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篇小说属于“沉思的产物”而非“激情的产物”，也就是说，在写作它的时候，我依赖的不是创作冲动而是一种……用一个似乎不太确切的词，“思考惯性”。我的大部分写作，都是附着于我的“思考惯性”之内的“包含物”——它们概念先行，它们始终有一个“思”的内核，在这类文字中，我看重的不是故事性和故事的丰盈而是它的思考提供。我是一个习惯于胡思乱想的人，我愿意审视生活、生命、历史和新闻中的一切发生，愿意将一切发生形而上化，愿意凝视某些引发思考的点，愿意以此为基点不断地想象：向A面移动一下会如何，向B面移动一下会如何，如果再长一寸、再进一步，将它推到C……历史不容假设，而我却愿意不断地假设，假设，肆无忌惮地假设所有的可能，然后再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让自己引伸着思考：生活（生命）如此？非如此不可？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思考惯性”之中，我写下一篇篇属于“沉思的产物”的小说，当然，从概念到故事需要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

《归寒》，亦是如此。

在写作长篇《灶王传奇》的时候，我读了大量与明史有关的资料，尽管直接用在小说里的只是只鳞片爪、只言片语，但那些资料却或明显、或模糊地沉进了我的记忆，偶发地，会在我的“思考惯性”中得以显现，促使我对它进行反刍：与万历皇帝有关的《影子宫》是其中之一，而《归寒》也是。知道正德皇帝的荒诞、荒唐早于《灶王传奇》的资料准备，大概是李洁非发在《长城》上的一个系列，它在我的大脑里早早地留下了刻痕，而在进行《灶王传奇》的资料准备的时候，我依借来自李洁非的记忆找到了与朱厚照相关的章节——是的，它与《灶王传奇》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无关，但我却试图从这位荒唐皇帝的身上寻点什么添置于英宗或代宗的身上。也就是在阅读正德皇帝朱厚照的故事时，我读到诸多荒唐事件中这样的一条：他喜欢收人家当自己的“干儿子”并赐姓朱——他的干儿子据说数量众多，朱斌即是其中之一。在我阅读过的有限史料中，均没有特别记载朱厚照死后这些干儿子的去向——正是这个没有记载引发了我的兴趣。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帝继位，这些与皇帝无血缘，却得算作是兄弟的“外人”们处境如何？若他们恰是武官，是正德皇帝越过兵部调至豹房的精锐之师的指挥，是否会引发新皇帝的不安？他们在皇位争夺的暗潮中，与得势者亲近还是与失势者亲近，是否将与他们的身家性命直接相关？在这样的波和流中，他们又是怎样想的，他们如何和危险平衡，试图抓住被称为“命运”的不可见物？

这是一个支点，仅仅是一个支点，我觉得，它在反刍的过程中有价值的残存很少，不足以成为故事——于是，对它的书写一再搁置，甚至有了完全消融掉的危险。2025年春，我父亲去世，我原以为我能很快地消化掉因他的离开而构成的影响，我能很快地进入到小说写作中，然而……近三个月的时间，我坐在书桌前试图写下却总是被阻碍，以至陷入到对自己深深怀疑中：我的小说才能是否已经耗尽？我是否因为过度的依赖于思考而钝化了小说的创作能力，我是否……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我阅读，思考，写着批评文字，然而心心念念的小说创作却始终打不开阀门，那种痛苦可以说深入骨髓。在写作《镜子里的父亲》下部的时候我遭遇过“枯竭”，然而这一次的“枯竭”似乎更为彻底也更令人痛苦，第一次，我对自己有了小小的绝望感，尽管我愿意奋力地将它压住。我是那种愿意以写作为志业的人，没有了创造性的写作，我认为我的生存也就丧失了价值——这句话，在这个时代可能显得过度矫情，但它是真实的，即使遭受嘲笑我也愿意将它坦白地说出来。直到有一日。一个在手机上一闪而过的新闻，我只略略地读了一遍题目——然而，它却成为了《归寒》故事发酵的酵母，让我意识到，属于“小说的”某些东西又回到了我的身体里，那个原本干萎着的支点已经成为了“活体”。

需要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如何让具体的人物完成思考负载，如何将想法变成小说并让小说生出波澜是作家们的必修课，无它，也不必过多阐释。作为支点，在这里，历史自然地变成“墙上挂衣服的钉子”（这个说法，是我从网络文学作家流潋紫那里听来的，至于她是否属于转引则不得而知），我所关心的不再是在历史中的“沉默的个人”以及具体所指，而是他们所能呈现的集体性命运指向，是我和我们的生存可能。是的，这篇小说或多或少呈现出了一种讽喻性，然而讽喻并不是我要言说的核心，悲悯才是，我愿意理解、体谅和悲悯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人，包括他们的荒唐、自私、怯懦和失误，包括他们的……我想说的是，如果在那个境遇下，换作是我，我能做得更好，更有条理或者更为人道吗？换作是我，我的选择又如何不是荒诞荒唐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移动些什么，才能使自己不必沉陷于那种可见的荒诞中？

小说往往不提供答案，但它要提供思考的可能，基于此，我和我们才会产生和伊塔洛·卡尔维诺同样的判断：所谓好小说，所谓经典，就是那种“永远也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在写作伊始，我原准备将它写成惯常化的故事，有细节，有语言上的复杂缠绕，有一个人的凝思和百感交集，有小小的灵动在其中呼吸和跳跃：因为在写作它的那段时间里我正在阅读《弑神者的历史》——作家略萨为作家马尔克斯所写下的厚厚的评传，我最初的想法是使用马尔克斯式的技艺方式，并为故事设计起人物关系和事件交插——但当我在反复掂量小说的“第一个句子”的过程中，我推翻了旧有的想法，决定，尽最大力量使用简笔、枯笔，让它呈现一种“碎片拼贴”的基础样貌，同时尽最大力量经营它的“言外之意”……在这里，我愿意聪明而耐心的读者可以“深度参与”，他可以将他的想象和联想、历史阅读以及他人的故事中某些同类表达一并地“填充”到我的这篇小说中，“填充”到我有意留白的那些点上。我相信我的阅读者，同时我也承认，我对“我的读者”的选择历来有着某种苛刻，这种苛刻会是我一生的保持。另外，有关归寒的故事，有关霍去病一支失散的军队误入沙漠的故事，在我写下的《飞翔故事集》中曾经出现过，在这里我要完成的是一个有趣的互文。我愿意坦白，它原本并不在我的设计之中，并非紧紧悬挂于“思考惯性”的链条，是写到最后阶段的“灵机一动”。也正是它的出现，完全覆盖了我的原有设计，我觉得它比我原有的要好一些。

出发于一个模糊的、未能表述清楚的指令，这个指令的真正出发点是信任还是怀疑或者预防，是试图让他们完成镇守、委以重任还是让他们离开避免生变的可能，我们谁也无从知晓，然而，它却成为了朱斌等人的必然命运，并使众多的将士成为可怕而无辜的殉品……在历史中，在它尚未完成形成的褶皱中，我们会不断地不断地看到这样的“相似性”，当然，就像米兰·昆德拉指出的那样，“他陷入了自己生活的玩笑之中，就像一条鱼落进了鱼缸一样”，虽然他也明白这里面的荒诞感和喜剧性，然而这并不能减轻“喜剧的恐惧”。这里的喜剧感大抵是笼罩性的，而某种内在恐惧大抵也是。再重复一遍，讽喻并不是我要言说的核心，悲悯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