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1982年踏入文坛，“乡村的女儿”始终是孙惠芬最重要的身份。她的写作深深扎根于辽东半岛的泥土之中，从《歇马山庄》到《吉宽的马车》，从《上塘书》到《后上塘书》，从《生死十日谈》到《寻找张展》，她始终以辽南乡村为地理坐标，持续追踪着这片土地上心灵的震颤。所谓用文字为故乡招魂，即使在乡土题材遇冷，文学红利消退的时代，这位出生于辽宁庄河青堆子镇的作家，仍然执着地书写着辽东乡村的地方风俗、乡邻间隐秘的恩怨纠葛、土地变迁与人的情感流变。《紫山》延续了孙惠芬的文学脉络，并将目光投向更尖锐的现代性困境：当城市化进程加快，当乡村的伦理遭遇时代性冲击，身处其中的个体需要寻找新的救赎。

一

诚如费孝通所言:“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长久以来，人们依靠土地生活，耕作固定了作物的位置，也使进行这一活动的人固定了生活的坐标。稳定的生活环境、沿袭已久的生活方式、相似的人员构成，使稳定成为中国乡土社会的一大特征。孟繁华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存在着一种“超稳定文化结构”，“它是指在中国乡村社会一直延续的乡村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2）。无论外部世界如何风云变幻，乡土社会自有支撑其运行的一套伦理规范，这套伦理规范并非岿然不动，而是随着时移世易，不断地裂变与重建。

新世纪以来，乡土社会的“变”仍在继续，城乡关系被重构，家族结构发生变动，技术革命渗透，生态意识觉醒……2006年，由《佛山文艺》发起号召，《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莽原》及新浪网共同举办了“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佛山文艺》主编文能对新乡土文学做出了较为宽泛的界定：“即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必须是‘当下’的，或是与当下发生关联的；再次，作品所面对的‘乡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个具有开放、包容性和变化性的广阔空间，这既包括了原有的广袤乡村原野，又涵盖了正在向城市化发展的小城镇及城乡结合部；最后，作品所面对和表现的‘人’，也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还包括了那些长期游走于城乡之间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乡镇干部、艺人以及那些还未来得及脱去‘土’气的城市农民工。”（3）新乡土文学表现的时间聚焦于当下，表现的空间和对象也得到了扩展，这些都是对“新”的追求的表现。新乡土小说无疑在传统乡土小说之上迈进了一步，它以更现代的眼光审视中国的乡土生活。

在乡土中国向新乡土中国转变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新乡土文学转向现代化叙事，乡土文学的伦理叙事深入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常与变”，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伦理空间化，伦理冲突被嵌入了更具体的空间，城市与乡村的冲突更加突出，空间不仅是故事背景，更是伦理博弈的“战场”。路遥的《人生》中，随着高加林从乡村到城市的空间迁徙，他也迎来了道德选择，选择乡村中的刘巧珍或城市中的黄亚萍，不仅是感情的抉择，更是不同空间中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法则的交锋。二是伦理实践中的主体性增强，农民不再是“被启蒙”或“需要被启蒙”的对象，从被言说的“他者”变为伦理实践的主体，自动自发地参与现代化进程，成为新乡土中国的建设者。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中，农民放弃安土重迁的伦理观念，拥抱新生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自为的行动，表现了农民在时代变革中的主动意识。三是伦理的流动性和复杂程度提高，传统乡土伦理在现代化冲击下呈现动态调适的状态，不再是固定的道德符号，而是在城乡互动中不断转化，生成适应时代的新的伦理规范。贾平凹的《秦腔》中，秦腔作为一种传统乡土伦理的象征物，面对流行文化的竞争，显得力不从心。面对这种冲击，秦腔的阵地在后撤，却没有瓦解，它仍在寻找继续存活下去的途径。

