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下中国的文论领域，正刮着一阵构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旋风。应该说，这一理论愿望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四十多年来，我们的文学理论使用的话语基本是西方话语。流行的表达是，我们只能“跟着说，接着说”而难以“对着说”。因此，构建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是文论专业的“中国梦”，或者说也是我们的“隐痛”之一。但是，这个问题同样具有两面性。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让我们经历了第二次“欧风美雨”的洗礼，国门洞开，我们有机会看到和领略了西方文论的不同面孔，改变了包括中国文论在内的中国文学“一体化”格局，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这一进步也让我们认识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是有通约关系的，不然我们也不会对那些有价值的西方文论表示认同。就像西方文学经典一样，包括他们的文学观和塑造的人物，如果不能打动我们，我们为什么也奉为经典而长久阅读。因此，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真的有独立的、行之有效的“中国文论”吗？或者说，这个“中国文论”具体样貌是怎样的？包括它的理论系统、基本概念和表述方式，我看这个问题可能很难回答。这一个问题让我想起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理论研究室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构想，并联合国内多个院校召开了大会。这个构想不可谓不宏大，不可谓没有想象力，也不可谓不具有雄心壮志。但是，至今我们仍然没有在实践层面看到成果。不是倡导者的思考方向有问题，也不是中国文论的研究者的创造能力不够，而是这个命题本身不具有操作性。“转换”是需要“中介”的，就像白话文学，如果没有“白话”这一话语方式，白话文学就没有载体，因此也不会有白话文学。那么，中国古代文论要进行“现代转换”，它只有白话文的“今译”是不能完成的。将近三十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项难以实现的工作，而不是“未竟的事业”。对中国古代文论我们可以进行新的“阐释”，然后争取“古为今用”，而不是什么“转换”。

另一方面，“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一直没有中断，不同的是，它没有存在于文学的“理论话语”之中，它在中国文学评论中一直在探索和践行。社会主义初期的“十七年”，虽然是“一体化”的文学时代，但它构建了社会主义文学独特的经验，并且是我们重要的文学遗产之一，它以“历史化”的方式观照着当下文学的发展和变化，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就难以全面和准确地评价当下文学的经验和成就。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巨大发展，和文学评论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或者说，如果没有文学评论对每一时期文学的及时的评价，它的健康和正常发展是不能成立的。对文学现场的密切关注，产生了中国式的“文学评价话语”，也可以称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情况告知我们的是，只有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中国式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的话语方式才能产生。如果离开了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具体实践来创造中国文论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只有抽象的概念是不能进入历史的。

这时，我们讨论南帆的新著《摇摆的叛逆》，是十分必要的，它以个案和“样本”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中国文论的话语方式和实践理性。我一直关注着南帆的研究和评论。他有丰富的理论和评论著作发表和出版。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抛弃课堂知识学的“文学理论”，这种理论离开课堂一文不值。四十多年来，南帆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当代文艺和文学的具体实践，他一直是一个“在场者”而从未缺席。因此，他的研究和评论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对象化。他不是那种高蹈的、对着天空说话的“理论家”。比如他的《文学的冲突》《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双重视域》《文学理论十讲》《无名的能量》《后革命的转移》《五种形象》《文学的位置：挑战与博弈》等学术专著和多种论文集，都是密切联系文艺和文学创作实践的研究和评论。他的阐发具体及物。形成了南帆自成一格的文学研究独特个性和风貌。

一、学案、谱系和文化研究

《摇摆的叛逆》，是由一个关键词引发的学案，这个关键词是“小资产阶级”。这个貌似自明性的概念，在南帆这里成了一个“学案”。我们知道，“学案”研究是古代学术、特别是明清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中国近古学术经验之一。它的特点是系统性地记述、梳理和评析一个时代或一个学派的学术思想发展、师承关系、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著作和观点。比如开创之作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案体史书体裁，系统总结和记述了明代传统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流派，全面反映了明代学术发展的全貌。通过这部著作，黄宗羲准确把握了明代心学酝酿、形成、繁荣和分化的轨迹，揭示出明代学术发展的主线，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世的学术研究方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明儒学案》的出版，使得明代学术思想得以系统保存和传播，为后世学者研究明代学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它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个研究学术思想发展的范例，推动了学术史研究的发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书写的高端成就。它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在今天，它依然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重要的遗产，它与现代学术方法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着对中国古老智慧的深入理解。它为我们理解那些逝去时代的思想家及其精神世界，留下了一座让我们不时回眸的伟大丰碑。我不是黄宗羲研究专家，但“学案”的方法是一目了然的。可以说《摇摆的叛逆》的研究显然继承借鉴了“学案”的方法，是当代的“学案辩难”之作。

