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王尧在长篇小说《桃花坞》中的抗战书写，深入日常生活的细部，在情感共振中，牵引出战火纷飞岁月里人们的真实情状，透过青年学生赴往昆明求学西南联大的个体记忆，展现了彼时学人的风骨与信念。在战时流动的叙述场域中，王尧以“生活真实”为原点，通过细腻动情的“在地深描”，赋予想象中的桃花坞大街以真切的“在场感”，既呈现了许多被湮没在“大历史”中的“小故事”，也钩沉出诸多在困境中坚守初心的命运画像。在《民谣》《桃花坞》的写作中，王尧延续了“以小见大”的书写范式，凭借对先辈记忆与史料的熟稔，将地域文化、回忆空间与个体命运融通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学者小说的叙述维度，复归了“五四”时期文人士气“桃花灼灼”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

《桃花坞》；学者小说；西南联大；战时流动；在场感

几年前，王尧在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的题记中写道：“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转眼间，四五年的光景过去，正值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王尧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桃花坞》也付梓成书。与《民谣》相似，《桃花坞》“引子”中的第一句话，依然带着读者回溯到那个坐在桥上四处张望的少年的视线里。只是这一次，他将目光锚定在了抗战前后苏州老家的桃花坞大街。从某种意义上看，王尧选择《民谣》中的“十七年”和《桃花坞》里的抗战十四年作为叙事的时间向度，不仅源于他对历史和文学史的熟稔与志趣，也是在向那个时代自己的故乡与亲人、战火纷飞中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致敬，饱含着深厚的情感和文化底蕴。王尧采取一贯的“于细微处显宏大”的叙事策略，让历史的发展脉络从日常生活的肌理中自然浮现，又用生活的细部修辞为文本笼罩上一层诗意的光晕，使得文本呈现出唯美的品质与独特的审美特质。

如果说《民谣》的审美情态更偏重民间的质朴直白，那么《桃花坞》则将审美意蕴体现为“温润深沉”的特质。它透过个体命运的变迁，勾陈起家乡的变化与民族彼时所处的困境，让战争创伤、文化流失等问题都包蕴在江南水乡的温润风情之中。可以说，王尧在小说《桃花坞》中，通过“大历史”与“小故事”的联动，革命史与精神成长史的相伴相生，在历史的褶皱里呈现情感与精神的隐秘波动，构建起兼具厚重感与人文底蕴的个性化叙事。

一

李洱曾说：“历史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故事的意义就在于建立情感的链接”。这似乎为我们理解王尧创作《桃花坞》的初衷带来某种启发。当他决定创作这部文本的时候，苏州早已没有战火纷飞的情状，可为何我们在初读小说后，便能瞬间进入那个战火不断、人们奔走相忙却又充满颓唐诗意的叙述场域呢？或许，这就是情感与想象共同体的魅力，也是写作与现实之间的“桃花灼灼”。

读者与作者之间的理想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以及读者是否充分理解文本中所呈现的“应有之义”，而非面对作品涉及的历史时代背景时，轻易陷入略过、跳过的阅读惯性。我们踏着历史的辙印走向今天，战事风云似乎已经烟消云散，唯有人们的血肉和情感挽留住了消逝的记忆，让我们知道那些过往是真实存在过的。王尧通过战火即将来临或已经来临之际，苏州的“慢”与人们心境、生活细部的落寞凄凉相对照，形成了某种紧实的张力。可以说，王尧在文本中呈现了苏州历史的“在场感”，在他的笔下，一切鲜活的生命都随着太湖湖水轻轻摇晃。在烟波浩渺的太湖上，作为叙述者“代言人”的方后乐，也随着时间生出无限的苍茫感。面对如此宏阔的水域，每一个人都如同一叶扁舟——那么，在面对未知的生活时，个体的生存是否也如蝼蚁一般渺小？苏州的街巷、流水、小桥、戏班子、传习所、图书室、古文献，人们看戏吃茶、赏荷抚琴的日常，这些元素都构成了无法复制的苏州生活。然而，富于变化的是，战前这里的日常生活平静舒适，如今却退守为清冷低沉。王尧通过战前与战后的生活细节，展现了诸多鲜明的变化，无论是生活秩序、老街格调，还是人们的心绪，都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当我们跟随作者的笔端回望桃花坞大街，试图理解上个世纪战时的风起云涌，不禁慨叹，眼前的“烟火人间”似乎较之战争来袭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然而，腥风血雨的过往却曾真实地发生过。

