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形成了以边地叙事与重述历史相耦合的时空体叙事风格，讲述西藏是这一叙事范式的典型。如何讲述西藏和西藏何以被讲述成为互为表里的问题，其关涉讲述的立场、方法、话语、目的。文学讲述西藏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革命现实主义阶段的“国族历史宏大叙事”（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书写对象是西藏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边缘与中心的统一等问题，表征为大历史观的线性叙事、革命现实的社会历史叙事。二是魔幻现实主义阶段的“文化神秘性叙事”（20世纪80年代），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色波的《幻鸣》《圆形日子》等小说，呼应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表现西藏文化的超验、梦幻等神秘性的一面。三是新写实主义阶段的“日常/民间叙事”（20世纪90年代），文学讲述西藏从精英史观和宏大叙事，转向大众史观和平民化视角，从超验神性转向世俗现实，文学书写民众的现实困顿、精神困境，是一种向内转的言说方式。四是新现实主义阶段的“历史重构和文化交融叙事”（21世纪以来），作家以多元创作姿态重审藏族历史，诠释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如阿来的《格萨尔王》重述民族史诗、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重构民族历史记忆、尼玛潘多的《在高原》描摹百年汉藏文化交融史。当代西藏文学如何直面历史，以何种方式讲述历史，成为讲述西藏的内在命题。四个阶段讲述西藏时或表现单一史观，或夸大文化神秘性，尤其是汉族作家书写西藏时出现了依赖奇观化事物、沉湎诗意化想象、崇拜原生态环境、沉溺悬疑化模式等问题（1）。次仁罗布正是看到了文学讲述西藏的种种问题，才力图“还原真实的西藏”（2），建构西藏当代文学新的美学观念和创作理念。以次仁罗布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作家讲述西藏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挖掘史料，突破奇观化叙事与东方主义话语拘囿，重拾理性批判精神，发现日常生活与民间文化。如果说《祭语风中》描摹了20世纪下半叶西藏的历史变迁，那么长篇小说《乌思藏风云》（3）则重返13世纪的西藏，讲述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为了乌思藏人，前往凉州与阔端王谈判的故事。以《乌思藏风云》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如何讲述西藏？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怎样的价值？这些都值得研究。

一

民族与记忆：

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的视角

对次仁罗布而言，如何讲述真正的西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一个是沿着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之路继续创作，另一个是寻找新的创作路径。他对前者的文学传统进行了扬弃，他想找到一种真正表达藏族精神、呈现藏族文化内蕴的方式。他深入探究民族心理结构，用冷峻的眼光考察历史进程中纠缠的力量，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新历史主义小说，进而发现历史、地理、文化中的西藏。

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时，背靠本民族历史文化，溯源本民族历史记忆。罗庆春将彝族民间口头传统中诗的品质表现之一，界定为“根骨观念支配下的溯源品质”（4）。李长中将这一概念发展为少数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策略：“追溯本民族种族起源、诉说本民族迁徙历史、再现本民族图腾崇拜、反映本民族宗教信仰的基本叙事主题或叙事现象，其文本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意识和普遍性的家园皈依思潮。”（5）进言之，“根骨观念”和“溯源品质”是“寻根文学”在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中的遗响，即重返历史语境，挖掘历史资料，勘探民族起源，厘清空间流布。次仁罗布自觉将笔触伸入藏族历史，他想要溯源藏族文化的源头，他的小说具有“根骨观念”和“溯源品质”。从《祭语风中》到《乌思藏风云》，次仁罗布一直着力挖掘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民族历史，通过书写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晦暗在场，揭示大传统中小传统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新历史主义小说对民族的书写并非狭义的民族主义，也不是一厢情愿的民族情怀，而是站在中华民族整体性视域下观照民族文学，因此可以从民族通达世界。

