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网络文学能否经典化，是当前网络文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经典和“经典性”是从属于精英主义话语体系的概念：“将特定的艺术客体纳入公认的经典作品的过程，是构成‘高雅艺术’的重要方面。”（1）在文艺作品研究中，经典与高雅文化总是绑定在一起的，人们通常认为真正优秀的文化艺术源自高雅文化，只有伟大的高雅作品才称得起“经典”。那么以大众文化为主体的中国网络文学能否谈论经典呢？这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

尽管大众文化中有不少作品被称为“经典之作”，但以精英主义文化视角看，其分量恐怕还称不上真正的经典。如流行音乐中披头士乐队、迈克尔·杰克逊等的作品虽然也很“经典”，但跟贝多芬、莫扎特等高雅经典相比，有常识的人都明白其中的“区别性差距”（2）再明显不过。目前在大众文化中，已经累积了相当一些作品，它们也被以粉丝受众为核心的群体冠以“经典”之名，如电影作品《教父》《黑客帝国》《肖申克的救赎》等，电视剧作品《老友记》《权力的游戏》等，动漫作品《海贼王》《火影忍者》等。这些大众文化中的“经典之作”，其自身质量或许同样较高，但因为属于“大众文化”，是文化商品，便导致他们的“经典性”与高雅文化相差殊甚。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缺乏制度化的认可，只能在非精英的、非机构的人群中产生较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因它们的艺术形式和受众解读惯例与高雅文化不同（高雅文化是以作者为中心的，而大众文化则是读者导向型）。本文为行文方便，将大众文化中的经典之作简称为“流行经典”，以区别于“高雅经典”。

尽管流行经典在当下有较大的影响力，但其艺术地位实际并不高。本文认为，如今中国网络文学的主体为大众文化，如果它可以经典化，那便只有两条路径：其一，提升文类等级，将网络文学中的一些作品转换为高雅文化，进而谈论经典化问题；其二，在大众文化的文类体系中求“经典”，即网络文学也会产生一些被粉丝读者强烈认可并被大众文化体系广泛接纳的“流行经典”。当然，并非全部流行经典的艺术价值都能禁得住历史检验，但“高品质流行经典”却大概率可以实现。本文认为，在众多当下的流行经典中，必然会涌现出超越时代的“高品质流行经典”，这是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最优路径。

一、经典化的两条路径：高雅经典与流行经典

经典化是指将一些作品纳入经典之列的过程，也被称为经典构成（canon formation）。“文学经典”（literary canon）是指那些被整个社会广泛认可的、具有非凡艺术价值的权威作品。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3）。哪些作品能够被选为“经典”，当然总是有些争议的。毕竟经典化的本质是“价值赋予”，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批评立场、利益、阶层偏好、文化偏见的影响。

对于经典构成，目前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本质论。这种思路认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凭借的是它的艺术品质和审美质地，应该具有普遍性、原创性和永恒性，与外在因素无关”（4）。在知识分子圈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此立场。其二，建构论。这是一种受社会学启发的思路，它认为“经典乃是最重要的一种制度性建构”“经典是由知识界发明出来的”（5）。概言之，经典并非作品自身品质的必然结果，而是经过复杂的社会博弈、文化斗争而逐渐被建构出来的。

如今，对于文学经典如何形成，研究者们会综合考量本质论和建构论。国外学者John Guillory说：“我倾向于认为价值判断对于经典构成是必要不充分条件，只有明白了学校的社会功能和机构规约，我们才能理解（经典）作品是怎样被上百年几代人留存、再生产和散播的。”（6）即是说，社会力量决定了经典作品的艺术特征，经典要满足教育体系、体制机构的特殊需求，因此经典构成是一种带着特殊社会目的，对作品进行挑选的过程。国内学者童庆炳提出：“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起码要有如下几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 （又可称为‘赞助人’)。”（7）童庆炳这一被广泛接受的看法，其实也可看作对本质论和建构论的综合与细化。由此可见，对于文学经典的形成，仅考察作品的内在艺术品质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时考察作品的各种社会支持因素。

