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下，大文学观已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话题，在全国范围内已展开了诸多深度研讨，［1］学者们围绕大文学观的价值意义、大文学的内涵外延、大文学与新媒介形态的关系等内容进行阐释与争鸣。这些讨论所达成的共识是，对大文学观的倡导恰逢其时，它热切呼应着时代的具体现实与发展需要。在此基础上，我认为还需要思索大文学观在今天被赋予了何种新意？在理论话语纷纭的文学场域中，是否存在一种文学实践能够对大文学观构成有力的互动与呼应？本文拟通过新时代小说中“物”的书写这一微观路径，窥见当下大文学观的蓬勃发展与实践活力。

一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大文学古已有之。从先秦时期的文史哲融合、诗乐舞相生的古典传统开始，中国文学便通过文化资源的交融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文学样态。在现代以来的理论发展层面，1918年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被视为“大文学”概念的第一次出现。［2］世纪之交，杨义先生则明确提出建立大文学观的重要构想，指出“大文学观去纯文学观的阉割性而还原文学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杂文观的浑浊性而推进文学文化学理的严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长处中，深入地开发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3］，意在以总体性观念统观复杂的历史、审美、文化的存在，重构中国文学的版图和地图。今天，在一个更新的时代语境下，大文学观进一步产生了新的讨论面向和时代意涵。一是关于文学与时代现实关系的深刻认识。面对新的生活现实、社会风貌、文化语境和世界格局，需要以文学的方式达成对这些事实的呈现，书写出波澜壮阔的时代中个体的生活体验。大文学观的提出使文学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阐释系统，能够有效地处理我们时代最复杂、最鲜活的文化经验，重新建立起文学与世界、人民、生活的有机联系。正如李云雷所言，“‘大文学观’是新时代文学牢记‘国之大者’的表现”，“我们需要将个人生活与时代经验结合起来，重建‘大生活观’与‘大文学观’，关注时代、中国与我们每个人生命体验的变化”［4］。二是关于文学古今贯通的纵深理解。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推动中国风格的文学生成，是文学发展的题中之义。在大文学观所建立的古今一体文学谱系中，古代资源的当代激活和传统文学的现代化更新获得了新的可能，当代的文学实践从“文学自觉”转向更为宏阔的“文化自觉”。可以说，大文学观在发展中愈辨愈明，其时代意涵指向了现代视野下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丰富，它将文学放在一个多元复杂的文化、历史场域中进行重新审视，敞开了思想视域与精神境界。

同时，大文学观不仅是一种宏阔的关注复杂现实、媒介发展与时代语境的总体性观念，也是重新观照文学的方式、进入文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所以，在理论探讨已经形成了基本认识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探询文学观念与具体实践的互文、互释。以大学观观照当下文学的发展事实，能够看到新的时代语境变化、数智技术革新、艺术形态交织催生着文学的多种可能，那么选择何种样态的大文学作为可供互证的对象？我认为，大文学观的“大”指涉文学之外丰富的存在，而“文学”仍然指向文学本体。今天所讨论的大文学应是在多种文化、知识交融背景下，文学的内部生长而非外部叠加，唯有如此才能够在复杂的坐标体系中确立文学自身的位置，在混融中辨析出文学的尺度与边界。“我理想当中的文史互证，还是离不开我们的文字所构成的那个文学的世界本身，不管进入到多么广大的领域里边，最终我们的任务还是为了解释眼前的文字、作品。”［5］从而，有必要从文化的总体性认知出发，对文学的具体现象进行微观认识，在喧哗的外部场域中辨识源自文学的内在律动。

二

在新时代，对“物”的重审和抒发是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现象。贾平凹、阿来、王安忆、葛亮等不同代际、风格的作家，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显现出对“物”的关注。如果我们将这种文学内部的变化放置在大文学观的视野中，便会清晰地看到许多作品借由“物”建立起了文学与现实经验、社会生活、文化知识的紧密联系。可以说，这些“物”的书写映射出文学的向外转向与延伸。

其实，文学作品向来离不开“物”的书写，以往的作品也从不缺乏对“物”的呈现。而新时代以来的“物”书写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物”本身所具有的叙述力量和审美价值得到承认，“物”成为被叙写的主体，从元素变成了结构之一。这类作品由“物”衍生出文学与日常生活、社会现实和时代历史的多向关系。比如，葛亮的《燕食记》写食物、徐风的《包浆》写紫砂，这些“物”是艺术更是生活，是最接近民生的部分。《包浆》中有这样一句话，“包浆，就是人和器物结下的缘分。过日子的诚意，留在物件上，才是包浆”［6］。在这里，人、物、生活情感凝结为一，由“物”所连接的众生喧哗的外在世界，以及与之相应的审美观、生活观一并进入了文学。在社会现实方面，“物”的书写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进程、求实务实观念以及社会常识渗透是息息相关的，而且代表着现代情感的延伸以及民主观念的深化”［7］。上述对生活之“物”的倚重是当下中国人务实、求真的有效呈现，也是对社会物质发展的积极回应。而这些“物”之来源和人类的生产与创造、实践与探索直接相关，莫不是人类建设与改造世界的呈现。在时代历史面向，邱华栋的《空城纪》由空城和其中的帛书、丝绸、简牍、铜钱等文化之“物”所映射而出的汉唐气象，以及由古城故事延伸到当代的叙事设置，是在“物”的实感中追踪历史遗迹、观照当下现实。特别是，由“物”所牵引出的掘进人物与盛世强音，包含着共同体意识的审美表达，它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时代气象产生了密切交互，从而使这些“物”具有了当代性的价值、意义和指向。可以说，“物”本身关联的事实和所承载的观念，勾连起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状况。

