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眼”客观存在 不然何来儿童文学
编者按
对于“儿童文学是否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纯过滤’”这一议题，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基于不同的视角与观念，常常产生不同的看法，本期《学术争鸣》就体现着这种视角的差异。作家杨志军分享了自己的创作体验，他写作儿童小说“是想更纯粹地表达自己”，这种写作中的“童眼”“童年精神”，不仅不是一种降维写作，而是作家对“人的理想和理想的人”的追求；评论家贺绍俊从读者接受角度分析，认为儿童文学应尽量为孩子们提供比较客观、真实的社会图景，如果以“提纯过滤”的方式来要求儿童文学，我们给孩子提供的社会图景只能是单向的，可能导致儿童的社会认知朝着简单、浅薄、片面的方向发展，儿童文学应当让孩子们接受真实，体验冷暖。
“童眼”客观存在 不然何来儿童文学
杨志军
只有写作儿童文学，你才会面对一双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那里没有一丝杂质，没有让人猜度的阴影，没有狂风暴雨的痕迹，只有无条件的期待与信任，像灯一样照射着你。
我的作品与儿童文学结缘从《藏獒》开始。当许多孩子端着书，睁大无比清澈的眼睛让我签名时，我有点惶惑：为什么孩子们会喜欢我的书？我并没有为儿童写作的打算。之后我又写了《骆驼》和《海底隧道》，也都是事先没有刻意去为儿童写作，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儿童小说。我突然意识到，也许我有一种童稚烂漫的天性，能像孩子一样理解事物，有一双天然澄莹的童眸，能够躲开所有的晦暗与复杂直抵单纯。我把这种天性的流露表述为通透性、赤子心和还原力。
通透是历练和磨难的结果，是蓦然回首中的明晰与了然；赤子之心则是无染之心，是思无邪、行无伪的源头；此外还应该有还原的能力，还原“人之初”初始的情态和童年的意趣，还原无猜于天下的憨、直、真、纯。然而，仔细想想，一个人的行藏作为仅靠天性是不够的，就算我天性里真的有童年印记，也远远不能成为我写作儿童文学的支撑，我在写作中寻找理由，发现正是文学的最初熏陶和伴我成长的精神滋养，让我对儿童小说有了情不自禁的迷恋，让我不断去尝试一种干净到极致的表达，然后期待着走进人们的童年。
所以，回到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上来——儿童文学是否需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纯过滤”，这不是创作者“需要”或“不需要”的问题，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成年创作者的手上。既然是为儿童读者创作，就应该意识到，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本质区别在于接受主体的不同，儿童的生命存在与儿童文学之间有着独一无二的本体逻辑关系。
儿童的语言和思维与成人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不是像大家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在知识和见识等方面存在量的区别。成人与儿童处于人类生命形态的两级，儿童是独特文化的拥有者，他们以纯洁无瑕的心灵、敏锐的感受力、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及旺盛的生命活力自立于独特的生命空间，这是儿童的独立王国。由此，要达成真正的对话，儿童文学作家应该采取特定的创作方式，以达成“理想的交流语境”。
“童眼”客观存在，不然何来儿童文学？
儿童就是纯粹的。我发现我想很简单地去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成人世界是拒绝的，很多人都老于世故，他们不想听天真的人谈什么。如果一个作家偏偏有赤子之心，他想那样写，写儿童小说就是一个途径。所以，当我有意识地写儿童小说，也就是想更干净、更纯粹地表达自己。
以儿童视角关注和探索人的命运时，孩童基于认知和视域的有限性，他不可能看到社会复杂斑驳的全貌；基于儿童天性的单纯与生命的愉悦性，他也无法接受和理解过于黑暗和丑陋的现实；为儿童搭建一个厚植于人性根基、人文温度的价值观世界，一种强大的构建正面价值的文学力量，才会让他始终对世界葆有希望与信心，长大后面临再大的风雨也不会放弃原初的信条。这或者就是所谓的“提纯”吧。
我并不是指要回避真实世界的斑驳和不堪，事实上，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也从不回避俗生世相。比如，在《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中，“父亲”的理想信仰与世俗价值观冲突甚至冲撞。我所指的“提纯”，是指像儿童一样对我们的世界始终怀有乐观、天真和善意；像儿童一样，始终会为“崇高”“悲壮”而感动和流泪。而这种乐观、天真和感动，正是来源于童年对“美”“善”和“真”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坚守。不要抹杀童年精神的根本，这才是我们成年人要真正向儿童学习的地方，也是人类精神慰藉的最终落脚点与归宿。
我的这种精神滋养来源于18世纪到19世纪的文学，这无疑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层出不穷的时代。然而经典作家们对文学的贡献既不仅仅是批判，也不仅仅是浪漫，他们殊途同归地把文学看成了建树理性基石和思想大厦的手段。人的纯粹性、人性的美善所能达到的极致、托尔斯泰主义、民族的尊严与豪迈、悲天悯人、罪错之后的拷问、丑恶之上的美丽、贫贱之中的高贵、利他而济世的情怀……建树依赖于作家本人对世界的责任和对人类精神的担当。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经历漫长的黑夜，目的却是寻找星光，而星光照亮的一定不是他本人，是所有孤独的人生和苦难的经历，是远方的地平线。
