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文学场域：写作机器与艺术机制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完全打乱了传统的文学场域，对于延续已久的艺术机制形成严重挑战。艺术机制之中的作家及其相关问题遭受删除，文学阅读背后基本的人道主义气氛烟消云散。人工智能的语言依据语料库统计显示的“概率”，缺乏及时报导外部世界的功能，与作家的主体、个性及其成长的历史环境无关，文学之中精彩的细节愈来愈少。同时，人工智能可以根据每一个读者的独特需求写作。这种状况同时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既有格局。
关键词：人工智能 艺术机制 作家 文学研究
一
哪怕仅仅是十年之前，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将机器的文学写作视为一个严肃的理论话题。很长一段时间，机器一直在文学写作周围聚集：造纸、钢笔、印刷、打字机、书籍装订、计算机屏幕与键盘、打印机，如此等等。但是，机器充当写作主体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革命。机器不再是手边的辅助工具，而是替代作家奉献独到的文学构思以及娴熟自如的驾驭语言。神通广大的计算机开始承担文学写作，这一部写作机器的智力中枢通常被称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降临完全打乱了传统的文学场域。
事情的到来有些突然，舆论宣传并不充分。当然，人工智能是全世界瞩目的显学，人工智能的每一次突破无不投射到相关领域，制造出各种令人震惊的波澜。然而，文学写作并未纳入人工智能专家的预定目标，再造若干曹雪芹或者托尔斯泰不在计划之列。相对于全球数万亿美元的投资，相对于“治愈癌症”或者“工作自动化”的宏伟目标，文学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仿佛是顺路捡来的附加成果。语料库训练与深度学习造就种种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开始产生不可思议的文本生产能力。除了各种形式的公文、文案、文献的整理与摘要以及回复形形色色的提问，大语言模型的文学写作成就也超出许多人的预料。虽然人工智能的文学作品尚未大规模量产，但是，基本的技术障碍已经清除。具体操作的时候，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令人联想到神奇的魔术：向计算机输入一个主题要求或者提示词，片刻之后，一行又一行的文字络绎不绝浮现在屏幕之上。这时，古人所谓“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之类夸张形容因为不够夸张而黯然失色。
文学圈的反应稍显惶乱。许多人表示怀疑：人工智能可否写出一流的杰作？伟大的作家不仅洞悉种种人情世故，而且无微不至地记录人物内心瞬息起伏的波纹，粗笨的机器如何完成如此精妙的操作？这种怀疑遮蔽了一个后续的问题——如果机器可能提供一流的杰作，是不是有理由驱逐作家了？事实上，相当多的作家开始担忧自己的工作岗位。无论是诗歌、玄幻小说或者科幻文学，人工智能已经展示出令人惊奇的才能。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家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计算机对于人类的喜怒哀乐茫然无知，但是，不解风情并未构成文本生产的障碍。写作机器的强大功能并非依赖共情。目前还无法预料，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能够走多远。社会学家发布的未来指南之中，会计、司机、收银员、律师、医生、程序员、设计师等职业可能迅速被人工智能取代；作家会不会列入这一份名单？情况并不乐观。
悠久的人文领域正在遭受技术、机器的严重挑战，传统的边界开始模糊。然而，目前的气氛似乎不利于提出这些问题。人们时常被告知，必须热情迎接新生事物，抱残守缺没有前途。从转基因、器官移植、芯片植入人脑到智能机器人、虚拟空间、数码成像，这些新生事物不仅表明技术的单项突破，而且可能深刻改变人文学科的某些基础结论。人、意识、记忆、身体，乃至历史以及社会关系的传统定义无不遭到动摇，新观念形成的震荡逐渐扩散至各个人文领域。技术以及科学话语愈来愈强烈地流露出问鼎人文领域的企图。这种背景之下，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
二
