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文学的“化”与“存”
很多年前读《米沃什词典》，对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一句话印象颇为深刻，他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这个地方主义的视角，昭示了一种小即是大的文学观。也许，就一种真实的写作而言，此时、具体的事物比远方、抽象的事物更重要。文学更多是关于此时、此地、此身的讲述，文化也并非悬浮于空中的观念，它首先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其形态、气质与演进方式，与特定的地理空间、生存境遇以及在此空间中发生的人群互动密不可分。文化地理学家普遍认为，一个地区长期积累的文化，以及人们对这些长期积累的文化认同，就使得该地区具有了“地方性。”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说，“地方是被赋予了文化和情感意义的空间”，“如果把时间视为流动或者运动，那么地方就是暂停”。而这样的暂停，“使一个地方有可能成为感受价值的中心”，“地方”不仅是一个物理背景，更是“承载主观性的区域”，是“一种不可削减的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这种个体与地方经验之间的关系，是文学叙事的经典主题。
近年兴起的关于文学地方性的诸多讨论，都与这个思想背景有关。也有人担心，直接从地方性的知识和经验入手，会不会使写作从一种内在的文学经验的辨析转向外在的写作标签式的描述？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因为地理意义上的地方性经验并不会真正生成文学意义上的地方风格，任何写作风格的形成，都是在地方经验、个体精神和文学想象共同合力下完成的。
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这些地方性讨论的意义，它暗合了某种文化演进的逻辑。从中国文化的变迁看，历史上每一次人员和地理的变动都会伴随着文化的新生，地理扩展的背后往往是文化的碰撞、融合、创造。既包括南方与北方概念的形成，也脱不开特定空间关系对它的影响，地理的位移实质上是文化与习惯的重组过程。中国文化是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所谓南北之分也是一个流动的、历史性的过程：庄子、老子思想孕育于淮河流域，楚辞瑰丽之文诞生于汉水流域，在当时的视野中，这些均属“南方”；三国鼎立，北方为魏，南方成蜀；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后，衣冠南渡，这些人员迁徙和地理推广，再次带来了文化的碰撞，文化的新生。佛教从北方到南方，到了广东，碰到不识字的慧能，就有了禅宗；儒学从北方到南方，到了朱熹这里，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这都是地理视角，是有很鲜明的理论依据的。德国学者卡尔·施米特在《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中提出，历史本质上是空间秩序的斗争史，文化的扩散往往随着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历史上的南北问题不仅是地理分界，更是文化权力的角逐。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并非被动接受中心辐射的边缘，而是文化转化与再创造的关键节点。
只是，在这种文化的地方性演进过程中，不能只看到变化的逻辑，还要看到，变化的背后深藏着守常的力量。
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旋律是变化，文学上，浮在面上的更多也是变化，反叛、创新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最重要的艺术潮流。似乎中国文化唯一不变的就是求变。这个观念值得深思。设想一下，如果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是先“守常”再“求变”，它会不会是另一种模样？我们这代人的思想路径多数是先“求变”再“守常”的，最早读的都是西方现代文论，后面又不自觉地回到一个“常”的传统中去寻找思想资源。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思路历程。钱穆曾说，开新之前，必先守旧。这是钱穆思想的一个核心，它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人视为保守。现在我不这样看了。人为什么会有“守常”的愿望？因为文化不是科学，也不完全是知识，它不能一味“求新”。文化是一个生命体，我们这些个人也是一个生命，我们的小生命要融合到一个大的生命里，才能够求生存、求发展、求完成。只要生命的底色改不了，就会希望把自己的小生命融汇和寄存到一个大的生命里面。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生命体。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强调，对本国历史应怀有“温情与敬意”，正是出于对文化生命连续性的深刻认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也认为，理解从来不是主体对客体的支配，而是通过参与到传统之中，使传统得以延续并焕发新意。“守常”并非保守，而是文化基因在历史长河中的隐性传承。
以我一直喜欢的先锋文学为例，这个现代主义思潮奠定了我的一个文学底色，但今天的我读小说，如果看到作家把主人公的名字刻意取成1234，或者ABCD，就根本读不下去了。这跟我之前的阅读感受完全不同。中国人的名字都是有含义的，看名字你就可以想象他的家庭背景，可以想象它在什么文化脉络里，但是变成1234或ABCD的时候我就找不到感觉了。罗兰·巴特曾分析过名字作为文化编码的功能，它承载着家族记忆、社会期待与价值隐喻。当名字被抽象为无意义的符号时，人物便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抽离，成为浮游的能指，难以唤起深层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这种阅读感受的变化，恰恰反映了文化认同从追逐普遍性、现代性向回归地方性、历史性“常道”的悄然转变。