流行经典与高雅经典的产生方式，表面上看是相似的：既需要有高品质作品为内核，又不能缺少各种外部社会因素支持。不过，回到作品和作品享有的艺术地位，两者似乎又有巨大的区别：高雅经典带有神圣、权威艺术品的光环，而流行经典则没有；高雅作品的价值被普遍承认，而流行经典则只被一部分人承认。赵毅衡指出，“批评性经典”（即高雅经典）和“群选经典”（即本文所指的流行经典）“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主要采用历史化的纵向比较，后者主要采用当下时刻的横向比较，“大众当然也比较，他们基本上不与历史经典比而是比当代同行之间，从中选择最出色的”（8）。赵毅衡以对武侠、言情类大众文化作品的观察为例，提出的观点相当中肯，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群选经典”中存在的问题：“既然群选经典化不是一个历史行为,群选经典在历史上存留的能力,也就陷入了可疑境地。”（9）高雅经典通过历史纵向比较，获得了较强的超越历史的能力，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曹雪芹等人的作品。我们可以预判：未来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高雅经典都是有影响力的，都能够获得后人的某种认可。而大众文化则很难判断，因为它是社会公众“群选”出来的当下的经典，主要采用了横向连接来获得其经典或准经典地位。它没有纵向比较，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因此从高雅经典的标准看，“群选经典”的经典性是成疑的。

本文以网络文学为研究对象，不妨举一个与网络文学颇为相似的历史案例。在19世纪中后期，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之后，西方国家曾出现一股“廉价小说”热潮（这与互联网降低出版成本和中国网络文学勃兴，有一定相像之处）。当时，美国有内容多为西部传奇或者侦探故事的“一角钱小说”（dime novels)，英国有“廉价惊险小说”（penny dreadfuls）与“低级恐怖小说”（penny bloods）（10），德国出现所谓的“垃圾小说”（kolportageroman)，又称“摊贩小说”（colporteur novel)。其中，德国“摊贩小说”采用类似于网络小说的VIP收费模式：“有计划地免费派发开篇章节，以吸引读者产生兴趣，并乐意主动认购后续的分册”。英国“廉价惊险小说”则有着与今天网络小说相似的故事人物、情节安排：“在作品中贯穿戏剧性冲突，采用‘粗绳’式的情节主线设计，几股故事线并行发展，各故事线之间表面独立，暗中却绞合在一起”，甚至英国当时还出现了类似于网络小说写手群体的职业人群聚集，他们主要靠为日益庞大的青少年读者群写作谋生，被称为“格鲁布街雇佣文人（Grub Street hacks)”（11）。这种作品无论作品形式还是对自身的定位，与今天中国网络小说的情况比较相似，它们皆为特定时代的流行文学。但是，彼时流行热潮中的作品，如今大都已无人问津。彼时比较出色的“经典之作”，如《吸血鬼瓦涅》《伦敦野孩子》，虽然没被历史湮没，但如今似乎只有很少读者去读它了。

上述案例揭示出流行经典的短暂性、当下性。这也是它们在艺术地位上与高雅经典有着明显的“区别性差距”的原因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直接把高雅经典构成的逻辑套用在大众文化作品上，在大众作品中寻找“大师级作者”“传世经典”，就明显走错方向了（有些网络文学研究正在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大众文化作品的当下性意味着它尚未经过时间的沉淀、历史的检验。正如批评家所言，“如果一部作品没有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它的经典性应该是可疑的”，因为“在一定的时间长度中，它（一部作品）是否还会被后世的读者与批评家反复阅读、隆重阐释、重新评价等等，都成了一部作品经典化道路上的关键所在”（12）。经典的形成需要历史化，仅有当下的横向比较是不够的。大多没有经过历史检验的流行经典，与高雅经典完全不可比——这固然是事实，但同样不能因此就否认所有流行经典的价值。并非所有流行经典都是短暂的、无法穿越历史的，一些“高品质流行经典”就能通过历史和时间的考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说：“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13）这是一种对经典的开放性定义。如果从恒久性和影响力来看流行经典，流行经典中的一些作品同样也可以“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本文将这样的流行经典称为“高品质流行经典”，也就是在一般的流行经典基础上再进一步优中选优，这样的作品艺术品质也禁得起历史检验，只是其艺术地位或许还难以匹敌高雅经典（也就是，在经典的本质论定义上，它们可能已经过关，但在建构论定义上则暂时还未取得相应的艺术地位）。

