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主题创作的“主题先行”与“国际通行”
宽泛意义上的“主题出版”这一概念具有模糊性，因为任何出版都有其主题，其差异在于主题的范畴和类型。在中国当下出版语境中，“主题出版”成为一个不断被强调、被彰显的专有概念，是指围绕国家发展大局、时代精神与社会核心价值，系统组织策划并推出具有思想引领意义的出版物。韩建民、李旦在《主题出版的概念与边界》一文中梳理了这一概念的发展历程，认为“主题出版关注的‘主题’应是时代的主题，它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而变化，应聚焦于我国社会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需求和核心课题”，其外延已扩展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科技文化类、国家意志类、当代中国现实与治国理政类的出版活动。从文学社会学视角看，文学不仅是审美实践，也是社会意义生产的重要机制。作为面向少年儿童的主要文化载体，儿童文学出版界也投入主题创作的时代热潮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成为儿童文学自觉负载的重任。无疑，这一主题出版政策导向极大地拓展了儿童文学的题材疆域，甚至提升了儿童文学的表现格局，将文学、文化与文明三个维度进行结合，使得儿童文学能以更宽广的视野、更丰厚的样貌进入社会历史和文化教育场域，承担文化传播和价值引导的功能。
主题先行：如何处理主题挖掘与文学表现的关系
就文学创作而言，主题创作带来的一个创作倾向是“主题先行”。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主题先行”式的创作较早地出现在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注重发现和揭示问题，大多“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而当下倡导的“主题出版”侧重于发掘正面故事和歌颂宝贵精神。二者在书写内容的性质上迥然不同，但无论是揭露还是讴歌，“主题先行”的创作方式都可能给创作带来潜在的美学困境，即对主题的过度强调往往导致艺术本体弱化，陷入概念化、扁平化的美学困境（百年文学史上的相关实践已多次证明了这一困境的存在）。但辩证地看，“主题先行”并不必然地导致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主题挖掘与文学表现的关系问题。鲁迅先生自称创作小说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一宗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主题先行”，但他的小说成就之所以如此卓著，乃在于他自觉地追求“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倡导“选材既严，开掘又深”，可见是立足于思想和艺术并重这一文学根基。
所以，“主题先行”无可厚非，但这一先行的主题并非是创作的唯一目标，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主题并非某个明确的、单向的、表层的主题，而是有着更为隐秘、丰富、深刻甚至复杂的人文内涵。儿童文学创作倘若直奔时代和政策引导的某个单向主题，就会变得直白、生硬和贫乏，忽略了文学所需要的含蓄、弹性和饱满。因此，作家在所谓的“主题创作”中，对于这一命题作文般的“主题”故事可能包含、涉及、延伸甚至衍生的广阔内涵要有充分自觉的开掘、淘洗和冶炼。主题出版的“主题”往往偏于社会性和宏观性，在某种程度上“外在”于儿童生命。而“文学是人学”这一真谛要求作为主题出版的文学，同样要根植于内在的“人”，包括人的情感、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以及深奥人性。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并且还要加上“成长”这一儿童正在经历的根本命题。唯其如此，主题创作才不会遁入狭窄单薄的“载道”之轨，而是能在完成既定的“主题”传达的同时，建构丰富、立体、可共情的意义空间。
国际通行：表达内容、传递情感与价值共鸣
作为国家文化战略事业的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与出版，具有对内建构文化认同、对外传播中国形象的双重目标。那么，如何使中国特有的主题创作能畅通无阻地获得“国际通行”的效果？近些年，中国儿童文学已有不少作品获得国际奖项或译成外文出版，但离真正进入国外儿童阅读的高光区还有差距，具有明显中国印记的主题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这方面可能更有难度。要突破国际政治、语言、文化壁垒而实现“国际通行”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在“主题”上要融通本土经验、生命体验和人类情怀。
