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亮程是当代文坛极具辨识度的一位作家。从散文到小说的转型延续了其“乡村哲学家”一贯轻灵而又沉郁的风格，以古老的新疆生活为背景，探讨生命与死亡、存在与信仰、人与万物、日常与抒情等永恒的母题。在此意义上，长篇新作《长命》依然是一部典型的刘亮程式的小说。小说以神婆子魏姑从“通灵”到“失神”的个人经历与郭氏家族从“失乐园”到再度“失乐园”的家族命运为线索，聚焦传统村庄生活中各类可辨或不可辨、可闻或不可闻的声音意象，复刻出一个人鬼杂处、生死相依的意象世界。韩松刚早就指出了刘亮程对声音的迷恋，认为《虚土》和《凿空》是“声音的交响”，《捎话》则是“声音的诗学”。他援引雅克·德里达“声音即意识”的论断，剖析刘亮程作品中的语言变形所形成的“意识的跳跃”，认为借此重新定义了人与动物、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一种小说写作的理想方式”。[1]如果说刘亮程早先的作品中展现了声音中可能饱含的虚空却又绵密的生命重量，那么《长命》更是去繁就简地专注于声音叙事，从魏姑与鬼魂的单向对话到亡灵之音对历史的另类叙述，再到绵延不绝的钟声取代河流意象为时间赋形，重塑了被现代话语所割裂的生死场。通过抉发历史之缄默，重现那些被文明进程过滤至历史对白之外的沉默旁白，再次彰显了传统生命观神秘而绵长的力量。小说中钟声与亡灵之音的消失，也在文本之外奏响了对个人生命无法续接家族历史之困境的一曲余韵悠长的挽歌。

一

相较于刘亮程之前的几部作品，《长命》的叙述方式明显有所不同，不仅交替使用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分别以魏姑与郭长命的视角讲述了碗底泉村、石人子村几姓人家之兴衰，更为特别的是，魏姑的对话对象是那些已经死去的亡灵。小说以魏姑回忆自己十六岁那年目睹一个叫韩连生的天津大学生溺亡场景的剖白开篇，第一人称向第二人称的迅速转换暗示了故事空间由“此岸”向“彼岸”的过渡。韩连生从生到死又在魏姑心里死而复活的过程，同样也是魏姑在村民眼中从清醒到疯魔、从祛魅的现实世界走向神秘的精神世界的过程。她为自己没能及时劝阻他而内疚，“韩连生你别下去。我张大嘴却没喊出来”[2],这没来得及发出的呐喊从此化作他人眼中的“疯话”与“自言自语”。时间如同干涸的河道一样虚静，她一次次从韩连生游泳的地方走过干河床，陪他的幽灵影子一起买那包生前未能购得的香烟，“我在来来回回买烟的路上，长到二十四岁。那是你下河去对岸的年龄。我在你孤零零的墓碑上知道的：韩连生，生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卒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二日。我在这个岁数停住”。如果说卖烟的售货员转身时那句“这么好一个女子竟然疯掉了”的叹息，令这番独白听上去像极了不可靠叙述者的妄谵之语，那么接下来长命的审视则逐渐确认了魏姑那独白故事的真实性：

魏姑脸朝车窗，眼睛盯着河滩的石头，嘴唇在动，却没有话说出来。长命知道魏姑一到河边就犯愣神，她跟这条河过不去了。自从多少年前河里淹死一个天津青年，她的魂就被勾走了，经常跑到河边来自言自语。长命也侧脸看河滩，雪刚消，石头根子潮湿着，有的大石头下面还结着冰。魏姑嘴里嘟囔的话长命听不明白。他只是让目光掠过魏姑左侧的秀美脸庞，她的侧面看上去比正面小十岁，耳朵更年轻，尤其耳后长发半掩的那块皮肤，婴儿似的白皙细嫩，仿佛时光从来没有到过那里。

