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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作为机制——关于高鹏程的诗
来源:文艺报 | 李 壮  2026年03月23日22:17

高鹏程出生在宁夏,生活在浙江宁波。要走进高鹏程的诗歌世界,这种身份背景大概是重要的。一方面,就“人”的层面而言,市场循环互通、资源自由流动、个体沿着愈发便捷的现代交通网络随时迁徙又各处扎根,空间流动经验大规模重塑了人的经历轨迹、情感体验乃至生命结构,在此背景下,“家”的概念、“附近”的概念,乃至个体的自我想象和身份认同问题,都需要被重新审视。另一方面,这种背景对于“城”也是重要的,以高鹏程如今居住生活的宁波为例,宁波历来工商业发达、具有较为鲜明的移民色彩。这座城市里聚集着无数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不同的身份和经验由此发生碰撞,一座城市的文化气场、情感结构都会被重塑,而高鹏程的身份背景和经验轨迹,于宁波这座城市来说是颇具代表性的。

一个人与一座城,在此获得了深度对话、彼此互文的可能性:今与昔、彼与此、我与他,永远都在对峙碰撞而后融合共生。这本是高度个体化的生命经验,在今天却具有越来越普遍的文化隐喻和共性象征;就诗歌而言,它提供的是一种“对照”式的观察视野及抒情机制。在高鹏程的诗,尤其是出版于2024年的诗集《回声》和此后几组近作中,这一点体现得颇为明显。

故乡与异乡的对照

在高鹏程的诗歌世界里,故乡是非常重要的题材。高鹏程笔下的故乡,其意象系统和情感色调大致属于传统农耕文明,换言之,是结构稳定、气味熟悉、高度抒情化的。精妙具体的细节和质朴真诚的情感,非常有效地赋予诗作力量。例如《山中一日》,写年少时在大山内部闲逛,人的视角追随着蝴蝶的视角展开,从“误入”抵达了对乡土自然景观的精准发现,枝头的大朵辛夷和满地的紫色花瓣,与草丛间的坟茔、遥远处的人家、模模糊糊的人影,共同融化于空气中浮动的“某种透明状的波纹”,人与自然的融合、个体生命向大地家园的归化,在此是寂静、漫长而又稳固确凿的。这是一种经典性的乡土抒情、“故乡诗意”。又如《日渐稀薄的悲伤》,写“绿皮火车的叫声,把我带回老家/脱光木叶的毛白杨,低矮山岗/结界煨在你面前的羊粪火,已经熄灭/只有风吹动着你上面的荒草”,故乡生活的空间意象及情感体验,构成高鹏程诗歌中非常重要、也非常动人的元素。

然而,这些诗作与传统的“故乡吟咏”写法存在不同,其背后存在着隐匿却强力的“异乡回望”姿态,尤其是,它基于现代性的自我认知悖论和身心流动感受。《日渐稀薄的悲伤》里,那些清晰的物象与情绪,实际滋生于遥远城市里的失眠及不安梦境,“我又梦见了你……一声接一声低沉闷长的叫声/在失眠的夜里传了很久很久”;《山中一日》里,诗人也专门安排了那个“未来时间”中的“我”现身,“我忽然看到了另一个我,那个正在生活中的我……我看着远处的那个我,在浮沉、辗转/很快度过了漫长的一生”,线性的出走漂泊,刺破了故乡山坳里的轮回时光。这是都市异乡视角对故乡经验的重新审视,它赋予高鹏程的诗更复杂、更具冲突性的情绪张力。对高鹏程来说,故乡其实是一种在远离和丧失中才得以被更好谈论的诗意对象,是在“他者化”的目光中才真正被指认的“自我之根”。

