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凤霞：论韦伶少女生态文学的诗性启蒙和有机建构
韦伶的作品呈现出少女文学与自然文学的有机结合，因此可称其为“少女生态文学”。一般而言，人的自我认知问题是个体生命的“元问题”，而人与自然的问题则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元问题”（1）。韦伶的少女生态文学对这两种“元问题”进行复合探索，揭秘少女生命与自然生态相契合而形成的丰富幽深的内外世界。虽然当代女性文学和生态文学研究已林林总总，但是韦伶最初以其灵心慧性自出机杼地融合有关女性和生态的写作，并非出自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先导（2），而是源自她作为自然之子的“永恒少女”的生命本性的自觉，源自她在心灵深处对大自然的天然敏感与亲近，源自她对少女生命内在的探幽，还源自她对一切生命何去何从的思索，因而，其少女生态文学包含了对自然、性别和生命的美学与哲学的探索。
地方，通常是作家创作情思的发源地，也是作家的情怀所向或情结所系，映照着其内心深处的牵挂和渴望。韦伶在“地方”书写中，细细勾勒其空间情境和时间情态，空间多为园、林、江、山等自然环境，而与空间相关的时间则多为夜晚、亿万年、永恒等，因此格调多显得宁谧幽远。但是，韦伶的文学并非一般意义上聚焦于家乡风物的乡土文学，因为其书写核心是神秘的“少女”与神秘的“自然”之间的关系。韦伶以丰沛的具身体验、情感与理性思索，在文学中构筑她心仪的家园，大致经历了从“园”到“林”的追寻，复杂的是，她常奔走于“逃与进的山谷”，即不断突围和重建。她笔下的“地方”是自然、性别和生命的诗性空间，充满变化和魅惑，因而对此问题的研究需要从她的创作历程进行整体考量，才能有贴近本相的辨察。她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经历了从孕育、奔突到逐渐完善的历程，从自发到自觉，从女性和生态的感性“遇合”到理性“结合”，自有其细腻幽深甚至纠缠之处。本文从女性和生态问题的同构维度，运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考察韦伶少女生态文学中孕育的诗性启蒙和伦理关怀，从交叠性视角考察其作品内部意涵的有机建构。
一
园之建与弃：
从“月光下”的起舞到“围墙里”的窥望
韦伶的早期小说倾心于“园”的美学建构，尤为突出地体现于短篇小说《月亮花园》和长篇小说《幽秘花园》等作品中。她的文学之“园”带有馥郁的少女气质，是花园、乐园、梦园的合一。“园”，是一个具有闭合性和安全感的所在；“花园”更是韦伶创建的一个特色场景，而且她倾心凝神的花园是月光下的花园。《月亮花园》中，女孩月泠泠爱在月光下的花园里跳舞。起初，她是一个人跳给月亮和花园看的，之后在月亮女孩们的围绕下，她跳起最秘密最美丽的“月亮舞”。这样一座月光晶莹、歌舞曼妙的花园，是如月光般轻盈明净的少女们的伊甸园。月亮女孩们的歌谣自问自答，是少女自觉地对世界、生命、时间、宇宙、身份等发出的叩问，由此发现和明确了月亮女孩的使命是“见证和传递——有关月夜、大地和生命的秘密”（3）。韦伶喜欢描绘月夜，乃是希望唤起“来自遥远的生命感觉和深切的身体记忆的‘月亮智慧’”（4），她对月亮女孩的身份定义是“被月亮唤醒的女孩”，且能感受和领会月亮之美的女孩。月光带给女孩泠泠的是一种“水波中的小鱼”的舒适感、自由感，是“想要张开的花蕾”的成长感、开放感。女孩们在月亮下的歌舞是举行生命苏醒的仪式，是心灵与天地相融合的祝颂。韦伶认为月亮和月亮女孩送来的是大自然对生命的馈赠和暗示，“月亮女孩的礼物里有着和平、柔美、宁静、护佑的母性情感，但也会有着激越与飞翔、挣扎和疗救的女巫符咒”（5）。女孩对月亮的身份认同，延续了对远古的月亮女神的崇拜，是对浩渺的宇宙秘密的触摸，是对悠远的生命柔情的体认，涌动着身体感觉和心灵情感的潮汐。《月亮花园》建造了一座优美空灵的花园，也是苏醒了的少女放飞身心的乐园，是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美轮美奂的梦园。这一花园不附属于某座房子，也没有有栅栏或围墙的限制，而是寄托了梦想的开阔天地之间的“太虚幻境”。
