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背影与面庞
“我是五月的孩子”是我一篇散文的篇名。我喜欢这一表述，并非它的“少年感”，相反，曾经的少年内心充满了沧桑。我在五月出生，麦子黄了。其后遭遇自然灾害，母亲用奶水和粗粮喂养了我，她后来只是重复说那时哪有什么东西吃喝。我不断长高的身体和贫困年代形成了巨大反差。我穿着布鞋在田里捡麦穗，温暖的阳光激发了麦香。我的文字不时散发温暖而苍凉的气息，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我在懵懵懂懂中经历了五月的红色风暴，又一个五月塑造了青少年的我。高中毕业前夕，我站在学校附近新建的大桥上，想着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许多年后，我再从桥上走过，依稀看见那个青年迷惘的眼神。我没有意识到，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我的研究和创作都与那段岁月有关。负笈苏州，我走进了另一个五月，“五四”的五月。在一个新的时空中，世界打开了，我也跟着打开了。几个五月的叠加，成了我的背影与面庞。
如果从创作角度谈自己的学术研究，我愿意把相关研究视为一种“思想生活”。20世纪80-90年代，我的主要兴趣在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当代散文史》《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和《询问美文》等。散文阅读滋润了我的文字，这一影响在后来的散文和小说写作中显现出来。那时我把现代散文理解为知识分子思想与情感最为朴素的存在方式，开始思考知识分子、文体、思想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师从范培松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我暂停了相对熟悉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在“五四”新文学与“文革文学”两个领域之间做了一段时间的斟酌，选择以后者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询问美文》是书话体，这本小书的写作让我开始关注中国的文章传统和学术思想的文体形式问题。这两条线索的延伸和拓展，确定了以“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
我对当下文学创作的介入是在和《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相遇后。2001年7月，我从台湾东吴大学客座回来，建法邀莫言和我去大连聊了几天文学。我们商量在苏州大学设“小说家讲坛”，由此持续了数年的系列活动一时成为文学界的话题。在作家访谈的基础上，我和建法策划主编了“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又开始了持续二十年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工作。“对话”让我在文本之外，加深了对作家创作活动的理解，我的文学批评观也因此有所调整；“口述史”则是我尝试文学史写作新可能的一次有意义的实践。“文学现场”引发了我对文学教育的反思，在知识生产之外，人文关怀和审美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我没有预料到的更大收获是，“文学现场”不断激发了我创作小说的欲望。这之后，我相对专心于当代文学史与思想文化研究。我个人并没有明显的“学术转向”特征，来回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之间，心仪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或“文化分析”，或“文化介入”。我这一代人，经历过历史的转折，又在1980年代发育成长，总以为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有“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意文学的历史关怀和现实关切。在人文学科危机中，我担心人文学者阐释世界的思想能力弱化，不时说起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与文学性危机》大致反映了我近几年的所思所想。若是聚焦到一点，我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特别关注：论述和叙述能否观察和揭示具体历史时刻的特质与其中复杂多样微妙的关系，如果我身处其中会是怎样的状态和选择？
