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崇高——董夏青青小说论
一
作为一名“80后”军队女作家，董夏青青身份的独特性，似乎预示了她小说的某种既定的美学风格——英雄的？宏大的？积极的？但事实上，当我们读过董夏青青的小说就会发现，她的小说并非那种确定性的、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相反，她写了很多不可预料、不可确定的人物、事物和故事，一切看起来那么普通，但又那么不凡；一切显得那么沉闷琐碎，却也意义深远。就是在这不凡和深远之中，董夏青青的小说不自觉地孕育出另一种崇高。这种崇高不是概念化的、先验性的，不是那种由英雄主义所带来的壮怀激烈，而是围绕基层官兵的生命和生活所产生的一种低越而飞扬的思想境界。同样的，这种崇高也不再仅仅和牺牲、奉献等高贵的特质相维系，而是与作为具体的人的某种体面和庄严紧密相关。
董夏青青的小说体量并不大，她2011年在《十月·长篇小说》发表过一部长篇小说《年年有鱼》，小说围绕一个名叫李家庄子的古老小村庄展开，讲述了李姓家族的变迁史和几代人的生存史。很显然，董夏青青后来的小说写作，有意地告别了乡土和历史的书写，而进入了城市和当下。但她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对普通人物的关注、对日常生活的聚焦和对人性状态的描摹，则是一以贯之。之后，董夏青青又出版了小说集《你比海天更美丽》《在阿吾斯奇》和《科恰里特山下》，再加上2025年出版的《杏园》，基本构成了她小说创作的全貌。其中以短篇小说的写作为主，而在短篇写作之中，又以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在阿吾斯奇》为代表。董夏青青的小说，有一部分写城市生活，这部分小说主要收录在《你比海天更美丽》中，但更多的，或者说主要的是写军队生活。这种题材上的限定，其实无意中已经表明了小说写作上的某种难度。她的小说，写的是军队生活，但更有溢出军队生活的日常和过去，这使得她的小说空间既有一定的封闭性，同时也具有一种广阔性。从这个意义上看，董夏青青的小说又突破了军旅小说的界限，而具有了一般小说的普遍性和深刻性。
在董夏青青的小说中，基层官兵除了要面对常规的训练、可能的战斗，还要面对平凡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亲人的生死、自身的情感以及个人的内心世界。董夏青青的小说不回避基层官兵驻守的艰辛，也不回避战斗的惨烈和残酷，但和战斗同样激烈的、和驻守同样困难的，是人如何面对自我和生活。生活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面对这些困境，董夏青青并不盲目乐观，也不刻意悲观，她是冷静的，也是坚定的，因为很多问题并不能从主观上获得解决，唯有直面才可能获得出路。
董夏青青说她的小说创作受伊萨克·巴别尔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小说中有一定的表现，比如曲调的哀婉，比如对普通人物的亲近，甚至于那种语言的精确简洁，都有一种巴别尔式的风格。但和巴别尔非常不同的是，董夏青青从不沉迷于绚烂的抒情和华丽的修辞，也少有极端的暴力和突转的心理感受，她小说中人的心灵被照亮靠的不是神谕，而是人对于自然和自身的情感顿悟以及内在认知。同样的，虽然两人都是军人身份，但和巴别尔的“伪纪实”相比，董夏青青的小说有着强烈的“纪实性”特征。她笔下的人物，都是在场的，而非历史中的，是鲜活的生命在生活中的存照，而不是历史的记忆在当下的复现。而这种在场感和现实性，又得益于她的“身体力行”。董夏青青的小说，不是想出来的，是走出来的，她在行走中看山川河流，观世间百态，悟人生哲理。也是在行走中，她见出了天地的宽阔、人生的寂寥和生命的丰富，以至于让一切事物都有了人的风貌。“走近那块冰面时，一束从山体侧面探来的月光正落于其上。让那块冰面形状看起来像山体裸露的心脏，近乎人性。”[1]就这样，世间风物在她的笔下，都有了一种迷人的人性姿态。
也是基于这样一种人性的目光，她所聚焦的那些基层官兵，他们的生命情态、精神样貌、困苦孤独，才具有一种普遍的、共鸣性的力量，同时，这力量的呈现又不是单向度的，也不是无力的，更不是肤浅的，它是向内的，既坚定地伸向生活内部，又义无反顾地走进心灵深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诗意的灵魂，与这个世界、与他们自己从陌生变得熟悉，从绵软趋向强硬，并改变了对世界、对自身的感知。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董夏青青的小说具有了一种深刻的、耐人寻味的诗学和哲学样态。
二