工业革命之后大规模出现的大众文化，已经产生了一些被广泛认可并传颂几十上百年的“高品质经典”作品。如19世纪末由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集》（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庸创作的系列武侠小说等作品，已历经几十上百年的时间，依然被视为经典之作。这些穿越了历史的、有望媲美高雅经典的，就可称之为“高品质流行经典”。“高品质流行经典”的存在证明了大众文化经典化是可能的，也证明了某些流行经典也可以具有长久的艺术价值。本文开篇提到的几部大众文化作品大概率也属于“高品质流行经典”。尽管相比高雅经典，“高品质流行经典”仍难进入后世的教育系统、艺术体制，但它们也有了很大的历史影响力，便也当得起“经典”二字。

日本消费文化学者三浦展提出了“大众文化的存储化”的观点：“人们往往认为大众文化本来是流动的文化，就算一时卖得好，但总有一天会消亡，被下一个文化所取代。但一些大众文化却随时间一起慢慢积淀最终成为一种资源……在这个时代里，就算没有新的东西产生，旧的东西已经足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了。我把这种现象称作‘大众文化的储存化’。”（14）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一些大众文化作品成了被反复引用、反复致敬的“文化资源”，这些作品仿佛“存储”在文化当中了，被当作文化怀旧的对象。比如前文提到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它发扬光大了侦探文学类型，乃至其虚构的侦探形象都成为历久弥新的经典；金庸作品呈现的武侠文化作为存储化的文化资源深深影响着游戏、影视、小说等文化。三浦展提及的这种“存储化”的大众文化，无疑就超越了时间，他列举的迪斯科、披头士乐队等案例也符合“高品质流行经典”的特征。

经典化的本质是价值赋予，是一种社会化的评价活动。高雅经典的生成主要靠精英批评家和主流权力话语来共同主导，而流行经典主要体现为社会公众“群选经典”形成的共识，是社会公众经过一系列运作自发产生的。能够超越历史的“高品质流行经典”，是在民主评价、“群选经典”的作品中涌现出的具有较高艺术品质的作品。一般意义上的流行经典没有经过纵向比较，其经典地位是极其短暂的，但“高品质流行经典”却可以通过历史和时间的检验，获得一定的媲美高雅经典的艺术潜质。

二、对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探讨与质疑

目前学术界对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探讨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主要围绕“文类等级”展开，也是被讨论最多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则围绕最近出现的网络文学基于自身性质能否经典化的相关讨论。

先说文类等级问题，它是网络文学经典化最绕不开的首要问题。这是因为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中国网络文学的本质是大众文化或曰流行文学。在以“精英—大众”为主导的文类等级结构中，难免会遇到一个直接问题：如果不改变既有的“经典属于精英文化”的命题，那么网络文学经典化就难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当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类主张。

第一类是主张提升部分网络文学作品的文类等级。房伟认为，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核心问题在于“网络文学作为当下的一种通俗文学的低等文类形式，能否实现向高雅文类发展”（15）。如今不乏一些艺术品类通过提升文类等级实现了高雅化，像相声、地方戏、爵士乐、部分好莱坞电影，就经历了由俗到雅的变化。网络文学由俗到雅也并非不可能，毕竟早期网络文学本身有先锋性的一面，它利用数字媒介技术进行文学形式创新，这本就属于高雅艺术范畴；当下的网络文学中也存在针对高品味小众人群进行创作的路径。这些都为网络文学文类等级提升做了铺垫，一旦符合高雅文化趣味的网络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那么其经典化也就顺理成章了。只不过这种高雅化路线的网络文学在中国尚未形成有效的影响力，主宰网络文学的仍是大众类型的“网文”。因此，提升网络文学文类等级只是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上是一种尚未兑现的潜在可能性。