“小资产阶级”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关键词，并通过它著成一本大书？在导言《小资产阶级：阶级谱系与文化共同体》中，南帆做了如下阐释：

作为一个通俗的社会学概念，“小资产阶级”历史短暂，内涵清晰，各种版本的词典、百科全书可以查到大同小异的解释。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概念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社会学。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小资产阶级”成为各种非议、批评乃至贬斥的万能代码，频繁露面于党派政治文件、个人品行鉴定、知识分子内部的激烈争辩以及文学批评之中。从狂热的“左派”幼稚病、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到傲慢的接人待物、过分醒目的奇装异服，从面对血污产生的恐惧和软弱、公共场合不逊地口出狂言到抽象的人道主义主张、田间插秧之际伺机偷懒，所有的不良倾向均可纳入“小资产阶级”的辖区。许多时候，“小资产阶级”边界不清，覆盖的面积伸缩不定。作为咄咄逼人的阶级武器，这个概念拥有惊人的杀伤力，“小资产阶级”所形容的阶级异己乃是严厉批判、制裁甚至肉身清初的对象；作为日常的流行词汇，这个概念仅仅包含轻微的谴责，甚至潜藏了某种隐蔽的得意，似乎许多人曾经患有这种文化感冒，不足为奇了。

这一阐释即画出了“小资产阶级”的势力版图，也道出了这个阶级危险的边缘处境。这是研究这个概念、阶级或文化共同体的理由，它将要辐射和感染不同的领域，因此它的“光彩”才如此显赫而夺目。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并没有深刻地介入西方文学批评史，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学派那里，它也远非举足轻重。它在中国的正式出场，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革命文学”对鲁迅、茅盾、郁达夫等进行了严厉谴责，“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贬义词开始出场。然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习气”的论述被经典化，不仅知识分子形象的命运江河日下，而且只要被印上“小资产阶级”的印戳，大体就是悬而未决莫衷一是。南帆从文学批评入手，然后揭示了这个概念的理论来源，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到毛泽东，都有关于“小资产阶级”的论述。其中列宁的论述最多，也最为醒目：“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也是口头上来势汹汹、夸夸其谈、妄自尊大，实际上则是分离涣散、毫无头脑、空洞无物。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的两大‘流派’。”到了毛泽东这里，阶级谱系分别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被称为“我们最接近的朋友”。这时的“小资产阶级”是社会身份。后来南帆分析说：

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奇怪问题：小资产阶级为什么隐藏了如此巨大的美学能量和吸附力，以至于反复纠缠，屡禁不绝？许多时候，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可能对小资产阶级产生奇异而隐秘的好感。相对于无足轻重的阶级地位，小资产阶级似乎占据了一个文化中心位置。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陷于物质再生产的循环而分身乏术，那么，小资产阶级似乎赢得了更多的文化自由。除了忧虑时政、恐惧革命的不安和惊惧，小资产阶级意识还同时包含了许多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所无法解释的内容。阶级地位与文化之间的不对称表明，后者是一种奇特的话语——小资产阶级话语。

