗人阅读的一部分。据李建立前几年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找到赵一凡手写的、计204种的一份书目清单（不完整），其中“公开发行”书籍142种，占70％，“内部发行”书籍为62种，占30％。“黄本子”和“灰本子”就属于“内部发行”即30％范围。从这里可知，作为精神资源的一种构成状况，朦胧诗虽说不上丰富却相当驳杂，它同时包含了“异端思想”“西方传统”和“革命文化”三方面内容，仅用西方现代主义，的确无法解释朦胧诗的复杂性。第三，由朦胧诗的生成延展开去，还牵涉到如何看待与评价民间刊物问题。显然，这是域内异质史料的一个重要“史源”，也是别具难度的一项工作。当年朦胧诗论争乃至后来不少包括文学史在内的评论研究时，为了凸显朦胧诗意义与价值，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朦胧诗与《今天》以及“今天派”的诗人关系。这不仅涉及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而且在客观上“就埋下了八十年代文学之路越做越窄的伏笔”，要知道，《今天》上的许多作品，“继承的是‘五四’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想，注重个性解放和抒写自我。而后来的‘朦胧诗诗人’，其中确实有一部分崇尚现代派的，疏远了‘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反对派批评他们的诗歌是‘远离人民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他们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民刊在真实还原与准确把握历史方面具有其他史料无法取代的功能价值，值得我们花工夫发掘。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有人在做，但就总体而言，考察面较窄且实绩有限，较为普遍地忽略了难以计数而又处于湮灭状态、亟待抢救的民刊对当代文学语境所产生的“反馈式”效应的论述。

从以上挂一漏万的梳理可知，域内异质史料不同于域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是打破在一体化语境中的机械、封闭和僵硬思维的束缚，体现新一代青年要求变革的“心声”，带有反叛、批判与求真的特点，大致属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范畴——准确地说，胡风属于现实主义范畴（胡风与周扬尽管对现实主义有不同理解，但他们都倾向于反对现代主义，在这一点，他与茅盾乃至“前三十年”大多作家学者并无多大区别），而民间及潜在写作尤其是朦胧诗则有所不同，尽管诗人彼此之间存在着差异甚至较大的差异，但就其总体而言，却带有现代主义或准现代主义元素。这与上文第二节所说的源自西方现代派或存在主义是不同的，也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八五新潮”之后随着新一代作家学人崛起，当代文学由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由外在形式向内在本体拓展有着明显的区别。因而，它的异质性看似有些迟滞，但在80年代初期仍具有相当的批判性和冲击力，有时甚至比来自域外现代主义更甚。从文学史角度考察，域内异质史料虽滞后于域外，并往往受其催化与激发，但它因源于当代中国文学语境，更多地受到域内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有时可能是“反向”的，需要退一步，换一个角度理解。我们不应也不宜简单地套用域外异质史料对它进行衡估，有必要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强调内外兼修问题，并将其落到实处。

最后需要说明，域内异质史料丰富复杂，无论是左翼内部还是左翼外部的创作和理论，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秦兆阳、邵荃麟、钱谷融等有关现实主义和人性人学问题讨论，80年代周扬等有关异化问题讨论，90年代朱文、韩东等有关“断裂”问题讨论，以及“九叶派”和“七月派”的诗歌探索，王蒙、刘绍裳、李国文等干预生活写作。限于篇幅，这里就未及细析。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异质史料与同质史料，在许多时间不仅有交错，而且其观点主张也常有变化。较为明显的是对胡风进行猛烈批判并最后胜出的周扬等人，随时应势地调整而呈现出矛盾性，后期在许多问题上接近胡风的观点，最终也被视为异质对象而遭受批判。这一点，洪子诚在2016年出版的《材料与注释》有不少涉猎。这也告诉我们，所谓的异质史料与同质史料，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的范围、性质与当时文学规范的状况有关，并且随文学规范状况变化而呈现阶段性特征。我们只有将其置于各自相应的历史时段和语境里，才有可能对其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