至此，我的逻辑渐渐清晰：写作儿童文学，正是因为想致力于建树，建树我的文学理想，建树人的精神底线和精神指标，我不仅想实现人的理想，还想做一个理想的人。然而当我小心翼翼试着表达的时候，我发现了成人世界的僵硬，他们跟我的性情和纯粹相去甚远，几乎听不懂我的话。我绝望于他们的世故、城府、庸俗、麻木，而他们给我的评价则是针锋相对的“天真幼稚”，也许还有“可笑”。我不肯丢弃我的天真和幼稚，回过头去寻找天真和幼稚的读者，于是便有了写作儿童文学的冲动。
当然，究竟谁“天真”，又是谁“可笑”呢？文学之所以存在，超越生活本身的存在，正是因为它的超越性和激荡的精神力量。
我“天真”地写了《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那里有人的理想和理想的人，有精神境界超凡脱俗的涌现，有底线也有高标，“我”的成长始终都在吸纳博大与力量，始终都是时代变迁的一部分。所有的变迁背后是永恒不变的人的境界，它如同万里雪山一样高尚而峻拔，在不经意中成就了人类精神的至高表现，带着雪峰的清洁和源头的高贵。在如此广阔的氛围里，我和我的人物一起长大了。
写作的过程中，我眼前始终闪动着一双双儿童的眼睛，那种无与伦比的清澈击碎了我的傲慢，让我不由自主地谦虚起来。我相信一双眼睛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但被拯救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涤除尘霾，接受洗礼，用孩子的眼睛擦亮我的眼睛，用孩子的心灵照明我的心灵。我今后的写作将一如既往地服从我内心的需要，在创作成人作品的同时，不放弃对儿童文学的追求。成人文学的品格会要求我尽可能大胆地面对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悲苦、生活的艰辛，但在儿童文学里，我一定要发掘并打磨最纯净、最有价值的精神钻石，置放在一片透彻的原始的蔚蓝下，吸引一双双与钻石同样清澈的眼睛。
（作者：杨志军，系作家、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儿童无须“弱不禁风” 儿童文学无须“提纯过滤”
贺绍俊
出于对儿童健康成长的担忧，有人提出儿童文学创作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纯过滤”，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不要去描写现实生活中负面的、复杂的内容。这样的儿童文学真的就会有利于儿童的成长吗？我对此表示极大的怀疑。
我们都是读着儿童文学长大的。小时候，父母也为我们几兄妹订了《儿童时代》这一类适合儿童阅读的刊物，这类刊物虽然很单纯、很容易读懂，但完全不能满足我在小小年纪时的好奇心，我总要设法找到大人们的小说来读。后来长大了，我发现孩子们其实也像我小时候那样对大人们的图书更加感兴趣。也许这就是儿童心理成长的普遍规律：在成长中都对成人世界充满着好奇，在好奇中逐步学习成人世界的知识。
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感到现在出版的儿童文学读物过于追求单纯和标准化，它们就像是在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植物，排除了各种外在的复杂因素，没有被风吹雨打，没有遭尘埃污染，长得很周正。但我相信这样的儿童文学是“弱不禁风”的，于是我着手编了一套以成人作家作品为选本的儿童文学丛书，比如“鲁迅的儿童文学”“巴金的儿童文学”“沈从文的儿童文学”。成人作家的作品尽管不是专门为儿童写的，但这些作品就像是在大自然环境中生长起来的植物，虽然有着风吹雨打的痕迹，甚至有着虫咬病害的伤疤，但也许这样的植物才有着更丰富的营养，具有更加天然的本性。像鲁迅的作品，从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杂文《战士和苍蝇》《无声的中国》《文学和出汗》《未有天才之前》等，想必小读者们读起来也会爱不释手。尽管孩子们在读鲁迅的这些文章时并不见得能够完全理解文章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但这无关紧要，也许就是在似懂非懂的混沌状态中，孩子们触摸到鲁迅的伟大之处。从鲁迅的这些“儿童文学”作品里，孩子们能够学会什么是大爱和大恨，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蠢；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卑鄙。如果我们将鲁迅的这些作品进行一番“提纯过滤”，还能让孩子们感受到真正的鲁迅吗？
儿童文学中最主要的角色应该还是作家所塑造的儿童形象，因为儿童形象与小读者们没有距离感，孩子们会从儿童形象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近些年来，也许是受“提纯过滤”的影响，儿童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儿童形象大多是乖孩子、好学生形象，这样的儿童形象自然有其可爱之处，但如果小读者们只与这类人物形象打交道、交朋友，显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这类儿童形象似乎并不太受孩子们欢迎，因为孩子们觉得这些儿童形象与自己不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这些经过“提纯过滤”的儿童形象，成为生活在密闭的消毒间里的孩子，他们的确不带半点病菌，但也完全失去了对病菌的抵抗力。