个体的小生命终归还是要回到文化的大生命里面去。胡适、鲁迅他们当年反传统反得那么厉害，传统文化对他们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胡适自己讲，影响他思想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了解胡适的人都知道，除这两个人之外，还有一个人对他影响非常大，那就是梁启超。胡适自己也讲过，“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尤其是梁启超的《新民说》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两部著作对胡适影响极大，他说，前者“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而后者“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胡适这个反传统的先锋，后面花很多精力去考证古白话小说，思想动力也在此。照唐德刚的看法，如果胡适没有中国古白话小说考证这一门学问，“胡老师就不是今天的胡老师了”。鲁迅也是如此。鲁迅的好友刘半农曾经送他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就很能说明问题。“托”是指托尔斯泰，“尼”是指尼采，意思是说，鲁迅在思想上服膺托尔斯泰和尼采，但为文的文风上，则是崇尚魏晋嵇康等人的率真、通脱。考证古白话小说等一系列学术成就改变了胡适的思想形象，魏晋的士人之风缓和了鲁迅谈“吃人”的激进面貌。若由此联想到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系列变化，我们还可以说，聊斋志异、地方戏曲启悟了莫言，旧白话小说、志怪小说塑造了贾平凹，《金瓶梅》《红楼梦》改变了格非，他们的写作史表明，只有变没有常，是不可能出好作家的。作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根系，他写到一定时候，就会有极大的茫然——不知该把人物的精神落实到哪里，安放在哪里，这是致命的。不能一味求变。当大家都在求变时，真正的先锋也可以是后退的。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遗产，而是一种具有历史意识的能力，它使作家在写作时不仅感知到“过去的过去性”，更感知到“过去的现存性”。真正的创新往往发生在与传统的深刻对话之中，而非简单的断裂。“常”是文学创新的深层资源与精神坐标。
“常”即“道”。但文学写作只讲“常”与“道”又是不够的。钱穆在《晚学盲言》里说：“中国人讲的道，乃是一本然之道，本来这样的。亦可说乃一同然之道，大家这样的。又可说乃一自然之道，它自己这样的。因此又是一当然之道，人人都该这样的。所以中国人又称此道曰天道，是天叫我们这样的。”所谓本然、同然、自然、当然之道，是一种自然和人文历史演进的规律，把道视为本体和运动方式的统一，是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道本身并非静止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道”正是在“生生不息”的变易中展现其恒常性。这与怀特海过程哲学中的“创造性进展”概念不谋而合——实在的本质是动态的、创造性的过程，永恒客体必须在实际事态中具体化方能实现其价值。也就是说，文学除了讲世界是怎样的，还要讲世界还可能是怎样的。
这是文学创造的超越性所在。它不满足于摹写既定现实，而要通过想象构建可能性，以此拓展人类经验的边界。文学文本是通过“空白”与“否定”结构唤起读者的想象性参与，共同完成对意义的创造。这种创造，既基于对“世界是怎样的”的深刻理解，又指向“还可能是怎样的”的未知维度。孟子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也可用来解释生命的变与不变，“化”过之后有东西存下来，就是“神”；天地万物以及我们的人生都在“化”，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还有“所存者神”，就表明现象背后那个本体还存在，化过之后的“神”，其实就是变化之后的创造。可见文学要写的是融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一体的生命万象。《易经》里有句话：“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文学要写的，正是“可久”和“可大”的事物。变化使文学视域变“大”，创造使文学生命可“久”。钱穆的思想讲守旧多，讲开新少，这是他的局限性；但当代中国文论多受西方现代文论影响，守常的东西比较少，现在也要补上这一课，在常中求变，在变化中求创造。
“常”与“变”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母题。古人讲，变者，复之初；常者，变之终。变与常循环往复，构成一种平衡。程颐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文化的“常道”为体，其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与创新为用，二者本是一体。传统的延续依赖于不断地再解释，而解释本身也是一种创造行为。
应该重新审视“常”与“变”的关系。即便讲现代化，也是要有传统基础的现代化，再怎么现代化，也不能把“中国”两个字化掉。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一个“不断回归传统又不断走出传统”的辩证过程，文学的现代性探索亦然。鲁迅的《故事新编》对神话传说的重述，白先勇的《台北人》中对古典诗词意境与人物命运的化用，阿来的《尘埃落定》以藏族土司制度的消亡隐喻现代性冲击下传统世界的“化”与“存”，无不体现着“常”与“变”的复杂关系。
文化是地方的，文化是守常的，文化也是创造的。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文学写作的三个面相：地方性赋予文化以具体的形态与样貌，是其空间维度的展开，也是文学风格形成的地基；文化的守常使文化具有稳定的内核与认同，是其时间维度的绵延，它能为文学写作提供深层的精神结构与意义召唤；而文化的创造性则赋予文化以突破的动力与未来，有活力的写作，是在创造中不断生成，不断冲破既定结构，让新的可能性涌现。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在地方性与普遍性、守常与求变、传承与创造之间，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平衡点。这或许是中国当代文学正在发生的事实，也是文学写作走向未来的一个新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