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4年11月，在南京师范大学，有过一个关于“后新生代”长篇小说的小型研讨会。我参加了这场研讨会。印象中，与会的作家和批评家并没有就这个议题形成共识。现在重新回过头看，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后新生代”这个概念能不能被广泛接受，而是这个概念的提出所描绘的“新生代”消歇之后的中国文学图景。它至少应该包括曾经的“新生代”们在“新生代”这个概念基本上弃置之后，“单数”的写作者个体存在的写作道路。在这条线索上，也许会考虑“新生代”作家的成活率——曾经那么喧嚣的“新生代”，今天能够将个人的写作进行到底的还有几许？毕竟他们中最年长者也才六十出头，正是一个写作者最成熟的文学年龄。除此之外，就是“新生代”之后，更新的，比“新生代”更年轻的写作者中间发生了什么？换句话说，“新生代”的幸存者们可能将“新生代”的文学遗产在长时段的文学史凝聚成审美经验并经典化，而更年轻的“后新生代”或者“新新生代”正在创造汉语文学的新审美经验，开拓汉语文学的新审美方向。因此，“后新生代”或者“新新生代”的议题被提出来，不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唯“新”马首是瞻的命名冲动和文学圈地运动，而是对八十年代以后汉语文学的历史化、经典化和未来想象，将文学批评界对现场（现象）的迷恋和崇拜稍微矫正和调整到对文学历史逻辑的关心。

要观察“后新生代”或者“新新生代”要从“新生代”的命名说起。“新生代”（主要是“新生代”小说家）是文学史一个短暂存在过的概念。它存续的时间大概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前期到新世纪初的十余年的时间。200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钧的《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1］该书被列入张燕玲主编的《南方批评书系》。这本书虽然是作家访谈录，但也可以看作是对“新生代”作家的总结性研究。此后，虽然也会有人把“新生代”作家作为一个现场的文学群体来观察，但基本上是历史的余绪。回到“新生代”作家命名的起点。李洁非曾将“新生代”立足于文坛的时间定为始于1994年。他的理由是：“1994年以前，《大家》等四刊一报基于‘新生代作家’而合作的‘联网四重奏’尚未运行，同样，类似于《青年文学》、《山花》基于‘新生代作家’的栏目‘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跨世纪星群’等亦未开设。”［2］李洁非揭示了“新生代”作家群体和文学组织生产的关系——以栏目策划、媒体造势和制造文学事件等方式操作将作家捆绑打包为一个“共同体”，而不是现代文学习见的因由共同的审美理想和文学趣味成“群”结“社”。

“联网四重奏”从1995年开始持续到“跨世纪”。这个时间长度大概等于群体意义的“新生代”的存续期。按照李洁非提供的线索，梳理1995年，《钟山》《大家》《山花》《作家》和《作家报》“四刊一报”发起“联网四重奏”入选的作家。［3］1998年，《山花》设置栏目，推出“跨世纪十二家”，由迟子建、李冯、李大卫、朱文、李洱、东西、毕飞宇、许辉、刁斗、韩东、徐坤和鲁羊组成。我们注意到“联网四重奏”和“跨世纪十二家”，除了迟子建等个别作家，基本上都是九十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虽然他们的写作学徒期绝大多数应该从八十年代就开始。李敬泽评论说：“‘新生代’或者‘晚生代’，这些词都是在与八十年代的对话中才得以成立。当人们宣布‘新生代’或‘晚生代’出现时，他们也在宣布八十年代的终结，更准确地说，是八十年代的文化逻辑和文化情调的终结。”［4］因此，可以说九十年代“新生代”的出现是“走出八十年代”或者“走出新时期”的结果。具体而言，“新生代”是从各自个人日常生活体验和经验出发内倾和隐微的个人写作确立文学风格学的标签，亦是以此终结并区别于1980年代有着共识性时代感受和取径域外共同的技术崇拜的“探索小说”或者“新潮小说”。李敬泽的这篇评论是他给程绍武主编的《新生代作家小说精品》（包括中篇小说合集《被雨淋湿的河》《成长如蜕》两卷，短篇小说合集《是谁在深夜说话》一卷）作的序。其中，阿来和被视为先锋作家的北村、吕新也在列。［5］北村、吕新和阿来，作为“新生代”作家，值得商榷，北村和吕新的长篇小说1992年就列入包括余华、苏童、孙甘露和格非的花城出版社的先锋长篇小说丛书。阿来从气质上看是典型的八十年代作家。