如果暂时抛却董夏青青的军人身份，她的小说首先是和空间、地方相关的。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杏园》都是以一个地方或者空间来命名的，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在阿吾斯奇》同样是以一个地名来命名，甚至于在小说集《你比海天更美丽》中，直接就以“都市”和“边塞”来进行主题上的划分，想必这些不应该都是巧合。
据此我们大概可以判断说，董夏青青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空间意识或地方概念的作家。但如果就此认为，董夏青青是一个对空间沉迷或对地方痴迷的作家，那或许又错了。董夏青青从不会在她的小说中去刻意突出某个空间或者地方。这反映在她对一个地方或者空间的描写上，就是简练、干脆，从不拖泥带水。比如《在阿吾斯奇》的开头：“云霭封锁了雪峰之间偶尔显露的天际远景。阴冷彻骨的北风越刮越大。”[2]短短两句，一个是视觉上的远观，一个是近距离的触觉，却迅疾地营造出了一种冰冷的氛围，从而也水到渠成地为下文的悲沉做了情感上的铺垫。董夏青青不会在风景中做更多的情感停留，因为，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故事中的人物登场了。
同样的手法也体现在《在晚云上》，小说中有一段写道：
雪在天亮之前停了下来。天地之间呈现淡淡的紫色。霞光在远处显露，用自身平静的光亮照耀皑皑群山。副团长在屋里整理好被褥，下炕走到屋外。山谷里空气稀薄，落雪的地方到处空荡荡的。[3]
和《在阿吾斯奇》的描写近似，董夏青青对于风景的刻画几近苛刻，目光凌厉，笔触凝练，小小的段落中却隐藏着无尽的苍茫、巨大的孤单和一种不可触及的沉潜的宁静。不知道为什么，跟着董夏青青在她的小说空间中穿行时，我忽然想起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的，读她的小说，总是会有一种忽远忽近、忽高忽低的视觉效应和体感落差。她眼前的高原太阔大了，以至于人在其中显得十分缥缈和微不足道。这样一种忽远忽近、忽高忽低的写作方法，使得她小说中风景的呈现和人物的出现，都显得比一般情况更为艰难，这一切都是不易把握的，一不小心，就会失控。“正是由于开放和无限，这片宽广的荒原逃脱了视觉的控制。公共的空间任由人们的目光驰骋，无边旷野生出的浪漫感不仅溢出了视觉的范围，更有利于情绪的宣泄：‘无法形容这片旷野摄人心魄的奇异和深刻，以其本色的表达深深地打动我们。’”[4]事实上，在董夏青青的小说中，一切风景都无需修饰，它们那清晰的轮廓和形象，早已经成为她心中普遍的观念。董夏青青用最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感受大自然的惊奇和它的庞然广阔。
也是借着这开阔和宽广，董夏青青笔下的人物虽然渺小，内心之中却始终保持着某种“广阔性”。“昨天下午进山，连长看见晚云上有一只麻雀飞过。那么高的地方，怎么会有麻雀呢？但那肯定不是一只鹰。他心想，既然麻雀能飞到那么高的地方，那爱我的女人也能跑到这里来看我。而我也应该排除一切困难，去看看她。”[5]因着这自然世界的广阔，人的内心也变得“广阔”起来，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广阔性就在我们心中。它关系到一种存在的膨胀，它受到生活的抑制和谨慎态度的阻碍，但它在孤独中恢复。一旦我们静止不动，我们置身别处；我们在一个广阔的世界中梦想。广阔性是静止的人的运动。广阔性是安静梦想的动力特征之一。”[6]虽然驻扎的环境如此艰苦，但这些基层官兵的内心世界并没有被冰封，而是始终涌动着一种活力，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这种“广阔性”。“因而，似乎是通过它们的‘广阔性’，内心空间和世界空间这两种空间才变得和谐。当人的巨大孤独变得更深时，这两种广阔性互相接触、互相混合。”[7]也因为这种“广阔性”，我们看这些基层官兵，他们虽然处于生活的种种困厄之中，但从未被击倒，哪怕生命脆弱不堪，也一直保持着对生活最大的信任。
三
和连绵的雪域高原相比，官兵们具体的生活空间其实并不大。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广阔性”也会变成一种无形的压迫，从而导致人的内心越加紧缩。因此，这种“广阔性”又不自觉地带有一种凄凉的魅力，广阔突然变得沉默了，而沉默引发了凝视，同时在这沉默和凝视中，人又从一种紧缩的状态中延伸开来。“常常正是通过缩得最小的内心空间的紧缩本身，内与外的辩证法获得其全部力量。”[8]董夏青青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具备一种强烈的冲击性，就得益于她对空间的复杂性的整体把握。空间是有弹性的，并因此而具有活力，同样的，空间也是多维的，从而才具有了各种可能性。