魏姑的部分自述被长命重述，比如韩连生的意外以及她的疯癫之争等等，耳后那块不受时间侵蚀的皮肤则为魏姑的故事提供了证明，那是她多年来聆听亡灵之音的痕迹，也是她在死亡中活着的一种静态生命的征象，如同韩连生选择了活在魏姑心里这一“最好的活法”，魏姑因为心里活着一个不老的亡灵而同样不会变老。和忙碌行动着的长命相比，私人生活的匮乏以及相似死亡场景的反复闪现让魏姑的生活趋于静止，就像死亡终止了生命，与亡灵的不断对话也早就一定程度上中断了她在现实世界的生活轨迹，迫使她经由他人的记忆逆时间之河而上，一次次重返历史现场，为失语者发出历史之音。与此同时，她的生活在夜晚无人知晓的时辰奔涌向前，于梦中同韩连生的鬼魂结婚生子，却在白昼醒来后依然保持独身与童贞，这种彼此独立的双重生活连缀起一个神婆子遗世独立的虚/实人生。小说反复描写这样的相似场景，长命也在一次次目睹魏姑的出神与低语之后渐渐地听见甚至加入她隐形故事的叙述之中，各自独立的单声部叙事走向音声合一的完整显现。

整部小说如同一首渐入佳境的二重唱，长命以其无言的注视、试探性的询问与深信不疑的倾听构成了魏姑声音的回响。虽然小说主要聚焦郭家祖孙三代的日常铺排情节，但郭长命的行动轨迹无疑构建起了整篇故事的框架。魏姑前半部分的自言自语看似冲散了叙事节奏，事实上这些看似逸出叙述主线之外的点缀事件，最终却如百川归海汇聚到郭长命为寻回祖先郭子亥丢失在家乡的半个魂魄而出碗底泉村一事，魏姑的声音从此不再仅仅朝向那些看不见的鬼魂，也直接朝向了郭长命。穿梭在乡镇、村庄间“骟黄牛”的兽医郭长命与游走于阴阳两界、为生者驱邪替死者发声的神婆子魏姑，不单有着属于红尘俗世的男女情愫，更组成了那片土地上最后一对形影相吊的祭司与信徒。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关系，信徒追随祭司，需借助后者的阐释方能窥见世界的真相，而祭司的神秘言语也唯有面对信徒才显现意义，否则便只是有音无义的疯话。由此可以理解，作者何以让读者借长命之视角得窥魏姑的通灵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魏姑的独白实则是与长命的对白。

作为另一种声音的传递者，魏姑和《捎话》中的库一样，是一位“捎话人”。她生活在一个嘈杂的“人和万物共存的声音世界”，这个世界“各种语言自说自话，需要捎话人转译”[3],而这种“借助声音塑造人间事物的能力”[4],如刘予儿所说，令刘亮程的小说创作“多出一种独属于个人的途径”[5]。这种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个人途径当然得益于作者本人“悠长的听觉”[6]以及故乡旷野的风声，如刘亮程在访谈中自述的那样：

早年在新疆乡村，村与村之间是荒野戈壁，虽然相距很远，仍然能听见另一个村庄的声音，尤其刮风时，我能听见风声带来的更遥远处的声音，风声拉长了我对声音的想象。那时候，空气透明，地平线清晰，大地上还没有过多的嘈杂噪音，我在一个小村庄里，听见由风声、驴叫、鸡鸣狗吠和人语连接起的广阔世界。声音成了我和遥远世界的唯一联系。夜里听一场大风刮过村庄，仿佛整个世界在呼呼啸啸地经过自己。我彻夜倾听，在醒里梦里。那个我早年听见的声音世界，成了我的文学中很重要的背景。[7]

如果说《捎话》主要通过原始的没有走样的驴叫表达了人类语言因私心产生沟通障碍的忧虑，那么《长命》则从另一个层面显示了语言的有限性，即当语言更多地被视作阐释可阐释之物的工具时，语言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它原本的声音，丧失了言说的可能与意义。郜元宝认为《长命》是一部“见鬼之作”，是唱给鬼神听的村庄戏曲，作为旁观者，人的语言不免苍白无力，通过对语言边界的触摸“取消人在文学上仿佛不证自明的绝对中心地位”，也就从“人”走向“人”之外的他者，探索“人的存在复杂多元的可能性”。[8]如此一来，人类神圣深奥的语言不过是时间声音的一种，而自然界诸多声音——风声、驴叫、鸡鸣狗吠——皆可能是一种神秘的语言，照亮了人类语言暗淡无光的一面。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长命》中似乎将语言的音、形、义进行了拆分与重组：魏姑使用的是一门更古老的语言，所讲述的故事仿佛是文字尚未出现之前行游诗人吟唱的传奇与神谕。不同于现代故事线性的叙述与阅读方式，魏姑的故事需要讲述者与倾听者同时在场，因为后者从听音到辨义无法借助文字之形延宕故事时间。在此层面上，《长命》不可避免地再次触及了关于小说家与“说书人”的身份之争。不可否认，刘亮程无疑比大部分当代作家都更接近本雅明“讲故事的人”的定义，《本巴》等作品自觉而成功的尝试已表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暗示我们，两者间的分歧虽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阅读方式对视觉的依赖有关，却又不仅仅如此，因为“听书”这一新型阅读方式的出现并不会就此复活人类与故事神圣而密切的关系，在“眼见为实”的虚构与“耳听为虚”的不容置疑的冲突中，小说同时向故事与历史敞开了空间。