二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对当代文学同样意义非凡。现有研究普遍将2012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视为“新时代文学”的历史起点，将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视为“新时代文学”的思想起点。杨庆祥认为，“新时代文学”这一命名主要有两方面动力，“一方面是新的现实、新的作家群体、新的语言表达的涌现，另一方面是面对这种看起来无序的‘新异’进行归置和讲述的渴望以及延续文学史神话故事的诱惑。”（4）这种新的文学史叙述方式，意味着文学格局的整体转变，也意味着创作观念和审美规范的更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文艺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等重要观点，为新时代文学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李云雷认为，新时代文学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文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得到确认”，二是“文学的价值和尊严得到尊重，‘新文学’的观念得以传承”，三是文学“从‘走向世界’到‘中国故事’，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5）。乡土文学历经百年发展，其伦理叙事一直随着乡土中国的改变而变化。进入新时代，乡土社会的面貌随着乡土中国的变革而变化，乡土文学的面貌也随着文学格局的整体转变而变化。新时代乡土社会出现了诸多新的社会与文化现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使乡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乡村逐渐走向城镇化、现代化；农耕文明受到冲击，农业在经济中的占比下降，土地发生贬值；现代科技涌入乡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观念、人际关系……李遇春指出，近年来在中国作协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引领下，出现了一系列深受好评的主旋律作品，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6）。孙惠芬的《紫山》也是“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中的一员，在这部兼备新时代文学与乡土文学双重身份的作品中，乡土伦理叙事再次发生转变。《紫山》的故事背景仍然是作家心心念念的辽南村庄，小说开篇将时间定格在199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过了乡土中国的大地，只是尚未完全吹进老黑山下的小峪沟。小峪沟的物质条件相当有限，相对匮乏的物质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决定了这里生活着的人们仍然遵守传统的乡土中国的伦理规范。直到突如其来的自杀事件打破了村庄的宁静，原有的伦理出现了裂痕。

首先，家族伦理是《紫山》中维系村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的重要纽带。家族决定了乡土中国的基础“三缘”：一是以血缘为基础，形成个人与家族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二是血缘结合姻缘，形成五服九族亲属制度以维系庞大的亲属网络；三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民间信仰制度，通过协调族际关系以维持基层社会的团结和稳定（7）。然而《紫山》中的家族伦理所注重的并非血缘，而是亲缘。对于苏夫来说，苏家的血缘亲情更像是一张悬而未决的罗网。抛弃“苏夫”的身份成为“汤犁夫”，意味着他要自己为自己选择亲缘关系。对于汤立生来说，汤犁夫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大哥，在他充满贬损与委屈的人生中，这位大哥给予了他前所未有的温暖与亲情。兄弟二人之间并无血缘关系，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是实实在在的兄弟之情。《紫山》中同样有两个名字的人是冷小环，她所生存的家庭，同样是依靠情感的联结而非血脉的绑定。养育冷小环的母亲慕水云并不是她的生身母亲，而是一位对她充满怜悯和疼爱的尼姑。母女之间虽无血缘，但有情分，这份母女之情使二人成为彼此在人世间最牢固的依靠。小说的后半部分，慕水云提出二人不再以母女相称，而是互相称呼名字，算作是这一世的“同修”，但情感的本质并未随称呼的改变而改变，她们仍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情感共同体。亲缘关系除了存在于亲人之间，还存在于爱人之间。汤犁夫的妻子冯玉凤疯癫多年，汤犁夫始终悉心照料。他从未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固然有道德的约束，夫妻之情却是最重要的因素。他无法忘却与妻子初遇时的场景，情感成为他们之间不可斩断的红线。正因人皆有情，家族伦理才得以存在。