《乌思藏风云》既是民族叙事，也是家族寓言。民族叙事表现为小说以贡噶坚赞前往凉州为主线，以阔端王诏令贡噶坚赞为辅线，讲述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家族叙事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娘卓家族，一个是贡噶坚赞家族。前者描述了娘卓·韦登、娘卓·觉龙、娘卓·贡佩祖孙三代关于领地争夺、信仰皈依的故事；后者以贡噶坚赞为中心，讲述了桑察·索南坚赞、罗卓坚赞救度众生、惠利百姓、弘扬教义的故事。以《乌思藏风云》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时，突破了民族叙事或家族叙事的单一方式，而是在民族叙事的大历史中嵌入家族叙事的复数历史。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放逐民族叙事，转向家族叙事（6），而次仁罗布重拾民族寓言和宏大叙事。这缘于他的藏族身份，也是他处理历史题材时对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方法的个性化运用和发展。在新历史主义小说标示着解构主义思想观念的情境下，次仁罗布对于历史庄严、民族尊严却有着不懈的追求。他试图以史诗性小说重构“凉州会谈”的历史真相，填充被湮没的历史细节。《乌思藏风云》以民族叙事和家族叙事的双重叙事，既坚守了宏大叙事的在场性，也固守了微观叙事的实在性。

次仁罗布秉持着文学的天职是“记述民族心灵，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民族精神”（7）的理念，《乌思藏风云》通过建构民族文化心理，重塑民族文化记忆，进而达到形塑民族文化主体的宗旨。第一，建构民族文化心理。《乌思藏风云》中的娘卓·韦登与贡噶坚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作为勇士的娘卓·韦登以武力征服，实现对某一地域的政治、经济、军事统治，表征着藏族崇尚武力、勇敢决断的文化心理，这是前佛教时期尚武传统的体现。作为藏传佛教萨迦派大成就者的贡噶坚赞以佛法普度众生，其象征着藏族宁静平和、深邃蕴藉的文化心理。《乌思藏风云》中交织着两种迥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小说通过叙写娘卓·韦登的内心变化，表现了宁静平和的文化心理逐渐取代崇尚武力的文化心理的过程。这种转变也暗合了藏族文化史、社会史、心灵史的历史转变。贡噶坚赞是位洞喻理论的先知，他身上凝结着藏族博大宽容、无私奉献的文化精神。从娘卓·韦登到贡噶坚赞，其所代表的民族文化心理的转变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进步性。小说展演的两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对理解当代藏族精神世界有溯源意义。次仁罗布并没有停留在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展现上，而是通过塑造不同人物形象来反思民族文化心理的成因、动机及当代意义。

第二，重塑民族文化记忆。次仁罗布将作为历史事件的“凉州会谈”置于藏族的文化记忆中，其中不仅渗透着贡噶坚赞、娘卓·韦登等人的个人记忆、家族记忆，也潜藏着藏族的集体记忆、历史记忆。新历史主义小说时刻处理着何为历史真相、如何描写历史、历史之于当代的意义等问题，关涉着历史与文本、历史与社会的问题。《乌思藏风云》以文学想象填补了“凉州会谈”的历史细节，使文学真实和历史真实辩证统一，用个人记忆表征了集体记忆。《乌思藏风云》对民族文化记忆的书写，并不是以碎片化、私人化的形式呈现的，而是以英雄人物的事迹表达的。就此而言，该小说继承了自《史记》以来的史传叙事传统，还具有《格萨尔》一般的史诗品格。次仁罗布认为：“文学，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写作者就是这种记忆的记录者。”（8）他的创作实践了用文学记载、传承民族文化记忆的理念。

第三，形塑民族文化主体。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时，建构民族文化心理、重塑民族文化记忆之目的，在于形塑民族文化主体。新历史主义小说对民族文化心理和记忆持审慎的反思态度，并非一味地美化世俗生活，而是思考历史上的藏族如何与其他民族相处，在交往中彼此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保有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乌思藏风云》一方面寻找藏族文化的源头与发展，另一方面又在“发明”民族文化主体。从这个意义上，《乌思藏风云》接合了“寻根文学”的创作传统，“这种对‘民族性’主体的寻求，又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发掘来实现的。从根本上来讲，‘寻根文学’试图寻找的是一种具体的‘民族文化主体’”（9）。“凉州会谈”所凝聚的历史意义、文化意涵和当代价值，不在于高标某一主体的权威性，而是在多民族文化主体的交互中彰显彼此的意义。在“凉州会谈”之后，成年的罗卓坚赞（八思巴）与忽必烈进行了再次会谈，罗卓坚赞看到忽必烈的很多幕僚都是汉地人，罗卓坚赞指出儒家的理念和佛教的教义有一致之处。从文明形态看，《乌思藏风云》家族叙事的第一代（贡噶坚赞、阔端）和第二代（罗卓坚赞、恰纳多吉、忽必烈）表征着两种游牧文明的交汇；从文化形态看，则表征着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融汇。次仁罗布正是看到了自“凉州会谈”后，藏族文化主体在儒、释文化影响下不断形塑的过程。次仁罗布在《乌思藏风云》中重塑了民族文化主体，他的书写对象虽然是13世纪的历史，但是他始终思考着人类普遍的情感，呈现着他对藏族文化一以贯之的关怀。