第二类主张干脆推翻“精英—大众”“高雅文化—大众文化”的文类等级。邵燕君是较早关注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学者，她的立场是推翻传统的文类等级。她认为：“网络革命不但打破了精英文学—大众文学之间的等级秩序，而且根本取消了这个二元结构。在‘网络性’的主导下，未来的网络文学将不再分‘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只有‘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大众文学’和‘小众文学’。”（16）她还说，网络小说作为类型文学也可以同样具有高雅文学的“文学性”“独创性”“思想严肃性”，因此具有“担纲‘主流文学’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探讨网络文学的“经典性”（17）。网络类型文学是否具有“典范性、超越性、传承性、独创性”，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文类等级的客观存在是无法否认的事实。高雅作品与大众通俗作品遵循不同的创作规范（在文学上前者常由严肃的现实主义主导，后者主要以制造幻想为目的的虚构性作品为主），两类作品读者解读惯例也完全不同（前者主要追求美学品味，后者主要以实用主义为解读策略）。可见，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实际上存在显而易见的“区别性差距”，一道“文类”上的界线横亘其间。因此通过推翻文类等级来实现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方案，虽然带有可敬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其实现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只能说，以大众文学的经典性去替代精英文学的经典性，愿景固然很好，但只要社会的文化等级还存在，那么它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

第三类主张认为，无须顾及文类问题，大众（流行）文化经典也是经典。这类看法忽视了流行经典和高雅经典的“区别性差距”。比如，石娟认为网络文学通俗经典可以通过“量变实现质变”而出现：“经历若干年的媒介转移、阅读及研究热潮的推动，网络小说的未来必然会如报刊连载小说一样，从量变实现质变，出现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18）这里说的报刊连载小说显然属于流行经典，并非那些可以被纳入精英主义意义上的文学史经典。还有学者刘帅池指出，网络文学的经典必然要借助现代传媒与IP（版权）运营来塑造：“像《魔戒》、像《冰与火之歌》一样全方位地去塑造一个经典的概念和一种经典的逻辑，这才是网络文学经典化之梦必然的方向”“如果说在当今时代，严肃文学的经典是从纸张到书柜再到图书馆的话，那网络文学的经典就更近似于从屏幕到荧屏再到每个读者的记忆之中”（19）。这一说法虽然也区分了本文所说的两种经典，但作者实际上直率地指出网络文学应该被塑造成一种类似《魔戒》《冰与火之歌》那样的“经典”（仿佛可以无须在意文类问题，因为时代不同了)。第三类主张的问题在于，没有注意到流行经典与高雅经典的差异，两类经典不但“含金量”不同，其经典化的逻辑也不同：大众经典主要由社会公众评价决定，而高雅经典主要由精英批评家和主流权力话语来共同主导形成。

文类等级问题如此受关注，并非偶然。因为以精英—大众为基本结构的文化等级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派生了文类的等级问题（也因此产生了经典化的不同路径）。尽管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等级及其衍生出的文类等级进行了诸多攻击和解构，但它依然因为获得艺术体制的认可和支持而被当作现实的文化原则。文化精英要坚持自身的文化品味，必然要为高雅经典建构“符号边界”，让它成为少部分人的专属，让它保持“排他性”——只要作品被大众喜爱了，那么文化精英就不太可能去接纳它，因为那样就不能体现出精英艺术品味的独特性了（20）。网络文学常被视为新媒体上的“大众通俗文学”，因此在坚守精英主义立场的文艺界和学术界从来就不乏质疑网络文学艺术价值的人。例如，邵燕君曾批判过“传统文学界经常有人使用的（网络文学）‘垃圾说’”（21），她认为这是传统文学界的一种偏见。文化社会学将这个现象称为“品位（品味）隔离”：“高地位群体不愿意消费与低地位群体相关联的文化产品，以免受到象征性污染。”（22）