古代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文学仅仅拥有狭小的市场。如同另一些类型的小生产者，行吟诗人或者说书艺人的文化生产规模拘囿于一个有限的空间。现代社会的文学市场与发达的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书籍、报刊杂志与文学的版权贸易形成可观的利润。电影或者电视行业吸纳的巨额资金以及诱人的收益带有工业生产的特征。如果说，许多行业的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那么，人工智能出其不意地将文学行业带入自动化生产阶段。文本产量、价格、竞争、利润与占领市场构成的经济链条之中，人工智能开启的生产速度与低廉成本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机器取代人成为真正的生产者，这个事实再度将机器与人的关系摆在面前。
如果说，19世纪初英国的卢德运动显示出生产者对于机器的强烈反感，那么，现今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机器的生产效率。进入现代社会，机器的产品遍布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人们习焉不察。从烘烤的面包、机器缝纫的服装到水泥浇铸的寓所、出行乘坐的汽车，机器默不作声地陆续接管这个世界的诸多环节。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划分出若干拒绝机器染指的区域。即使飞机或者吊车提供了机器的速度与力量，人们还是兴致勃勃地在田径场、体育馆举行跑步或者举重竞赛。真正的情侣或者宗教信徒不会使用机器替代自己示爱与祈祷。这种时刻，亲力亲为才是主体存在的证明。拒绝异化的意义是，维持“人”的尊严与光辉——这也是主体概念的基本内涵。一张唱片之中的音乐作品完美无瑕，电视转播的足球赛提供多种视角的清晰画面，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奔赴现场聆听演唱或者加入体育场看台上的呐喊——这是人与人的互动。一份手稿之所以比一本机器印刷的读物珍贵，一个陶瓷大师手工制作的陶罐之所以优于3D打印机的产品，一件旧家具或者一块老怀表之所以令人珍惜，物品的质量并非真正的原因，重要的是物品之中“人”的痕迹。艺术之所以独立于经济生产领域，保持人工产品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使艺术家大量使用机械工具，但是，艺术作品的核心内涵是“人”的产物。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一篇论文之中，本雅明使用了“灵晕”这个术语。“灵晕”表示一个艺术作品的“本真性”，表示艺术作品独一无二的存在。“灵晕”显然包含艺术家本人的印记，大批量的机械复制必然导致“灵晕”的消失。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作品的另一种价值是，承担与寄存独创产生的巨大快乐。这是主体能量的聚集与投射。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取消了这种快乐。
三
古代汉语之中的“文学”一词始见于《论语》。晚清之前，“文学”一词往往泛指种种博杂的人文知识，而不是表示一个相对于哲学、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的独立学科。独立的文学学科源于知识体系的现代转换，汉语与英语“文学”概念的对译与大学课程体系设计无不产生了特殊的促进作用。“纯文学”之称的出现是对于这种状况的呼应。独立的文学学科不仅规范一批文学文本的聚合与排列，而且形成了一种“艺术机制”。彼德·比格尔解释“艺术机制”的功能时说：“艺术作品不再被看作单个的实体，而要在常常决定了作品功能的体制性框架和状况之中来考察。”1换言之，文学阅读不仅是进入一首诗的铿锵节奏，或者沉浸于眼花缭乱的情节，而且同时置身于“艺术机制”构造的文学场域。通常的情况下，人们至少默认文学场域的若干原则——相对于种种社会科学著作，文学带来强烈的审美愉悦，甚至如痴如醉，神魂颠倒。然而，寓教于乐是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观念。“诗言志”或者“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古老的命题被重新表述为“为人生的文学”；现代语境同时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之类儒家语言改写为认识社会历史与认识自我。当然，寓教于乐的观念始终与另外两种不同的现代文学主张长期搏斗：为艺术而艺术的典雅高贵以及商业操纵的大众娱乐。众多争辩曾经涉及广泛的理论问题，“为人生的文学”始终占据精神制高点。如果仅仅是象牙塔之中的浅吟低唱，或者轻佻滑稽逗人一乐，这种文学又有什么理由与众多不可或缺的学科相提并论？