二

民间与日常：

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的立场

少数民族文学面对现代性的脱域带来的漂泊感和不定感，其言说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时有着天然的焦虑。如何表达自己及确立自身的身份，“人口较少民族文学更是深入民间立场，还原民间场景，选取最能够代表少数族裔文化的宗教祭祀、民俗风情、生活生存方式等让其在文本中自然‘展示’”（10）。民间成为少数民族文学言说自我的立场，这与新历史主义小说不谋而合。与其说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既有民间的立场，也有日常的立场，毋宁说民间立场和日常立场是一体两面。《乌思藏风云》对民间诗性智慧的表现和民间语言的运用是其民间立场的生动呈现。维科在《新科学》中认为，原始先民所处的时代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他们以诗性智慧思考社会（11）。诗性智慧是一种建基在想象基础上的象喻式思维方式，其不是从普遍性的角度，而是从特殊性的角度理解事物。13世纪的藏族文化心理受到宗教的影响，以想象、象喻等方式观察世界。一方面，《乌思藏风云》对这种民间的诗性思维方式进行了书写；另一方面，次仁罗布自觉继承了藏族的诗性智慧，其小说有大量的神秘叙事。在小说中，一名穿着旧僧服的僧人来到娘卓·觉龙和白廓宁珠居住的圭塘谷地，在黑夜里撒下一道天光，击中了白廓宁珠的房子，这道象征祥瑞的天光使白廓宁珠很快怀孕。三天后的清晨，他向白廓宁珠讨要了一碗酸奶，“老僧伸手接住女佣手中的那碗酸奶，吟诵了一段清幽幽的赞颂词，碗里的牛奶像滚沸的开水般沸腾，凝结出了极好看的花朵，花瓣伸展在碗沿，白色的花蕊根根亭亭玉立，从那里散发出一缕缕香甜的奶香”（12）。这种神秘叙事看似有悖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其实不然。次仁罗布通过描写符合藏族诗性智慧的场景，承续藏族文化心理和文学传统。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历史事件被小说家以丰沛的想象力加以重构。次仁罗布以神秘叙事呈现藏族民间传说、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细节，他将民间落实在日常，日常寓于民间，民间和日常实现了同构。

何为民间，为何回到民间，以及如何回到民间，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地方性书写必须直面的问题。首先，关于何为民间的问题，已经在当代文学思潮中得到了充分讨论。陈思和认为当代文学的民间概念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度向”；另一个是“作家虽然站在知识分子的传统立场上说话，但所表现的却是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由于作家注意到民间这一客体世界的存在并采取尊重的平等对话而不是霸权态度，使这些文学创作中充满了民间的意味”（13）。《乌思藏风云》虽然言及统治层和英雄人物（贡噶坚赞实际上是乌思藏地区宗教、政治、经济领域的统治者，阔端也是凉州一带的统治者），但也表现了民间的生活状态和民间的审美趣味。民间现实的发现与日常生活的重审在于揭橥一种边缘化的历史景观，“新历史主义者，向那些游离于正史之外的历史裂隙聚光，试图摄照历史的废墟和边界上蕴藏着的异样的历史景观”（14）。次仁罗布从未有意设置官方与民间、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上层与底层的二元对立关系，他始终以平等的姿态书写类似娘卓·韦登等末路英雄的悲剧、白廓宁珠与雯宗列麻等女性的命运。