考虑到文类等级问题的实际存在，大众文化形成的经典将不被视为“真正的经典”，那么网络文学经典化几乎只剩下两种途径：其一，像房伟所言的那样，网络文学应提升文类等级，由俗到雅；其二，在石娟、刘帅池等学者主张的大众文化经典化路径上更进一步，也就是寻找那些朝向具有持久性艺术价值的、可以超越时代的“高品质流行经典”。本文认为，网络文学的大众文化经典化路径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其中必然会涌现出在各种艺术特征上不逊色于高雅经典的“真正的流行经典”（即“高品质流行经典”，下节详论）。

在文类等级问题之外，学术界还从网络文学自身性质问题对经典化进行了探讨。这个问题引起争议的由头是，黎杨全提出网络文学因自身性质不同于传统文学，故“网络文学经典化是伪命题”。黎杨全引用恩斯林（Astrid Ensslin）的理论“经典的本质是固定的、独立的、封闭的、模范的和规定性的”，进而提出“经典的这些属性与网络文学形成了根本性的冲突”，因为“网络文学很难说只是一个文本，它是一种（虚拟）社区性的文学，不仅包括文本，也包括在社区中的互动、讨论等，而后者甚至成为读者体验中更重要的部分”（23）。新媒体形态的网络文学是开放的社区性文学，因此不能像传统纸媒文学那样经典化——这个观点是很独到的看法，也引起不小的争议。

赵静蓉对此提出商榷。她认为，首先“经典作为某种标准、规范和权威，并不是静态的和固化的，更不是封闭的和永恒不变的”；其次即使网络文学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也可以形成“网络文学新经典”（24）。她提出，网络文学应采用新的经典建构标准：“经典建构的标准要突破静态的作品中心论，充分考量由读者阅读、市场反馈、文化创意生产及产业改造等多方面构成的消费语境。”（25）两位学者在何谓经典的问题（即“经典必须是静态的吗”）上有分歧，但是对“网络文学经典”不可能是传统纸媒文学中的那种经典，则保持了一致。也即双方都认为，传统文学经典化的思路不适用于网络文学。赵静蓉提出的“网络文学新经典”很有启发性：一是网络文学文学活动与纸媒文学不尽相同，网络文学的评价与价值赋予力量也不再是知识分子一家独大，而是有更复杂的因素；二是网络文学与高雅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本文认为这是因为两者隶属于不同的文类体系），它不太可能通过高雅文化经典化的路径来实现，必然要切换到一条新路径去。

两位学者争论的核心分歧在于对经典的定义不同。黎杨全似乎认为，经典是纸媒时代特有的产物，而赵静蓉则从艺术价值呈现去理解“经典”。本文认为，所谓经典本质是指作品具有被普遍承认的艺术价值，因此经典化的背后实质是一种筛选和排名行为。网络文学和其他艺术品一样，终归是一种以作品为中心的意义交流活动，那么它毫无疑问就可以被评价、被排名，最终也会筛选出若干“杰作”“经典”。普通读者应该也是这么看的，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对网络文学进行艺术价值比较、排名，试问哪个“网文”资深读者内心没有几本属于自己的“经典之作”呢？所以，网络文学经典化可被理解为作品艺术价值共识形成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网络文学“流行经典”出现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互联网媒介技术鼓励人们对网络文学作品进行“价值赋予”，各种各样的作品数据榜单，如“不可不读”“年度十大”“网友评分”，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网络文学的主体是大众文化，解读和评价它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特别高的专业技能，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会引导人们去发现网络文学中的艺术价值。因此，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处于一个实实在在进行着的过程中，当然不是“伪命题”。