二

在长命与魏姑共同讲述的村庄及家族消亡史二重奏之外，小说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属于沉默的亡灵。作为“五四”精神以及唯物主义哲学启蒙下的产物，中国现当代文学关于亡灵或者鬼魂的叙述一直处于暧昧不清的状态。鲁迅不止一次在小说与随笔中表示“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9]的困惑，然而无论是以“灵魂”取代“鬼魂”概念来作为“精神”或“意志”的象征，还是仅仅作为超自然存在的想象，鲁迅始终闪烁其词，并未言明。反观刘亮程“鬼影幢幢”的文学世界，少了鲁迅及其追随者们的闪烁其词，鬼魂往往与世俗人类并置，成为后者影子或回声般的存在。与阿来《云中记》中亡灵招魂的宗教视角不同，《长命》中的亡灵更世俗一些，像是一群惨遭祛魅世界放逐的失语者，他们的故事注定将被律法社会的语言所遮蔽和篡改，唯有借助未被文明赋形的自然之声才能讲述。村庄当然是最理想的故事空间，一如胡安·鲁尔福在《佩德罗·巴拉莫》中写到的亡灵世界，当童年的村庄惨遭遗弃，变成一个充斥着鬼魂的村子，对于作者来说，死人因为被遗忘而成为“即将死去的亡灵”，在这样的村庄里，“说话的、生活的，活动的人物，都是死人”[10]。刘亮程也执着于描写村庄，但一方面，他的着眼点不是亡灵本身，而是容纳了死亡的生命之绵长，另一方面，相较于描绘可视的画面形象，刘亮程更擅长倾听并讲述抽象的声音。在刘亮程那光怪陆离的文学世界中，没有比风声更神秘、更饱含深意的声音了，正如他在《凿空》后记中所说的那样：“每个人，每个微小生命，每一粒尘土，每一根木头，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场风，都有独自的黑夜和黎明。”“风是最伟大的叙述者。它一遍遍描述过的山川大地，被我从刮过头顶的风声中辨认出来。我在风中听见遥远大地的声音。我希望像风一样讲述。在我所有的文字中，风声是最不一样的声音。”[11]作为叙述者的风，最大程度地丈量、描述且从不随意改变被叙述之物，所谓风声其实并不是风的声音，而是原本沉默之物去除遮蔽呈现自身时的言语。

《长命》中的风声就被赋予了揭示亡灵行迹的隐喻意义。郭长命回忆起幼年不眠之夜听到的窗外院子里若有若无的脚步声，那些不明所以的恐惧在得到合理阐释之后逐渐消失，当他认识到这些“可能是猫、狗、鸟、老鼠还有风在黑暗中不小心造成的”，也就不再关心夜里的声音，直到年迈的父亲再度将他拖入对这些声音的想象之中。风、阳光以及院中的榆树构成了一个神秘而拥挤的幽冥世界，父亲对树影的厌恶并非如他宣称的那样是因为遮挡了阳光，而是如魏姑所说，是因为树影中藏着那些想回家的鬼魂，风吹树叶的细碎响动则是“鬼走路的脚步声”，“榆树叶子密，能藏住魂。偶尔不小心弄出些响动，也不打紧，只要有一股清风，所有响动都藏成风声”。在跟随魏姑前往甘肃家乡为祖先叫魂之后，长命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那些夜晚的声音完全可能有另一种解释，“他又听见了有人走动的声音，蹑手蹑脚地，伪装成鸟滑过树枝、风刮过地面的声音，疾步走过院子时又伪装成猫捉老鼠狗又追猫的声音”。虚空之风亦是幽冥的完美象征，幽魂返乡“只要一场风”，而当一场又一场风在石人子山转向迷路之时，也就充斥着亡灵诉苦的声音。