在唯美的“感性”启蒙之外，韦伶也有她冷静的“理性”启蒙，她在小说中摸索女孩到女人的成长之路，揭示了花园对于不同人生阶段的女性具有不同意义。关于现实花园的书写出现于她的长篇小说《幽秘花园》中。山上独居的白婆婆的花园不同于少女的月下花园，这是连接着石头房子的一座园子，是带有“围墙”的园子。前后对照，我们即可看出其间的关联与变化：《月亮花园》是属于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纯美少女的童话花园，是戴着朦胧面纱的女性花园的天籁般的序曲；而《幽秘花园》则是一点点撩开面纱，从中不仅看见女性花园的美与爱，也看见其得与失，看见隐藏着的忧愁与伤怀，这座女性花园中的歌曲是混合着甜美与苦涩的多声部叠唱。韦伶以女孩韦三妹的视角来探查成年女人的花园，即“少女后”的生活。起初在她心目中，这座花香馥郁、果木葱茏的花园是温馨与幸福之地，白婆婆是悉心侍弄花草果木的“树神”和“月神”，这种沉稳的母性气息如成熟的水果般吸引着女孩。白婆婆告诉韦三妹园子的围墙外面是悬崖峭壁，但是她没有听从劝告，大胆地钻过园子围墙，无意中进入了另一个神秘的时空，见到了白婆婆和白老头在儿时牵手飞翔的情景。她带回了儿时的白婆婆，从而唤醒了白婆婆沉睡的记忆。年老的白婆婆重新开始打量自己的生活和世界，为不知不觉中遗失了一辈子的梦想而哀泣。童话般的“月亮花园”中飞翔着天真少女澄澈的笑声，而现实的“幽秘花园”中流淌着老妇悲伤的眼泪。
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这座幽秘花园里出现了不同时代和年龄的几位女性：迷恋美、窥望成年女性的少女韦三妹，被男人囚禁的穿古装戏服的青年女性，不自觉中囚禁了自我的白婆婆。这座花园的“幽秘”就在于这里上演着女性难以言喻的悲剧。可能名叫胡蝶的青年女性的不幸来自男权社会的迫害，韦伶对于这个老旧的故事和女性被“他囚”的处理，只是以一张老照片一带而过，因为她真正关心的重点是不易察觉的女性的“自囚”，这种“自囚”来自女性身份的变化。当白婆婆结婚生子之后，照料园子和孩子就成了生活的重心，表面的“安”于一方，其隐患就是“囿”于一方。她以母性压倒一切，这份本能的母性也掺杂了对传统女性身份角色的认同，并且也有着社会文化的改造（如骄傲于自己生养八个儿子的“光荣妈妈”的身份）。此外，白婆婆的花园尽管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山上，但并不完全是少女超然出尘的月亮花园，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环境的映照。园子是她的蛰居寓所和精神寄托，但这一庇护所无形中也成了束缚和消泯自我的牢笼。
可见，白婆婆身上交织着个体与外界之间以及女性天性中内在的矛盾，从空间来说就是“花园”与“远方”的矛盾。作者以韦三妹的少女视角来评价白婆婆的形象，频繁使用“月亮”“月神”“树神”之类的词语来表达赞美。无论是“月神”还是“树神”，美则美矣，却都有着孤独或狭隘。所谓的“神”虽然有其安宁或繁衍的力量，但这一称谓凌空蹈虚，是女性耽于自我想象和浪漫膜拜的“神性”。成为母亲的女性会用传统文化和特定社会赋予的母亲身份和天性中母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压抑或放逐自我的另外两种身份即“妻性”和“女儿性”，从而造成自身的“不完整性”。 女性被赋予作为主动或被动地繁殖后代的工具性身份，无疑有着男权中心主义话语的渗透。生态女性主义学说关注的焦点是女性与自然的紧密联系，“试图寻找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贬低女人与贬低自然这两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强烈反对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式思维方式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倡导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6）。《幽秘花园》中的花园是一座成年女性的花园，虽然花果繁茂，但实质上却有种根性的东西在走向枯寂——白婆婆在为人母之后的“失忆”意味着“女孩期”梦想的枯萎，而记忆的复苏正是靠着童年女孩的激活。这里蕴含着作者对“少女后”道路的思索：少女的花园梦想是否能在之后的现实人生和性别关系中恒久？如何平衡“花园梦想”和“花园外的梦想”？韦伶对被过度推崇的“开花结果”的树神般母性身份带来的狭小天地的困境进行揭示，从性别话语的维度上指向了对于父权体制和男权话语的批判。“还魂”的白婆婆终于跟随归来的丈夫，走出曾经让她“丢魂”的花园，去远方重拾旧梦，这是一种浪漫的结局，以弃园来解放被困的自我。但这里女性的突围，一方面是来自生命源头的童年力量的召唤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仍未摆脱男性的激励和引领。女性本身的主体性只是处于萌生阶段，尚未生成真正独立的“能动性”或改造世界的“行动力”。因此，若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来说，这是女性刚刚“破茧而出”的觉醒，是摆脱过于精美的花园生态，向更为浩大的自然生态的出发。