观察中外文学史上公认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社群，人员构成基本稳定，但“新生代”作家群因为是外部用力的捆绑打包，而不是基于共同审美理想和文学趣味向心力的成群结社，对于“谁是新生代”，从一开始就有李敬泽所说的“‘名单学’疑难”，他形象地将“新生代”作家群比作“流水席”。［6］2001年，批评家施战军撰文“告别‘新生代’”，指认“新生代”的文学创造力已经耗尽。同样的，他也认为“新生代”是发生在“新时期”之后，文学“失却活动效应”之后，“先锋小说”风光不再，“青年作家，而且他的写作与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有所疏离”。不仅指出其所来，施战军还对“告别”的“新生代”做了内部分类。［7］相比较而言，一直到2004年，批评家吴义勤依然对“新生代”作家的未来性和可能性抱有信心。他看到了“新生代”们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长篇小说的文类选择的转向，并开出一份“没有终点的”“长长的书单”。［8］考察几位当时活跃的批评家“名单学”，“新生代”并不等于我们常常说的“60后”和“70后”这样的以生理年龄划分的文学代际，描述的其实是九十年代出场，被文学期刊和出版注意到的那部分新的写作者，它包括个别的50末60初、少数的70初，绝大部分是生于六十年代中后期的新作家群体。“新生代”除了文学史的出场序列，可能还是能够作精神和文学肖像的整体描述。艾伟有一个说法，六十年代作家经历被革命意识形态喂养和信仰幻灭，又经历改革开放的年代的阵痛，既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者，也是“市场欲望”的批判者。具体而言：

六十年代作家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一代。这一代作家的童年记忆是十年“文革”，然后在他的少年、青年及中年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因此这一代作家身上有非常特殊的气质。年少时，因革命意识形态喂养，他们具有宏大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又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证了“革命意识形态”破产后时代及人心的阵痛，见证了“信仰”崩溃后一个空前膨胀的物欲世界。这些经历让这一代作家建立了双向批判的目光。它既是“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者，也是“市场欲望”的批判者。革命意识形态如何喂养一个孩子，让他具有解放全人类受苦受难人民的宏大理想。［9］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把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作为新的“时间开始了”。个别的50末60初，少数的70初，绝大部分是生于六十年代中后期的“新生代”们，他们确实构成一个跨三个生理年龄代际的精神共同体。选长篇小说做样本，“新生代”们在其最为喧嚣的概念制造期就有一些长篇小说，比如东西的《耳光响亮》（1997）、艾伟的《越野赛跑》（1999）、卫慧的《上海宝贝》（1999）、棉棉的《糖》（2000）、李冯的《孔子》（2000）等。但真正确立“新生代”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地位的是新世纪以来，2001年李洱的《花腔》（《花城》第6期），2005年东西的《后悔录》和毕飞宇的《平原》（《收获》第3期、第5期）以及更晚一些2009年艾伟的《风和日丽》（《收获》第4、5期）等。这时候，“新生代”这个命名基本上已经被放弃。但即便如此，如果我们承认九十年代曾经出现过“新生代”的命名，且能够有效的描述九十年代的文学现象以及一个作家群体的精神和文学形象，就必须承认这些小说是九十年代“新生代”结出的果实。但是相对于我们前面几份“名单”，即使加上近些年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有所贡献的邱华栋、林白、徐坤、韩东、夏商、魏微、红柯、刁斗和李修文，“新生代”作家的成活率并不高。如何考虑到大名单里的不少作家已经是活跃度不高，或者干脆是失踪者；如果考虑到发表和出版的存在感与审美贡献等，“新生代”作家能够持续写作的存活率更低。因此，当我们把“后新生代”或者“新新生代”不仅仅看作是文学代际的新陈代谢，而是一个群体从“新生代”向“后新生代”的自我创造和更新，反观和反思“新生代”的成长史，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某种意义上，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兴起对应的是作家的青春期写作，就像多年以后韩东谈到朱文的写作时说朱文写出了最好的青春期的文学。因此，对“新生代”作家存活率的观察，可以进一步反思的是，中国作家往往在青年期都可能写出了极富文学才华的个人代表作，但基本上很难抵达审美意义上“晚郁风格”的作家的成熟期，甚至都难以进入到“中年写作”，以至于我们谈论不少作家，似乎只是“文学的孩子”。这个问题不只是“新生代”作家的问题，应该说中国新文学一直存在着。只是“新生代”作家，承担了更多的拔苗助长式的呵护，貌似曾经长势喜人，其实最终只是幻觉。事实上，这种助推青年作家成长的方式，在今天依然存在着。李敬泽曾经以为“新生代”这一代是：“现代汉语文学的最后一块图板，因为他们为过去和未来的作家确定了一个牢固的价值基准，这也许就是他们发出的唯一集体性的声音，有意思的，在这声音中被说出的恰恰是‘个人’。”［10］我们计量的存活率，正是从“新生代”向“后新生代”成为“个人”意义的写作者。

