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海外的中国文学史写作自19世纪末展开，到今天已有相当数量的累积。其中，2010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剑桥》）在国内讨论较多，影响广泛。孙康宜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提出“文学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的叙事方法，主张以整体联动的方式观察文学发展，从而避免对历史做机械切分。在这种强调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以外，两位主编还有心将中国文学置入全球语境，做横向比较，以便凸显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同步、交互关系。虽然这一操作较为隐匿，但重要性不可忽略。不难注意到，这两方面的编写特点，正与欧美史学界的“新文化转向”和“全球史转向”存在密切联系。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索《剑桥》与这两次史学转向的关联。通常而言，学者们更愿意将《剑桥》放在文学史系统内做纵横比较，以便明确它在文学史学史中的位置。但鉴于相关的言说已多，本文尝试改变路径，为比较追加跨学科的向度，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明确文学史写作的形象和意义，特别是思考它反哺历史研究的可能。

一、新文化史

一般而言，文学史写作多取写实主义的立场。“写实”不仅意味着据事实录的风格，也展现论从史出的信念。对编者而言，缕述历史背景，罗列文学事件，目标在于揭示“景”“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厘清其中的线索规律。因果论坚信：不同的历史语境造成不同的文学景观。这种时代决定论的立场，使得背景描述不可或缺。可毕竟“背景”一事牵涉广泛，难以一言以蔽，因此，人们常将之笼统地归为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动。唯其宏大、包容、宽泛，其后出现的文学现象才有可能被整合其中。如此操作，虽不无道理，但也由此造成两个问题。第一是暗指文学是被决定的。它处在历史的被动位置之上，无法为时代提供转折性的能量。第二是包含对宏大的迷恋，部分在规律以外的事项，有可能被历史的减法消除。这两个方面共同加固了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优先性。其最直接的效应就是朝代分期问题。既然文学作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环境，那么文学史断代以社会转变为依据也就不足为奇。而与此同时，经济决定论也具有压倒性优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艺术的物质性决定了它不能和特定的生产条件和生产力脱离关系。

在史家看来，无论是政治决定论，还是经济决定论，都有单一化社会发展机制的嫌疑，它们否认或低估其他要素干预社会变迁的可能。而政治、经济这些宏大的概念，又容易使焦点落到王侯将相、行商坐贾等精英群体之上，对民间世界和底层民众多有忽视，形成研究上的失衡。有鉴于此，他们主张要寻找一个新的中介来整合雅俗、联通上下，使四方经验都有可能被观照到。由是，“文化”的观念进入视野。在宽泛的意义上，举凡衣食住行，眼目所及，都可被视为文化，甚至连政治、经济、社会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文化无所不包，代表的正是一种整体意识。这是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依据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erson Iggers）等人的看法，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写作呈现几大趋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转向”（culturalturn）。“文化转向”有时候也被称为“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但“语言转向”包含“拒绝过去的真实性并将历史学降格为纯文学”的倾向，所以，也有学者并不认同这样的表述替换。[1]

新文化史的出现，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史学派、文化人类学是三个重要的思想源头。[2]这些研究共同致力于说明心态意识、情感生活及世界观对于主体及其归属的塑造之功，强调了析解（explication）是文化研究的要义所在。“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3]作为对社会经济史等典范研究的超越，黄兴涛总结说，“新文化史”的核心特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理论上，它反对机械唯物论对经济功能的过分夸大，而主张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普遍作用，甚至决定性。其次，在内容上，它注重心态透视、话语分析，并关切大众文化和边缘文化。最后，在方法上，它热衷于文化叙事，强调史学的文学性，注意从微观微物的视角切入，主张文化建构。[4]这些特点，一方面激活了历史研究，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争议或问题。比如，文化的范畴过于宽泛；历史的叙事性被夸大；下层、边缘、微观等“解构视角”被过度强调等等。