然而，这个由内外两层故事形成的小说并没有到此完结。作为外层故事的叙事者，成年韦三妹给年少的侄女们讲述自己童年的这段经历，而女孩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依然有着“入园”与“远行”的矛盾，这似乎是一个对于世代女性来说都是轮回式的、难以两全的永恒命题。无牵无挂的少女凭着理想主义建构美好的坐标并不困难，难的是对于“少女后”的“女人”应有的坐标建构，其中会有传统意识和父权社会文化的牵制，这是韦伶从纵向时间轴上对“少女生态”方向的忧思和警醒。
关于“园”的书写，韦伶更多瞩目于少女对美与梦想的迷恋与思悟，也闪动着对女性生命美质与自身价值的寻索。学美术出身的韦伶将她对颜色的敏感带进诗意的文字中，“白色”是她用来描绘“园”的文学调色板上的主色调，但这“白色”有多种调性：既有《月亮花园》中乳白月光之轻盈柔美，那是少女渴慕的纯粹理想，又有《那一片白》中的白雾之迷茫，那是少女成长中寻路的彷徨。除了写环境之白，还有写人物形象之白，如“白女孩”和“白婆婆”，不同身份的“白”也具有不同意义。《月亮女孩》中白衣白裙的月亮女孩朝气美丽，《幽秘花园》中的白婆婆有其亲切的白净，也有长期困守于园子的苍白。从白女孩的乳白、雪白，到白婆婆的银白、苍白，这是“园”的色调和与女性生命相关的暗语。与“园”相关相类的另一些名词是“屋子”和“庭院”，这是少女或女性化的活动空间，尽管有其独立性和私密性，但都是被“围”的空间，封闭或半封闭。“园”中有自语、独语、私语、呓语乃至可能的失语，而避免这一语言病症的途径是超逸于幽闭的“园”，走向广阔的“林”的探险。或可说，“园”的故事中潜在的女性困境或缺陷，韦伶通过“林”的书写来尝试解决。
二
林之归与护：
对“原始根系”的寻索和“生态乌托邦”的营筑
韦伶写“园”和“林”有着不同的主色调，以白色为主调的“园”更多着眼于少女/女性的浪漫型和传统型性别身份，侧重于女性主义的思考；而在关于“林”的书写中，“绿”成为主色调，由年轻女性担当寻找身份根系和归宿、守护自然生态的角色，因此更多侧重于深层生态主义，也具有更为突出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在韦伶的诸多自然迷恋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树”的迷恋，这种迷恋来自具身化的认同。深层生态学认为，人对于非人的他者的守护显示了一种生态关怀的伦理，而韦伶对树的亲近与守护更多源自天性的喜爱，而非完全出自生态伦理的认知。白婆婆花园中的果树具有母性色彩，而山林中的树木则更具有原始的野性。对于美丽而自足的园，少女会欣赏、留驻甚至守护，也有警觉后的逃离；而对于广阔、蛮荒的林，少女的行为变成更多的远行与奔走。树和女性的气质也从花园里的“神性”，变为山林中的某种“妖性”。韦伶关于少女和树之间的关系思考，早在散文集《走神女孩》中就显山露水。《没入绿苔》写自己少女时期常在缙云山中的穿行，她用“远亲的部族”“生命家族”等词汇来形容自己和树的生命渊源和血脉相连。《凉夜之梦》则深入思考少女与树“浑然一体”的关联，带着一种对自己、对树、对生命形态解谜的强大冲动发现了女孩与树的诸多相似。更为充分地演绎其“绿色丛林”文学思想的，乃是她在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山鬼之谜》和《绿人家园》，二者都涉及女性和山林，有着强烈的生态整体主义意识。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青年女性，因其依然保留着少女的气质，被视为相对成熟的少女，或可称作“少女姐姐”。她们不是“梦游者”，而是追梦的“行动派”。作者赋予人物的名字往往隐含着人物的气质或取向，两位女主人公的名字都有一个“林”字：《山鬼之谜》中的“红发姐姐”叶林、《绿人家园》中的“绿人姐姐”林，其行动都是“走向林”和“归于林”。