其次，为何回到民间是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的原初动力。相较于“十七年”时期“意识形态的新历史主义”和新时期“批判的新历史主义”（15），次仁罗布的写作是一种“多元的新历史主义”。其一方面体现在作家改变书写西藏的单一叙事模式，另一方面体现在其还原历史本真状态，挖掘被遮蔽的民间声音和情感，连接藏族文化传统的核心动机。新历史主义作家秉持着历史并非一种解释的观点，历史的面貌可以通过文学虚构的方式重塑。在回到民间的多种动机中，《乌思藏风云》复活了藏族文化传统。“回到民间，既可以是一种现实情境中的策略，也可以是一种形而上意义上的终极境界，至少它已使当代小说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起点。”（16）次仁罗布小说的民间立场有形而下的现实关切，也有形而上的对民族命运和存在方式的思考。回到民间在于发现历史被遮蔽的一面，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民间是一座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乌思藏风云》诠释了回到民间是为了以一种非功利性的审美视角打量历史，发掘普通人世俗生活的情感史、思想史、文化史、家族史、精神史。次仁罗布笔下的小人物也有其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存在价值，如勤勤恳恳的晋巴、体态臃肿的酋长韦氏·瑟布吉、虔诚认真的衮邦确塞、单纯羞涩的玛玖贡吉等。新历史主义小说“民间视角的融合性、整体性、中和性、非功利性的审美特性消除了单一立场上的片面性，而更接近历史的本然状态”（17）。《乌思藏风云》讲述西藏时的回到民间，就是为了抵达“凉州会谈”这一历史事件的本真状态。

最后，如何回到民间是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的策略选择。无论是藏族传统文学还是当代文学，都移植了民间的传说、方志、神话、口传史诗作为小说的素材。在当代藏族小说中，作家在小说中直接嵌入民歌、谚语，或借助人物之口说出作家原创的民歌、谚语，这些民间话语形式成为小说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它在广泛吸纳民间口语资源过程中，以语言世俗化、粗鄙化的方式，体现了一种‘语言变革’的精神”（18）。次仁罗布采取的语言策略是去粗存精、去俗呈雅，这与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贡噶坚赞的身份有关，这位藏传佛教大成就者的话语就是典雅的、存有奥义的。《乌思藏风云》将民间语言的粗鄙部分消解，对之进行了书面化、文雅化的艺术加工，对佛教用语中佶屈聱牙的成分也做了通俗化的变革。从《祭语风中》到《乌思藏风云》，“次仁罗布对藏民族文化的原乡书写与血脉溯源还体现在民间歌谣的自行植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返回精神的家园。对于藏民族而言，宣扬慈悲、祈福颂神、超度亡灵、赞美家乡等都离不开歌谣，这是他们本真生活中的一部分”（19）。在《乌思藏风云》中，作为韵文的民歌和主体叙述语言相得益彰，这种叙述方式类似史诗《格萨尔》韵散结合的形式。在小说中，当娘卓·觉龙和白廓宁珠看到老僧时，老僧给他们唱诵道歌：“人生乃是虚幻一场，真假佛法不易分辨；/顶礼需要真正圣贤，此乃超脱不二法道。/可怜妇女噩梦缠绕，切记莫要离开此地；/岗巴拉山祥瑞福地，知足淡泊救护铠甲。”（20）此外，贡噶坚赞、罗卓坚赞、夏加益西迥乃前往凉州的路上偶遇瑜伽行者楚玛巴，楚玛巴向夏加益西迥乃唱诵了道歌：“因缘总是无法解，如风飘来谁能挡，/世间众生如仆役，唯有真人解枷锁。/因缘无法去抗拒，时机成熟自然聚，/顶礼顶礼救度者，一面之缘定终身。”（21）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乌思藏风云》中的民间话语既有民歌，也有道歌，尤其是后者的出现为小说增添了哲理色彩。次仁罗布谈及小说中运用民间话语的目的时说：“通过这些谚语、民歌了知当时这些民众的思想、希望；从另外一点来讲，选择这些谚语和民歌是为了衬托当时的气氛，起到渲染的作用。”（22）由此推及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民间话语，有烘托气氛、渲染环境的叙事技巧方面的作用，也有服务于小说主题的作用。