《剑桥》提出“文学文化史”的叙述方法，显然受此思潮影响。其所强调的整体观，亦与新文化史家以“文化”统筹一切的思路若合符节。“文学文化史”针对的是过去文学史写作中流行的文类（genres）编排法而起。这种方法通常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四分来应对文学发展，对其做分门别类的梳理。因为各自为政，并拥有独立的脉络体系，就容易造成一种文类界限俨然，相互无涉的假象。而进一步将此四分的文类史并置，文学史也就显得松散且缺乏内在有机性。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文化史”修正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这种机械的切分，源于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日趋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和知识分类。强调整体，等于检讨了这样一种分门别类的知识建制方案的合法性，代表了西方现代性内部的自我反思。第二，这种文类切分的法则，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发明，与传统中国文史哲不分的模糊思维，有较大出入。因此，反思文类编排，有助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引导我们思考从中国寻找剧情主线的可能。孙康宜说，“文学文化史”的方法“在古代部分和汉魏六朝以及唐宋元等时期还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但是，到了明清和现代时期则变得愈益困难起来”[5]。言外之意，明清以降，中国文学渐受西方影响，在观念上已与西方有趋同的走势。分科建制的意识逐渐明确，这就与“文学文化史”所强调的整体性趋于背离，因此，应用起来愈益困难。但是，这样的理解不过是一个方面，结合《剑桥》下卷的内容来看，孙康宜所谓的困难，还应包含“文学文化史”已逐步转化为“文学跨文化史”或“文学超文化史”。“文化”虽无所不包，但毕竟受制于政治疆界，而现代以后，整体性就不得不牵涉全球空间问题。而种种溢出的现象，如海外华文文学等，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方向”。[6]

“新文化史”受后现代主义影响，有拒绝宏观而求微观的特点，表现出来就是对局部、地方性事件的兴趣。表面看来，这和“文学文化史”所在意的整体性方枘圆凿，但其实，彼得·伯克（Peter Burke）早在他处指出，“整体史”（Total History）并“不是对历史作事无巨细的叙述，而是强调在人类的不同探求领域之间的关联”[7]。细节和局部所起到的功能是以小见大。这容易让我们想到格奥尔格·卢卡奇（Gyδrgy Lukács）关于写实主义的见解，同样强调了从典型中发现整体的观念。典型的意义在于它是关系的枢纽。由这个焦点出发，可以通达现实的不同界面。这等于提醒我们，对于整体或局部的界定不能经由表面的、直观的比较所得，而需要深入到内部考察它与其他领域或范畴的联系。

在此意义上，“文学史”为一种动态关系学。《剑桥》从横纵两个方面对此做出了揭示。首先是纵的方面，“传统文化史侧重文化的制作（production），而且假定制作者大部分是社会上的精英分子（知识分子是其中之一）。新文化史则把文化活动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历史，除了文化制作之外，还关注到文化的传播（dissemination）、接受（reception）和挪用（appropriation）这些不同的过程。同时，新文化史家认为制作文化的人，包罗万有，其中也不乏无名无姓的平民”[8]。“三国”“水浒”等经典的成书过程，是典型的文化传播案例。但是，此播演方式，侧重时空上的顺势而下，而没有考虑逆向塑造的问题。这一点《剑桥》较为关切。田晓菲和宇文所安多次就抄本文化来论说“逆 写历史”的可能。田晓菲明确指出，“陶渊明在唐朝只是众多著名六朝诗人当中的一位而已。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他死后五百年左右的北宋，苏轼（1037-1101）和他的追随者们把陶渊明奉为整个六朝唯一伟大的诗人。他们对陶渊明作品中文本异文的选择，巩固了陶渊明乃是一个宁静自然的 隐士、对诗艺漠不关心的形象”[9]。经典的产生，与后世的接受、挪用密切相关。这个过程既受制于特定的物质条件，也与后世接受者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遗忘和记忆是一个文化博弈的过程。如此，文学史就绝非作家作品各归其位的组合，位次确立的背后，另有一段曲折的历史，这就是宇文所安讲的“史中有史”。归位的过程，并非扁平顺滑。而至于横的方面，宇文所安指出“文化唐朝”的发生，关键在于破圈。他明确“文学首先是种社会活动”[10],而非孤芳自赏的自娱自乐。即便是在相当狭小隐秘的范围内，真正的文学都具有社会性。比如清代的“闺秀诗人一如既往地通过宴会、随意的聚会以及交换诗作和信件往来等方式，将家庭背景相似、志趣相投的女性同仁聚集起来，结成社团。她们常常得到家庭和家族里男性成员的支持，也获益于与当时知名文人的交往”[11]。