寓教于乐同时表明，文学展示出开阔的视野与鞭辟入里的洞察力。尽管文学叙述的是个别人物的命运与事迹，尽管这些叙述是一些查无实据的虚构，但是，个别与虚构显示出普遍的真理。因此，文学不是填充业余时间的消遣读物，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精神导师。文学的普遍真理来自作家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们呕心沥血，甚至不惜押上自己的生命。因此，文学阅读时常是与一个伟大的心灵对话，接受灵魂的陶冶。
目前的文学与印刷行业构成紧密的联盟关系，书籍的写作、编辑、印刷、出版、配送汇聚为一套成熟的体系，不同的群体围绕文学生产线领取分内的报酬。当然，文学生产线时常表现出耻于言利的状态，经济报偿隐匿不明。文学可能产生利润，但是，如果文学仅仅以利润作为目标，许多人无法接受——可以承认文学带有商品性质，不可承认商品构成文学的最重要性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于“文化工业”的批评是，“这些机制和机构从头到尾都不过是经济选择机制的一部分”2。“艺术机制”拒绝纳入“经济选择机制”，待价而沽的商品交易仿佛玷污了文学抒情言志的真诚；更为重要的是，利润追求的畅销可能诱发大面积的低俗趣味。《启蒙辩证法》将“文化工业”形容为大众的欺骗，这种观点显示出“文化”对于商业的传统反感。
人工智能的闯入必将对“艺术机制”产生严重冲击。至少在目前，社会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文学饥渴症，因此，人工智能介入文学写作只有一个目的：利润。文学文本的产量可能千百倍激增，互联网提供新的传播形式与速度，纸质的出版机构可能在竞争之中迅速落败，手工生产无法比拟自动化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与巨大的“算力”是人工智能快速完成文学文本的根本原因。然而，一个作家反复斟酌，数易其稿，甚至像福楼拜那样没完没了地涂抹修改，难道仅仅因为思想运转得太慢吗？人们至少还可以察觉人工智能所缺乏的体验、经验、认识的不懈完善以及精益求精的责任心。人工智能的文学文本一拥而入的时候，“深刻”会不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此之多的“深刻”令人生畏，快餐式的风格与人工智能的产量更为相宜。人工智能的文学文本充塞整个市场的那一天，手工写作的文学文本会不会因为稀罕而产生一种特殊的收藏价格？这些问题目前无法预料。
四
作家通常被视为作品之父。作品之中的人物具有自己的个性、命运与为人处世的选择，但是，人们仍然觉得，他们的遭遇隐藏了作家的观念与意愿。不管怎么说，哈姆雷特来自莎士比亚，贾宝玉来自曹雪芹，阿Q来自鲁迅，这些人物背后存在作家的身影。尽管人们听到了“作者已死”这个理论命题，但是，“艺术机制”之中的作家依旧存在，而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文学是人工产品，凝结着作家的独特想象、经验与细腻的感官体验。作家是一些特殊的人物，同时又是在某种社会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他与大众之间存在息息相通的共识。这个事实流露出基本的人道主义气氛。文学阅读始终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尽管这种交流未曾谋面，而是借助书籍与文字，然而，耳闻目睹，嬉笑怒骂，“口之于味，有同嗜焉”。
人们激赏作家的特殊才能，同时谅解他们与世俗生活格格不入的性格。李白长醉不醒，柳永混迹于青楼，歌德的绯闻延续到耄耋之年，卡夫卡懦弱自卑，恃才傲物也罢，孤芳自赏也罢，蔑视权贵也罢，穷困潦倒也罢，他们的缺陷是天才的缺陷。由于各种隐秘的转换，这些缺陷可能成为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精神分析学认为，作家的恋母情结以及阉割焦虑积存在无意识之中，继而以“升华”的形式进入作品。这种观点涉及“性”的主题。但是，精神分析学不以为耻。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作家拥有生物性的身体，“性”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内容，精神分析学不过是指出这些内容遗留在作品之中的曲折痕迹。这恰恰是一个证明：人的作品。