以不同的文体形式表达思想与情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这在今天被称为“跨文体”写作。我的散文写作大致从1981年春天开始，北方的一家青年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组散文诗。第一次拿到了稿费，我买了十几个馒头分给复习班的同学，又用剩下的钱买了几根香蕉带给母亲。这件事没有给我什么鼓舞，高考的压力压住了所有与录取通知书无关的梦想。我再发表散文，已经是1984年，我在创刊不久的《散文世界》发表了《脸谱》《二黄》和《田爷爷说三国》三篇散文。差不多十年以后，我才恢复散文写作。1990年代中国文学再次转型，我有些感慨，写了一些散文随笔，结集为《把吴钩看了》。1998年12月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我想能不能用其他文体形式叙述学位论文涉及的内容，这是写作长篇小说《民谣》最初的动念。2006年我在《南方周末》写了一年的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在广东人民出版社结集为《脱去文化的外套》，我在封面上写了一句短语：“知识分子的长短录，纸上烟雨苍茫。”2013年增加了部分内容，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时书名恢复了当年专栏名称《纸上的知识分子》。我在书中曾经发过一些感慨：“20世纪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个未完成的世纪。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还活着。但是一个巨大的悬而未解的思想空间仍然搁在那里。”我又以为：“很长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叙述的历史几乎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叙述，在今天看来并不充分。”我似乎在寻找另一个空间和其中生活的人们。
2008年初，戊子年的春节前后，我才在文字中重返故乡。突如其来的大雪，封闭了回老家过年的道路。故乡在我书房的北面方向，遥不可及，我想象着老房子屋檐下冰凌的长短，开始写作《一个人的八十年代》。我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在八十年代的宏大叙事中，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和阅读者、我从一个村庄，来到一座古城，在这座古城的东边、一个叫天赐庄的围墙里读大学。”“在当年的万千气象中，这座城市和这所大学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上都是边缘的，我们在阅读和倾听中遥想和感受‘八十年代’。我和许多人就是在这样的落差中成长的。”我想在宏大叙事和统一论述中唤醒自己“落差”中的经验和记忆，以为在历史中总有一条很细的缝隙：“这样的个人经验和记忆，在这个宏大的叙事与统一论述中，或许都无法称为‘细节’，即使在写完这本书后，我依然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来表述这些微不足道的个人经验和记忆的意义。但我知道，我所说的自己写东西，正在从我们的论述和生活中消失。”今天重读2008年的这段文字，我才意识到，这些想法支撑了断断续续的《民谣》写作。
我看故乡的参照系变了。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我追溯了1983年8月第一次去北京的感觉。我们数十位学联代表在南京集中，然后乘坐火车北上，“很奇怪，在长久的日子里，我自己的思想生活中，从来没有想过北京也在北方。这有违我读地理的常识，在六七十年代的成长中，我们只知道北京是‘中心’，而不是地理上的南方与北方。直到后来，一九八三年的八月我第一次乘火车去北京，越过了徐州、黄河后，我才想到方位的问题。火车颠簸，我无法入眠，特别是在越来越靠近北京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始于孩提时代的冲动，我从广播和车厢同伴的反应中知道，列车正过黄河。许多人凑近窗户打量夜色的黄河，而我依然躺着，想象自己枕着黄河穿行的感觉。我少年时有太多的时间躺在田野里，习惯在躺着的时候，仰望天空、聆听遥远的声音，而不是追逐地平线。”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我知道，故乡成了我的记忆。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文字中使用“思想生活”这一概念。
记忆是一种曾经的生活在生命过程中的延续，但只有生活在当下记忆才可能存活下去，而存活的记忆不仅让当下贯通了历史，也让曾经的生活成为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时刻”。当记忆不断在“思想生活”中盘桓沉浮纠缠时，创作的冲动就再也抑制不住。2001年，我写下了长篇小说《民谣》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当时在电脑上草拟了小说的两个名字：《年代》《东风吹》。此后将近二十年，我写下若干章节，但始终没有完成。这部没有完成的所谓长篇小说成为我很长时间挥之不去的阴影，我想放弃它，但我不时看到少年的我从田野向我走来。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不能专心写作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思想能力和写作经验方面的欠缺。2020年居家期间，我搜寻了电脑和盘片里的文档，重新开始了《民谣》的写作。或许因为我是以学者、批评家的身份转向小说写作，《民谣》发表后受到关注，这在我的意料之外。这期间，我提出了新“小说革命”的主张，一时成为话题。我并不是因为写了《民谣》才提出“小说革命”的主张，更不可能狂妄地将《民谣》当成“小说革命”的“果实”，但我确实对小说有些自己的思考。关于《民谣》，我毫无城府地说了很多话，这是批评家的习惯使然。现在我想说的是，《民谣》的写作也是对汉语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如果说我在写作《民谣》时有什么特别用心之处，那就是我想呈现曾经的分裂的语言生活。”这是我在《我梦想成为汉语之子》中说过的话，我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是：