小说中，苏州沦陷之前，桃花坞俨然是一幅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江南景象，整座城市浸润着安宁恬淡的生活气息。然而，随着战事来袭，炮火炸毁了街巷与民宅，道路上一片狼藉，粉墙上写着黑色大字“奠”，小城的气息明显转变，往日的宁静与诗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战争带来的压抑感。我们知道，要毁掉一个民族，便要先毁掉它的文化，以此为前提，王尧在写作中更想追问的是：如若苏州文化没有被毁掉，文脉的遗存有幸被保存下来，鲜活的记忆和伤痛是否也被妥善安放？小说中，人们在街上行走的神色，以及出门喝茶听戏的习惯，都曾悄然发生过转变，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离世、失踪，甚至常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些同样值得被记录的极端且真实的生存状态，无声诉说着战争的无情。王尧在小说《桃花坞》中所复刻的这些细节，不仅还原了一段兵荒马乱的岁月，也在不断地提醒读者存在与遗忘之间的某种悖论。他并未将这些内容视为历史远景，而是融汇于自己的写作之中，将亲人的生活与历史碎片交织集结，从而对当下生发出一定的启示意义。在断裂和延续的韵律之中，他着眼于“人情味”的细部，让烟火气息充盈于《桃花坞》的叙事空间。

就这样，日常生活所包蕴的温情与诗意悄然冲淡了战争带来的压迫感，文本的终极意义由此指向“人”本身，指向个体在极端环境中秉持的生存信念，以及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日常伦理。小说中，王尧描绘了诸多极为细小却触动人心的生活片段，比如描写周惠之挑选、腌制雪里蕻菜的过程，腌制冬菜的重复性动作仿佛是人们在不确定的日子里，努力延续着可确定的生活节奏的一种尝试。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恰恰映照出桃花坞人以朴素的生活方式守护自己“活着”的生命尊严。同样地，对于经历逃荒的人们和接收逃荒者的村民而言，生活也迎来了巨大的变动。淳朴的村民没有因城里人急需生活用品而哄抬物价，反而是将生活用品一并放进篮子、水桶，等待着过客前来。这些选择，皆需要极强的坚韧与耐力。在战乱不断的年代，江南水乡的“家族伦理”也彰显出极为厚重的伦理品质。方后乐一家情感深厚，父亲方梅初与母亲周惠之两人在桃花桥上定情，深厚的感情并未随着时间的消磨而减退；方后乐与黄青梅之间那份青涩而不言明的彼此倾慕，也始终支撑着两人一起走过西南联大求学的艰难岁月。

小说中，王尧设置了一个颇有深意的情节：在方后乐和黄青梅放学回来的一个傍晚，他们发现方母周惠之不见踪影。在此前，周惠之的精神状态便已出现了恍惚和失意的迹象，从此这位温柔坚毅的女性便杳无音信。似乎也是在这时，周惠之的形象才渐渐明晰了起来。她与方梅初相濡以沫，也接受过新式的教育，相夫教子，为人又极开明和善。这样的女性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其实并不少见，但她们的名字却往往潜藏或隐匿于她们的丈夫和更多被传颂的“大先生”的背后。正如王尧在《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中所言：“在教育界、知识界，我们或许都曾感慨过，校长不再有梅贻琦，教授不再有闻一多、朱自清，在他们身后，关于他们的叙述不断放大他们的身影，而他们的身影几乎遮蔽了韩咏华、赵瑞云这样的知识女性。且不说她们在那个时期的作为，这些在‘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女性，横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心路历程，也是我们可以考察的历史。”由此，或许只有写出“周惠之们”的“不在场”，才能够引发我们的觉察和重视。可以说，王尧怀揣着深厚的情感，将叙事目光投向战争背景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呈现生命个体战时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信仰。《桃花坞》诉说了那些真正的“大先生”举步维艰却依然坚持办学的决心，也关注到了被遮蔽或遗忘的同样值得铭记的“新青年”与“新女性”。王尧以温情脉脉的笔触，将苏州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琐碎的生活片段织入叙事，在文本中还原人们的性情与生活的本然样貌。

“桃花坞”不仅是小说故事展开的地理背景，更承载着人物的精神品质，映射出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的镜像。叙述空间与人物个性的交互，使文本充满宽广而深远的象征意味。王尧将写作触角探向历史的纵深之处，借助抗战的历史背景，依托苏州地域文化的丰富底蕴，将历史文化、地域空间与个体命运融为一体，以温润的笔触与唯美的格调，呈现出人们的精神变迁、心灵渴望与理想追求。当历史的现场逐渐远去，“方后乐们”的故事似乎也随着时间被掩盖，王尧透过《桃花坞》提出了“在场之问”：我们该如何延续与坚守那份“先忧后乐”的精神？这或许也是小说留下的绵长而富有现实意义的回响。