三

深描与互文：

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的方法

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时将文本化的历史再创作，把历史视作可以转述、虚构、想象的素材。历史不再是线性发展与物理真实的客观存在，而是基于史料的文学还原。新历史主义小说既与“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方法保持暧昧不明的关系”（23），又与互文叙事有着紧密关联。

从宏观上看，《乌思藏风云》基于历史事件“凉州会谈”展开，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符合“凉州会谈”的基本史实。仔细考辨“凉州会谈”，可以发现有四份重要史料勾勒了事件全貌。史料一是阔端部下大将多达那波在对西藏的经济、地理、教派等了解的基础上，向阔端呈上《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其核心内容是：“此边徼藏地，蕞林最多者，唯噶当派；通达情理者，唯达隆巴；威望最高者，唯止贡京俄；明晓佛理者，唯萨迦班智达。当迎致何人，请传王令。”（24）《乌思藏风云》第八章讲述了多达那波在多个教派领袖中向阔端推举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其原因是止贡噶举派的尖安·扎巴迥乃对自己是否可以从凉州安全返回忧心忡忡，达隆法王的钻营投机使多达那波有了戒备心，贡噶坚赞成为前往“凉州会谈”的最佳人选。史料二是多达那波向贡噶坚赞宣读蒙古颁布的诏书，其口吻是决绝而带有命令性的：“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与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吾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25）次仁罗布除改写了几处利于理解的表述外，几乎将诏书原文作为互文材料插入小说（26）。史料三是《具吉祥萨迦班智达致书乌思、藏、纳里速各地善知识大德及众施主》（简称《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27）。根据《萨迦世系史》记载，萨迦班智达在书信中详细陈述了阔端对他以及对西藏各教派的尊重，萨迦班智达也向乌思藏地区的人说明了归顺的必要性，还说明了各地区要听从“金字使者”的指令。萨迦班智达审时度势，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命运，而是生民的安危、藏传佛教的前景，“体现了其宏大的家国情怀”（28）。《乌思藏风云》引用史料不是为了证实其权威性，而是让史料成为推动小说叙事的动力。新历史主义小说将史料作为元叙事，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在史与文之间做到了重构。如果说历史编纂学是严肃性和条理化的建构主义宏大叙事，那么新历史主义小说则是对历史权威的解构主义微观叙事。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历史叙事虽然采用的是文史互证的策略，但显然不是“证史”，而是“为文”，其目的在于通过史料搭建起小说叙事的骨架，而附着其上的血肉和装饰则完全来自小说家的虚构。这也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小说而不是历史研究的原因之所在。史料四是《优礼僧人诏书》（亦称藏文诏书）。次仁罗布在《乌思藏风云》中对此进行的转化与史料一、二、三类似。《宋史·吐蕃传》《贤者喜宴》《汉藏史集》《蒙古源流笺证》《萨迦世系史》《萨迦王朝的兴衰》《西藏王臣记》《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全集》等史书，不仅记录了贡噶坚赞及其家族的生平、“凉州会谈”的始末，还记载了藏族的历史源流、文化变迁、所处地理位置等，其以大百科全书式的体量镌刻了历史。新历史主义小说运用互文策略讲述西藏，既规避了史料的堆砌，也避免了虚构的高蹈与意义的虚无。新历史主义小说之“新”，在于其“本身就是互文性的标志，因为作品无法单独完成意义的架构，必须向其他文本尤其是传统的历史文本敞开，这种叙事是一种补充，更是一种颠覆……正是在与前文本的对照中，新历史小说才显出多面性特点，正是对传统叙事的成功戏拟，使小说更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29）。《乌思藏风云》通过互文性策略实现了历史的当代转化，是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实践范例，开启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现实主义创作路径的新面向。

从小说修辞学角度来看，次仁罗布在《乌思藏风云》中对史料的互文性运用，以直接嵌入的方式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譬如，四份史料出现的顺序既符合史实发生的时间顺序，也符合小说发展的情节安排。小说中的互文不是简单地“证史”，而是服务于文学性的“历史重构”，在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建立张力，增强叙事的权威性。小说中的互文性达到了民族志诗学深描的效果。新历史主义学者和作家对历史抱有无限怀旧之情，他们要做的是解救被压抑的历史事件，让其在当代语境中焕发生命力。