但在《紫山》中，作家打破了常规，使得这一在乡土社会中至关重要的纽带断裂，家族伦理面临着溃散的危机。汤犁夫对冯玉凤不离不弃，却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恋上自己的弟媳冷小环。在道德与爱情的抉择中，汤犁夫选择了前者，二人并未越雷池一步。但落在汤立生眼里，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对他进行了双重背叛。汤立生服毒自杀，将汤犁夫与冷小环双双打入道德困境。汤犁夫恪守传统伦理中“兄友弟恭”的法则，却陷入“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困局。冷小环本欲和汤立生做一对踏实的平凡夫妻，却因这场意外被其他人视为勾引汤犁夫的“窑姐”，被指为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在他们同住的房子里，连接起人们的家族伦理崩塌了。而在这所房子之外，无论是兄弟反目，还是禁忌恋情，都是旁观者眼中的“好戏”，村民们仍然用传统乡土社会的伦理规范对他们评头论足，这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汤立生的自杀方式是喝农药，这是一种相当符合农民生活环境的自杀方法，最终汤立生医治无效肠穿肚烂而死的结局，也是家族伦理溃散的象征。另一象征来自疯癫的冯玉凤，她始终喃喃自语着“也对也不对”。在福柯看来，疯癫与理性的对立不是天然的，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人为划分的，疯癫看似是理性的眩惑，本质上则是理性所无法言说的直觉性领悟。冯玉凤的疯言疯语，更像是预示结局的谶语，是伦理失序的隐喻。

其次，乡土社会的民间信仰是其伦理的重要部分，它和民间生活互为表里，形成共生关系（8）。《紫山》中涉及的民间信仰主要是风水信仰，村民们相信风水先生，尊敬风水先生，这是敬畏风水之说的体现。风水信仰在中国乡土社会由来已久，并且根深蒂固，在民众的观念中，风水与命运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古人难以解释诸多自然现象，于是将其归结为“天道”的安排，风水与命运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因果关系，人们因此重视风水信仰活动。“风水信仰活动在表面上显现为一个民俗事象或事态，而这一事象却又是广大民众对命运或宿命的理解与思考的心态轨迹的映射与表达，它真实地折射出民众精神世界的活动。”（9）汤立生死后“诈尸”，宫占魁便为汤犁夫请来了远近闻名的风水先生乌老道，村民们对乌老道十分信任，言听计从，可见小峪沟人对身后事的重视。乌老道问出汤犁夫的生辰八字，只消三言两语就推测出兄弟二人“命格相冲”，要求为汤立生停尸三天出大殡。而无论汤犁夫如何不情愿，也只能按照这位风水先生说的做，准备用犁铧铁压到汤立生的身上。风水先生给出的解决办法是顺应“天道”，这在小峪沟人的信仰系统中是合情合理、不容拒绝的。

但当民间信仰的力量高度凝结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时，民间信仰本身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乌老道是一个本质上与其他村民并无分别的普通人，虽然颇通风水之术，但他有自己的一颗凡心。自从确信冷小环是自己的女儿，乌老道对她便格外照顾。比起之前为活人着想更为死人着想的葬礼方案，乌老道的变卦则是为了维护活人的尊严，尤其是维护冷小环的尊严。他宁愿自己背因果，编出“天王不干”的谎言，也要让冷小环少受点罪。送葬的小峪沟村民依照乌老道的指示行事，他们以为顺应的是天道，实则是人道。乌老道的变卦，使人与人的情感悄悄地瓦解了民间信仰，支撑乡土伦理的信仰系统也随之崩塌。

再次，乡村伦理中极为重要的家园情结也受到了影响。小峪沟不是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它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岭山能开采出二氧化硅，可以作为制汽车玻璃的重要材料，于是这里有了矿山，有了矿山工人，但工业化因素的介入也使村民们原有的乡土生活被打破。小峪沟人对现代化的态度是迷惑的，正如村里的女人问汤犁夫，为何二氧化硅产生在我们的山里，却变成了外面人的经济？小峪沟人不理解市场与经济体制的复杂关系，却有一种朴素的家园情结，“我们的”和“外面的”是截然不同的。“家园意识是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也是一种无论是面向城市还是面向乡村的激情的现实关照和未来关注，是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文化对话……”（10）汤犁夫反对开矿，和支持开矿的人争论，支持方却给他扣上了一顶“反对现代化”的大帽子。尽管汤犁夫还在坚持，但小峪沟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发生了改变。人们对开矿的支持，是对已有的自然资源的一种让渡，允许矿山被开采，则是允许家园的原有形态被改变。对于乡土中国来说，家园情结是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形成的，安土重迁和落叶归根的思想是无法撼动的，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但在《紫山》中，家园情结有了一丝松动，乡村伦理的根基发生了动摇。