董夏青青的小说是在场的，但这种在场往往是讲述者的在场，而她小说展开的空间往往要宽广得多。她的小说，有着很鲜明的现场感。但她的小说从来不会仅仅停留在原地打转，而是不停地回到过去，去触碰那些遥远的事物和记忆。比如《杏园》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绰号叫“狗妈”的士兵的故事，但其叙事的真正展开，是伸向了遥远的过去——甚至于讲起了“狗妈”的继父的故事，以及炊事班班长“鱼伯”和他父亲的故事。然而，也是在这个过去和当下的交接之处，我、“狗妈”还有“鱼伯”再次“相遇”了。事实上，《杏园》还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我还想到，当我也有了孩子或成为某个孩子的继父，我会向孩子绘声绘色描述的，除了苦头，也许还有我每次站上野地里某块冰面时的欣喜若狂。那种欣喜就是你随时会从冰面最脆弱的地方掉下去，但真正冲起来的时候一定无所顾忌。”[9]董夏青青的小说，很多都和成长相关。《在阿吾斯奇》也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小说表面上写的是小弟牺牲，整个小说的结构，却是与牺牲所衍生出的小弟少年时期相关的记忆和生活，两相对比，两相成全，共同完成了这个故事。小说的最后，作者借用了苏轼的一句诗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又是苏轼，但这一次，它所表达的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古老期盼，而是在一个更为辽阔的空间中，那种由远及近的情感依恋。哪怕相隔千里，遥远的事物依然近在眼前。这种成长超越了身体本身，是一种精神的生长。
成长就是这样残酷，它伴随着温暖的记忆，但往往也和困苦、死亡密切相关。董夏青青的小说中同样写到了很多死亡。《冻土观测段》写的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但小说通篇几乎没有直接写死亡，而是通过回溯死者许元屹生前的诸多事例来逼近死亡、理解死亡。“生者不确信自己依然还在人间，而那个已经死亡的人——许元屹也不以死者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董夏青青尝试以现代的陌生化的手法描摹死亡，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死亡的笼罩下，生命的能量被抽离了，人以物的形象显示自身。这看似零度、不带任何情感的描述中其实蕴含着强烈的情感。死亡要在具体的人身上显露自身。”[10]很多时候，董夏青青哪怕已经直接面对死亡，也并不直接写死亡。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在她的小说中嗅到那种死亡的气息。“溪水里的墨绿色水草阻在白色大鹅卵石上，丝丝缕缕顺水势柔滑摇摆，像上游漂下来的女人头颅。”[11]“等父亲醒来后爬过去看，战友躺着不动，两颗血红的眼珠暴突，鼻子、嘴、耳朵都在往外冒血。”[12]“明铁盖达坂下，大量的山地物质被流水侵蚀、搬运、堆积在山前地带。帕米尔高原上遍布垄堆，不长草木。不长草木的垄堆真孤单。”[13]只字不提死亡，却觉得死亡遍地都是。虽然不动声色，却让人肃然起敬。董夏青青在遣词造句上的用心，可见一斑。
四
董夏青青的小说，在遥远和现场之间切换，而不管是向童年索要精神资源，还是向过去讨要生动记忆，都是为了促成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超越。尽管我们每天都在打量这个世界，但视线总是受限的，董夏青青借助时间的河流，让我们看向过去，同时也让我们眺望未来，毕竟，在想象的时域中，世界是无限的。
在远和近的切换中，董夏青青的小说完成了一种时间上的整合。但同时，我又在董夏青青小说关于高和低的反差中，看到了一种空间上的落差。董夏青青的小说，好多是发生在高处的。《高原风物记》《在晚云上》《高地与铲斗》，从小说名字上就能看出是和“高”相关的。而与高相对应的，是低，是下，因此，《科恰里特山下》等小说，则是在另一个位置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和反映。
古人云，高处不胜寒。越高越冷。读董夏青青的小说，你的第一感受一定是冷。雪山、高原、冷冰、峻岭，每一处风景，都给人一种视觉上和感觉上的寒意。高还有一种负面效应，就是缺氧，让人喘不过气来，甚至会出现短暂的失忆。所以读董夏青青的小说，如果不能读出这种窒息感或让人呼吸短促的状态，那就很难进入她的世界。与此同时，也因为这空间的荒冷，而造成了她的小说整体上色调都不高昂，甚至有一种沉郁顿挫的感觉。傅逸尘在评论她的小说时将其概括为“零度现实主义”。这个零度，我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层面是物理意义上的，这种感觉主要来自她小说中严寒的气候和凝冻的景观。一切都是冷的，这种冷是客观的，不随着人的意志而转移。驻守在雪域高原上的基层官兵们，首先面对的就是这种冷酷环境。“冷”和“酷”确实是相连的。因为寒冷，而见出了残酷。“他的手冻得发紫，手掌上的皮都粘在了高压锅上。”[14]这真是让人心惊肉跳的画面，无需多言，便可见出血肉模糊。这一恐怖的描写，是血腥的，也是现实的，是零度的，也是凛冽的。它甚至都不需要更多的想象，就能够让人从视觉和触觉上感受到一种触目惊心。