这时的“小资产阶级”又成为一种话语方式。从美学—阶级—思想—话语一直到“情调”，“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内部谱系仿佛不断在“增殖”，而且肯定还会分析出我们不曾想象的更多“功用”。这些已经足以说明“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丰富和复杂。它之所以可以演绎成一个“学案”，正是因为这个概念在社会、思想、美学、话语以及“情调”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南帆作为一个学者的学术功力、视野等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另一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南帆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传统学术方面，南帆借鉴了“学案”的方法。但纵观《摇摆的叛逆》，这里还融合了社会学、阐释学、美学、叙事学、场域理论等，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方法。他对大众文化、大众文艺的关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身体、城市、性别、青年、日常情调等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分析，使这部著作，既有理论含量，又有身置其间的现实感。因此，构建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一定是密切关注中国文艺、文学发展的现状，同时，不排斥西方有价值，有穿透性的思想理论资源。这时我想起了古代诗学和文论研究者蒋寅先生。蒋寅是唐代和清代诗学研究专家，是这一代古代文学研究的翘楚。他之所以能够在专业上做出杰出的成就，除了对专业的精深研究之外，对西方文论同样有很深的造诣。他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有自己体系的命题。他有专著《古代诗学的现代诠释》及其续编。在和他讨论中国传统文论如何应用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时，他说，“我对这种期望不太乐观，古代文论是面对古代文学的，现代文学需要更精密、更丰富的理论。因为现代文学太复杂了，诗歌也是如此。当代诗歌修辞之复杂，是古代诗歌无法比拟的”。在《新故、生熟、生新——中国古代文论的独创性观念》一文中，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中国古代文论以新故、生熟、生新三组概念建起独创性理论的概念群，由南朝已降的“新故”到宋代“生熟”的过渡，意味着创新观念由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转换为矢量化的程度考量，由此构成对“陌生化”概念的发明和充实。在此基础上衍生的“生新”概念，又引出对“新”即陌生化之“度”的补充性思考，由此形成关于独创性的系统理论。围绕这些问题的丰富论说具有很超前的理论意识，相当完整而深刻地阐发了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对于现代艺术的唯新观念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这里，我们不熟悉的关键词，新故、生熟和生新，恰恰是我们本土的古代文论；而我们耳熟能详的“陌生化”“西方形式主义”等，恰恰是西方文论的常用概念。这说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蒋寅先生，没有拒绝西方文论中有理论价值的思想和观念。而恰恰是这种理论视野，使他的文论研究别开生面、别有心栽。从不同专业、取得了杰出成就的专家学术思路和方法可以看出，建构中国文论和学术自主理论话语，必须有世界眼光和视野，必须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学艺术创作的实际情况。任何一方面两手空空，都难以实现这个期许。

二、发现边缘和填补空白

学术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填补空白、发现边缘、重估主流和纠正通说。《摇摆的叛逆》各章节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就单篇论文而言，有很多讨论的相关文章。因此，似乎也没有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但是，当这些文章集结为一部专著时，我们发现其价值大大地增殖了。或者说，当南帆将“小资产阶级”这个关键词作为问题提出，只是冰山一角，而冰山下面如地壳般连续不断的圈层，才是他要表达的核心要义。从“革命文学”到身体，从乡村叙事到农民话语，从城市的文化区隔到女权主义与阶级话语，从青年、代际美学到大众、民族形式与抒情。这个系列问题，几乎涵盖了当下与“小资产阶级”有关的核心问题。

在《展开的基础》部分，南帆从“身体作为起点”入手。关于“身体”的含义，他同样以谱系或“学案”的方法，梳理了柏拉图、笛卡儿、尼采、梅洛-庞蒂以及巴塔耶、罗兰.巴特、福柯、德勒兹等西方思想家对身体的论述；同时也梳理了孟子、王充、荀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论述。对身体的关注几乎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焦虑：“所谓的文化从未真正甩下身体而形成自己的独立逻辑。相反，身体时常潜伏于文化的中心地带，散发出的独特气息不知不觉地织入各种观念。”对文学而言，“身体修辞学”，是文学修辞术重要的手段之一，从古代到现代无不如此。但是，进入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改变了文学的“躯体修辞学”。生活领域更是如此，他借用迈克·费瑟斯通的话说：“与资产阶级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安静与自信相反，新型小资产者对他的身体总是感到拘束不安，总是有意识地反复检点自己，观察与校正自己。……他们把身体当作是面对他人的记号来看待，而不是一件工具。新型小（资）产阶级者是一个伪装者，渴望自己比本来状况要更好，因而一味地对生活投资，他们拥有很少的经济和文化资本，所以他需要得到它们。因此，新型小资产者采取向生活学习的策略，他有意识地在品味、风格、生活方式等场域中教育自己。”南帆在《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叩访感觉》《后革命的转移》等著作中，都讨论过身体。身体是真实的肉身存在，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如果没有对身体的讨论，想要讨论清楚文学和文化问题以及变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它也是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

同时，南帆将乡村、城市、农民叙事话语等纳入讨论的范畴，使讨论的基础坚实而有说服力。关于性别、女权主义、青年、代际、家庭家族、日常情调、大众、民族形式与抒情、后现代与二次元等命题的提出和论述，应该是本书最为前沿问题，它凸显了南帆研究的现实感和对最新文学、文化现象的追踪和应对。“危险的日常情调”是最适于讨论小资产阶级的领域。当然“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今天的政治含义已经逐渐淡化，过去的贬义、异己的气息也逐渐散去，而带有调侃、反讽的意味。当年“革命文学家”曾经愤慨地斥责鲁迅、周作人等“语丝派”时说：“他们的标语是‘趣味’；我从前说过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超越在时代之上，他们已经这样活了多年，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的活的罢。”那时的革命家不能认识到“有闲”的历史贡献，也不明了“有闲”是文明诞生的必要条件。作为日常情调的危险，也恰恰来自那时认知的危险。