三、网络文学“高品质流行经典”的建构路径

有些网络文学研究者试图从海量作品中发掘出“大师级”或“经典性作家”来验证网络文学的经典性。这种专业研究者直接下场“寻经求典”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既然网络文学在文类上以大众文化为主，那就应该考虑它作为大众文化经典化的路径。流行经典与高雅经典的形成逻辑，很不相同。

流行经典一般是社会自发形成的。由于流行经典形成所依赖的各种社会因素之间存在极其复杂且偶然的逻辑链，对于流行经典，研究者只能耐心等其自然涌现，很难提前预判，任何预判最终会被证明大概率是错的，毕竟大众文化行业内“黑天鹅”频出已是常识（26）。这不难理解——再厉害的电影专家都很难准确地断言票房冠军是哪部电影，也很难准确预言哪些电影将会“流芳百世”。在大众文化领域，只有经过充足时间的沉淀后，对作品的价值评判才会比较准确。急于在仅有短暂历史的网络文学中寻觅“经典作品”，显然会是过于自负的。在判断何为流行经典方面，专家也只能追随社会公众的脚步，在时间的流逝中让真正的经典杰作自然涌现，几乎没人能预判哪些作品将取得最终的认可。“高品质流行经典”的形成也是这个逻辑：首先自发性的社会公众评价是首要决定力量，公众筛选出优质作品后，随之而来的是专业评价和各种艺术权威的价值赋予。在大众文化中，哪部具体作品可被经典化虽然难以预测，但可以总结既往“高品质流行经典”的共性。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很难判断具体哪些作品会是“网络文学经典”，但这些作品具备哪些艺术特征却是可以确定的。这是基于网络文学的主体是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中的“高品质经典”已经有很多案例可供我们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已经过了历史关的“高品质流行经典”的艺术特征。以前文提到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和金庸武侠系列文学作品为例，流行经典具有如下显著特征：第一，强烈的可读性，主要包括精彩流畅的故事情节、独特的人物形象、强烈的情感冲击力；第二，巨大的影响力和良好的口碑，大量的影视、游戏、流行读物源出于它们，能够唤起多种媒介形式、多种文化力量共建“经典”；第三，具有文学类型上的原创性，对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等类型文学有重大贡献（要么是类型文学的开山之作，要么是类型文学难以超越的巅峰之作）；第四，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但包含着能超越时代的文化特质，对后世读者依然具有启发性；第五，提升了大众文化的文化地位，好的作品更是让读者不再为被人说品味低而感到困扰，反而为它的读者带来一定的自豪感。按照这些特征，我们再结合网络文学实践具体一一对比，就会明白为何我们主张网络文学中必然会涌现出“高品质流行经典”。下面展开说来。

其一，有强烈的可读性是中国网络文学的基本要求。“必须得有趣”已经成为网络文学“出线”的准绳。网络文学强化了通俗文学的叙事艺术，大量采用悬念，密集制造情节上的激烈冲突，强烈的戏剧冲突均衡地分布在情节结构之中。网络文学强化了跟随人物的叙事视角，增加了阅读的“代入感”，给读者提供了类似于“白日梦”的满足体验。这些都是网络文学可读性的保证，好的网络文学作品基本上都具备这个特征。

其二，网络文学流行经典借助多种媒介形式共建自身的文化影响力。流行经典一般都有大量的影视、游戏、流行读物基于它们而产生。拥有影响力的优质网络文学，不但其作品本身启发了其他很多作品，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影视改编、游戏动漫改编等大众文化衍生品开发。流行经典因为读者众多，它的跨媒介叙事几乎是一定会出现的，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流行经典的影响力，增强了其经典地位。王小英指出，网络文学的多样化传播有助于其经典地位的形成：“从文学经典的形成机制来看，在当下社会多样化传播环境中，网络小说将有可能跻身经典的行列。”（27）在这方面，唐家三少的《斗罗大陆》系列是一个极好的案例。这部作品通过实体书、动漫、游戏、周边产品等跨媒介叙事实践，大大增强了影响力，一定程度上让它成了老少皆知的大众作品。

