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当写大时代
关于“大文学”，众说纷纭，议论方殷。依我之见，大文学之“大”，体现在它能够深刻反映我们所处的大时代。它应该有广度，有深度，不单是面向现在、面向历史，还应该面向未来；不单是立足本土，还应该放眼世界；不单是关心所谓的人文学的危机，更要思考人文学需要面对与思索的人类新难题。
大文学之所以引起众多的关注，是因为它具有诸多的可能性。歧路亡羊，支脉多多。本文仅取一瓢。尽管说文学可以包罗万象，文学的类型多种多样，但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大文学的本性应当是“大时代的文学”。换言之，能够从微波细澜折射出时代的大气象，从个人命运关涉到百年巨变、历史沧桑，才是我们最为需要的大文学。
时代的一滴水，世人的大波澜
先从一个切近的现象讲起。春节档的电视节目分外热闹，中央台的《好好的时光》成为马年之初的热播剧。庄先进和苏小曼两家人的数十年日常生活，两代人及相关周边人群的恩怨情仇、悲欢离合，足以演绎出一部具有足够容量的时代长卷。回看几十年来国产电视剧的兴盛演进，从《渴望》到《人世间》，年代剧一直是国产电视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地说，在“年代”里讲述中国故事，是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一大重要特征。
年代者，并非时光的自然流淌，而是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风云激荡、波诡云谲，停滞甚久的文明古国被裹挟进全球化与现代性的世界大潮。在巨变浪潮下，任何个体都无法独处于荒山僻野。时代的一滴水，溅落在人们头上，就是狂涛巨澜。粗略地以10年为期，不同历史时段都有各自的中心命题，也造成众多个体的人生盛衰、跌宕起伏。
在《好好的时光》中，庄先进和苏小曼以及他们的儿女们，因为家庭的重组，走到一起。时值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大转型期，作品中的很多细节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光景。比如，在公交车上抓获贩卖儿童的人贩子后，庄先进援引革命样板戏《沙家浜》唱词称赞苏小曼“沉着机灵有胆量”；专喜搬弄是非、炫耀手中权力的街道办副主任曲柏珍带着手下人冲到苏小曼家，说她养鸭子是搞“资本主义尾巴”，所以要割尾巴、抓“流氓”，最后却再次被精明强干的庄先进击败……凡此种种，展示出新旧时代转换中的种种矛盾冲突。
文艺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细节和矛盾冲突中塑造人。就像庄先进，在本职工作上艺高人胆大，在日常生活中是样样拿得起的多面手。在平常岁月中，他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喜爱，因为他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许多费解的难题。在时代的转型期，他更是以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干练洒脱的斗争姿态，帮助他人，也帮助自己，改变了生存境遇，也推动了社会现实的嬗变，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变革浪潮中。这正如巴赫金给成长小说作出的严格界定，人与世界一起成长，“他已经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于两个时代的交叉点，处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寄寓于他身上，通过他来完成。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人”。人的成长恰好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点上，借时代之助力，能够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在很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艺术家就是将人物放在转折时代的浪潮中，在真切的生活情境中，展现出人物的成长。
追随巴尔扎克，描摹时代巨变
再回到文学中来。陕西的文学场，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引发特别大的关注。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在人民文艺方向的引领下，这里成为了文学的重镇。这种影响一直延续着，从柳青、杜鹏程，再到路遥、陈忠实等，陕西文学名家辈出。这就既有时势造英雄的地利，也有英雄造时势的自觉。路遥目光超迈，在创作中选材独特。他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先声夺人，是因为他率先感悟到那个时代的城乡变革脉搏，率先以浓墨重彩之笔描写孙少平代表的农民工进城和孙少安代表的乡镇企业的崛起。当时只道是寻常，今日回望，这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关节点，在路遥笔下却又与乡村普通农民的命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环节。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这样表述自己对时代变迁的深刻领悟：“这十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陈忠实的《白鹿原》厚重沉雄，大气磅礴。小小的白鹿村凝聚了20世纪百年中国的文化难题：中国农业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文化基石，在暴风骤雨般的时代更迭中，面临着种种冲击和挑战；人们曾经为砸烂旧世界而欢欣鼓舞，哪里能够料到，现代中国面临的文化危机，后来才真正凸显出来。因此，再读《白鹿原》，方觉其意味深长，不单是回望历史，还具有时代的前瞻性。