青春与中年的对照

“过去怎样”与“现在如何”之间,孕育着高鹏程诗歌重要的情感碰撞模式。《在甲板上俯瞰星群》一首颇为典型:“我又一次看到了你们,我年轻时仰望的事物/此刻,正混迹于水面的灯火。”今与昔的时间对照,转化为高与低的空间对比,讲的是星光但当然又不止于星光,其真正的着眼点是自身的年龄变化、处境变幻、心态变迁:“突然有多少回忆从那里涌出?……如今,除了这些我依然一无所有。”“年轻时我喜欢对着天空撒网,/现在我习惯在浑浊的水底打捞自己的星辰。”生活世界里相似的物象,于“我”处激发的则是不同的身体姿态和内心状态,这是一种从空间想象(它实际也是前面谈到过的“故乡/异乡”关系的内化变种)向时间体悟的能量转换,背后是一种链接起青春时代与中年境遇的“流逝意识”。《冷西之夜》或可提供另一份例证:“车子拐弯时,忽然看见了远处的灯火。”夜里的灯火具有的某种模糊感引发了对中年漂泊、“摸黑赶路”的瞬间察觉。

有趣的是,“赶路”和“出发”,在当年的青春视野中,原本是一种正向的诗意想象,而待真正来到中年,诗人却发觉,生命时间中一切的出发与行旅,亦是意味着在赶路的过程中不断丢失关于路的记忆:“整理行李箱,翻出了一沓车票/忽然发现,这些年我居然去过这么多地方/……有些已经陌生。我甚至忘记曾经去过那里”“那些曾经切慕过的远方,逐渐成为遗忘/……都已经还原成了票根上,两个地名间/一截平直的线段”“生活回到了原点/而远方重新回到远方。”(《过期车票》)年轻时代对世界的想象机制,与人到中年对人生的感知结构之间,发生了饶有深意的反差:那些曾经切慕渴盼的东西,承受着记忆覆盖和路里风霜,已在不经意间被冲淡、抹平、删除,真正留下的况味和深情,却是当初并不曾预期到的。这是人生不同时间节点之间的对照性张力。

情感与意义的对照

《良渚遗址:时间加减法》这首诗以一系列莫名其妙而又贴近生存抽象本质的“叩问”行为,将外在意象与内在省思连缀在一起:“废墟比生活重要”“种子比生存更加重要”……但是,在诗作展开的过程中,诗人的每一句话似乎又向这沉默的文明废墟投来探寻性的目光:结果真的比过程更重要吗?当所有的一切最后都会倒塌?目的真的比动机更重要吗?当一种看似简单粗暴的生存目的,在几万年后又创生出更多更费解的动机,繁衍又真的是唯一重要的吗?所以,这些陈述句的背后,当然也存在着疑问句;符合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未必就能够整理和安置诗人对情感逻辑的深层追寻。这首诗的最后,诗人也只是把一切秘密都融进“对一粒稻谷的凝视”,并将此归纳为对“文明核裂变基因”的收容、收藏。所谓收藏,其实也是搁置。

此岸与彼岸的对照

这种想象方式的分别,其实关联着诗人解读世界、并在解读世界过程中认同自我的不同结构。对照乃至对峙,在这里以一种深刻而无形的方式存在着。在诗作中,这种对峙不止一次地被具体投射为“此岸与彼岸”的意象:“一道狭长的沙堤,隔开两边/相互对峙的沙滩……/它更多地被理解为/一个象征。但事实是,我的体内的确存在/这样一道沙堤。”(《檀头山姊妹沙滩》)在《对岸》中,“从此岸到彼岸”被形容为“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像月台隔开铁轨、舟船分开江面,不同的人由此去向不同的岸,而在一个独立个体的内部,“岸”的分类学使一个人“有了裂隙”,“一条黑色的拉链经过了他”。

同样是高鹏程诗歌中具有贯穿性的核心意象,“火车”意味着顺序时空里的经验更替(连接故乡与他乡、区分当下与往昔),那么“拉链”意象则指向了超越时空结构的、灵魂内部的分裂张力。有关于此,高鹏程在《文明的肉身》《物语》等几组新作中,展示了进阶性的处理策略,“两岸”式的感受结构和对照方式,被呈现为“具体/宏观”“经验/超验”之间的跨越想象动能,个人体验与文化思考之间展开了更深入的对话,“分野意识”和“对照视野”在此增殖出更加复杂的句式、更加分析化的语言风格、更加思辨化的想象轨迹,诗作的思想深度和内在容量随之获得进一步的优化。这或许正意味着一位诗人继续生长的宽阔可能。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