我是在分裂的语言中长大的，可能不仅是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一个人的成长特别是一个写作者的成长，总是在清理自己语言生活中的一部分。风生水起的八十年代重塑了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的语言。当我们尝试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时，也不能完全告别那个“最初”。这是一个痛苦的至今尚未完成的过程。语言对应的是认知、思想、感情和思维，当我们换一种语言表达时，其实也是改变自己的思维、认知、思想和感情。尽管那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但它已经存在于自己的血脉之中，现实中的一些因素又不时复活我试图抑制甚至清楚的那一部分。夸张地说，换一种语言表达，就是换一次血。因为有了八十年代，我们才走近“五四”，走近“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对现代汉语以及汉语的思想表达方式有了初步的认识。
分裂的语言究竟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影响（正面与负面的），现在也难以说清楚。但我明白，我今天的问题首先与昨天有关然后才与今天有关。如果说之前更多的是被历史塑造，后来则是历史塑造和个人选择的双重结果。语言与思想、词与物的关系是复杂的，简而言之，当我主动或被动选择一种说话方式或一种文字表达方式时，我的“思想”已经在说与写之中。但彼此之间也非一一对应，难免有无法控制的缝隙，有许多意外之音自觉不自觉地在口齿和笔下流淌出来。或者，选择一种说话方式或一种文字表达方式时，又会被另一种方式牵扯。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复杂性。面对一些事物，我们内心有清晰的价值判断，但有时会模糊表述，也会犹疑、沉默或闪烁其词。在终于准备完成《民谣》的写作时，我意识到需要以赤子之心坦陈自己的思想，敬畏自己的语言。
经由分裂的语言回到具体历史时刻，这是我的本意。《民谣》并不是写我，是写“我”和“我们”在历史之中。2010年7月，从哈佛-燕京访学回国，我在《读书》杂志写过“剑桥笔记”专栏文章，其中一篇是《我们的故事是什么》。也许不能说“我们”，至少我是个没有什么故事的人，因而我在文章中感慨地说：“我们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事件也没有细节，冲突与越轨都会被适时地控制与调节。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与我们时代的悲哀。然而，我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内心中应该还生长和挣扎着另外的生命迹象，而这种迹象可能更真实地残存和保留了我们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秘密。倘若这只是这个时代的我们的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如何存在于文学中？文学，是否有可能敞开我们内心的复杂性，留下时代和写作者本人的这一面与那一面？这种可能，取决于我们能否有自己的生活，然后是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开始关注现代知识分子的三个群落：延安知识分子、“陪都”重庆知识分子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读大学开始，延安知识分子就成为我这一代“思想生活”中的灵魂人物。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开始关注抗战时期另外的知识分子群落。2018年，我在《收获》写了5篇总题为“沧海文心”的专栏文章，这几篇后来结集在《我们的故事是什么》一书中。2019年《钟山》杂志的“日常的弦歌”专栏，我集中写了西南联合大学的几位知识分子。——也许可以说，这是我写作《桃花坞》的“前史”。2021年《民谣》出版后，我再次回到自己的“思想生活”中，我熟悉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有了方后乐、方梅初、方黎子和他们的同时代人。我仍然经由语言回到具体历史时刻，我仍然关注汉语的命运。我有很多困惑，不只是启蒙与救亡，不只是新旧文化冲突。
《桃花坞》的写作完全颠覆了我的昼夜。我有时会产生幻觉，我和笔下的人物拥挤在我的书房中，他们好像是从电脑里跃身而起，又像是从四面八方赶来。我恍惚中感觉方后乐在我书房的玻璃窗外喊我，我记得我们在幻觉中对话过。这位前辈说：“你已经靠近我了，但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隔膜，你努力了，但你很难回到我生活和奋斗过的那段历史中。”方后乐的话让我有点沮丧，但我从没有失去接近他的信心。我记得我好像说，我有我的处境，我从桃花坞大街走过，我看到了你和黄青梅的身影，你和我对视的眼神一直在我心里闪烁。方后乐的眼神明亮，似乎又有些忧郁。他应该在惦念他的黄青梅。
方后乐是我的背影，还是我的面庞？我现在也无法回答清楚。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