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将一部中篇小说的标题径直命名为《秦苏岚》（载《收获》2026年第1期），可见秦苏岚其人在文本中地位的重要。既如此，通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几乎全都围绕秦苏岚这一人物形象而设定，也便是合乎情理的一种结果。由于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方式，专门设定了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所以，与秦苏岚相关的所有故事便全都由“我”的眼中看出：“回到南京两个月之后，我们家从过渡房中搬去了新家。这一年我二十岁，秦苏岚是邻居秦姨家的女儿，年龄比我大个一两岁。我们家住一楼，秦姨家住三楼。”小说的叙事如此这般开门见山地直奔秦苏岚而去，正是因为标题的缘故。但要想搞明白这秦苏岚究竟是何许人也，就必须先把“我”们家与秦姨家的恩怨纠葛先交代清楚。但这恩怨纠葛的全部真相，“我”却又是从秦苏岚那里获知的。想当初，或许与同一时间进入同一个单位有关，秦姨和“我”妈妈曾经一度情同姐妹。即使秦姨后来仕途上的一路高升，也没有能够影响到她们的情谊。但到了某一年，“我”爸爸那边出了一点个人问题，虽然“并不会牵连我们全家，甚至都不会牵连到妈妈。但是作为妈妈单位主要领导之一的秦姨，不知是出于自保的需要抑或是纯粹出于阶级义愤，关键时刻反戈一击，决绝地划出了自己和妈妈的分隔线，并借助一双隐秘的大手将我们全家逐出了南京……”用“我”后来的推断就是，尽管在当时由爸爸问题导致的下放吃苦肯定在劫难逃，但如果没有秦姨的落井下石，“我”们家的情况或许会好一些。与这一事件紧密相关的另外两件事，一是原本可以留下来的“我”妈妈执意要跟着爸爸一起下放吃苦，二是在秦苏岚的爸爸因为承受不住由此而产生的压力提出离婚的时候，秦姨竟然“一怒之下从楼上跳了下来……”她现在身体状况的糟糕，很显然与那次跳楼有关。如此一种情况下，他们两家虽然成了上下楼的邻居，但彼此间的心结却很不容易被解开。只有在秦姨主动表示善意，妈妈作出回应后，两家人的紧张关系才算得上是得到了缓解。

但与这背景性的交代相比较，作品所集中聚焦的却还是秦苏岚这一人物形象。关于秦苏岚其人，小说中有这么几处关键性细节不容忽视。其一，就是她在未必得到过秦姨允许的情况下，将两个家庭之间的恩怨纠葛和盘托出，体现出的是她为人坦诚的一面。其二，等到“我”因为停车位问题而与三个成年男人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毅然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的，竟然会是相识不久的秦苏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秦苏岚关键时刻的豪爽仗义，与“我”父亲遭受多年打压后的习惯性缩头缩尾形成了鲜明区别。其三，爸爸病重后，有一位算命先生给出了“冲喜”之策。病急乱投医的妈妈竟然因此而四处出击，给“我”介绍对象。获知相关信息后，秦姨曾经拖着病体下楼，主动提出要让秦苏岚嫁给“我”，但却被“我”以“肝胆相照勇闯天涯的兄弟”，怎么能“结为夫妻”为由而谢绝。但在实际上，促使“我”拒绝的理由，却是对秦苏岚竟然在“普觉寺”公墓上班这一职业的本能嫌弃。但秦姨主动示好的一个必然前提，却是事先得到了秦苏岚对这一婚事的认可。其四，尽管婚事被拒，但等到爸爸病逝、急需墓地的时候，毅然出手相助的，却仍然还是急公好义的秦苏岚。她不仅主动跑前跑后，而且在“我”执意选择最高处那块区域的时候，居然还不无慷慨地“借给”“我”七千元。而这七千元，在当时已经称得上是一笔巨款。其五，相比较来说，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我”爸爸坟前的那块墓碑上，秦苏岚利用手中权力，自作主张地在上面添加了一行字，叫做“儿媳：秦苏岚”。由此而透露出的她一个心结就是，特别想嫁到“我”们家做儿媳妇。但更令人惊诧不已的，却恐怕还是最后一点也即其六的情节反转，那就是，身为“普觉寺”公墓推销员的秦苏岚，到后来，竟然“最后席卷了约二十户人家购买墓地的资金逃之夭夭”。吊诡之处在于，尽管秦苏岚早已携款潜逃不知所终，但在“我”妈妈这里，只要一提起秦苏岚，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一如既往地都会是“小岚其实是个挺好的姑娘”。那秦苏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形象？只要我们将以上六点整合在一起，出现的便会是一个虽然一时糊涂做错事情但从整体上却依然能够给人留下美好感觉的活灵活现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她的坦诚直率，还是打抱不平与急公好义，甚或她的那种盼嫁心态，全都令人印象深刻。

但在充分肯定作家书写生活，塑造人物形象能力的同时，从我个人的理解与体验出发，却也不能不就作品中的若干叙事破绽提出来与赵刚有所商榷。虽然叙述者并没有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根据“我”们一家被下放的不幸遭遇，尤其是“阶级义愤”这一特定的语词，再进一步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状况来判断，这一时间节点，恐怕只能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推断能够成立，那若干处叙事破绽的存在，自然也就不容忽视。其一，小说中曾经出现过有那么三辆车（一辆是“桑塔纳”，一辆是低配的“奔驰”，再一辆是新款的“红旗”）到“我”门前那块空地上停车的细节。问题在于，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私家车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更何况其中还有新款“红旗”。其二，小说中在提及秦苏岚工作单位的时候，曾经写到她给“我”的相关建议：“现在一块墓地七八千块，要不了三五年肯定会涨到三五万，甚至到七八万……”在那个咋暖还寒的社会阶段，秦苏岚不大可能会形成这样的洞见。其三，“我说，南京大学新设了一个创意写作班，准备特招四十个学生。”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创意写作这一语词，应该是很多年后才会在国内出现，那个时候的南京大学只可能会新设一个作家班。其四，领着“我”前往“普觉寺”购买墓地前，秦苏岚“说着话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而且直接开启免提模式。”秦苏岚不是不能打手机，关键问题是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手机，或者说像她这样的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使用手机。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以上这些叙事破绽全都建立在笔者关于故事发生时间的推断前提下。如果我的推断不成立，那以上这些叙事破绽自然也就不复是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