另一层面是心理意义上的。我想，作为小说家的董夏青青，一定对她笔下的人物，和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充满了热烈的情感，然而这些主观的热情在冰冷的气温和残酷的环境面前，遭到了“冷遇”。退而求其次，董夏青青换了一双冷眼看待这一切。“董夏青青小说叙事的美学向度与思想内涵是显而易见的，她就是要真实地还原戍边的基层官兵以及那里的普通人的粗粝困厄的生活——一种不加修饰的原生态的存在。”[15]在她的小说中，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没有耀眼的英雄主义，她的目光是平视的，她和她眼前的人物保持着同样的一条水平线，有时候是远的，有时候是近的，但始终冷静和客观，因此便也呈现出一种零度的视野，这是董夏青青的小说观。
但董夏青青也一定深知，人是不能一直待在高处的，他们要往下走，他们要在低空进行自由的呼吸。这才是一种正常的生命状态。所以，董夏青青小说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写出了这些处于高空状态的人在低空下的更多的真实。在高处的时候，人是容易失真的，而在低处的时候，则显现出本真的样子。回到低处，就是回到现实生活之中。比如《科恰里特山下》中，故事虽然是以抢救战士“七十五”开头，但其实写的是我现实的情感生活。这也是董夏青青常用的一种“对比”叙事手法，貌似写他人，实则写自己。到了小说的最后，那个开头出现的“七十五”其实慢慢隐匿了，而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最后变成故事的主角。“此时，我和军医躺在人武部的招待室。军医在旁鼾声正响。我想叫醒军医，告诉他。我和我的妻子，就是在准备分道扬镳时，才真正认出了彼此往后的模样。但我一个字也不能提，不管我说什么，都像把失而复得的一部分又交了出去。”[16]
我觉得董夏青青小说最为打动人的地方，就是写出了人在高原之上所体验到的那种个体的卑微以及在低空之下所秉持的信念的坚定。因此在她的小说中，与那种不高昂的气氛相对应的，就是人也没有那种激扬的调子，他们在这个冰冷的环境里已经形成了更加理性的生存观念。“我从没在愚昧、平庸和愚蠢的事上消磨自己的生命。理想也从没半点虚假。到这时，却貌似只有那不变的、时常舔盐的生活，才是最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17]“想到在荒地里的消磨，那些讲荣誉信念的会议上，一群人接受精神与指示时兴奋而疲乏的模样，我就觉得痛苦。但在这戈壁环境构成的简单生活里，我同时也感觉到单纯的快乐与满足。”[18]
五
读董夏青青的小说，我们其实很容易被她笔下那些奇崛的外部景观征服，这片常年被冰雪覆盖的不毛之地，在她的重新唤醒之下，产生了一种让人迷醉的积极之美。“群山高举。阿克鲁秀达坂西侧的03号雪峰，铅矿一样沉静，在雾霭凝结的白光中漂流。鹰在落日里乘着上升的气旋，带着它自身凯旋之美。”[19]在董夏青青的心中，她似乎就是对这片大地有一种“偏爱”，偏爱它的冷峻、偏爱它的荒芜，甚至偏爱它的静默和无动于衷。因为她知道，这平静之下，隐藏着无穷的诗意。而驻扎在此的基层官兵，同样领受了这自然的魅力，而使得自我的灵魂同样充满了诗意。
但董夏青青的小说，是指向内部的。这个内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指向内部生活。她的小说并不以故事见长。她关注的是基层官兵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爱，他们的苦，他们的理想，他们的挣扎，这一切都关乎生活，关乎那个宝贵的自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一是指向内心世界。董夏青青一方面关注个体在现实中的命运，但另一方面，她更关心这些个体在现实中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升越、沉沦，他们的陷落、突围。
看着扑闪脆弱的灯光，想起我们背井离乡孤注一掷，日日苦练，不是为了求死，也不是为了获得一张脑门上发亮的夜视镜下，被疲倦和忧虑侵袭的年轻的脸。我又试图回想，在过去的日子里，到底是我在哪一刻做的哪件事，把我带到了这块高地。是我父亲不肯掏择校费的那一刻吗？……是我出塔斯塔拉塔，过克斯尔卡拉时，铁列克提达坂的粗雪抽在我脸上的那一刻？还是我在那天的会上，渴望亲眼见识我的敌人，由此标明我们在此地生、死之意义的那一刻。[20]