再说比“新生代”晚出的更年轻的“后新生代”。从精神代际看，他们的精神成人基本则是改革开放时代完成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儿女们。新世纪初第一个十年，“新生代”幸存者的长篇小说日臻成熟，而更年轻的“后新生代”基本在进行中短篇小说的实践。“后新生代”长篇小说虽然也有像盛可以《道德颂》（2007）和鲁敏《六人晚餐》（2012）、陈楸帆的《荒潮》（2013）等等，但他们更为文学界关注的是他们的中短篇小说。2002—2013年，鲁迅文学奖共颁出三届，诸多“后新生代”（李浩、田耳、鲁敏、乔叶、张楚和徐则臣等）先后获奖。2014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出版，次年获茅盾文学奖提名，并进入前十；同年，田耳的《天体悬浮》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也是2014年，路内自2007年开始的“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完结。需要指出的，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长篇小说，另外还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郭敬明的《小时代》（2007—2011）、笛安的《西决》（2009）《东霓》（2010）《南音》（2012）以及张悦然的《誓鸟》（2010）等的青春文学线索；另一条是网络文学线索。这两条线索有其自洽的生产和传播逻辑，很难和我们现在讨论的长篇小说并轨。

2014年至今，“后新生代”持续发力，“后新生代”长篇小说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除了前面提及的这些，另外的，像路内的《雾行者》《关于告别的一切》、鲁敏的《奔月》《金色河流》、张楚的《云落》、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北上》、付秀莹的《野望》、葛亮的《北鸢》《燕食记》、石一枫的《心灵外史》、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张忌的《南货店》、乔叶的《宝水》、魏思孝的《土广寸木》、霍香结的《灵的编年史》、林棹的《潮汐图》、周嘉宁的《密林中》、默音的《甲马》、张怡微的《细民盛宴》、颜歌的《平乐县志》、周恺的《苔》以及马伯庸的系列历史小说等都或多或少地引起关注。

观察这些小说，有的确实是文学史传统上的，比如以小说的史传和史诗传统。但是，和“新生代”及之前的作家相比，“后新生代”写“百年中国史”的长篇小说很少见。葛亮《北鸢》《燕食记》的“民国往事”差不多是个例。此外徐则臣的《北上》和林棹的《潮汐图》，小说时间也有数十年、近百年的历史跨度。值得注意的是，《北上》《潮汐图》和《苔》，这三部小说都写比民国更早的晚清，回到中国“现代”起点，观察现代中国的起源。葛亮小说的调性和修辞风格上有“古意”，而且从文学谱系上，也可以接驳到“新生代”更早的王安忆《长恨歌》、格非《江南三部曲》和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爱情》《仪凤之门》等的“民国往事”。从文学代际的角度，他的“民国往事”几乎可以算作“隔代遗传”。葛亮之前的“新生代”作家的长篇小说也写“民国往事”，比如李洱的《花腔》和《应物兄》，但他不是市民史和风俗志意义上，而是追述革命往事和知识分子谱系。葛亮“民国往事”式的市民史、风俗志的长篇小说，依然为更年轻的小说家所取，但从时间上往写作者的改革开放的同时代转移。一定意义上，无论城乡，都可以处理成风俗志的，张怡微的《细民盛宴》发生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云落》《平乐县志》是北方和西部的小县城，而《南货店》《宝水》《土广寸木》则是下沉到乡镇。

和前代小说家相比，“新生代”小说家毕飞宇、东西、李洱和艾伟的长篇小说“述史”有着自身精神成长的同时代史。而“后新生代”小说家则几乎都是改革开放的同时代史，“改革开放前”在张忌的《南货店》也是作为“改革开放”的前史。《雾行者》《金色河流》《云落》《南货店》等都有着强烈的反思改革开放的冲动。这些小说家有和改革开放时代共时的身位和体感。他们勘探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以小说的方式重建改革开放的逻辑，也包括情感和心理逻辑，比如《奔月》《道德颂》《心灵外史》等。长篇小说先锋的“形式实验”是一条文学脉络，或者说是隐而不彰的潜流，李宏伟和霍香结是“后新生代”小说家的形式实验者，如《国王与抒情诗》《灵的编年史》。此外，周嘉宁的《密林中》和默音的《甲马》中，青年生活被赋予单独的审美意义。这样的长篇小说可以和新世纪以来的“青春文学”并轨思考。陈楸帆的《荒潮》和马伯庸的系列历史小说则提供了“后新生代”在汉语类型小说方面的贡献。这个文学版块可能要和网络文学并轨考察。