其三，就文学类型上的原创性而言，网络文学领域的原创性主要体现为类型的创新。网络文学以“类型文学”为主，新类型总是不期而遇地出现（如网游小说、盗墓小说），类型混和的创新（如都市+异能、玄幻+种田等）、反类型的类型小说（吐槽类、玩梗类小说）更是常见。开创一种新类型或在类型提供的叙事框架内做到顶尖水准，是网络文学追求原创性的主要体现，也是大众进行流行经典“群选”参照的主要标准。实际上，注重原创性，是流行经典和高雅经典是通用的。理论家谈及高雅经典特别强调原创性：“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28）流行经典也离不开原创性，一部作品被群选为经典，那它同样得具备原创性，只是流行经典的原创性更多地体现为类型文学视域下的原创。如邵燕君所说，“所谓类型经典的‘大师’就是‘规定动作’跳到满分之后还能跳出自己风格作家。”（29）类型文学可通过类型上的原创性来彰显经典价值。

其四，网络文学流行经典既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又包含着超越时代的认知启示。网络文学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它海量的作品中无疑包含了时代精神，为时代下的众人提供了身份认同、情感慰藉或者是认知上的启示等情感支持功能（30）。然而，这些作品中也包含着超越时代的认知启示。有些产生于十几年前的网络文学作品，如今仍有众多读者去重读，说明它可以让十几年后的读者得到启示。这与高雅经典具有相通性，流行经典也包含了重读的价值。高雅经典的支持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认为：“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31）卡尔维诺提出：“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32）网络文学中的某些经典之作也具有这个特性，一些古早的网络文学作品，仍能不断获得新生代的粉丝读者。有些作品同样被粉丝读者重读多遍。以本文作者为例，《鬼吹灯》这部开创了网络文学“盗墓—探险”类型的作品，吸引我读了不下三遍。

其五，真正好的流行经典可以有力地提升大众文化作品的艺术地位。在当下的后现代社会语境下，“‘拼凑’（pastiche）作为创作方法，几乎是无所不在的，雄踞了一切的艺术实践”（33）。大众文化作品之间更是形成了一个互文性的网络，作品与作品之间充斥着引用、模仿与对话。如斯道雷（John Storey）所言，典型的后现代文化“是一种引用的文化，意即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产品是从以前的文化产品中生成的”（34）。在这种文艺生产语境中，流行经典具有很强的能产性，它会衍生、复制出诸多与自己有关的文化信息，成为其他大众文化作品的“资源”。流行经典通过影响其他作品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成为文化生产力的源头。由此，自带文化生产力的流行经典，不再是粗鄙的低品位对象，而是一种让它的受众体验到自豪感的作品。流行经典以高品质作品和对社会文化的强大生产力，获得了艺术地位的提升。网络文学中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即因为成为某部作品的读者而感到自豪。在进行社会评价时，这些自豪的读者便会自动站出来为作品“代言”，从而影响更多人。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得出：网络文学已经完全具备了流行经典，乃至“高品质流行经典”的诸多艺术特征。尽管由于历史距离没有被充分拉开，我们还无法确定哪些“网文”作品属于“高品质流行经典”，但艺术特征上的基础条件都具备了，那么经典杰作就必将从中涌现出来。

不过，我们也不应忽视另一种潜在可能性，即网络文学可通过提升文类等级，由俗入雅，获得高雅经典的身份。毕竟广义的网络文学包含着多种文类，目前网络文学主潮是大众文化，但不排除那些类似高雅文学的文类也可以获得机会，如利用媒介技术进行形式创新的实验型作品和针对高品味读者的小众化网络文学均有这个潜力。更有可能的是，未来“文化杂食者”（35）增多，高雅文化越来越能够向下兼容，一些原本是大众化的网络文学作品也有可能被纳入高雅经典的范围。因此，网络文学除了成为流行经典之外，也未必不能争一下高雅经典的高标。尽管有诸多可能，但还是要回到现实：透过当下网络文学主潮是大众文化，其影响力也在于社会大众的事实，流行经典尤其是“高品质流行经典”才是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最优路径。