在刘亮程看来，声音也是历史的记录者，口述的历史中保留了更多的历史琐屑与细节，无数微小的事件虽与家国民族的宏大历史走向无涉，却关乎小人物完整而有痕的命运轨迹。比如郭氏一族的历史以及郭潘两家的渊源，“是爷爷说给父亲时，长命听到耳朵里的”，他的耳朵里因为保留着过去的声音而能完成家族历史的追溯与接续。魏姑的祖母也是在某天把丈夫“留在远远近近的声音都招回来，收在一碗清水里，一仰头喝了”之后，完成了成为神婆子的降神仪式。这些破碎的声音借她们之口吐露了中国乡村生活一段无可挽回走向消亡的秘史，它们被实证主义的科学话语拒斥于历史序列的逻辑链条之外，由一桩独立的事件被迫退居其他所谓的历史事件背后，成为历史模棱两可的影子，一如梦境之于夜晚。在《本巴》中，刘亮程就通过描写江格尔梦中上阵厮杀尽退敌兵的传奇揭示了梦与现实的关联，在这个被重述的史诗故事中，作者不仅表明梦的真实性，同时还借说梦者齐之口重申庄周梦蝶对真幻之别的质疑。如果说作为历史与真实象征的本巴不过是说梦者说出的一场梦，那么“我们既在人世说唱史诗，又在史诗中被说唱出来，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12]。作者在暗示了历史的虚构性之后，又反过来强调虚构的虚构性，将世界纳入一个更宏大的故事结构之中，人类讲述故事，又被故事讲述，史诗如此，历史亦如此。

如果说《本巴》借史诗映射历史，那么《长命》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历史图解史诗，展演了人类存在所具有的史与诗之两面性——在事件与故事之间，时间的裂隙唯有通过梦境方能弥合。小说中最重要的情节应该是魏姑陪郭长命出碗底泉经伊州、瓜州，过嘉峪关到钟塔县河东村为高祖郭子亥招魂一事。长命的父亲郭代道因惧怕夜晚看不见的身影而备受失眠折磨。魏姑告诉他这恐症的根源是：一百三十多年前，年幼的郭子亥在目睹河西郭氏家族百十口人惨遭土匪灭门后，跟随母亲一路向西逃亡，吓破了胆的男孩带着剩下的半副胆魄逃到新疆，郭家人胆小的毛病便这样一代代遗传下来。魏姑的招魂既治疗了郭代道的恐症，更补缀了郭家一度中断的历史。这个情节构成了整个故事的高潮与转折，长命从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从魏姑故事的倾听者变成了目击者。对他而言，讲述中的传奇成为历史真实固然让他在一定层面上触摸到生活的真相，与此同时，为隐瞒招魂的事实而向父亲提供关于旧内衣意外消失又重现的“合理解释”则让他进一步认清了历史的叙述性。一无所知的父亲其实在梦中看见了魏姑向长命讲述的招魂结果，他告诉儿子在梦中“好像跟一个长得像自己的人打架”，还看见“以前穿过的衣服，都变成人形，站起来朝远处跑”，但他并不知道无论是长得像自己的人还是变成人形的衣服，其实都是被召回的高祖的半个魂魄，两半彼此已经不相识的魂魄需要借助后世子孙的梦境重新弥合在一起。至关重要的历史片段就这样以梦的虚幻形式发生而后被抹去，成为某种失落的诗意，并为历史虚构的阐释提供了可能。

应该说，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三重时间在魏姑的招魂仪式中已经融为一体：长命不仅知道了一个多世纪之前的历史真相，也通过带回父亲那件附着了祖先亡灵的旧内衣完成了历史与现在的交融，而一旦他理解了声音的意义，也便理解了自己名字的真正含义。“长命”不仅仅寄予了对个体生命尽可能延长的期待，更是对家族生命无限绵延从而超越个体生命之有限性的美好愿望，这一愿望最终都被压缩、传达于“钟声”的意象之中。

