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手札中的潘祖荫

潘祖荫致李鸿藻手札,是札言以低价收得宋元版,为“生平从未得此便宜事,为之大快”均上海图书馆藏

潘祖荫《日记》手稿 苏州博物馆藏
清代苏州潘氏一族中,潘祖荫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在晚清名臣、收藏家、书法家等多重身份背后,从他本人及友朋的日记、手札、手稿等文献所见的,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潘祖荫。
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小字凤笙,号伯寅、郑盦、苏舫等。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出生于京师米市胡同。他出生这一年的正月里,带领苏州潘家步入仕途的引路人潘奕隽(1740—1830)以九十一岁高龄在苏州去世。十九岁时,潘祖荫因祖父潘世恩八十寿辰,赐恩赏给举人。清咸丰二年(1852)壬子,以探花及第,朝考授编修。咸丰四年(1854)四月,潘世恩卒于京邸,潘祖荫蒙恩以翰林院侍读候补。此后仕途顺利,屡膺恩赏,历任工、刑、礼、兵、户五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卒谥文勤。
潘祖荫的籍贯是苏州,却在北京出生、长大,一生六十一年,真正在苏州居住的时间却十分有限。从《潘文勤公年谱》看,他分别在四岁、八岁、十五岁、二十岁、二十五岁、五十四岁时,先后六次回到苏州,全部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十年。所以,有可能他日常交流更多使用北方官话,苏州话能说能听,却并不如前者那般流利。在此,附带要说一下“苏舫”这个别号,在《潘文勤公年谱》、墓志铭中均未提及,仅见于苏州博物馆藏潘祖荫致潘志万手札落款。此前笔者认为,时逢潘祖荫父亲去世,他回苏守制,别号取“苏”字,或与家乡苏州有关,但近日在“攟古继美”展上看到上海图书馆藏同一时期潘祖荫致李鸿裔手札,落款使用“二苏仙馆”斋号,进而推测“苏舫”可能与他崇拜苏东坡有关,而非单纯寄托思乡之情。
众所周知,“文勤”是潘祖荫去世之后的谥号,或许比起李鸿章的“文忠”、左宗棠的“文襄”、祖父潘世恩的“文恭”都要逊色些,但从他的《日记》手稿、手札、家书中,可以看到他延续了高伯祖、祖父在仕途上的荣光,同时为官之道上,继承了祖父的谨慎与勤勉,“文勤”二字是极其恰当的。
忙碌异常的上班族
潘祖荫晚年疾病丛生,与公私事务繁剧脱不了关系。礼部掌科考,入闱监临,饱受风寒之苦。刑部断讼狱,各地案件多如牛毛,不时又出巨案,如“杨乃武(葛毕氏)一案”,他自言由其“一手经理”。工部查估工程,上陵勘查,演龙輴车,经办奉安大典。晚年管理八旗官学,糟不可言,兼管顺天府事,适直隶水灾,又忙赈济。此外,还不时有代笔、编书之类的临时差使,故书札中“忙”字出现频率愈高。真是官越做越大,事越来越多,本就文弱的潘祖荫,疲于应付,他牢骚不断,但依然勤勉。
首先代笔一事,潘祖荫并非替一般亲友代笔,而是代御笔,即代皇帝、太后写字。如《潘祖荫日记》同治二年(1863)元旦记“奉敕恭代御笔:陕西淳化县关帝庙‘显修绥继’扁一面,城隍庙‘神功修顺’扁一面”。题匾额四个字,多几面也没关系,奈何一多就吃不消了。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恭代御笔福字一百六十方、寿字三十二方”,十二月二十日“恭代御笔进呈慈安皇太后‘福禄寿喜’扁边款”。光绪八年(1882)元旦“派恭代元旦御笔《心经》”。检阅潘氏日记,其代御笔书《心经》、福字等数十次。