《山鬼之谜》尤为独特的是弥漫其中的巫山的“巫气”。叶林的一头红发遗传自父亲，她带着父亲遗留下来的石棍去巫山，试图解开困惑自己的身世之谜。石头舂钵是故事的核心隐喻，叶林寻找与石棍匹配的石舂，是对生命来处的寻找与复归。同时，石棍与舂钵的形状类似于男女两性生殖器，也意味着野人和常人两性生命的结合与繁衍。在巫山寻踪过程中，叶林对山野日益亲近，她从《山海经》中感知祖先曾经居住的远古巫山，当身临其境时，她“感到遥远又熟悉的和声从远方的老家千里迢迢地包围过来，召唤着她”（7）。她最终得知父亲和她身上都有着野人的血脉，因而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蛮勇之气。她最后独自遁入山林去追寻奶奶和野人的踪迹，一个原因是不想让自己这个“野人后代”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对巫山野人原始生存状态的破坏。野人或山鬼是一种传说，也可以看作一种未被文明驯化的原始自然生命的象征。叶林虽然解决了“山鬼之谜”，却又留给读者另一个谜题：她的这种选择似乎是对原始自然的复归，对文明社会的抛弃，但自然与文明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关系吗？她最后留下的一个线索性痕迹是一块刻着“回”字的石头，那么她究竟是彻底回归山林，还是不久会重回人间？对这个“回”字可以有多重解读，而作者用以弥合自然与文明之割裂的，是理解女儿选择的叶林妈妈所言的“爱”。因此，作者呈现的是一个消弭了性别分歧与物种差异、依然不无温和与浪漫的理想主义途径。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并不代表父权，而是代表生命脉系。小说尾声以父亲给叶林的留言来揭开万物生命的秘密，也传达作者自身的宇宙思想和生态思想，即万物平等、万物相关、万物相安，这是一种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打破了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倡所有物种的共存、共生、共荣与共享。
《山鬼之谜》着眼于追索人与具有“史前”性质的原始力量的关联，而《绿人家园》的寻根意识则隐藏于都市人对于以“树”为代表的自然精灵相亲的叙事中。林踏入梦一样的树上温泉和谜一样的绿人家园，她的生命感受和人生方向从此改变。山中树屋的绿人生活治愈了生命萎顿的都市病，令人内在的元气得以复苏。她与泡树下温泉治病的素素母女（真实身份是树神和小绿人）为邻，阅读了一部《绿人家族秘史》，进入了绿人家园，被指定为“绿人姐姐”。她和果果鸟一起守护姊苏果。姊苏果又名“妈妈果”“许愿果”“古古果”，是一种联接着生命愿望的诗性的象征，具有文化的承传和繁殖意涵。林发现母亲给她的祖传手链上的珠子也是姊苏果，由此证明她与绿人也有亲缘。林阅读《绿人家族秘史》的感想道出了韦伶的写作宗旨：“我相信我要做的是证实和找回一些真实的、古老的、简单和美丽朴素的东西。它们就像这片山林一样清新，带给我真真切切的希望。”（8）
《绿人家园》中深层生态主义思想通过两个层面的关系表现出来，一是《绿人家族秘史》讲述的绿人和动植物之间的关系，二是林所代表的人类与绿人家族之间的关系，前者直接影响后者，二者同气相求。绿人和动植物之间，是真正的相爱和相互需要的关系。每个绿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树，绿人拜托人类守住树，因为它不只是绿人的生命树，也是和所有人的生命相连的一棵树。绿人把自己视为树的孩子、树神的恋人，树是他们的保姆树、情人树、灵魂与之结合的永恒树。树的这些类人化的身份，将绿人与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绿人就是“树人”，这一“身份认同”消泯了人与树的身份边界，将二者的身体和精神合一。作者对绿人与树的亲密关系的描述饱含深情，有着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底蕴，也与西方提出的深层生态主义思想相通。生态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而深层生态主义思维的基石是人类对自然的“认同”，即意识到人类与更广泛的生物社会相关联。《绿人家园》故事的高潮是：当林意识到绿人就是树人、每一个人都和树休戚相关时，开始积极地号召大家担负起守护生命树的重任。破坏绿人家园的力量是来自人类对金钱利益的贪婪，而这一人类中心主义的扩张也是倾向于征服和掠夺的男性思维的结果，是一种粗野的男权主义的霸占。在这些山林故事中，女性担当了觉醒者、唤醒者、守护者、拯救者、改变者的身份，有着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投射。