二

“五四”以来，研究界对“学者小说”概念的界定是比较宽泛的，文化工作者、“文化人”等身份皆被纳入考察范畴。从民国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现了很多既是优秀学者，又是著名诗人、作家的创作者，如刘半农、鲁迅、钱钟书、闻一多、冯文炳、陈梦家、俞平伯、施蛰存、孙大雨、胡风、林庚、郑敏等，他们的文化人身份为作品内涵带来更开阔的视角。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学者型作家的概念并非限定于高等教育的学历背景或是精英化趋势的群体，而是指具备学问素养及学者风范、主体意识的作家。同时，学界较为认可的“学者小说”要素大体包括：“首先，创作主体必须是学者身份；其次，学者小说应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社会历史内涵；再次，学者小说文体建构自觉性强；第四，读者定位主要在知识层和文化群体。”就上述关于学者小说的界定而言，王尧创作的小说较之普遍意义上的学者小说创作是有所“逸出”的，他的小说创作似乎更接近于“五四”时代“士夫”的风貌，“知识”附着在真实的生命体验上并生发出新的意义。王尧没有陷入“知识性”或大学素材的写作惯性，而是通过情感的共振和学者的人间情怀，为读者还原了时代的样貌。他实现了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贯通，建立起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精神通道，走出了一条融学问、思想与文学为一体的写作道路。

王尧在学术研究中长期关注“知识分子”这一“关键词”，并在多篇随笔与散文中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艰辛经历与心路历程，进行了深入勘探与“再造”。这种扎实的学术功底为《桃花坞》的写作积累了丰厚的史料素材，使小说叙事获得了进入历史现场的现实依据，也使其在《桃花坞》的书写中，流露出其来有自的气定神闲、沉潜坚韧的学者情怀与美学凝望。因而，《桃花坞》不仅是一部关于抗战与个体成长的小说，也是构建身份与文化认同，在叙事中探寻精神出路的创作实践。小说中，作者对章太炎、闻一多、朱自清、梅贻琦等一批历史人物的叙述都根植于严谨的历史考据之上，用史料重构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通过层层叠叠的细节搭建起特定的“历史现场”。王尧也十分擅长于互文手法的运用。在《民谣》出版前，他曾在《雨花》杂志上开设的专栏“时代与肖像”中发表多篇散文，后集结成册。从内容上看，这组散文不仅是他对于过往岁月的回望，也是对小说《民谣》的一种呼应。同样地，在《桃花坞》之前，王尧也有《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等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随笔出版。从这些散文中，我们亦能够更为深入地体会到王尧将记忆“变为”故事的过程和方式。同时，《浣纱记》《劫后之苏州》《桃花坞赋》等诸多互文性文本与作者、叙述主体、小说人物的精神史轨迹交相辉映，生成了极具情感质地的文体自觉性。这些丰厚翔实的历史细节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在文本中铺陈开来，王尧以细腻、朴实、诗意的笔触呈现极端环境下知识分子群体的尊严、责任与道德关怀。这种虚实相生的叙事资源整合，既得益于王尧学者身份的学识积淀，也源于作家本人对知识分子精神与命运的深切关怀，体现出蓬勃的创作生命力。

面对超越个人经验的创作，该以何种叙事视角与叙事伦理切入文本，尤其是在兼顾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让想象“贴地飞翔”，这构成了一个极具难度的叙事挑战。身为学者的作家王尧，在《桃花坞》中，自然而然地将叙述内容靠向对知识分子的关注，感同身受地将叙事重心聚焦于抗战“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操守，书写这一群体以文化实践参与民族抗战的自觉努力。王尧围绕主人公方后乐从“关心但不参与政治”的“中道”，到“积极融入与参与”的精神蜕变展开叙事，勾勒出历史洪流下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轨迹。每一次战事的转机与危机，都成为知识分子思想与精神演变的内驱力，他们的精神状态在历史的脉络中持续演变，焦虑与痛苦，理性与感性，理想与信念交织其中。可以说，在时间的经纬里，方后乐投身于革命道路的人生选择，不仅是从犹豫到坚定的精神嬗变，他也由此完成了从青涩学生到成熟知识分子的转变。历史进程与精神成长双线并行，形成一种国家“大历史”与个人“精神史”的呼应。由此，我们看到，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已然超越了对个人命运的思索与考量，更成为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对理想与信念的坚守，凝铸为一道具有家国情怀的“学人风景”。