三

在小说上半部中，乡土伦理面对的危机是不可忽视的，但并非不可解决的。只要找到合适的路径，乡土伦理就能调整自身的形态，适应乡土社会本身。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来看，相似的文化构成了一种“文明原点的共同性，也成为后来人类文化发展中存在相通性的内在原因，构成了人类文化他信、互信和共信的基础”（11）。在小说下半部，作家将伦理书写上升到了更高的维度，与人类文明接轨，为乡土伦理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使其得以重建，并焕然一新。

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根本途径不在于对抗，而在于调和。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城市与乡村之间有天然的阻隔，社会的剧烈变革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屏障，农民大量涌入城市，见到了城市的先进与多面，发现了乡村的落后与贫瘠。城乡之间的物理距离缩小了，心理距离却加深了。“孙惠芬的小说总给人以某种切肤之感，就在于她准确地把握了社会转型中，城乡经济与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人们在乡与城的游离中所面临的精神困惑与身份焦虑。”（12）《紫山》延续了孙惠芬一直以来对城乡问题的关注，当冷小环在小峪沟饱经磨难失去孩子之后，她再次回到了城市。与作家以往书写的农民工进城的尴尬境地略有不同，再到城市的冷小环适应性极强，顺利当上了酒店的大堂经理。她叫回了从前的名字“冷杰瓦”，这意味着主体性的回归，她不再只有妻子的身份，找回了自己。当冷杰瓦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她在城乡之间的身份焦虑便不复存在，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人的理想盖过了对过往的感伤和对未来的惶然。在被人陷害入狱刑满释放后，她凭借努力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开一个饭店名字叫“杰瓦号”。冷杰瓦的经营观念是朴素而实在的，米饭管饱，所有来到“杰瓦号”吃饭的人不用再忍受饥寒之苦。“杰瓦号”开在农民街上，目标客户也是在城市中生存的农民工，它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属于农民工的社群空间。“杰瓦号”听起来像是一艘船的名字，更是一种隐喻：即使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如同漂浮在无边海面，也有一艘船愿意为他们提供容身之所。在这样的社群空间中，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诞生了。它不再是由亲缘结成的家族伦理，而是由共同的处境和阶层情感结成的社群伦理。“杰瓦号”不仅招待着农民工，还接纳了汤秀娟——一个与冷小环在家庭伦理上存在深仇大恨的女人。汤立生的死使汤秀娟对冷小环恨之入骨，想尽办法地折磨这个她并不认可的“嫂子”。但在汤秀娟落难街头被前夫家暴的时候，冷杰瓦出手相救，并收留她来“杰瓦号”做帮工。此时，冷杰瓦对她的帮助和同情已经与亲缘再无关系，而是对一个同样承受着家庭伦理暴力伤害的女人的怜悯。真实的是，“杰瓦号”并非一个乌托邦，时而有农民工占小便宜，还要面对其他竞争者的恶意。冷杰瓦的选择是调整经营方式，既能更好地适应农民工的需求，又不损害自身的利益。“杰瓦号”传递的是一种“和而不同”的观念，它不回避冲突，在差异之上追求“和合文化”。“‘和合’作为一种理论思维形态，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13）在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着来自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本身的重重危机，地缘、种族、文明冲突不断。而“和合文化”是针对这一病症的一剂良药，它使人们打破国家、民族、地缘的边界，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人和自己，达到求同而存异的目的，使万事万物和谐发展。“以‘和而不同’原则为前提的‘和合文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传统和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基本精神。”（14）“杰瓦号”这一社群空间，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小范围内的实践。《紫山》所体现的在和合文化观念基础上形成的社群伦理，比家族伦理更包容，更牢固，更能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