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在社会认知发展过程中，因为儿童获取社会实践和社会经验的机会与成人相比都十分有限，因此阅读是让儿童客观认识世界、促进社会认知发展的重要方式。既然如此，儿童文学就应该尽量为孩子们提供比较客观、真实的社会图景，如果以“提纯过滤”的方式来要求儿童文学，我们给孩子们所提供的社会图景只能是单向的、扭曲的，它可能导致儿童的社会认知朝着简单、浅薄、片面的方向发展。包括相比于乖孩子、好学生形象，也许那些身上带有孩子们普遍特点的儿童形象，更有利于孩子们的精神成长。比如儿童文学作家翌平的一篇小说《野天鹅》，就很直接地写到了特殊时代的丑陋和伤痛，写孩子们卷入了大人们真与假、善与恶的激烈交锋之中，同时也写出了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分辨出好人和坏人，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爱。翌平非常反对将苦难、死亡、现实、艰辛等划为儿童文学的禁忌，他认为，回避这一切，儿童文学就成了“架空于现实之上与现实完全撇清关系的文字”。翌平在作品中呈现现实的复杂性并不会给读者造成不良影响，相反他由此建构起了一种结实的“阳刚主义”，能够激励孩子们去求真务实。
儿童文学要不要“提纯过滤”，其实是一个经常困扰着中外儿童文学界的“老话题”。20世纪初期，公共图书馆在美国各地兴建起来，当时的图书馆是不允许儿童进去阅读的，人们普遍认为，书籍，尤其是小说，会伤害儿童天真无邪的心灵。一位对儿童充满爱心的图书馆管理员安妮·卡罗尔·摩尔勇敢地站了出来为孩子们说话，她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搭建起了儿童部，替孩子们在公共图书馆里争取到一块阅读的地方。但是，摩尔对于什么样的图书适合儿童阅读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凡是她认为对儿童不利的图书，她都会在书籍上盖上一个刻有“专家不建议购买”的图章，这本书就不能摆到公共图书馆的书架上。可以说，那个时候的美国文化界完全被儿童文学必须“提纯过滤”的观念所统治着。但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和编辑开始对这种保守的儿童文学观进行挑战。年轻的作家怀兹·布朗为儿童写了一本《晚安，月亮》，她把这本书交给摩尔，却被摩尔斥之为“垃圾”，被盖上了“专家不建议购买”的图章。这是一本为低幼儿童所写的绘本，也许是因为写到了孩子在夜晚面对分离、孤单与黑暗时的恐惧心理，就被摩尔认为不适合儿童阅读了。布朗无可奈何，她只能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办童书茶会时，拿着这本书坐在图书馆门口表示无声的抗议。直到1963年，桑达克创作出《野兽国》，犹如给平静的儿童文学界扔进了一颗炸弹。在这本书里，母亲竟然粗野地咒骂孩子是“野东西”，调皮的孩子竟然冲着母亲说“我要吃掉你！”不出所料，《野兽国》遭到了图书馆、家长、专家以及精神科医生的激烈批评，他们惊恐地说：“愤怒是多么黑暗、多么不属于孩童的情绪啊，太可怕了！”但是，《野兽国》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爱书中的麦克斯，他们从麦克斯身上看到了自己。最终，《野兽国》获得了凯迪克金奖，桑克斯依然按自己的观念创作儿童文学，他写孩子对虚伪残酷的成人世界进行控诉，这些具有强烈心理冲击力的作品总是引起激烈的争论。但孩子们视他为朋友，许多孩子给他写信，向他诉说心事，向他询问关于生命、死亡、孤独等在老师和父母那里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在今天的美国，“提纯过滤”的儿童文学观基本没有市场了，要宽容地对待儿童文学中的复杂书写成为普遍的认知。《野兽国》《晚安，月亮》一直在图书市场上畅销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反对在儿童文学创作中采取“提纯过滤”的做法，并非认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无差别，更不是认同对儿童文学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儿童文学承担着让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的功能，这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是我们要给儿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如果放任自流，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空气污染、充满病毒的成长环境，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容易受到伤害。如果采取“提纯过滤”的做法，则是在创造一个经过消毒杀菌的温室环境，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倒是很安全，但他们得不到健全的发育，一旦走出温室，就抵御不了外面的风雨。
我希望儿童文学创造出一个生态良好的自然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让孩子们接受真实，体验冷暖，他们会看到不愉快的东西，也会承受黑暗的恐惧；但作家对这一切都进行了“生态化”的处理，达到了相互牵制的平衡性，即使有些“病菌”，也是孩子们的免疫力能够对付的，不会带来危害。
（作者：贺绍俊，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项目团队：中华读书报记者 陈香 本报记者 饶翔 陈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