相对于生物性的身体，作家的社会身份来自历史的建构。罗兰·巴特认为：“作者是一位近现代的人物，是由我们的社会所产生的”3，现代社会尊重各种个人的权益；作为一个文化生产者，作家的才能获得了广泛的肯定，巨大的荣誉以及经济报酬源源而来，印刷、发行、版权制度配合默契。从文化名流的光环到经济、法律的保障，作家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占据一个稳定而显赫的位置。这些事实表明，所谓的“艺术机制”已经与商业运作或者法律体系形成完善的对接，彼此承认，互惠互利，诸多规则共同汇聚为一个整体。作家生物性的身体转换为社会身份的标志是，获得“艺术机制”以及诸多规则的共同接纳。
然而，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粗暴地将作家从“艺术机制”之中删除。人工智能从未在社会环境之中成长，既谈不上经验或者感官体验，更谈不上无意识。机器掌握了何种秘密武器，以至于如此迅速篡夺作家的位置？
五
如果说，所有的作家都有自己擅长的题材范围与擅长的文体，那么，人工智能是全能的。从诗、小说、散文以及各种类型的应用性公文，人工智能无所不能。我曾经要求DeepSeek提供一段“重逢”的情节。七秒钟之后，一个片段出现在屏幕上：一位摘除阑尾的女病人意外地与前男友重逢，前男友恰是就诊医院的外科主刀医生。情节的构思以及两个人物的对话带有明显的网络小说风格：前男友以轻微的嘲讽口吻询问女病人，是不是害怕死在他手里？我改变了项目申请，要求使用诗歌形式表现“重逢”，八秒之后作品完成，共计三节十五行诗句，前两句是：“在第七个拐角撞见消毒水气味，他数我的病历像在数旧唱片”，DeepSeek还炫技式提供一段创作体会：如何保留消毒水、病历、白大褂等医院意象，避免押韵过于刻意，同时，诗歌语言必须如同外科手术一般精确。我再度改变要求，希望将这个主题纳入古典诗歌。又过了八秒，新的试卷抵达，诗中有“白褂犹沾新血渍，青衫已透旧年泥”的句子，附带的说明表示，尾联的“欲问萍踪何处寄，窗外枯杨正凄迷”脱胎于“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构思。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完成如此复杂的跨文体写作需要多年的文学积累，以秒为时间单位的写作速度显然是天方夜谭。相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写作才能，人工智能显示出碾压式的优势。
显而易见，人工智能没有必要重复一个作家的前期训练。计算机足不出户，无法领悟各种人情世故，甚至对于起码的礼仪一无所知。人工智能专家曾经告诫人们，与人工智能的互动对话没有必要出现“请”或者“谢谢”这种礼貌用语。大语言模型训练的时候，人工智能接受的是中立的命令式提示，“请”或者“谢谢”徒然占用分析的资源，甚至影响答复的准确率——统计表明，人工智能通常在中度礼貌区间展示出最高准确率，“非常礼貌”语气之下的准确率甚至不如“极端粗鲁”。当礼貌用语成为节外生枝的累赘时，能源的消耗将会成为刺眼的缺陷。ChatGPT每周的活跃用户7亿左右。如果每一个人说一句“谢谢”，额外耗电量大约21万度4。不要多余地将机器纳入人类的轨道。因此，这个问题令人困惑：为什么人工智能可以横跨人与机器的鸿沟，获知各种人间消息；人工智能拥有哪些魔术，可以调遣语言栩栩如生地再现众生百态？
可以区分语言的两重性质。首先，语言指向外部世界。“山”“水”“花”“草”“人”“家”等诸多词汇是对外部世界各种事物的命名，这些命名跟随新生事物持续扩大范围，例如“航天飞机”“手机”“互联网”。因此，语言的陈述与外部世界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呼应关系，甚至可以直指当下，例如“请你再说一遍”。其次，语言指向内部的自我组织。语法提供了语言组织的框架。语言内部的自我组织具有这种功能：可以脱离外部世界的参照表述各种“意思”。这不仅指“5+5=10”这些抽象的表述，而且，语言可以完成种种虚拟的景象描述，例如“此刻如果下起暴雨，我们都要淋成落汤鸡”，“明年这个时候，这条街道上会出现三家杂货店”。结构主义语言学力图总结语言内部组织的各种规律，不论这些表述是否成为外部世界的真实镜像，这些规律足以保证语言表述的完整与可以理解。
人工智能掌握的是语言的内部组织形式。目前的人工智能尚未具备命名外部世界的功能。无数摄像机可以源源不断地传回各种图像，但是，图像转换为语言的技术尚未成熟。即使可以识别镜头之中的各种物象，人工智能仍然不明白“计算机”为什么又称“电脑”，什么情境中“手机”的别名是豪迈的“大哥大”，“指桑骂槐”“借古讽今”背后“词与物”的曲折关系或许会在摄像机与语词之间制造意外的障碍。哪些人物形象概括为“盗火者”“多余的人”，哪些性格流露出“阿Q精神”？目前为止，人工智能无法解决相似的难题。事实上，人工智能的非凡能力是语料库的使用：各种命名一旦固定并且进入语料库，立即成为遣词造句的材料。语料库的使用并不是指众多现成文献的综述，而是根据不同的主题重新写作。人工智能的写作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屏幕上的句子与叙述仅仅是语言内部组织的成果而不涉及当下的外部世界。如同无法直接命名世界，人工智能也无法担任记者现场发回报道。