无论是横的交往传播，还是纵的接受传播，这些跨时空的经验，提示了一个巨大无形的“集体作者”的存在。文学史虽想勉励修复历史上那个唯一的作者，但他/她的出现很难不受到后世抄写者或追慕者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是阶段性的，它代表了当下我们理解过去的水准和视野。贝奈戴托·克罗齐（Bendetto Croce）的名言正是“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克罗齐将过去看成现代的投影，但未及指出，这个现代又是由过去造成的。换句话说，历史本质上是混沌的。我们对陶渊明的界定受到宋代文人的影响，现代或我们并没有绝对地主导历史写作。现代并非凭空产生的，相反是经由时间的重重叠印而造成。这样我们就想到了誊写（palimpsest），一种以覆盖涂抹、层层叠加为特点的写作。在后殖民的视线下，涂抹总会留下痕迹或破绽，而且正是借由这些微小的瑕疵，我们可以找寻“原文”，并借这种对本原的信念去抗衡现行的表述。由此，辨认“真迹”是一种文化反抗。[12]不过，对于文学史，我们并不需要借重这种以抵抗为脚本的后殖民思路，反而借此理解，借着重重叠叠的陶渊明分身以及他们间的差异，我们有机会接近那个“真正”的陶渊明。

因为陶渊明形象的历史跨度，使得现有的朝代分期，势必被突破。我们无法将其固定在魏晋六朝。由此，誊写表现出了它的对抗性。不过，我们最终视陶渊明为魏晋诗人，关键依据是他的身世。换句话说，文学史具有非常浓烈的生理或物理属性。这也是最容易安置作家的方式。不过，这种方式只能将作家依序罗列，而无法照顾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了能重建意义网络，宇文所安提出了“文化唐朝”的设计。所谓“文化唐朝”的“唐朝”和钱锺书论述的“诗分唐宋”的“唐宋”一样，是一种风格，揭示的是文学如何脱离宫廷文化，变成知识精英的社会活动。“文化”指向了宫廷以外更广大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从聚会、出游到死亡，“文学世界拥有独特细节和微妙差异，看起来非常接近于真实的生活世界”[13]。“新文化史”着意开拓政教世界以外丰富细腻的民间生态、边缘区域，“文化唐朝”也有容乃大，“从前世继承了一张文学史风格、文体、角色类型的地图”。

二、全球史

《剑桥》的下卷起于1375年。明朝在1368年开国，不到十年的时间，元朝遗留下来的一代文人或谢世，或遭诛杀，基本上凋零殆尽。孙康宜以此作为明文学的起点，当然有心呼应“新文化史”从文化而非政治入手的意念，并暗示前缘已尽，大明方生。王德威以1841年作为“现代”开端，做法上似配合孙康宜，但用意南辕北辙。他的操作恰表明前缘未尽，方有后话。孙王二人，一个讲断裂，一个求连续，思路上并不一致。表面看来，孙康宜以文学的百废待兴，强化时间的断裂脱节。但这仅是纵的线索，如果横观中国，1375年世界范围内的种种文学事件已然构成互缘共生的星座图。孙康宜指出，“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文学史，大都是从1400年左右开始的。而且学习英国文学的也都知道，1400年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年代，如著名的乔叟在那年去世了；薄伽丘写的《十日谈》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出现的……”[14]过去受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世界体系始于16世纪。我们了解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放大观察的视野，将东方世界纳入其中，一些新的时间节点可能会涌现。但不论起点如何变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或今日的“全球化”，都被视为经济联系或政治一体化的结果。文学不是世界形成的指标。孙康宜提示我们从文学来认识世界及其构造的可能。

今日我们争辩“何谓世界文学”的问题，往往在空间的拓宽或交互方面用力，却遗忘这个“文学世界”如何对我们重新理解世界带来影响。从文学看到的世界，与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的解读会有怎样的差异？这是一个大哉问，有限的篇幅之内，我们无从回答，但不论如何，孙康宜已经明确：探讨中国文学，或至少是15世纪以后的中国文学，需要具备一种全球视野和世界意识。“全球史”的提法在20世纪90年代风行。它和“世界史”多有重叠，但“‘全球史’更倾向于处理15世纪以后的历史时期”[15]。而至于其他的差别，刘禾有过非常简要的总结，她说：“全球史与世界史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世界史的思考往往将本国的历史排除在视野外，而国别史的研究者又通常只问本国史……相比之下，全球史在研究方法上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它不分国别史和世界史，而是把本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范围中来进行互动研究，因此，本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本国的问题。”[16]全球史不仅意味着地理学上的校正，也对整合互动充满洞悉。“有所关联的世界”（connected world）与“整合起来的世界”（integrated world）判然有别，是一棵棵树和一片森林的区别。“整合”假定了“任何孤立无依的社会都无法得到充分理解”。[17]