此外，“物”的范围之广，延伸出了文学与其他知识、资源的联动。当下的“物”书写包括植物、动物、文物、器物等，这些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等跨学科、知识性的内容拓展着文学的边界。比如，李洱《应物兄》将儒学、哲学、生物学、艺术史、古典文献等庞杂知识系统编织进叙事网络，使“物”成为贯通古今中西的思想容器。小说在“物”与“知”的互文中，建立起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叙事结构，展现出知识融合所带来的叙事广度与思想厚度。王安忆的《考工记》则细致记录了老宅的建体建法、建筑样式、深浅浮雕、修葺改造，折射出作者书写一部“小小的营造史”的考量。小说的命名与战国时期记录手工业规范和制造工艺的《考工记》相同，不难看出作者在技艺、技术、器物等物质文化方面的叙述意图。再有，“物”还触发了更多的跨学科、跨艺术形式的延伸，金宇澄的《繁花》中那些城市地图、器物细节等“博物画”，贾平凹《消息》中的江河村中图、岭上动物画，都为文本自身提供一种互文性的解法。当下大文学观的提出，其中包含着学科、艺术形式等诸多方面的交叉与聚合，上述文学与艺术、科学等的交融，标示着文学回归到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大观念中。因而，“物”书写成为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与知识形态的文学介质，这种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最终实现的，是审美的丰富和认知的深化。总体而言，通过“物”的多重勾连，文学在坚守自身主体性的同时不断向外延伸，探索出一条与大文化相融合的路径，为我们理解复杂世界提供了兼具感性细节与知识深度的多维可能。

三

“物”的书写还显现出当代作家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自觉返归，《诗经》以物起兴，《山海经》构建风物与神话交织的奇异地理志，《博物志》“博物洽闻”且包罗万象，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叙事中独特的“物”书写传统。然而，中国小说自近代以来在理论观念与文体实践上的以西方为参照，使得博大渊深的“物”书写传统随之式微。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作家在创作中愈发自觉地赋予“物”以主体性地位，深入开掘“物”书写的重要传统，这呈现出一种回归本土叙事资源、激活中国美学基因的写作自觉。作家们从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使“以物观时”“以物观世”“以物观人”的叙事与写作方式，在当代小说的土壤中重新获得活力。比如，葛亮的《燕食记》以一道莲蓉月饼的百年流变，窥见世道人心的沧桑与时代风云的流转。在这里，食物不是口腹之欲的载体，而是成为时间的具象存在，历史在物性中的迁延沉淀。王安忆的《考工记》则构建了人与宅的双重叙事主体，在人与物同构与对照中，物与物的联结、物与人的贯通，共同构成了一个以物透视文明的整体性文学样本。这些作品体现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心物交融、物情互动。作家们通过“物”叙事的传统，在“物”与人之间进行着主客互动的艺术转化，更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构建起美学的连接，弥合当代文学创作与传统叙事资源之间的隔阂，为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找到自身的叙事声音。

当代作家所重启与接续的，不仅是一种书写的技艺，更是一整套关乎“物”的哲学观照。“物”成为牵引丰沛古典思想资源的线索，串联起儒、释、道哲学对世界与存在的深刻体认，也探寻着一种重新观察并进入中国传统思想的路径。如贾平凹《山本》中的天地自然、草木飞禽，共同构筑出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场域，其背后包含着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哲思。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以“物”为书写核心的小说，已然超越了题材本身，兼容了古代文学观念中那种与天地共感的博大胸怀。这些作品并非对古典资源的简单袭用，而是通过“格物”以求真，借“齐物”以达观，在古今思想的碰撞交融中，尝试实现文化生命的一种整体性重构。尤其是，新时代作家在继承传统写物风尚的基础上，也致力于将古老的“物我之思”置于现代语境之中加以激活与重释，使其成为回应现实、安顿生命的叙事力量。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以“一把刀”所承载的个人微末记忆，与“千个字”所象征的宏大历史叙事展开对话，从而赋予日常经验与个体存在以平等叙述。阿来《云中记》的“物”不仅是宗教仪轨的道具，更是面对自然巨变与文明创伤时，人所寻求的精神依凭与叙事依托。小说将庄禅思想中“万物有灵”的传统观照，置于地震这一现代灾难的现场，使“物我之思”在生死边缘和生态危机中迸发出深刻的当代性。以上种种，正是“大文学观”在当代文学实践中的具体映现，它打破文学自限于审美或形式的单一视野，重新将文学根植于文化整体与哲学思辨的土壤，在接通古典资源的同时，直面并书写着我们时代的复杂经验。

新时代小说对“物”的重审与抒发，既是文学紧密契合社会现实、时代经验的“向外转”，也是接续并激活本土叙事传统、哲学精神的“向内求”。这些“物”的书写，显现出大文学观的时代意涵与实践活力。它启示我们，一种既具现实关怀又富历史深度的“大文学”，正在这些对“物”的细致端详与深沉思考中，悄然成形。

注释：

［1］如2025年8月30日举办的“纯文学观与大文学观”座谈会；2025年10月25日举办的“越界与想象：‘大文学观’视野中的当代文学”现代文学馆·学术青年工作坊；2025年11月11日举办的“大文学观的疆域重绘与理论可能”研讨会，等等。

［2］赖大仁：《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研究的转向——近年来“文化研究转向”问题讨论述评》，《江汉论坛》，2004年第7期。

［3］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4］李云雷：《新时代文学要有“大文学观”》，《光明日报》2025年11月5日，第14版。

［5］李怡：《从“民国文学机制”到“大文学”观》，《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

［6］徐风：《包浆》，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179页。

［7］曾攀：《物·知识·非虚构——当代中国文学的“向外转”》，《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