与结构主义语言学高屋建瓴的规律总结不同，人工智能对于语言内部组织形式的掌握由小及大。字与字、词与词、句子与句子的组织根据语料库之中出现的概率加以选择。“重逢”主题的语境之中，哪些字、词、句的组合概率最高？这即是入选的理由。文本来自一个又一个组合的持续积攒。如果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企图是以一驭万，人工智能的概率选择如同星火燎原。对于人类说来，穷尽语料库统计字、词、句的组合概率是不可能负担的工作量，然而，每秒数十万亿次运算的计算机轻而易举。
六
传统的“艺术机制”之中，作家、语言、外部世界形成三个轴心。
作家由于独特的创造才能而令人尊敬，这种才能拥有强烈的个性风格，不可重复，不可替代；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公共财产，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语法或者词义是中性的，尽管完成之后的语言产品带有各种倾向；外部世界是作家使用语言描述的对象，也是文学作品栖身的处所。所谓的外部世界不是一个完成的固定空间，而是变动不居，生生不息，人们时常用“历史”一词指代。历史不仅为作家提供不尽的素材，而且持续改变作家的认知与观念，产生不同的审美范式，同时，历史还是向语言敞开的新大陆。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演变显示，历史始终在缓慢地拓展语言的边际。尽管新生事物的命名数量有限，但是，这代表了语言的开放维度。
人工智能的降临完全扰乱了三个轴心的基本关系。作家消失了——他们的成长史、认知体系以及周围的意识形态氛围淹没在芯片带来的“算力”背后。机械的黑箱遮蔽了一切。输入指令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在机器内部自动运行，没有哪些环节需要单独隔离出来，给予追问与分析，甚至考虑更为优选的方案。语料库与中性的词典或者语法规范不同，而是众多完成的语言作品，隐含各种价值观念。语料库并非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无数个人加盟的集体，因此，“个性”与“风格”这种概念开始失效，无法解释人工智能写作的风格来源。
如果说，人工智能的写作仅仅徘徊于字、词、句的组合，那么，历史的信息如何透露出来？这时，必须提到概率的另一个标识作用：各种词汇的出现频率会因为不同的历史语境而产生起伏。“轿子”“弓箭”“朝廷”“衙门”“公子”“大人”这些词汇的出现频率迅速下降，“汽车”“火车”“机关”“干部”“企业”“手机”等新型词汇大量涌现，这种状况暗示了历史的持续演变。当然，这是历史的间接证明，而不是及时的正面描述——历史的各种事件沉淀为新型词汇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人工智能对于高概率组合的垂青同时产生一个隐蔽的倾向：遵从或者顺应积存于词汇组合内部的价值观念。更高概率的积累通常表明更多的人使用，普遍的使用表明普遍的认可。高概率的原则意味着多数、稳定、可靠、信任，而不是特立独行的异质语言，也不会突如其来地制造爆炸式的语言事变。
七
人工智能可以生产各种类型的文本。从工作报告、开幕词、策划文案到小说、诗歌，种种文本的构成成分十分复杂。但是，语料库与概率如同这些文本的共同材料与工艺。这种生产模式会不会形成某种共同的特征？当文本的产量由于自动化生产而急剧增加的时候，共同的特征或许会愈来愈显眼。
放弃语言指向外部世界的功能，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仅仅是语料库内部事件。哪怕外部世界暂时关闭一段时间，语料库的内部贮存仍然一应俱全。“太阳底下无新事”的语言学解释是，所有获得记录的往事均在语料库留下语言痕迹，这些语言痕迹的重组足以再现所有未来发生的事情。未来怎么逃得出往事的旧辙？语料库拥有的叙事结构已经无所不包。虚构的文学不再要求与各种事件逐一核对，人工智能干脆屏蔽外部世界，心安理得地盘旋在语料库内部。传统的文学整体始终保持语料库内部与外部的平衡。作家是一个社会成员，稠密的人间烟火逼迫他开放感官，体验种种真实的悲欢离合，历史的印记或深或浅地敲击在文本之中。即使一部分作家可能专注于实验性写作，专注于语言表意的探索，但是，再现与记录外部世界始终是文学生态的主要成分。然而，人工智能中止了这种平衡。人工智能只有文本生产指标而感受不到历史的压力。不论人工智能的遣词造句如何完善，这种文本生产的必然趋势是，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少，社会历史渐行渐远。