由中、韩、日三国的资深图画书画家携手共创的以“回顾二战、祈愿和平”为主题的图画书出版，是跨国通行的一个成功案例。这是自2006年起以民间合作方式启动的同一主题的跨国合作项目，在主题出版尚未成为中国出版的主潮之前就已开始进行。这一系列图画书旨在向亚洲国家和全世界的孩子们传达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的社会理念，通过合作出版的方式，在三个国家共同推出，并进一步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个系列被誉为“绘本中的战争与和平”，迄今为止已出版11本图画书（中国作品包括姚红的《迷戏——秦淮河一九三七》、蔡皋和翱子的《火城1938》、岑龙的《两张老照片的故事》），其中一些已经被英美等西方国家引进，并在国内和国外获得多个奖项。这一系列图画书作为对二战的回顾和纪念，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理念，着眼于创伤叙事这一维度，力图重建真实的历史记忆，饱含真挚强烈的情感和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其波长远超“祈愿和平”这一主题标语的振幅。弗朗西斯·E·卡泽马克认为，战争主题叙事唤起的同情和移情对儿童读者有直接的影响：“当历史文本与文学的血肉、骨骼和精神结合在一起时，我们的学生就能更好地用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去批判性地探索过去……文学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检查那些毋庸置疑的假设的方式，扩大了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理解，培养了对他人抗争的同情和理解，体验了许多人共有的喜怒哀乐，以全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和我们自己。”这一跨国合作的“祈愿和平”主题系列图画书用宽广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独特的艺术形式，唤起儿童读者的共情与思考，因此能跨越国界，帮助儿童读者创造他们和作品之间的情感纽带，传递正义、良知、责任感与能动性，有助于推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意义的深度认知与维护。
“提灯者”系列图画书：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尝试
革命战争主题是中国儿童文学在多个阶段出现的重要类型。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涌现了大量的战争历史主题的儿童文学作品。由笔者撰文的“提灯者”系列图画书也在这一年出版，从追求社会效益的角度来说，也属于“主题出版”，彰显的是吴贻芳、魏特琳、张纯如三位杰出女性与抗战历史相关的铿锵人生和崇高精神。然而，就我个人的创作初衷而言，这不是趋时应景之作，因为这三位女性的传记故事的种子在我心底很早就生根萌芽，她们是正义、理想、勇敢和大爱的化身。我所求学和工作的南京师范大学前身是金陵女子大学，这是吴贻芳校长和来自美国的明妮·魏特琳教授曾执掌和执教的学校。我此前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访学的高校也是魏特琳和张纯如的母校。我还专程在美国寻访魏特琳的故乡小镇、张纯如纪念公园并去祭扫墓地。当我行走在她们曾经生活过、战斗过和安息的地方时，更为真切地感念她们的人生选择和奋勇担当的精神。实地寻访的历程让我产生了更多的感念和哀思，正因为此，我才能在故事里传达出强烈的感佩与感动。
我从她们的童年讲起，甄选其动荡人生中的重要节点、难关和充满情意的生活细节，以蜡梅、菊花、鸢尾花作为核心意象，分别贯穿吴贻芳、魏特琳、张纯如的故事。这三种花能贴切地对应和象征她们的人生、气质和品格，也为根据史实而来的传记故事增添了一份轻灵的诗意和美感。毕竟，传记图画书的“主题”的有效传达必须基于艺术的感染力——不仅有动人心弦的情感，而且还要有隽永的美感，这样才能让读者有更多的沉浸、品位与遐思。系列图画书的英文版出版时，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社改换了作品的书名，把中文版中的“教育之灯、仁爱之灯、正义之灯”，改为故事中反复出现的花卉意象，更具文学的隐喻意味和开放性，这体现了主题出版“走出去”过程中进行艺术转换的必要性。
放眼国际，儿童文学的主题创作在许多国家都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存在。近年来，族裔平等与多元文化等议题持续受到关注，成为创作与出版的热点主题，甚至在重要童书奖项的评审中也体现出对这一价值取向的侧重。值得强调的是，此类受青睐的主题作品之所以获得认可，根本仍在于其本身具备较高的艺术完成度与文学品质，尤其是足以打动人心的情感含量。比如，在美国屡获奖项并入选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短名单的美国作家帕姆·穆尼奥斯·瑞安（Pam Muñoz Ryan）撰文的图画书《当玛丽安开始歌唱：玛丽安·安德森的真实演唱会》（When Marian Sang:The True Recital of Marian Anderson）在题材上属于人物传记，以黑人歌手的人生史折射种族平等主题，却因情感饱满、叙事动人而超越族群界限，成为触动广泛读者的佳作。成功的主题创作虽往往呼应某一时代或社会议题，但其穿透力始终来自对人类共通情感与价值的深刻表现。
总之，无论是“主题先行”的创作导向，还是“国际通行”的传播目标，儿童文学主题出版的生命力始终根植于两个维度：一是创作者真诚的情感投入与人性关怀，二是作品本身的艺术完成度与审美感染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关于“小说创作与阅读意义”的阐述尤其强调了“传递情感”的重要性：“对我来说，传递情感至关重要。我并不试图传达某种知识性的观点，也不致力于论证某个特定立场——尽管这类著作自有其价值。我所希望表达的，是对我个人具有深刻意义之物的情感内核。鼓励人们持续分享情感与体验，这本身便至关重要。”同样，真正打动人心的主题写作，其核心并非观念的灌输或立场的宣示，唯有通过情感的真实与艺术的淬炼，将宏观主题转化为可感知、可共情的生命叙事，才能超越观念灌输，真正潜入人心，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激起回响，实现从“主题输出”到“价值共鸣”的跨越。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