结  语

流行经典与高雅经典的区别在于，流行经典一般为大众文化作品，且没有通过历史的检验，因此其艺术地位要弱于高雅经典，但是流行经典中的高品质流行经典与高雅经典一样，因其内在的艺术质地过硬也能够经受起历史的检验。虽然不能完全排除网络文学出现高雅经典的可能性，但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最佳路径应当是朝向流行经典，尤其是高品质流行经典。网络文学已经显现出“高品质流行经典”必备的一些艺术特征：强烈的可读性、多种媒介形式共建的文化影响力、文学类型上的原创性、源于时代又超越时代的认知启示、能有力提升自身作为大众文化的艺术地位的象征性力量。

注释：

（1）〔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第265页，章浩、沈杨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

（2）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考察品味的社会建构时提出了“分类斗争”，分类的权力是为了实现“区别性差距”。这种区别性差距可以体现在精英品味和大众品味的区隔上，精英文化品味的形成是通过拒绝大众品味形成的（即你喜欢的，我就不喜欢）。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第758-759页，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荷兰〕D.佛克马、〔荷兰〕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50页，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熊修雨：《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讨论经典——对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反思》，《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3年第1期。

（5）〔美〕伊莱休·卡茨等：《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第3-4页，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6）John Guillory,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3,p.Ⅶ.

（7）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8）（9）赵毅衡：《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文艺研究》2007年第12期。

（10）关于英国“廉价惊险小说”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盛况，见Sarah Durn,How Gruesome Penny Dreadfuls Got Victorian Children Reading,引自https://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penny-dreadfuls-victorian-children-literacy，2021/10/22。

（11）〔英〕约翰·斯普林霍尔：《青年、流行文化与道德恐慌：从下等戏院到匪帮说唱，1830-1996》，第38、63、61页，王华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

（12）赵勇：《谁在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当代文学能否建构成经典？》，《文学与文化》2010年第2期。

（13）（32）〔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第3、1页，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4）〔日〕三浦展：《第四消费时代》，第83页，马奈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15）房伟：《网络文学能否产生经典？》《群言》2021年第4期。

（16）邵燕君：《网络文学经典解读》，第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7）邵燕君：《网络文学经典解读》，第16、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8）石娟：《草稿化与媒介转移：网络小说性质及经典化路径之探讨》《小说评论》2016年第2期。

（19）刘帅池：《网络文学：经典之梦与文学之殇——市场化时代的文艺前途》，《东吴学术》2017年第3期。

（20）社会学家们倾向认为，“（文化等级的）区隔以历史为基础，并被有权力的团体制度化。这些团体希望宣称其艺术形式优于他人，进而强化他们的社会地位”。见〔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第254页，章浩、沈杨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

（21）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22）〔加拿大〕施恩·鲍曼：《高雅好莱坞：从娱乐到艺术》，第54、52页，车致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

（23）黎杨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

（24）（25）赵静蓉：《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何以可能——兼与黎杨全教授商榷》，《文艺争鸣》2022年第11期。

（26）〔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第87页，万丹、刘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27）王小英：《网络小说的多样化传播研究——兼论网络小说经典化的可能性》，《福建论坛》2012年第5期。

（28）（31）〔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第21、25页，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29）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0）孟隋：《网络小说的“情感现实主义”及其“情感支持”功能》，《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33）〔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450页，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4）〔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238页，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5）“文化杂食者”由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A.彼得森提出，这个概念是指高雅文化人群“愿意去欣赏所有类别的艺术”，强调了高雅人群可以接纳社会边缘群体所创造的低端艺术类型。与这个词汇对应的是“挑食者”，即从不参加任何中档或低俗活动的人。见〔美〕理查德·A.彼得森、〔美〕罗杰·M.柯恩：《变化的高雅品味：从“挑食者”到“杂食者”》，周怡主编：《文化社会学：经典与前沿》，第144-145页，程千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