首先可以察觉的迹象是，精彩的文学细节愈来愈少。杰出的作家不仅擅长构思令人难忘的情节，而且善于抓住闪亮的细节。罗贯中、曹雪芹、鲁迅或者托尔斯泰、福楼拜、普鲁斯特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传神的细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许多三流作家只能简略地叙述情节梗概而无法使故事饱满多汁，因为无法收集到恰当的细节。他们缺乏猎人一般的耐心守候与手疾眼快的捕捉能力。DeepSeek版的 “重逢”之所以令人联想到网络小说，恰恰由于细节的匮乏。那些每天上传七千字的网络写手没有余暇找寻独特的细节。当然，最为担心人工智能取而代之的也是他们。
我曾经说过：“承接各种写作订单，人工智能宁愿写一部玄幻小说而不想对付那些‘非虚构’的纪实作品。”5语料库内部现成的语言配件如此之多，诸如玄幻等一些类型小说的安装手到擒来。“非虚构”纪实作品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超出语料库范畴，人工智能的能力疾速衰减。一个性格内涵的发掘，一种特殊的表情描写，展现前所未有的景象，建立新型象征体系，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否完成这些任务？这可能涉及未来不同文学类型的兴衰。
八
一文之中写道：“听故事的人总是和讲故事者相约为伴，甚至故事的读者也分享这种情谊。然而，小说的读者则很孤独，比任何一种别样文类的读者更孤独（连诗歌读者都愿吟哦有声以便利听者）。在寂寞中，小说读者比谁都更贪婪地攫取他所读的材料。”本雅明指出了讲故事与长篇小说的区别：“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道听途说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6讲故事属于口头文学范畴，带有现场的踊跃气氛乃至形成狂欢，小说的传播依赖冰冷的印刷机器与书店柜台的销售，读者将书本带回住所慢慢享受与品味。由于机器与市场配送体系的改造，新的文学形式驱散了曾经聚集在瓦舍勾栏的听众，他们转变为个别状态的阅读者。
1895年诞生的电影再度将分散的读者召集起来，汇聚到电影院共享工业时代的视觉盛宴——他们的身份随即从读者转换成观众。这时，机器开始大规模介入艺术生产，电影院银幕上直接面对观众的影像毋宁说是机器的产品。无论是讲故事的人还是奋笔疾书的作家都已经隐藏到摄像机与放映机背后，一个又一个文字符号落到纸面的艺术生产方式开始显得陈旧。大半个世纪之后，电视机再度将观众引回住所，五花八门的节目频道与慵懒地坐在沙发上的观众显示出多元、碎片化的文化气息，这种气息被视为工业社会拐向后现代状态的催化剂。互联网信号的大规模覆盖又一次对大众传媒体系产生巨大的震荡。除了文字、图像、短视频的高效传播，网络小说的崛起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许多时候，互联网的开放气氛对于由来已久的文化精英主义形成有效的解构。这不仅显现为作家门槛的下降——上传文字作品的时候，互联网撤消了纸质传媒的编辑与出版限制；另一方面，作家不再作为精神导师对读者耳提面命。一些网络小说慷慨地向读者开放情节的演变线路图与故事的结局：作家谦逊地征求读者的构想，按照读者的意愿安排一些人物形成恋爱关系，或者决定哪一个人物必须赴死。读者的介入时常被视为文化民主的象征。文学不再仅仅由那些自以为是的作家操控，读者有望愈来愈多地读到他们想读的内容。读者与作家之间的文化张力迅速衰减，双方的距离消失了。
很长一段时间，“艺术机制”认可并且维持读者与作家之间的文化张力。与诸多领域的专家相似，作家承担某种文化先锋的使命，文学的启迪意义是吸引读者的首要理由。这种文化张力可能从两个方面遭受瓦解。《启蒙辩证法》曾经抱怨，电影之中连绵不绝的影像严重挤压了观众的反思与回味：“电影观赏者如果不想漏掉连续的事件，就不可能保持持续的思想。即使反应是半自动的，但也没有留给他们任何想象的空间。”7本雅明把这种情况称为“电影的震惊效果”8。尽管《启蒙辩证法》的作者可能低估了观众对于镜头语言的适应与接受，但是，蜂拥而至的信息的确会使观众的辨析能力瘫痪。这时，“艺术机制”的读者之维陷于垮塌。相反，网络小说鼓励读者坐到作家的位置上，作家之维的萎缩可能从另一面拖垮传统的“艺术机制”。这种疑问始终存在：如果读者可以轻易喂饱自己，作家为什么会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