路遥和陈忠实都是柳青的传人，同时也都是巴尔扎克的追随者。路遥学习巴尔扎克做时代的“书记官”，陈忠实把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写在《白鹿原》的扉页上。巴尔扎克亦是时代的幸运者和时代的弄潮儿。巴尔扎克雄心勃勃地宣称，拿破仑用剑没有实现的，他要用手中的笔去实现之。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是1821年至1850年间“后拿破仑时代”法国社会剧烈转型（新兴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逐渐取代没落贵族而成为主角）的忠实书写者。当下的中国作家，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为大时代而歌。
时代的大变局，文学的大时代
社会各界对“大时代”的感知与回应，自近代以来就屡有发声。
刚刚过去的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1939年的上海“孤岛”时期，郑振铎、孔另境等人编辑了一套丛书，就命名为“大时代文艺丛书”。
郑振铎执笔《大时代文艺丛书序》（1939年5月29日），严正地说：“文艺工作者在这个大时代里必须更勇敢、更强毅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如椽的笔，作为刀，作为矛，作为炮弹，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当全民族在经历着空前的火的洗炼的时候，个人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藏身的安稳处所的。挺着胸，擎着火炬，在漫漫长夜里，照耀到天明！”“大时代文艺丛书”由世界书局在1939年7月出版，显示了“孤岛”文学的实绩，宣示了作家们顽强不屈的抗战精神。
继续向前追溯。1927年12月，鲁迅曾称赞《尘影》反映了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大革命时期，湖南作家黎锦明在广东海陆丰乡村做中学教师，亲历当地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失败，目睹革命者的奋斗与殉身，以此写成中篇小说《尘影》，约请鲁迅为之作序。鲁迅在《〈尘影〉题辞》中说：“在我自己，觉得中国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作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鲁迅断然指出，这个革命与震荡、流血与牺牲的大时代，以其生生死死、轰轰烈烈而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但它的未来走向并没有绝然向好的预判，一切要靠人们的顽强奋斗去争取之、改变之。
实际上，这种“不是死，就是生”的大时代，可以追溯到晚清。李鸿章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用“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来描述鸦片战争以来古老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存亡危机。身处时代的风口浪尖，作为少有的头脑清醒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力排众议，坚持要开办民族的造船工业。他从天下大势与时代新变讲起，去说服那些阻碍洋务运动的人。
根据以往的这些言说，中西文化的撞击，世界化大市场和全球化视野，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现代化使命……在这样的格局下讨论大文学，可以称之为“大时代的文学”。（有关话题的详解，可参看张志忠、王西强的对谈：《“大时代的文学”之起源与特征》，《上海文化》2024年第12期）历史未曾终结，大时代仍然在延续。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近期世界与人类，再次遭遇巨大的挑战与危机。许多政界人士和国际关系研究专家纷纷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建构和持续了80余年的世界秩序及其运行规则面临极大挑战，但新的世界秩序与规则的建立，有待各方凝聚共识。旧世界已经灭亡，新世界尚未成形，全球遭遇信任危机、价值危机，丛林法则大行其道，人类再次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
与此同时，人们还需要面对AI发展对人类未来带来的冲击与挑战。世界各国在AI领域的竞争将决定全球的新格局。有一家知名智库公司在其最新发表的报告《国家新纪元：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格局与竞争优势》中提出，从2026年到2030年的这五年，将是决定未来几十年全球格局的关键窗口期。世界正站在一个类似于工业革命的宏大历史转折点上，AI革命也将是一场残酷的国家命运“大洗牌”，全球权力结构将因各国对AI适应能力的差异而发生深刻重组，再次改变世界各国之间的兴衰成败。一些国家将凭借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社会执行力，成为AI时代的胜出者；而另一些国家，尽管可能拥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军事力量，但如果无法适应AI带来的冲击，最终可能沦为时代的落伍者。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应对，也会生发出更为丰富壮阔的风云变幻和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给文学艺术提供更为多姿多彩的时代画卷。
如是观之，大时代方兴未艾，大文学天高地阔。大文学就是要书写现实的巨变、时代的气象和人民的创造。我们当更加努力。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