爱丽丝·科瑞在研究青少年小说中的环境危机时，提出了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的混合性。“深层生态学家提倡扩大自我意识，以包含非人类的他者的需求，而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多种角度将团结的对象延伸到非人类的他者。”（9）生态女性主义呼吁在人类与非人类的相互关系中建立一种替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以关怀和相互关系为中心的伦理。《山鬼之谜》中叶林复归山林，是现代人与原始性的“山鬼”之间的一定程度的结合，但这种以未知结果的追寻来表现的结合，未能显现这种“团结”能带来怎样的社会和生态改变，所以这个“生态主体”是未完成的，被悬置于神秘中。《绿人家园》则表现出对人与植物世界构成的生态整体性的关注，所寻之根是人类与自然植物精灵密不可分的联络。林护佑绿人家园的行为采取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倡导的“团结”方式，团结非人类的他者即绿人部落，来改造被金钱异化而漠然于生态问题的人类。《山鬼之谜》是女性个体的行动，具有独立的主体性，叶林皈依山林式的选择表明自然与社会的对抗依然存在。而《绿人家园》则是女性个体带动群体的亲近自然的行动，更具有人与自然和社会的整合性。女性对自然的认同、移情、团结、共振，使其有可能去改造人类中心与男权中心主宰的社会，这是生态女性主义标举的道路，不过，这一童话式构建仍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生态乌托邦”色彩。
三
性别与生态交叠中的差异、
跨体和审美整合
韦伶笔下的少女文学和文化风景，一路走来，突破了“园”的柔美气息，形成其 “林”的旷达气场。花园中更多的是原地的舞蹈和自赏，山林中则是奔走的冒险和拯救；园中存有自恋或自闭，林中则有自由和自豪；而“林中园”则是对于“园”或“林”的整合，是少女和人类家园理想的拓建。生态批评家布伊尔将“地域”定义为“通过个人附属、社会关系和自然地理区分而限制和标记为对人类有意义的空间”（10）。在韦伶的这些地理空间中，由绿树构成的园和林构成其个人性的“神圣空间”，即能够提供“最强烈体验”的地方，如阿诺德·勃兰特所言：“在最充分的意义上，一个神圣的地方为愿意进入其中的参与者提供了一种高度的审美融合，并产生了一种非常积极的经验”，神圣空间的体验即是一种“审美体验”（11）。韦伶以性别与生态问题切入地理空间，寄寓了普遍的伦理关怀和强烈的审美体验。这里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颇为缠绕的性别气质和价值取向问题进行综合辨析，既看到其少女生态文学进行的诗性启蒙的价值，又辨析其在努力进行的“有机”建构中的犹疑与混沌，事实上，这些也构成了韦伶少女生态文学中诱人的“谜”。
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文学和文化批评的一种“交叠性”视角。在社会学领域，交叠性被理解为“滋生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如权力关系结构）、符号表征及身份建构之间的互动体系，这些互动着眼于语境，立足于问题，而且与社会实情密不可分”。（12）在韦伶涉及生态和少女的文学书写中，女性主义关注的性别权力和斗争并不明显，但是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角度思考的少女性别角色的文化内涵自有其复杂性。她早年的散文《凉夜之梦》可以看作中国新时期文学中一篇重要的少女宣言，文中比较了女孩与男孩之间的差异。她认为男孩倾向一种活泼的动物性，始终忙碌于匆匆的行动和逻辑决断中；而女孩更倾向一种安稳的植物性质，镇守脚下那片原始土地，汲取其丰饶的营养。男孩衔着种子四处寻找播种的土壤；女孩则守候着种子生根开花。因此，她们在社会人的包围中保守了许多自然人的特性（13）。韦伶以动物性和植物性区分男孩和女孩，以感性的比喻方式呈现其对性别差异的某些真知灼见。她的这些出于女性直觉的认识，与建构“哲学人类学”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的观点不谋而合。