在董夏青青的小说中，我们会经常读到这样的灵魂反思的时刻，那是当代军人在极限环境下做出的最本真的“极限”思考。“当生活中某种重大事情发生，仿佛将你们连根拔起，你们就得启程远离故土，走向你们真正的生活。远征是一个观念，你们迷失了方向，但你们走向你们自己，在迷失方向和背井离乡中找到了你们真正的自我，找到了全部的人性，创造了一个平等主义的象征秩序的阶段。”[21]由董夏青青的小说，我想到当下我们对“个人主义”的某种重新认知。尤其是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一种整体性的缺乏所导致的个体的迷失，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精神困境。“人们反复表达一个忧虑，那就是个人失去了某个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与行动的更大的社会和宇宙视野相伴随的。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22]因此，读董夏青青的小说，会让人重新思考那个对于人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本真理想”。事实上，董夏青青几乎没有在她的小说中直接谈“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这样宏大的时代命题，但在她的笔下，那些最基层的官兵们用自己的生命把责任和挣扎、理想和现实、整体和破碎等等一并消化吸收，借此抵达了人生的另一种崇高。
这是一个极其推崇“个人主义”的时代，但这种“个人主义”同样带来很多负面效应。“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贫于意义和更少地关心他人及社会。”[23]董夏青青的小说，有着对这种泛滥的“个人主义”的纠偏。个人的自由和自足当然重要，但这种自由和自主在脱离了一种整体性的存在之后，在失去了它所倚赖的健康关系和正常对话之后，便也失去了自身的意义。董夏青青小说对于个体的思考首先建立在一种责任的基础上。《杏园》中的“狗妈”、《在阿吾斯奇》中的小弟、《垄堆与长夜》中的刘志金等等，都是军队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物了，甚至于连他们中有些人的死，都是如此平静，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惊天动地，但就是在这种外在的宁静中，我们感受到了这些人物灵魂的激烈跳动。在他们的心中，总有些重要的东西是值得去努力的。“独立于我的意志，存在着某种崇高、无畏，因此重要的事物塑造了我自己的生活。在自我创造与自暴自弃、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等更容易的生活模式之间选择前者，这个选择之中存在着某种人类应该是什么样的图景，这一图景被视为是真实的，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决定的。”[24]
六
最后说一说董夏青青小说的叙事手法。董夏青青的小说，使用第一人称居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记者”身份，她的小说有着很强的纪实性，也是得益于此。另一方面，第一人称叙事本就增加了叙事的现实性。但她的第一人称，又不全然是作者自己，甚至于很多时候都不是自己，这个“我”有时候是男性，有时候是女性，这又显示了作者在第一人称视角下的某种叙事的多元。
另外，在董夏青青的小说叙事中，还经常使用两种叙事方法。一种是“对比”，这种对比当然也包括前文论述中的远近、高低、内外的区别。但更多的是在具体的叙事中，始终有一种“对比”的眼光。“与眼前这个小小的身体相比，有些人即使穿着再漂亮的衣裳，也掩饰不住一个令人伤心、可笑的躯体。凯德尔丁像风中的蜡烛一样弱小，但他的精神和灵魂从未有过溃疡留下的疤痕。他是如此无忧无虑、端庄肃穆，既不松软、浮肿，也不冷酷、歪斜。”[25]“待车队从浓荫覆盖的崖壁下穿行而过，他眼前连天漫地的帕米尔黑夜，被天顶一轮皓月照亮。墨色山体，铅灰的积雪。少顷，车队再次驶入峰岩夹峙的狭长山道，他眼前仍旧留有刚才一幕的清辉。”[26]更进一步的，这种“对比”会变成一种范式，甚至有了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可能我们才是逃避的人，他们是勇者。”[27]“这种无可解释的情感，于我是种绝对的折磨，可也有唯一的好处，那便是使得我从未觉得守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就能真正获得安慰，同样，当我离开他，去我总说成潘帕斯草原的帕米尔高原时，也未必是真的离他远了。”[28]