而内廷更换、使用的对联、匾额、屏幅等笔墨数量就大得多,如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十五日有“派代御笔颐和园等处扁卅四方”,九月十六日又有“派代御笔扁卅五方”的纪录,两天发下六十九方,尚非多矣。潘氏曾向吴承潞提及“兄近来忙不可言,无论署中公事,即内中题画已一百七十件之多,忙而且难着手”。正因他办事认真,出品称旨,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几百件之后,便有源源而来之势,潘祖荫在书札中告吴大澂“内廷笔墨二千余件,不知何日是了”,闻之令人咋舌。
其次是上陵,即祭扫、查勘清东陵、西陵。潘祖荫留下的《东陵日记》《西陵日记》,就是他从北京前往河北遵化、易县上陵的客观记录。读潘氏书札,可知他怕上陵,仅次于每天入直,每次派他,都让人叫苦不迭,却又不得不去,在写给堂弟潘祖谦的家书里,不止一次大吐苦水:
冬至前后,当有西陵之行,不日两陵又有照例查勘之事,则又有东陵之行。此皆工部事也。计自吾弟在京时,始署工部,至今日盖已往返廿四次。每次盘川百五六十金,积而言之,无论兄从无陋规,即使受之,亦不过一次十余金耳,亦何乐于受哉?然而赔垫不堪矣。
西陵之行,恐不能免,劳民伤财,须四五百金耳。
对于久任工部的潘祖荫而言,往返奔波数百里,多达数十次,不但路远迢迢,或遭风雨,道途难行,而且花费不小,日常用度本就不敷,乃不得不自己出钱,赔垫盘川,所以当听到未派他上陵,如蒙大赦,连呼大幸。比起上陵,潘祖荫宁愿当监试官,入“闱中七日,严寒甚厉,苦不胜言,然胜于上陵多矣”。不过上陵虽苦,却一年最多几次,还可能侥幸一年不派到,相较而言,“入直”更令人生畏。
令人生畏的“入直”
相较代笔、上陵,最要命的还是“入直”,每天风雨无阻去打卡上班,让潘祖荫痛苦无比。从日记、手札中可以发现,潘祖荫长年早起、过度劳累,生物钟紊乱,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对身体健康损害极大。基本上,每天都是潘祖荫第一个入内廷,候到卯正,入见议事。参照《郭嵩焘日记》所载,同光年间,早上三点钟即寅初,就要抵达东华门,起身必然更早。住在城南米市胡同的潘祖荫凌晨便起,却并不见得晚上能早睡。他在家书中说自己“日日申刻归而子正起”,“起于子正已成习惯,此时在寺尚可,将来归,家人何以堪。盖向来子正一起即登车而去,与家中人无与也”。子正是午夜十二点、凌晨零点,申刻是下午三五点。这意味着他每天凌晨即起,坐一个多小时车入宫,等候召见。至下午三五点,有时早些一两点,有时晚到傍晚五六点,才办完公事回家。入直若逢下雨天,道路泥泞难行,还要更早出发,并可能发生意外,异常狼狈。潘祖荫在家书中曾说自己“大雨淋漓,昨夜翻车满身泥污,幸而未伤耳”。
由于起得太早,事情繁多,让潘祖荫对此心生厌倦,甚至产生恐惧。有时为了避免道途之苦,他便在东华门外黄酒馆广盛号租定房屋,虽屋小局促,连书架都放不下,然可省却来回奔波之苦。此外,还有别的好处,便是可多睡两个时辰,“连日住黄酒馆,可于寅初起来,且可避客来”,所以一逢雨天,或像万寿节这样须提早入贺的节日,潘祖荫都选择住在黄酒馆。从郭嵩焘、翁同龢等人日记中,同样可见他们有时也住在黄酒馆。对潘祖荫而言,住广盛号酒馆已是享受,官场中的来往应酬,真是苦不堪言。加之疾病缠身,长期备受折磨,潘祖荫不时在书札中流露出对他人因病致仕的羡慕。
潘祖荫在国政之外,也牵挂家事,死生庆吊,科考得中,还有家乡风雨、收成等。潘祖荫长期任京官,大半生居住在北京,南方家中人情往来,多请潘祖谦等代办。如潘康保(1834—1881)病故及其子成婚等,送挽联、礼金,均交潘祖谦办理,又不时索药物、食物、书籍及其他什物等。潘祖荫过意不去,就自京寄礼物等相报,如潘曾玮夫妇寿辰,潘祖荫托人带去寿礼,以及斑龙果子膏、山楂糕、人参、阿胶之类的补品;潘祖谦四十寿辰,潘祖荫年前就托杨荫北带礼物十色南下祝贺。知家中子弟读书,将应科举,则以金台课艺、闱墨、书籍、拓本等寄赠。