三

《长命》以说给亡灵的独白或对白，书写了一曲传统乡村消亡之挽歌，也进一步表达了刘亮程对“死生齐一”的传统生命观的再思考。在刘亮程看来，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生死也并非阴阳两隔，而是带着绵延不绝的时间属性共存于天地之间，他在《捎话》中写死亡的仪式与尊严，认为“死亡本身有其漫长的生命”，当这个被世人忽视的真相在文学中得以揭示，“对死的书写”就实现了对生命的延长。[13]而《长命》独特的生死观不在于通过对人死后魂魄存在的肯定揭示个体生命的超越性，而是将个体生命融入家族生命的绵延之中。作为大夫，长命的父亲对生死别有一番见解，在他看来，“脉象里有生脉死脉，死伴着生，生伴着死”，而且“一个人的生命里自带着死亡”，所以“死不是最后才来的”，而是与生同在，如此一来便打破了现代思想的线性时间观。刘亮程有着当代人罕见的对时间的“敬畏和顺从”，对他而言，时间的长河不仅没有“被人为地截断”，而是保留着“原始的混沌状态的连续性和同一性——现在就是过去，就是未来”。[14]正如魏姑入狱前眼中所看见的人鬼杂处的乡村世界：“以前我看见人世有两层，地上活一层，地下活一层。地下活的人多，那一层厚，叫厚土。地上活的一层薄，人再多再热闹，也就从生到死那样薄。这浅薄的人世幸亏有厚土里先人的魂托着。魂有时浮到地上，在死和活间传消息。死生如跷跷板，这头下去，那头上来。死是另一层活。”“现在我只看见地上薄薄的一层人。”失去了死亡的承托，生命便也失去它的重量，只剩下短短的一生，即“薄薄的一层”。

只是这种生死相通的场景普通人看不见，但她否认长命“看不见就没有”的说法，认为看不见反倒心生恐惧。正因为如此，钟声成了大地上生者对话亡灵的最后希望，铸钟的先人因将名字刻在大钟内壁而能声名远播，这钟声一声接着一声，随着时间的长河、后人的讲述流淌进后世子孙的梦中。郭长命虽从未到过钟塔县，却已在梦中无数次地踏上狭窄的台阶爬到塔顶、听到轰隆作响的钟声。当他终于在现实中看到圆形穹顶下那口刻满密密麻麻名字的大钟时，意外发现了某个与自己隔了八代的先祖的名字，算来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他坚信，“当年他的这位祖先给庙里捐钱把自己的名字铸在钟上时，一定知道他的名字会随钟声传远，也知道他的后人将来会在钟上看见他的名字”。

于是儿时玩过的“追钟声游戏”又重新从长命的记忆深处浮现上来，那是一个充满隐喻色彩的游戏：几个孩子站在村口，远远看着树下敲钟的孩子举起木棒，钟声一响，他们便开始奔跑，一开始他们跑在钟声前面，直到钟声从身后远远追赶而来跟他们一起跑上一阵，最终盖过头顶，又将他们远远抛在身后。先祖的名字及其往事并非像我们惯常所认为的那样，被后来者抛在身后的时间之中，历史不仅不会稍离，甚至可能借着名字所发出的声响一路向前，正如同族之亲人虽流落异地，却能借钟声音讯相通。八世祖郭义雄与五世祖郭子亥在钟声中相遇，又将这回声传到游戏中的郭长命的耳朵里，因此童年时代的他“总是听见钟声里还有一个声音，村里的钟声往远传，那个钟声往回传”。钟塔县的钟声在碗底泉钟声的指引下，相隔千里却在茫茫戈壁相遇，“东来西往的钟声在石人子山里回响”。这里是往东出疆的唯一出口，“人从这里过，风从这里过，声音也从这里过”，来来往往的钟声最终在此汇聚成一个声音，连通了嘉峪关内外，也连通着一个家族漫长完整的生命历程。