《紫山》是一部乡土气息十分浓郁的小说，这得益于其中涉及的诸多民间文化和传统资源。无论是村民们信奉的风水规则，还是暮水云信奉的佛教文化，乃至汤犁夫安身立命的木匠工艺，都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独特的是，小说中的传统资源不是墨守成规的，而是进行了现代化的转化和发展，成为乡土伦理新的文明养分。小峪沟人笃信风水，在发送汤立生的当天，天降暴雨，电闪雷鸣，峨山上所谓的“风水石”滚落，这些都被人们视为天道。但在这场葬礼中，看似顺应天道、公允行事的乌老道救走了自己的女儿冷小环。天道不再纯粹，“风水石”的民间信仰符号也失去了意义。但结合小说中提到，矿山开采后山体滑坡时有发生，“风水石”的滚落就并非偶然，从天而降的大石更是生态危机的具象化隐喻，其符号意义迎来了现代化重生。美国学者艾恺研究了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反现代化思想后提出：“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15）暴雨、雷击这种区域性极端天气的生态寓言，象征自然对乡土伦理异化和文明失衡的报复。人在雷雨之中的避无可避，消解了“人定胜天”的启蒙逻辑，证实了人与自然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体。《紫山》超越了以人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了乡土社会的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6）乡土中国的变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表现之一。而生活在乡土社会的农民的现代体验和精神世界，又与乡土中国的变化息息相关。农民在心态上的嬗变，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现代化的态度以及适应程度。刘文祥曾指出：“未来塑造新农民的关键应该是：写出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丰富的心理体验，关注人们精神世界的复杂性。”（17）汤犁夫满足了新乡土写作对于“新农民”形象的丰富想象，他既乡土又现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小峪沟的缩影。汤犁夫的别称是“汤木匠”，十里八乡的人们之所以钟情汤木匠的手艺，就是因为他会在自己打的家具上，留下主人喜欢的雕刻。他并非一个普通的木匠，而是一个怀有匠心的手艺人。而在成为木匠之前，汤犁夫曾经是一名光荣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作为修汽车的“技术大拿”，被外派到非洲参与铁路建设。木雕技艺与汽车修理，无疑是乡土与现代的一种交锋，汤犁夫最终选择了对乡土的持守。面对资本、权力对乡土的入侵，汤犁夫反对开采矿山，更鄙弃宫占魁等人的钱权交易。他对木雕手艺的坚持，是以古老的工匠精神反对资本暴力。以技术为核心的科学中心主义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异化的弊端，汤犁夫的努力或许只是螳臂当车，但工匠的精神是属于全人类的，作家为现代社会的全球性精神危机提供了可能的中国式乡土方案。

汤犁夫的非洲经历，既是《紫山》中隐秘的叙事伏线，更是中国故事参与全球对话的微观缩影。汤犁夫的身份具有双重性：既是汽车修理的“技术大拿”，又是携带辽南木雕技艺的手艺人，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匠心与现代工业技术进行了一次跨时空的对话。作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在非洲铁路建设中的技术援助，超越了简单的工程帮扶，成为跨文明伦理实践的具象化载体——以工匠智慧弥合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裂隙，在异国土地上共同编织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图景。汤犁夫所代表的中国援助，消解了技术作为权力资本的暴力性，构建起平等互助的伦理基础，展现出中国故事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技术援助不是施舍，而是基于共同生存需求的文明共舞。

张福贵曾指出，人类文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代：一是“点”的时代，人类在隔绝的环境下，基于相似的生存需要产生了相似的文明形态；二是“圈”的时代，由于某种较高级的文明有机体向周边扩展，形成了某种文化圈；三是“球”的时代，人类文明出现共时性同步传播的态势，全球化大势与局域性分化是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致走向（18）。在《紫山》所呈现的世界，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了“球”的时代，与汤犁夫有血脉亲情的苏家信仰基督教，冷小环的养母信仰佛教，宗教不是“圈”时代的某个文化圈仅有的，已经流传到了辽南地区的村庄。但在这里，慕水云信奉的不再是宗教性的佛教，而是世俗性的佛教。慕水云的修行实践，颠覆了传统佛教“遁世苦修”的刻板印象。虽为出家人，她却收养了弃婴冷小环，嫁给了丈夫冷相旭，将“普度众生”的宏大教义降维至日常伦理。慕水云在女儿的饭馆“杰瓦号”帮工，对来往的农民工食客心怀悲悯，以身体的重复劳作成为“肉身菩萨”的现世显影，周济食客的善举则暗合“众生平等”的佛理内核。这种“佛在人间”的实践，与强调的“和合文化”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共振——通过将佛教的出世理想转化为入世责任，慕水云构建起融合血缘、地缘与佛缘的新型共同体，勾勒了一幅伦理新形态。