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似乎兼有两种情况。人工智能的文学产量之大，以至于人们丧失了崇敬之情。这时，所谓的启迪、分析、想象、反思都将成为多余。又有什么必要到八秒钟即可生成的作品之中搜索各种微言大义？如此短暂的生产时间很难与“深刻”联系起来；人们习惯地觉得，“深刻”只能是长时间苦思冥想之后的顿悟。当然，这是必须抛弃的传统想象：作为一种机器，人工智能只会按照固定的模具批量生产型号相同的产品。事实上，人工智能的文学餐厅不仅可以随时点餐，而且，每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品味设计菜谱。人工智能完全可以为哪怕仅有的一个读者量身定制独特的诗歌或者小说。如果我将“重逢”的主题改为“分离”或者更为复杂的“相见时难别亦难”，DeepSeek也会毫不犹豫地接下订货单。读者可以放心地向人工智能索取各种故事：惊险的、推理的、科幻性质的，爱情或者家庭伦理故事，有助于恢复心情的“爽文”，霸道总裁与小文员生死之恋，武侠大战最终“无招胜有招”，如此等等。无论多么离奇，哪怕是恶作剧的主题也不会遭受反驳、批判、嘲弄或者反唇相讥，人工智能没有这些选项。人工智能严格遵循的原则是：读者至上——当然，更准确地说，消费者至上。那个时候，大约只有少数读者顾虑重重：如此惬意的阅读是不是仅仅与自己的影子对话？我们会不会陷入“信息茧房”而无法自知？
九
如同机器人闯入日常生活，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严重冲击各种传统模式，历史悠久的文学研究开始失语。怎么说呢？
从《毛诗序》《文赋》到《文心雕龙》，这些著述涉及的对象与范围再度表明，古代“文学”是一种更为宽泛的人文知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或者“原道”“征圣”“宗经”毋宁是基本的人文修养；大量的诗话、词话指向具体的诗词语言技术，例如炼字炼句，起承转合的“词章之学”。作为现代知识体系转换的象征，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课程设计的反复修正表明，文学研究逐渐从词章之学转向独立自足的文学学科。现代意义的“文学”如同一个丰富的文化矿藏，各种分支的文学研究领域持续衍生。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区分出三个重要的基本范畴：作家、作品、读者。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多世纪的文学研究正在经历一个作家—作品—读者的转折。作家中心主义开始遭受冷落，主体神话与浪漫主义幻觉过时了。一些激进的批评家之所以试图放弃作家研究，因为语言与文本正在成为舞台的主角。语言哲学阐述的新型观念是，语言显现为一个精密的结构，一个复杂而灵敏的系统，作家貌似自如地驾驭或者操纵语言系统，然而，这个系统的内在结构、规范以及众多预设的内容隐蔽地支配作家的意识与想象。作家仅仅是语言系统具体实现的执行者。“作者已死”这个命题的背面是语言中心主义。当然，作家中心主义与语言中心主义存在激烈的争辩，前者的反驳似乎更为吻合由来已久的常识：语言怎么可能凌驾于作家之上，反过来主宰作家？然而，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突然将问题简单化：的确，作家可以休息了，机器会自行操纵语言，计算机屏幕上各种型号的语言产品源源而来。
这时人们才真正发现，撤消作家的文学研究多么贫乏。许多研究题目如同抽干血液一般丧失了内涵与深度。而且，人们的研究兴趣骤然削减。机器取代了作家，基本的人道主义烟消云散之后，作家的天才如何形成已经无关紧要。人们没有必要衡量自己与作家的距离，因为没有必要穿越这个距离而成为一个作家。一个短跑运动员的速度传奇构成众目睽睽的故事，一辆汽车发动机的转速与功率仅仅是几个工程师的事情。作品的哪一部分带有自传性质？夸大与虚构的那一部分源于哪些精神创伤或者无意识？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这些追问显然是无稽之谈。主体哲学或者精神分析学的一整套概念完全熄火。为文写作的那个生物性身体曾经携带各种精神表征，现在这一切无不转移到人工智能的芯片以及软件与硬件，交付计算机专家诊断。
对于作家来说，“历史”是令人敬畏的大词。从民族文化传统、重大历史事件、语种到地域风俗、意识形态，历史是养育作家的沃土。与此同时，历史又是文学持久注视的内容。人们对这种观点耳熟能详：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然而，冰冷的计算机无法投入沸腾的日子。除了反复使用造成的折旧，历史对于机器本身没有更多的影响。文学史流传许多作家与语言苦苦搏斗的逸事。从“修辞立其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僧敲月下门”也罢，“春风又绿江南岸”也罢，“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也罢，“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也罢，这些逸事无不可以追溯至历史赋予作家哪些独特的风格；但是，人工智能没有风格，或者说拥有一切风格。除了语料库统计提供的“概率”以及若干新颖与接受程度的平衡策略，人工智能的语言选择不存在更多的解释。从李白、杜甫、鲁迅到巴尔扎克或者陀斯妥耶夫斯基，“概率”化约所有的语言个性——这个微小的节点浓缩一切。