另一种是“说话”。这里的“说话”，是指其作为一种讲说故事的艺术形式。董夏青青的小说，很多是通过“说话”完成的。比如《河流》中，通过几个官兵的“说话”，推动并完成了叙事。比如《近况》中，故事的完成是由我和魏宁共同的“说话”完成的。比如《冻土观测段》中，是以“他”的视角来写故事，但借助教导员的“说话”来讲述，甚至于故事的主角许元屹也成为叙事者之一。因此，董夏青青小说叙事的一个特点是多人称、多人物叙事。作者和人物都可以成为叙事者，从而使得小说的叙事极为立体和丰富。“想想这些年的写作经历，就是努力坚持最基本的‘照实说’。所写的边防军人是我所见到的、交谈过的众多基层官兵的凝缩。他们纯粹、深刻的心灵质地和表述过程中不时迸现的思想火光，时常让我感到恍惚，甚至有时我会再抛出一个话题，来试探和确认他们思考的维度。”[29]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中，董夏青青很好地完成了“说话”传统的幻化和使用，由此使得她的叙事呈现出一种机巧、灵动的风格。
董夏青青在一次访谈中说，“只要诚实地观察和记录，就是像你所说的，当家国、历史、现实乃至责任、义务等问题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时，这个人该如何理解、如何背负，就能寻到写作的路径”[30]。可以说，董夏青青不仅思考了“要写什么”，而且思考了“能写什么”，等思考清楚了这两个问题之后，“如何写”其实便水到渠成了。
说真的，谈论董夏青青的小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她笔下的基层官兵，很难用一种确切的词语来形容和概括。他们是高尚的，也是低微的，他们是坚忍的，也是脆弱的，他们是热烈的，也是寂寞的，在这之外，或者只有用一种更为辩证的观点才能赋予我们洞察他们的力量。但我也确实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超越了这个时代的“个人主义”的那种“本真理想”，那一个个真实的自我正在奔赴他们“真正的生活”。
注释：
[1][9][14]董夏青青：《杏园》，《杏园》，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9页、20页、6页。
[2][26]董夏青青：《在阿吾斯奇》，《杏园》，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87页、106页。
[3][5][19]董夏青青：《在晚云上》，《科恰里特山下》，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78页、50页。
[4][法]米歇尔·柯罗：《文学地理学》，袁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62页。
[6][7][8][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页、262页、297页。
[10]岳雯：《“用自身平静的光亮照耀皑皑群山”——关于董夏青青的阅读札记》，《南方文坛》2023年第3期。
[11]董夏青青：《旱獭》，《科恰里特山下》，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67页。
[12]董夏青青：《礼堂》，《杏园》，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70页。
[13]董夏青青：《垄堆与长夜》，《科恰里特山下》，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41页。
[15]傅逸尘：《小说的当代性与在场的“零度现实主义”——读董夏青青的创作，兼及当下小说的观念与方法》，《南方文坛》2022年第6期。
[16][17]董夏青青：《科恰里特山下》，《科恰里特山下》，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19页。
[18][20][27]董夏青青：《近况》，《科恰里特山下》，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80页、197页、180页。
[21][法]阿兰·巴迪欧：《何为真正生活》，蓝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4页。
[22][23][24][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页、24页、70页。
[25]董夏青青：《苦达伊阿玛奈特》，《你比海天更美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3页。
[28]董夏青青：《你比海天更美丽》，《你比海天更美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37页。
[29][30]行超、董夏青青：《董夏青青：在场和注视》，《文艺报》2022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