柯娇燕（Pamela Crossley）曾将全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梳理为四。“首先是‘分流’（Divergence），即对事物从单一起源到随时空变化而发生多样性分化的叙述。接下来是‘合流’（Convergence），即对不同的和分布广泛的事物随时间推移而必然呈现出相似性的叙述。然后是‘传染’（Contagion），即对事物跨越边界并同时急剧地改变其动态的叙述。最后是‘体系’（System），即对互动结构同时相互改变的叙述。”[18]其中，“分流”与“合流”的提法，容易让人联想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而“传染”和“体系”则同文化史研究中的涵化（acculturation）、濡化（enculturation）、本土化（inculturation）、整合（interculturation）、转移（transculturation）等概念颇为接近[19]。但不论如何，这四个方面共同说明“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interaction）是全球史的核心所在。[20]而互动所造成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动摇西方中心主义。这不只是说，全球史在西方以外找到了新的论述可能或例外，更是指“西方文明在近代崛起，并不纯粹是一种‘天命所归’，而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并且近代西方人在许多地方受惠于其他文明”[21]。互动也连带破坏了西方话语意图构筑的趋同性或普遍法。“西方的主体性叙事，总力图把他人作为‘环节’或‘阶段’包括在自身的‘普遍历史’里面，把他人简单化，把自己复杂化；把他人空间化、物化，把自己历史化、精神化；把他人的历史连续性割断，把自己的历史断裂性联结、弥合起来。”[22]

表面看，《剑桥》并没有耗费太多笔墨来论述跨文化互动，少数的讨论都集中在了现代部分。这种做法并不特别，中西古今的对话，历来是论说现代文学的中心工作。“本土之创新与国外之刺激，激进之挑衅与怀柔之反应，种种力量短兵相接，激烈交锋。”[23]言语间，王德威并不回避“冲击—回应”模式。他将历史还原为帝国殖民，以及与之并驾齐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动应变和创新冲动。“冲击—回应”不能简单地换算成“主动—被动”“示范—跟进”，回应不仅具备能动性，也具有全球视野。比如，王晴佳就指出，柯文（Paul A.Cohen）主张以中国眼光来研究中国历史，但“他所谓的中国眼光，其实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西方眼光，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发展所孕育出来的一种态度”[24]。与他的老师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不同，他们这一代并未真正踏足中国大地，交往中国友人，目睹历史的变化，所以眼光打不开。

更进一步来说，《剑桥》是系列研究中的一种，它与俄国、德国的文学史为同一个序列。这一身份挑战了西方才具备连续性历史的看法，赋予了中国文学独立的学术价值。换句话说，《剑桥》是被放在一个全球框架里来认识和定位的。就此而言，确认何谓全球史，不见得要以文本内容来做考量，转从更宏大的学术生态视角定位研究，一样具有适切性和说服力。当然，内部的论述也不见得完全缺席。比如，上文提到的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便是一例。此外，在明前期部分，孙康宜特别提出“旧地点，新视野”的观点，以说明明代的“赋作所反映的中国与其它东亚国家的相互影响”，“表达了明代中叶人们发现新世界的愿望”。[25]更重要的证据来自石静远（Jing Tsu）。她讨论了翻译文学。一般而言，文学史并不处理翻译文学，因为在国别归属上它隶属外国。虽然翻译文学曾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但毕竟一开始它是用外语写成的，无论译者做了多大的叛逆性改写，译本总是衍生的、附属的。石静远的讨论，虽然强调了译者对原文的深度介入，但她似乎更愿意指出，翻译行为是一场交战，“交战的不仅是文字，而是世界观”[26]。石静远无意将翻译文学视作一种结果或文类，相反，认为是一个动态的跨文化交互过程，“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合的竞技场，是所有全球化理论的规范”[27]。正是在那些被改编得面目全非的作品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全球史的能量如何运转，揭示中国文学的活力不是维持某种稳定的传统，而是在与世界的碰撞中积极地以中国的方式予以干预。“人们借助异域的不同视野重新想象世界”，“翻译提供了整个世界而不只是一个国度”。[28]

全球史动摇西方中心主义，改写了以单一民族国家为视角的表述方案，其中“互动”是一种路径，而另一种常被提及的思路是“交互比较”。加州学派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提出并实践了该方法。“交互比较”着意打破比较的单向性，提倡比较双方可以互为标杆。交互比较，强调了双方的对等，甚至在彭慕兰的例子中，中国和英国具有高度的内部相似性，日后，两国不同的发展就源于外部条件的不同。交互比较类似于平行研究，它可以架设在两个完全无涉的主体之间，相互借鉴，打开视野。但是，如同人们检讨的，交互比较虽有助于改写比较双方的等级关系，它依然是二元的，更多元的比较关系并没有被采纳。同时，它的应用面也相当狭窄，主要流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剑桥》显然打破了这个格局，它讨论了文学领域的互反比较问题，而且对象至少包含了俄国、意大利和德国。这些并列为一个系列的文学史作品，看似彼此无涉，拥有独立的叙事线索和文化逻辑，但是，它显然诱导我们思考类似于“在经济指数并无实质差异的情况下，中国文学和德国文学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等问题。这样经济领域的讨论，就被推回到了文学世界，不仅显示了经济决定论的失效，而且叩问了文学作为一种参量，在探讨世界格局、理解中国方面的重要性。在论及1937-1949年的文学时，奚密简要地提示：“当我们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时，中国文学的蓬勃堪称是个奇迹。”[29]