马克斯·舍勒认为工业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和邪恶都是由于女人天性的严重流丧、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结果，因为女人更看重整合性价值。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为亲近自然的观点，属于文化生态女性主义，可为由父权/男权/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压迫造成的伤害提供反抗或疗愈途径，尽管这种理论也有其缺陷（14）。对于同样存在于当代社会中的种种偏颇，韦伶的少女生态文学具有文化修正和再造的志向，她提出了富有诗意的“标语”：“以月亮的诗性和深情抵制低俗和浮躁，以花朵的精致与生动对抗粗糙与复制。”（15）韦伶强调感性的审美，在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审美的感性认知也是一种不亚于理性主义的“启蒙”，可以对抗现代性带来的人的异化。“审美的感性认知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察觉到理性主义忽略或视而不见的内容，甚至成为伟大的历史预言。”（16）韦伶倡导的少女文学与文化具有具身化的感性和诗性价值，带有对两种性别力量的反思。她赞同美国作家艾瑟·哈婷在《月亮神话》中提出的“月亮智慧”：“今天急需这种与女性原则的新联系去阻止西方文明中男性格调的片面增长。”（17）她所言的“片面增长”，是对充满扩张力甚至侵犯性的男权中心主义行动导致的摧残自然之举的批判。
韦伶对少女天性的考察立足于生命发展的时间长度和性别谱系的对照，进而既能发现其特定的美质和价值，又能观照潜藏的局限和困境。“女孩，这个在人类进化中带有树之倾向的生命，她身上兼有着最顽固的生命力和最顽固的落后呵。”（18）韦伶在歌赞少女树神的同时也不无担忧：“她们执行的，不会是生命中消极的退化吧。”《幽秘花园》中的白婆婆在表面的“成熟”中走向了“退化”，主要在于如树般“固守原地”的习性，从自然生态而言，这种“固守”是自觉地对自然原生态的镇守，而从社会文化来说，则可能是不自觉地对传统社会规定的角色的维系即固守性别“本分”。韦伶的思想中似乎有着矛盾的认识：“‘探险’原本是孩子长大的必然过程，我们都是在不断探险的过程中长大的。只是‘探险’更多是男性开拓扩张的表现，而女性的作用似乎在于对原生态的守护，以此平衡和避免人类无限发展的贪婪和自我毁灭。”（19）这一性别观念带有传统意味或古典倾向。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带来对女性身份的现代认识，女性并非生就的，而是意识形态建构的。在过于对外扩张的男性格调的泛滥中，女性的原地守护是必要的抗衡，但是“原地守护”的另一面可能是“止步不前”。承认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包括从身体到心理和气质上的差异有其必要性。强调一种性别特质的优长，可以对不具备这一优长特质的另一种性别现象及其相关的文化权力的泛滥进行抗衡，但是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任何一种过度强调某一性别特质的言行，都可能会给这一性别的“完全生态”发展造成障碍。从个体、自然、社会、生态圈的发展来说，我们对于天然的、传统的或集体无意识中的女性特征需要有所强调，以此改变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父权/男权主导过于偏执招致的弊病。但同时要看到，在男与女、儿童与成人的关系中，虽然彼此有所区别，但不是绝对的二元分裂和对立，只是二者存在差异，一并构成生态成长的共同圈和时间链。所以，真正符合性别和文化“生态”取向的是二者的互补与整合。对于女孩天性中存在的“最顽固的落后”问题，韦伶在《山鬼之谜》《绿人家园》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她赋予进入野性环境中的少女以探险的心性，使之具有“雌雄双性同体”的特质，构成了对之前单一强调女性阴柔美的一种调整。