钟声因名字而获得生命，名字却并不仅仅是代表个人的符号，而是属于一个早在五代以前便被安排好的既定而明确的生命序列。在从肃州迁往碗底泉时潘家便已有“福寿德贤良”的排序，郭家亦如此，令素未谋面的亲人仅仅凭借一个名字便可确认彼此间的辈分与关系。他们先后在同一片大地上行走，将时间与空间拼凑成一段有始无终的故事。魏姑在招魂时道出了这一真相：“你生前踩过的土，耕过的土，身上抖落的土，都是你的土。你在世上最大的动静，是踩起过一阵阵土，又落回原地。遍地的土都是你，郭子亥高祖。你前面走过排序为仁义礼智信的五辈祖宗，你身后是子嗣万代长、吉祥永安康的代代子孙，你连接起祖宗和子孙，就像土连着土，地连着地，死连着死。在死的间隙，生像草木一样广阔茂密，像花朵一样灿烂，像太阳一样光明。”郭长命在宗祠中对着祖宗牌位倾吐心声时，也强烈感觉到了血脉相连的意义，即不仅有姓的祖先都是自己，能记住多少辈祖先的名字，从前的命就有多长，而且此后他的命也同样由后人延续，所以“有祖宗灵位有家谱和祖坟的人家，每个人都有千岁龄。死去的祖先在被后人的念记里活着，活着的人因为念记祖宗而知道自己的血脉将源远流长”。因此只要被记得，便没有真正死亡，就像长命总是在梦中回到家谱中所记载的郭家被灭族的时刻，那些出现在家谱中的名字虽然代表着死亡，但是每被子孙看一眼便“活来一次”。如此看来，作者不仅在提醒我们记忆之于历史的重要性，似乎也在暗示现代个体在科学话语及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同时走向独立与孤独的困境。

在小说的结尾，作者不无哀伤地提及想要走出这一困境的艰难。长命想铸钟以对话先祖续接生死的行为被冠以“迷信”之罪名而遭强行终止，但他相信魏姑关于“一座一座庙里的钟声，连接起一条声音的路”的说法，这条无形之路既是亡魂的返乡之路，亦是生者的希望之路。尽管村子搬迁，关帝庙被拆除，但它的样子还清晰地保留在长命心中，他坚信没有人能从他心里和梦里将这座庙宇拆除。当他怀着这样的信仰在曾经挂过钟的榆树下来来回回走动时，就“变成一个心中有钟的人”，并在恍惚中看见这样一幅动人的画面：他心里有庙，庙前有树，树上有钟，钟下的他自己在敲钟，当钟声响起时，他便看见家谱中的祖先，“一个个走在悠远的钟声里，三年前去世的母亲也在钟声里回来”。正如丧失了与亡灵对话能力的魏姑所说，看不见神灵是她自己的事，与神无关，她的获得与丧失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人类在文明进程中的得与失。从某种意义来看，“长命”就不仅仅是主人公自己的名字，也是作者对乡土中国发展史上人类命运的喟叹与怅惘。

作者在小说世界中对亡灵和鬼魂的反复描写，与其说是在如实地描绘乡土精神世界之一角，不如说是在寻求突破现代人之局限性的可能。他感叹于人已经“听不懂人之外的任何声音”的语言困境，对语言照亮世界的偏执早已让众多作家抛弃了对幽冥世界的想象。当刘亮程声称“作家都是见过鬼的人”抑或“人想事情时，心里有个鬼在动”，他真正想要表达的其实是作家应该专注于书写心灵世界，尤其是那些幽明相通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睁开眼睛是看不到的”[15]。因此，为了实现人与万物之间的通达，作家最好闭上眼睛倾听隐藏在风声之中的万物喧嚣之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1949-2019”（20&ZD287）中期成果。

注释

[1]韩松刚：《词的黑暗——评刘亮程长篇小说〈捎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 年第1期。

[2]刘亮程：《长命》，《收获》2025年第3期。以下未注明之引文，均出自《长命》文本，不另注。

[3][4][5][6][7][13][15]刘亮程、刘予儿：《我的语言是黑暗的照亮 ——〈捎话〉访谈》，《捎话》，刘亮程著，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324页、321页、321页、321页、321-322页、325页、318-319页。

[8]郜元宝：《从“村庄”走到“村庄”以外——评刘亮程〈长命〉及其他》，《新民晚报》2025年7月4日。

[9]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

[10][墨西哥］胡安·鲁尔福：《回忆与怀念》，朱景东译，见https://www.douban.com/group/

topic/32558199/?_i=3853 273c6Kuy6g.

[11]刘亮程：《凿空》，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459页。

[12]刘亮程：《本巴》，译林出版社2022年版，第215页。

[14]王晴飞：《一个乡村漫游者的独语——论刘亮程的散文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