整体上，王尧的“学者小说”“逸出”了原本的叙述范式，不仅囊括了对于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关注，对于家与国的文化认同和身份体认；同时，他透过互文性的描述，穿越了历史与现实的边界，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战时状态下较为完整且更为丰富的情感游丝，彰显出更具包容性的“人间情怀”。从《民谣》到《桃花坞》，王尧始终展现出高度的叙事自觉以及叙写历史的热情。或许《桃花坞》很难被称为是恢弘的史诗，但王尧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一种抒情气质与诗学追求，专注于打捞那些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个体经验与心灵颤动。他将历史谱写成一首动情的民歌，将记忆、文化、精神、诗意化作音符，其中既涌动着写作主体的情绪与情感，也贯穿着理性的思辨。正是这种“有情”的观照，使得历史在王尧笔下褪去了生硬的“史实”外壳，在时间洪流中彰显那些曾经静默的人心与世事，饱含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

三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

读罢小说《桃花坞》，我们大抵都会记住那句“桃花坞的妙处就在没有桃花，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这是方离子在向儿子方梅初解释为何此地并没有盛开的桃花时，所说的一句话。方离子这样回答方梅初，方梅初也就这样回答方后乐。这份家族记忆所传递的战时情感体验，在王尧内心反复发酵，积蓄起一股强烈的叙述冲动与激情，于是，故事“恰到好处”地发生了。可以说，王尧通过对“战时”的资料爬梳与对亲人记忆的重组，绘制、还原了战时大后方的“漂流生活”。在小说中，王尧设置了方后乐三处明显的空间转换：1937年，方后乐离开自幼生活的桃花坞，举家前往明月湾避难；1938年，方家重返劫后的苏州；1941年，方后乐和黄青梅前往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求学。当然，后面还包括青梅赴美深造，方后乐在国家临危之际，从北平前往哈尔滨求学任教等变动。可以说，小说中的方后乐和黄青梅的地域变动，与现实中西南联大学人的生存状态、办学行动、精神行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结。

“‘战时流动’无疑构成了作家战时迁徙与实践历程中最重要的问题视野与文学想象展开的现实基础，它既具有社会史意义上的事件性，又具有心灵史意义上的经验性，更具有文学史意义上的形式感。更重要的是，战时流动将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族、政党与基层、个与群、人与我等一系列结构性视野带入了战时作家文学实践的经验结构与问题意识当中。”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萧红、巴金、老舍的小说中均对此已多有呈现，但王尧依然选择躬身实践，身体力行地在小说写作中复刻了战时的苍茫与奋进。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在1938年到1946年的八年时间里，云南省昆明市设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集合了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天津的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在此之前，西南联大在长沙设立的临时大学授课还不到三个月，由于南京沦陷后即将面临战火，学校决定迁往昆明。自此，长沙临时大学组织了二百余人参加旅行团，历时将近两个月，行程近两千公里，穿越了湖南、贵州、云南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完成了三所高校的长征之路。也许身处当下的我们难以想象，从长沙奔往昆明，以及从北平、天津等地赴往昆明的学子们，究竟经历了何种程度的艰难。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有疾病、走失，还有经费的拮据与对家人的思念，这些都唯有极强的信念才能克服。

如若没有对西南联大生活的共情，或许就无法体察王尧在对这段岁月的书写中运笔、用情、用功至深之处。为求学计，方后乐和黄青梅也“浩浩荡荡”地奔赴昆明，开启了“难于上青天的跋涉”。由他们开始，王尧向我们呈现了由亲历者所“还原”的时空。方后乐和黄青梅相依为命，在奔赴昆明途中饥寒困苦、疾病缠身。从两人前往昆明的路线上可以看出，他们从华东抵达皖南、皖北，再至闽中、闽西，最后经西南段的赣县到达昆明。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一个多月艰难险阻的旅途当中，他们即便有亲友的扶持和帮助，尚且如此困苦。而在他们之外，更有许许多多孤立无援的学生，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路费，却依然在饥寒交迫中心怀热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有的甚至从海路行至香港再迂回至昆明。我们依稀可以看到，青年学人各种各样的行旅路线，共同绘就了报国的燎原之途。