此外，韦伶书写少女身体与自然相融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单一的“身体性”具有了“跨体性”特质。生态女性主义注意到男女在体验和评价自然方面存在差异性，主要代表人物苏珊·格里芬在其著作《妇女与自然：女人心底的怒号》中主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自然在哭泣，自然对自然言说自己。”（20）韦伶的少女生态文学对少女与自然尤其是与树“同体”的发现与此相同。身体，也是韦伶少女生态文学中并不回避的重要场域。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斯黛西·阿莱莫提出“跨体性理论”，将生物学意义的身体延展为可渗透的生态身体，认为“人类身体向其周围环境完全敞开，可被其他身体建构、解构、再重构”（21）。韦伶对少女的书写重视身体的价值意义，着眼于女孩的身体本位，充分书写身体的各种感觉，将少女与树木、河流、山林、温泉等周围的自然相连接，从而达到自然与身体趋于内在的联通，勾连出少女身体与自然肌体之间的情感纽带和生态谱系，形成其独特的“环境化身体”或“身体化环境”的诗性叙事。这种跨体性的联系与深层生态学主张的整体性思想相通，少女身体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双向联动关系，物质的流动或主观的认同使得人与环境之间的疆界变得模糊不清，二者相互叠印，也相互扩容，由此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具有分裂和对抗性质的二元对立关系。整体性的生态理念构建起平等正义的生态伦理秩序，人类可以通过对非人类的自然万物的认同，融合不同领域中的“肌体”，通过这种“跨体性”达到与自然万物共生的道德境界，形成和谐的生态共同体。生态共同体思想的生态理念“并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寻，而试图在更广义的社会层面营建起一个有机的、完整的、具有精神外延的和谐世界，体现出广泛包容的交叠性视角”（22）。在这个跨体性意义上，韦伶的少女生态文学是一种“有机”的审美架构。《山鬼之谜》《绿人家园》等对带有社会身份的少女与自然环境相洽的诗意描绘，实现了交融个体生命、环境生态、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
与思想内涵的“跨体性”相一致的，是其亦真亦幻的交叠性视角所致的文体边界的模糊。班马评论韦伶小说的突出特质是“幽”，他注意到其作品中少女文化与巫文化的某种精神联络、少女审美心理与原始文化发生态的某种原生性共联关系。少女思维也给韦伶小说带来了亦真亦幻的特色，从文学内涵到文体修辞都酝酿着迷幻气息。她的作品常有小说的血肉、散文的筋骨、童话的逸气和诗歌的灵魂，遍布带有情思和文化内涵的景物意象：既有月亮、花朵、枝叶、舞蹈为代表的“雌性”意象群落，又有大江、峡谷、山林、石头等为代表的“雄性”意象群落。而被反复书写的树——站立于大地之上、天空之下、风吹之中的树，尤其是山林中的树，实质并非完全的雌性意象，可以被看作是雌雄同体的意象。花园意识、山林意识、宇宙意识、生命意识融汇于作者描绘的意象群落中，彼此照耀和呼应，使其作品成为了带有幽秘气质和沉思意味的诗性文本，也是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不同程度的艺术糅合，实现了审美品质的跨体性和整合性。
结 语
韦伶对“园”与“林”的书写，从性别和生态的“交叠视角”出发，有细腻也有旷达，有闭环也有开放，她赋予少女文学以独到的生态气象和精神旨趣：去粗糙、弃麻木、避荒芜，崇天然、秉灵性、觅诗意。韦伶少女文学和文化风景蕴含的诗性启蒙和有机建构，既来自她对自然的贴合与对生态的守护之心，又来自她对于少女文化的原始性、原生性和原创性的探索，展示了敏感的少女性灵与自然融通的“原乡”或“原宇宙”，有其深厚的人类学和生命哲学的意蕴。她用充满迷思、亦真亦幻的艺术手法创建的“绿人家园”，融汇了其性别理想、生态理想、文化理想、生命理想和文学理想。纵观韦伶的文学之旅，其成就不仅在于高度个性化的少女生态文学建树，而且还在于其行之有效的“少女作家班”的文学教育实践引领的少女生态文化建构。她将理想付诸行动，带领一代代文学少女进入原生态的自然山林，也充分感知“女书”文化的魅力，去深切地领会美和表现美，去创造守护女性自身生命家园和人类生态文化家园。韦伶，这个“山鬼、林妖、树神或巫神”，把一种撩拨人心的呼唤，用文字的风吹送到我们的耳边——“造一个梦，并且把它做出来”（23）。
注释：