至此，可以发现，从“新生代”到“后新生代”并不是断裂的，他们在共同的文学史延长线上，而向前推进。只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验和问题，小说家最终要处理自己的“同时代”。文学的代际，“新生代”之后的“后新生代”有的正在努力向“中年写作”拓进，更多的则是在“青年写作”进行中。2014年到现在十年刚过，这个时长大概是“新生代”的1994年到2005年。从我们文学图景的描画看，这些更年轻的“后新生代”成活率并不低，但似乎还没有比李洱的《花腔》、东西的《后悔录》和毕飞宇的《平原》更突出的作品。这提醒我们注意，或许在文学代际的审美更迭中，创造力比成活率更重要。而现在的问题是，比“新生代”更年轻的作家们首先要成为幸存者，同时还要不断激活创造力。对于他们而言，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都有远比他们之前中国现代数代作家更复杂的文学环境，他们在享受文学平权红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更大的个人创造难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城市观念史和文学实践研究”（项目号：24BZW137）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南方批评书系》三辑八部分别为：《当代文学关键词》（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小说的立场》（张钧）、《无边的挑战》（陈晓明）、《无名时代的文学批评》（陈思和）、《学人本色》（夏中义）、《欲望的重新叙事》（程文超等）、《文学的变局》（吴俊）、《守望先锋》（洪治纲）。

［2］参见李洁非：《新生代小说》（1994—），《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

［3］这些作家包括：包括斯妤、述平、张旻、朱文、徐坤、刁斗、东西、张梅、邱华栋、文浪、鲁羊、李冯、丁天、夏商、陈家桥、王海玲、李洱、李大卫、刘庆、吴晨骏、卫慧、金仁顺、胡性能、叶弥、谢挺等。

［4］李敬泽：《“新生代”的故事：〈新生代作家小说精品〉序》，《创作评谭》1999年第1期。

［5］《新生代作家小说精品》收入鲁羊、徐坤、北村、朱文、东西、邱华栋、麦家、张旻、吴晨骏、赵刚、韩东、王彪、叶弥、述平、李冯、须兰、毕飞宇、李洱、刁斗、吕新、荆歌、李大卫、阿来、红柯、南野、陈铁军、西飏、徐庄、叶舟、张驰、棉棉、李冯、周洁茹、程青、夏商、戴来、艾伟、朱也旷、羊羽、卫慧、王芫、张梅和丁天等的中短篇小说。

［6］李敬泽：《“新生代”的故事：〈新生代作家小说精品〉序》，《创作评谭》1999年第1期。

［7］施战军：《告别“新生代”》，《小说评论》，2001年第1期。按照施战军对“新生代”作家的分类：“诗人发展而来并给小说注入新素质”的韩东、朱文、李冯、李大卫、叶舟、张执浩、刘继明、吴晨骏、刘立杆、海力洪等；“从先锋小说写作余绪走出逐渐确立个性”的毕飞宇、李洱、荆歌、刁斗、王彪、张生、西飏、夏商、罗望子、张旻、述平、汪淏、李修文、艾伟、何顿、刘照如等；“既有讲究叙事的个人策略而内容多关涉‘现实主义’的邱华栋、东西、鬼子、朱辉、刘庆、王大进、红柯、陈继明、丁天、凌可新、刘玉栋、巴乔、老虎等；“丰富了女性主义情境言说”的林白、陈染、徐坤、海男、卫慧、棉棉、周洁茹等；以及“超越性别意识发掘社会隐形秩序”的叶弥、程青、朱文颖、金仁顺、丁丽英等。

［8］吴义勤：《新生代长篇小说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这份“没有终点的”“长长的书单”，包括的作家有陈染、林白、曾维浩、李洱、艾伟、麦家、东西、红柯、刁斗、迟子建、叶弥、刘建东、朱文颖、王彪、朱文、韩东、荆歌、戴来、毕飞宇、马枋、徐坤、卫慧、棉棉、须兰、王芫、何大草、魏微、丁丽英、宋潇凌、邱华栋、刘志钊、李冯、祁智、周洁茹、丁天、张懿翎、姝娟、罗望子等。

［9］艾伟：《生于六十年代——中国六十年代作家的精神历程》，《花城》2016年第1期。

［10］李敬泽：《“新生代”的故事：〈新生代作家小说精品〉序》，《创作评谭》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