方后乐与黄青梅抵达昆明之后，王尧通过他们的切身生活，为我们掀开了西南联大生活的一隅。在《桃花坞》中，他不仅深入剖析了战时大后方昆明的物价状况、学校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展现了这段岁月对人们的心态、行为上的影响。“在经济的压力之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在城乡、阶层、地域文化等方面催生出大量严峻的社会问题。曾经生活在政治、文化中心及城市空间中的知识者在迁徙途中，开始与地方基层社会及底层民众的生活发生各种交集乃至激烈的碰撞，同时，其个人生活也面临着通货膨胀带来的普遍的贫困，以及政府职能的失效导致的行政人员的腐败、战时应急机制的缺乏、社会分配的两极化等问题。”时任西南联大校长的梅贻琦，面对杯水车薪的教工薪资，即便奋力争取，举步维艰的状态也难于有实质的改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西南联大也涌现出朱自清、闻一多等知名学者、教育家。这些大先生们非但没有放弃对学术和知识的追求，反而心怀家国热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学术历险，也将教育的薪火传至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当我们今天回溯这段历史时，会发现大学精神，大学制度和知识分子人格是融合在一起的。五四催生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革新，而这个过程是由许多亲历五四或受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完成的。就像我们今天常常说到知识分子有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一样，那一代知识分子是不是五四之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后来的政治和学术生涯，也影响了中国现代大学的面貌。”

战争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范式，也在影响着人们的情感体认状态。我们不由得想到，《桃花坞》中的方后乐前往昆明考学的时段，与现实生活中就读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有着时间上的某些重叠。而汪曾祺也十分擅于透过自己的生活志趣来“以小观大”。他在多篇随笔中记述的西南联大读书生活，基于真实体验写就的文本，都汇聚成立体、鲜活的历史画面，与小说中的想象虚构彼此映照，成为可供思考的路径。在汪曾祺一篇旧文《食道寻旧》中，他谈及西南联大学人的饮食习惯：抗日战争以前，学人的生活是相当优裕的，大学教授一月可以拿到三四百元，有的教授家里是有厨子的；抗战以后，学人生活便一落千丈。在文中，他记述了一处细节，即学生在校外兼职，不时有微薄的收入，但往往会将这些收益“一顿吃光”。汪曾祺的四川同学家里寄来一件棉袍，他便当场和汪曾祺等同学一同把棉袍卖了，转身钻进一家小馆子，风卷残云，“一会儿的工夫就把这件里面三新的棉袍吃掉了。教授们有家有妻儿，老小当然不能这样放诞”。而老师们的生活远不如学生那样潇洒，却葆有文人的风骨与教师的素朴。家中若来了宾客，他们一定会热情地将最为素朴却又极为真挚的一顿菜肴赠与来客，欢欢笑笑地吃罢晚餐后，又会在日记中记下自己招待不周的“愧疚”与“适意”。巴金在《怀念从文》中提到：“我还记得在昆明一家小饭食店里几次同他相遇，一两碗米线作为晚餐，有西红柿，还有鸡蛋，我们就满足了。”梅贻琦则在日记中写道：“晚约人在家便饭，食炮羊牛肉，既省钱，且可稍变花样。”“菜系自做，尚好，仍嫌稍多耳。”西南联大的先生们“爱吃”，但在战争结束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到北京，却不会去昂贵的菜馆，反而去物美价廉、人情味浓的家常菜馆。于他们而言，文人的风骨气节、对于生活的热爱以及学术的热忱未曾消减分毫，反而在那段灰白与鲜红交织的记忆里历久弥坚，情意拳拳。对于亲历者而言，痛彻心扉之感更为深刻，身为感知者的我们，也应当一同踏上觉醒之途。

十四载抗战之路令所有的中国人付出了沉重代价，《桃花坞》里的“方后乐们”从江南故里出发，在联大的弦歌中聆听前辈的教诲，将书生意气与家国情怀相融合，完成了从迷茫少年到责任担当者的蜕变。王尧用少年视角回望并体察着父辈、“同时代人”的悠悠岁月，从《民谣》到《桃花坞》中，他通过视角转换来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如果说《民谣》中的王厚平是时间的“感症者”，那么，《桃花坞》中的方后乐则是还原时间的亲历者。王尧以虔诚的叙述之心将我们的思绪牵引至应当被珍视的历史岁月。王尧通过文字搭建起对话时空的桥梁，让当代读者得以触摸历史的温度，体悟家国情怀的灵魂深度。其创作不仅丰富了抗战小说的叙事谱系，更启示我们珍视个体记忆中的历史碎片，回溯民族精神的源流，夯实当下与未来的精神根脉。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