（1）鲁枢元：《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第18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2）1974年，法国的弗朗索瓦丝·德·奥波尼奥波尼在其作品《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创造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个词，以提高人们对女性压迫和自然支配之间相互联系的认识，试图将女性和自然从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此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西方经历了多种发展，有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等多种维度的阐释。
（3）韦伶：《月亮女孩》，《女孩的神秘信物》，第151页，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
（4）（5）（15）（17）（19）韦伶：《少女文学与文学少女》，第22、31、4、21、58页，郑州，海燕出版社，2020。
（6）郑湘萍：《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与自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7）韦伶：《山鬼之谜》，第143页，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
（8）（23）韦伶：《绿人家园》，第67、190页，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
（9）Alice Curry, Environmental Crisis in Young Adult Fiction: A Poetics of Eart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p.160.本文英译汉皆为笔者译，不另注。
（10）〔美〕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第159页，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Arnold Berleant, Aesthetics and Environment: Variations on a Theme, London: Routledge, 2018,p. 8.
（12）Winker Gabriele and Nina Degele, Intersectionality as Multi-level Analysis: Dealing With Social Inequality，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8， 2011）,pp.51-66.
（13）（18）韦伶：《凉夜之梦》，《走神女孩》，第86、85页，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
（14）韦清琦、李家銮认为：“这种本质主义的女性优越论，它没有反对主客二分的二元论，而是翻转主客体，用一种压迫替代另一种压迫，另外‘自然母亲’的隐喻在源头上站不住脚，女性气质与自然特点合二为一也只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先验存在。”见韦清琦、李家銮：《生态女性主义》，第14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16）南帆：《文学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0月29日。
（20）Susan Griffin, 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 New York: Harper&Row,1978,p.226.
（21）Stacy Alaimo,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p.13.
（22）韦清琦、李家銮：《生态女性主义》，第100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