《紫山》对乡土伦理的书写突破了静态规范的束缚，展现出对文明新形态的适应性演进能力。乡土伦理通过自我调适机制，在城乡融合与全球化浪潮中完成价值体系的重构，既保留文化根基又实现现代化转型，体现“和而不同”的文化智慧，同时又超越了地域的局限，在文明交流中形成价值公约数。通过技术共享、文化互鉴等实践，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方案，使地方性智慧升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资源。《紫山》中体现的乡土伦理观念，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要求殊途同归。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9）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极为浩瀚，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紫山》则以文学的方式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打开了新的空间，以“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为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非霸权、非对抗、非掠夺的方案，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时代的注脚。

结 语

《紫山》以辽南乡村为棱镜，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深刻裂变与缓慢重生。《紫山》的突破性在于，作家以冷峻的笔触剖开伦理的创口，让溃散的乡土文明在阵痛中显露出再生的可能。小说通过汤立生之死这一伦理核爆事件，将乡土伦理的溃散推向极致，却在废墟中生出更具韧性的伦理形态。当冷杰瓦的“杰瓦号”饭店成为农民工的诺亚方舟，当慕水云将佛堂化为世俗救赎的驿站，当汤犁夫以木匠技艺抗衡现代工业，传统的家庭伦理被重构为空间性的社群伦理，固化的道德教条让位于动态的伦理调适，这种书写突破了乡土文学惯常的“启蒙—批判”或“怀旧—挽歌”范式，展现出乡土社会自我更新的内在动能。

在全球化语境下，《紫山》以其独特的伦理叙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三重视野。其一，守正创新的中国智慧。木雕技艺和工匠精神古已有之，在1990年代的辽南乡村依旧存在，拒绝断裂的文明观，恰是对西方现代性“颠覆—重建”模式的超越，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守正创新”的特质。其二，“佛在人间”的伦理实践。慕水云的修行不再囿于青灯古佛，而是将佛教“众生平等”转化为具体的责任伦理。这种世俗化的信仰形态，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根系，又以开放姿态回应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困境，为人类精神危机提供了“此岸即净土”的解决方案。其三，“生态共同体”的文明自觉。“风水石”和暴雨雷电从天道惩戒转化为自然抗议，小说以极具张力的意象暗示，乡土文明的重建必须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

孙惠芬以“在地者”的切肤之痛和“观察者”的冷峻目光，破译了乡土中国在裂变中重构的文明密码——它既非对传统的复刻，亦非对现代的臣服，而是在地经验与人类价值的辩证对话。《紫山》不仅是一部关于乡村命运的作品，更是一份刻在中国土地上的文明宣言——它证明，最深重的危机中往往孕育着最富生命力的新芽。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第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 2期。

（3）文能、王山：《关于“新乡土文学”的对话》，《文艺报》2006年10月12日。

（4）杨庆祥：《什么是新时代文学？》，《北京文艺评论》2024年第1期。

（5）李云雷：《“新时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10期。

（6）李遇春：《新时代文艺创作深刻体现文化强国战略》，《光明日报》2023年6月15日。

（7）周大鸣、黄锋：《家族主义的传承与发展——纪念凤凰村研究100周年》，《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

（8）（9）梁家胜：《互为表里的生活与俗信——从宿命观念和风水信仰切入》，《民族文化研究》2011年第3期。

（10）夏子：《乡土文学的家园意识》，《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1）张福贵：《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文学文化自信》，《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12）马琳：《空间场域·身份认同·人文关怀——经济变迁背景下的孙惠芬小说》，《小说评论》2009年第S1期。

（13）张立文：《和合学》，第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4）（18）张福贵：《“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取向与中国新文学主题的再理解》，《文艺研究》2023年第7期。

（15）〔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231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1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7）刘文祥：《新时代语境下的“新乡土写作”现状及其未来进路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1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