全球史要求我们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并不意味着民族史的叙事不再重要了”，相反，民族国家形象经由全球史的视角而变得更加复杂，起码它使我们“注意到内在动因和外部因素的分流和交互作用”。[30]民族主义的内容，在区域和文化上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不能从欧洲直接移植或从本土整体派生。奚密对抗战文学的处理，正是以区块的方式进行的。显然，她承袭了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作品的思路，以空间而非时间来描画这“十年”的状况。但不同之处在于，她把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并列，暗示战争作为一种普遍背景如何对地方造成了不同后果。全球与地方的拉锯，甚至区域内部的文化传统与联系，都被深深搅入其中。

结语：跨学科

作为结论，我们不必忙于论说这两种引介的效果，而应首先关注：无论是亲近“文化中的文学”抑或“历史中的文本”，《剑桥》都表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征。这个趋势也许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反文化运动，在时人看来学科制度有相当的制约性和排他性，因而有必要打破边界，消解等级。这种观念之下，跨学科不仅是一个知识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而晚近，学者们更是强调，跨学科的流行源于大学对管理成本的控制。为了能使研究成果更具市场应用前景，而不是被小圈子所独占，大学鼓励研究的兼容性。[31]在这一点上，《剑桥》的操作意念与此契合。虽然其内容具有高度专业性，但两位主编仍努力将目标对象锁定在受过一般教育的群体（generally educated readership）身上，并尝试以连贯的叙事，或曰“看故事”的方式吸引他们的兴趣。[32]当然，反对以市场规律或诉求来牵引学科发展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因为急功近利的操作，最后只能造成一种知识上的大杂烩。比如，文化研究因持续地目光向下，已窄化为大众研究。《剑桥》对其借用，虽有利于发掘文学发生的广泛性和群众性，改写精英主导的模式，但联系《剑桥》的文学史属性，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多样化的处理方式，对并不熟悉中国文学的读者而言可能造成困扰。时空的不断错位犹其余事，经典建构的论述则易引起误解。

跨学科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工作。创新都具有风险性。而且风险往往是对于尝试改变的学科而言的，对于被借用的学科，我们很少考虑它在被借用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比如，上述的讨论集中解释了新文化史和全球史对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而至于前两者由此发生什么变化或修正，我们未加深究，仅仅简要提及了用文学而非经济模式来理解世界交互的可能，它有助于反思全球史研究的视野局限，并提出了文学史作为文化交互现场的可能。跨学科研究固然充满挑战，也暗含风险，但“最重要的是，跨学科研究代表了知识的非自然化：这意味着在既定思维模式下工作的人必须永久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所受到的知识和制度约束，并对建构和表达他们的世界知识的不同方式保持开放态度”[33]。在这个意义上，《剑桥》接引史学研究的思路做跨学科的尝试，并不是要确立一种新的叙事规范，相反，它明确了文学史的关键是对不同的知识形态保持开放态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形态和跨文化政治研究”（18BZW15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15][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美]王晴佳、[美]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杨豫、[美]王晴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50页、585页。

[2][8]洪长泰：《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ii-vi页、ii-vi页。

[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4]参见黄兴涛：《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5][6][9][10][11][13][23][25][26][28][29]Kang-i Sun Chang, Stephen Ow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p20.p255.p326.p378.p333.p462.p41.p585.p595-596.p623.

[7][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第二版）》，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2]参见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181页。

[14][32]孙康宜：《新的文学史可能吗》，生安锋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6][美]刘禾：《序言：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美]刘禾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页。

[17][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84页。

[18][美]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9]参见[英]彼得·伯克：《文化史的风景》，丰华琴、刘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

[20]参见董欣洁：《西方全球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27页。

[21][24]王晴佳：《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06页、48页。

[22]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27][30][德]S.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全球史导论》，陈浩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53页、218-219页。

[31][33][英]乔·莫兰：《跨学科：人文学科的诞生、危机与未来》，陈后亮、宁艺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04-212页、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