族中亲近者,自然讲究礼数。稍疏远者,潘祖荫也考虑周详,如从信中寄肉桂一块,托潘祖谦送“交颜家巷二姑太”;又如“亘之师来要银子,寄卅金”,幼年的蒙师年老好寻事,潘祖荫只说“老年之人,礼之可也”。从细末小事,可见其待人接物,极为得体。类似例子,书札中尚有不少。
病痛与药食
如果说《潘祖荫日记》中出现最多的字眼是“入直”,那么在潘祖荫手札、家书中,出现最多的便是各种“病”字。疾病在潘祖荫晚年,对其生活影响巨大。在致师友书札中,反复提及其深受各种病痛折磨。具体的病症有目疾、牙痛(齿疾)、喉病、遗精、头风、头痛、头癣、胃痛、肝疾(肝胃气),在光绪初年致叶昌炽书札中,几乎无一信不说遭受病痛之苦。
眼病症状有红肿不消,“努肉眵粘”,各药不效,停药后,反而“光已渐好,惟须带老花眼镜矣”。目疾影响潘祖荫看书、写字,光绪九年(1883)其父去世后,有段时间其视力愈坏,连日记也直接让仆人长泰代笔。至光绪十二年(1886)潘曾玮去世时,潘祖荫“目疾依然”,灯下写信,几乎看不见。晚年潘祖荫制笺、用笺,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笺大、字大。一般人用笺,纸高在二十三厘米左右,潘祖荫所用大笺高度超过一尺,最根本原因是眼睛看不见。不过,目疾后来曾有所好转,可能与潘祖荫用桑木盆洗眼有关。
潘祖荫手札中,先后提及肝、胃疾五十余次,他治胃病最依赖的药物,是廿四制金柑,北方没有,要从苏州买。金柑在治肝胃气痛的方药中,为重要成分,有以金柑为主材配置的金柑丸,专治肝胃气痛。廿四制金柑,顾名思义,金柑腌制后,经过二十四蒸而成。几种治疗肝胃气痛常用的中药,经潘祖荫亲试数载后,最终廿四制金柑的效果获得认可,成为其续命之宝,在家书中总不时催寄,有备无患,家书里常说“治病之金柑廿四制,幸早为寄来,一日不服不能矣”。
潘祖荫对于药物、食物均有要求、有讲究,有时甚至显得挑剔。
南方江浙地区物产丰饶,潘祖荫所喜者,不过数种,药、食两用的陈皮为其中之一。苏州的陈皮,现今也不止一种,如九制陈皮、清水陈皮、盐津陈皮、老陈皮等,制作工艺、口味各不相同。在潘祖荫书札中,出现陈皮、甜陈皮、宋公祠陈皮三种。潘祖荫指名要宋公祠陈皮者二次,一次为“泥罐宋公祠陈皮”,一次为“宋公祠罐儿陈皮”,因陈皮用青瓷小罐分装而得名。宋公祠在阊门外渡僧桥北,清初即以制陈皮著名,在清人顾禄《桐桥倚棹录》中,陈皮首推宋公祠。
陈皮之外,潘祖谦从苏州寄京师的南方食物有糟鹅蛋、芦笋、佛手、火腿、香稻米、盐大蒜、酒脚乳腐、海蜇、黄连头、蕈油、扁尖等。潘祖荫对酒脚乳腐(酒方)称赞有加,如家书曾云“酒脚乳腐之妙,真是人间第一,寡二少双者也”,又说“承寄酒脚乳腐,是兄性命”。袁枚《随园食单》曾谈及腐乳,清末杭州人夏曾传在其《食单补证》里说“苏州之酒脚腐乳亦佳”。国人素有药食同源之说,潘祖荫嗜之,味道佳为原因之一,另从中医养生角度,亦有说法,清人蒋杏桥“食疗治病”一说就提出“凡病人吃菜,只宜陈海蜇、酱橘皮、腐乳等”。
潘祖荫还喜欢吃火腿,病中“忌口,自三月至今已久,除火腿外皆不吃,亦不想吃”,后托潘祖颐“为购廿只顶好顶好火腿(其价即缴,不好不要),趁轮船通时即寄为要”。
潘祖荫丁艰回苏守制期间,得以饱尝故乡食物。众所周知,晚清京师同和居饭庄有一道名菜——潘鱼,传说由潘祖荫所创,制作潘鱼的主材活鲤鱼,江南人家却不爱吃。潘祖荫在京师吃鲤鱼,回到苏州后,便对鲈鱼、土步鱼赞不绝口——“以土步鱼(与鲈同妙)汤,食香稻米饭,虽神仙不啻也。再得燕笋、火腿,得龙肝凤髓不过此矣”。香稻米、火腿两种是潘氏在京日常索要之物,土步鱼、笋等因清末尚无保鲜手段,从苏州到京师,食材到达时必然变质腐坏,只有在苏州当季才能吃到,故潘祖荫不禁感叹“真鲜美也”“虽神仙不啻也”“得龙肝凤髓不过此矣”。在苏州的时间总是不长久,回到京师的潘祖荫会不会像张季鹰一般,待到秋风起时,便生“莼鲈之思”哉!
(作者为苏州博物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