有趣的是，“小资产阶级”在被防范、被批判了许多年，但是，它“具有极为顽强的生命力。尽管革命的暴风骤雨势不可挡，但是，小资产阶级仅仅暂时潜伏。只要出现一个小小的间歇，小资产阶级文化趣味立即会破土而出，开始萌芽和生长。文学始终是小资产阶级文化的首要据点”。南帆进一步论证说：“或许必须难堪地承认，大半个世纪的文化改造运动之中，工农大众并未真正赢得文化领导权——许多声势浩大的批判挟带的是政治与行政的权威和滔滔不绝的理论言辞。日常生活之中，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趣味时常悄悄地复活，无声地俯视工农大众的质朴与简陋。尽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形成的文化氛围从未过时，但是，那些落户乡村‘接受教育’的插队知青仍然在某些方面保持了无形的美学优势，例如发型、步态、外套的领子款式或者裤管尺寸。”这是“小资产阶级”趣味和情调的顽强，正因为顽强而格外危险。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迄今为止，工农大众的工作伦理尚未产生出一套成熟的美学——这种美学不仅可以摧枯拉朽一般地清除小资产阶级文化趣味，而且可以提供一套独具一格的审美观念以及经典之作”。一个特殊的例子是，我记得1969年，东北知青最时髦的服装是“劳动布”制作的工装，也就是工人的工装。这是“工人阶级美学”在知青群体短暂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服装符号隐含的是知青对城市的向往，而不是对劳动的热衷。“工装”是工人阶级的，但他从一个方面代表了城市的身份。因此，小资产阶级趣味和其他大众文化一样，可以消费一切。工农大众工作伦理没有产生一套成熟的美学，是“摇摆的叛逆”之所以长久存在的关键。因此，《摇摆的叛逆》不是描述性的著作，而是敢于提出问题、面对问题的、有勇气和见识的大著。

三、关注现实和开放未来

一个有价值的学术命题，包括与历史相关的研究对象，不仅和历史相关，也一定和现实相关，并且向着未来开放，形成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学术研究的“历史化”的一种方式。《摇摆的叛逆》就是具有这样性质的选题。我们知道，“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外来的概念。进入现代中国后，它的含义同样是“摇摆”的，或者说，在不同的时代，这个概念的含义并没有一个“标本式”的阐释。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阐释也不尽相同，即便是这些伟大导师的各自阐释前后也未必完全一致。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也有“虚假性”的一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个概念的价值功能是可以不断变化的。南帆显然发现了这一点。因此，他历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人物对这个概念含义的阐释，既是历史化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同历史对话的一种方式。全书始终贯穿着这一意识，其行文立论因其翔实客观而充盈有力，你可以质疑和反驳他，但会感到为难。

他讨论的问题，是遥远历史问题的当代回响，同时是对当下问题的有效回应。在今天眺望过去，会发现“历史文化的裂变”，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既主张个人的独立和自由，鼓励年青一代要有挣开各种传统枷锁的勇气和信念，但在现实层面又不得不在婚姻上委曲求全。他们身上仍有士大夫的遗风流韵。因此，那个时代的鲁迅、叶圣陶、张资平等有很大差异性的作家，都曾被划入“小资产阶级”之列。这种情况，可能预示了这个“文化共同体”内部充斥着的不确定性。进入当代，古代读书人的“红袖添香”，仍被视为才子佳人理想生活的现实图景，也是“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现场图解。文人墨客仍以“红袖添香夜读书”来表达内心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比如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章永璘夜读《资本论》，马缨花陪伴在身旁。马缨花陪章永璘读书是对“红袖添香”这一古典意象的现代再现。这一情景的构成要素与古典意象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古典意象是精致的书斋、红袖佳人、袅袅沉香。《绿化树》是西北荒村破旧的土屋，饥饿寒冷的生存环境、美丽泼辣又善良的底层妇女马缨花。章永璘，一个被流放、处于社会底层的“右派”知识分子，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饥渴中，马缨花的出现，为他营造了一个超越现实的精神幻象。她为章永璘擦拭灯罩，让那盏昏暗的煤油灯更亮一些。这个“添光”的动作，是“添香”在苦难现实中最贴切的变形，象征着在黑暗中守护知识的微光。马缨花并不完全理解章永璘所读的《资本论》等书籍的内容，但她对“读书”这件事本身怀有近乎崇拜的朴素敬意。她的陪伴，不仅仅是身体的在场，更是一种无条件的、异性的认可与支持。对于章永璘而言，这种陪伴治愈了他的孤独与绝望。他在《绿化树》中写道：“我忽然觉得，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有一个‘家’，有一个在灯下等我的人。”这种幸福感，正是“红袖添香”意境所追求的精神慰藉的终极体现。张贤亮通过马缨花这一形象，复活了“红袖添香”的文人传统。但是，在今天看来，“红袖添香”的古代文人趣味，和今天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无疑是相通的，章永璘的“小资产阶级”趣味就是张贤亮的趣味。这一古典趣味直接转化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趣味，几乎轻而易举一脉相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小资产阶级”趣味、情调的来源，就不仅仅是西方的“小布尔乔亚”，同样也有来自古代中国的文人雅士。