网络小说的疾速崛起曾经使文学研究陷入尴尬的停顿。对于每日更新七千字左右的速成写作，字斟句酌的文学研究或许是多余的蛇足。如此粗率的写作怎么可能解读出惊人的象征原型或者奥妙的复杂结构？这是公平的质疑。如果文学研究日产七千字，这种学术论文也不可能赢得足够的信任。可以延伸这种想象方式——文学研究或许也到了改弦易辙的时候，正如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文学研究也可以由人工智能承担。
人工智能强大的统计能力能否在未来的文学研究中大显身手？统计至少可以发现，无数输入人工智能的指令可能显现某种规律：索取文学作品的时候，武侠、侦探、玄幻、科幻、爱情、宫斗等诸多类型的分布与年龄、性别、地域、民族、语种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有助于绘制一份社会想象与情感的潮汐表。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可能带来海量的作品，这时，一些前所未有的研究可能在“数字人文”的名义之下展开——这些研究已经带来一批富于启示的范例：
“数字人文”开启了文学批评谱系的崭新空间，许多研究课题以及考察路径闻所未闻。例如，分析7000个英国小说的标题叙事；统计二百年间的英国小说，区分为“菜园”“新妇女小说”“帝国哥特”等44种亚文类并且建立可视模型；搜索、统计某一个词在特定阶段文学史之中出现的频次以及出现的位置；计量某一个作家在参考文献数据库中被提及的次数；如此等等。9
人工智能专家表示，空间智能训练是大语言模型训练之后另一个更为宏伟的阶段。如同语言模型对于上下文的组织，空间智能包含各种空间物象的关联、衔接与配置。然而，文学研究关注的是二者之间横向的应答关系——空间物象与语言模型之间的转换。人工智能愈是深刻洞悉空间物象的丰富联系，语言模型的表述遭受的考验愈是严重。陶渊明的名句是“悠然见南山”，杜甫的奇妙形容是“晨钟云外湿”，欧阳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鲁迅的《秋夜》如此开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传递独异的感觉或体验来自视觉与语言的特殊合作。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摄像镜头收集到千姿百态的视觉材料，“概率”原则组建的语言链条能否跟上？或许可以预测，空间物象与语言模型的应答关系全面完成之日，将是文学研究刮目相看之时。
注释：
1 [德]彼德·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6页。
2 7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113页。
3 [法]罗兰·巴特：《作者的死亡》，《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
4 参见乌轻舟《为什么不要对AI说谢谢》，2025年10月2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46561185864507131&wfr=spider&for=pc。
5 南帆：《“数据库消费”与人工智能写作》，《文汇报》2025年10月13日。
6 [德]本雅明：《讲故事的人》，王斑译，《启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0、99页。
8 [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张旭东译，《启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60页。
9 南帆：《文学的位置：挑战与博弈》，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305页。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南帆，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化发展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