总体上看，“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般意义的总结和归纳。事实上，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小资产阶级”内部，也并非岁月静好。大众文化领域，是集中表达“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领域。但这个“共同体”内部的分裂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香港的“四大天王”曾风靡一时拥趸无数。后来有报道说，“四大天王”拥趸为何“无法交流”？因为四大天王，并不归属于同一家唱片公司或者经纪公司，无论奖项、唱片销量还是演唱会，甚或是电影，都必然存在实实在在的竞争。拥趸当然各站一边。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四大天王拥趸之间，基本上“无法交流”。比如1990年，郭富城出道爆红。比如1992年，同时出现了小旋风、四大天王和双周一成三个娱乐圈大事件，又比如1996年，郑伊健一朝崛起。这种场合，当然就少不了诸位天王的拥趸。其后，四大天王鏖战七年，垄断香港唱片销量排行榜和演唱会市场，也拿走绝大多数乐坛大奖，双周一成则持续雄霸香港影坛。1996年，郑伊健四部电影闯入香港十大票房排行榜。1998年，郭富城不但连庄TVB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更将大中文金曲的全球华人最受欢迎男歌手奖和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一并拿走，携手百事风靡整个中国，又以《风云雄霸天下》击败双周一成，豪夺香港票房年冠。如果说拥趸按照个人趣味选择偶像的话，那么，偶像制造则必然联系着资本，有资本的介入，背后就一定是利益。

无论严肃文学还是大众文化，“小资产阶级”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比如，新大众文艺的代表、诗人王计兵的诗：“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这首诗虽然不能断定来自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阿多尼斯的：“生活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但可以看到的是，这里显然也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隐含其间。因此，对“小资产阶级”的同情未必“政治正确”，但对无限制的讨伐显然是一种政治过敏症。因此，对“小资产阶级”的审慎是完全必要的。在“后记”中南帆说：

小资产阶级概念之所以长盛不衰，之所以可以在文学批评以及美学领域成为推波助澜的关键词，这种情况证明了其强大的历史功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众多论述之中，这个概念成为四面八方交汇的中心枢纽，承担各种理论转换。从启蒙、革命、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工农兵大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到乡村与城市、文学语言、民族形式、抒情与内心世界、通俗与高雅，这些中国现代历史叙事或者文学批评之中的高频词汇无疑不和小资产阶级概念互为关联。这个概念的杀伤力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前一段时间，沉寂多时的“小资产阶级”再度露面，只不过已经从贬称改为“昵称”。“小资”指的是某些年轻人的生活情调，譬如钟情于精致的服装品位或者苦涩的咖啡，精心饲养一只猫或者定期从事园林修剪，等等。总之，生活情调仅仅构成现实边缘一圈装饰性花边，而不是主宰生存的经济来源或者人生信念。作为“小资”多余后缀，“阶级”一词遭到删除，这些年轻人无法体会数十年前“阶级”一词拥有的分量。

这里几乎把“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内容以及“小资产阶级”内部的复杂性都呈现出来。在历史化中凸显了现实性，而且通过其复杂性、多年性的展现，也预示了作为学术问题的开放性和未来性。或者说，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不仅与其相关的阶级、社会、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情趣、情调等有难以剥离的纠葛缠绕，而且自身也将面临不曾经历的诸多新经验，因此，这是一个新的、巨大的学术空间，它向未来开放，必将产生新的话语和新的可能性。我想，这也是《摇摆的叛逆》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