次仁罗布以多种方式深描藏族的历史细节和文化事象。其一，对话诗学与路途见闻。《乌思藏风云》的深描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诗学，也是一种对话诗学，即小说时刻处于与历史的对话之中，换言之，历史通过小说家的叙述得以复现。新历史主义小说“注重一种多声道、对话式的历史和文学阐释模式，强调‘协商’‘交流’‘流通’，主张对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存在对于文学的影响”（30）。历史成就了文本，文本记录了历史，而新历史主义小说又是对文本化历史的重塑。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时用到的深描和互文策略，在小说与历史、人物与文化、读者与作者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不仅是人物对话，还是具有结构意义，且“浸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浸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浸透了一切蕴涵着意义的事物”（31）。《乌思藏风云》中的对话主体是民间与官方，在众声喧哗的杂语世界中构筑了贡噶坚赞前往凉州的意义。其二，不同宗教和文化组成的意义网络。在小说第十二章，贡噶坚赞一行被邀请到阔端王的大帐里参加祈祷法会，一同而来的还有也里可温的布道者、萨满教的教徒。三个教派的人轮番上场，分别以独异的形式进行祈祷。这些不同信仰的宗教人士都想得到阔端王的认可，想在凉州地区传教。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同一场域中交织缠绕，竞相展示，相互争鸣。次仁罗布没有贬低或抬高任何一方，而是让他们平等发声，在对话关系中显现自己的价值。

通过深描文化事象与互文历史典籍，《乌思藏风云》的文化阐释和现实意义彰显。从《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召贡噶坚赞赴凉州的诏书，到《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再到《优礼僧人诏书》，蒙藏之间避免了战争，民族间实现了交融。次仁罗布以全知全能的旁观者叙事视角，赋予贡噶坚赞凉州之行以重要意义：“从乌思藏到凉州，那是多么漫长的路程啊！正因他们一行人的坚持不懈，才有了凉州的会谈，博巴人躲避掉了一场血腥的屠戮，有了自己的皈依之处和倚靠之主。”（32）贡噶坚赞与阔端、罗卓坚赞与忽必烈都顺历史潮流而为，以会谈而不是战争，促进了民族融合。

四

作为方法的重述历史：

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的范式建构

新历史主义小说是重述历史文艺思潮在文学领域的实践，是与先锋文学重视叙事迷宫、戏仿历史并存的小说流派，两者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在21世纪得到了充分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寻根叙事、民族叙事、历史叙事、地理叙事、家族叙事、信仰叙事的背后，都潜藏着重述历史的原初动力。少数民族文学与新历史主义小说在重述历史方面有着相同的旨归，其“根底里是后社会主义时期身份的迷惘和认同的分化”（33），都在思考少数民族如何进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关系。实际上，少数民族文学与新历史主义小说并非完全割裂、相互对立，在重述历史的主题下，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民族历史题材小说就是新历史主义小说范畴，新历史主义小说中民族题材的作品又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重述少数民族的历史存在两种不同路径：他者想象与自我阐释。在讲述西藏这一主题下，不乏有人将之视为脱离现实生活的桃花源、精神的乌托邦，这些标签化的指称无疑遮蔽了西藏的丰富性。西藏固然有其神秘的一面，但也有世俗的一面。相对于生活在西藏、了解西藏的本地人，外来者以“他者想象”的视角审视西藏，往往只看到了西藏的一个侧面。在这两种路径中，自我阐释具有更为可靠、真实、原生态的意义。乌热尔图面对民族历史、文化“‘声音的替代’和‘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之命题，提出“千百年来，保持人类古朴社会特征的成员们不可遏制的述说冲动，一直维系着他们的群体意志，传递着他们的生存经验。在他们中间，自我阐释的愿望和自我阐释权的运用早已成为合理的存在。可以说，自我阐释的权利从一个古老群体生成之日，一直支撑着、传承着不可磨灭的群体意志”（34）。族群内部通过创造文化与阐释文化维系群体的稳定，群体成员也通过自我阐释维系情感。

次仁罗布所代表的自我阐释范式，在讲述西藏、重述历史方面有四个核心特征。第一，族内人视角的运用。次仁罗布的“写作是有一个明确的民族主题思想内蕴其中”（35），《放生羊》《红尘慈悲》《祭语风中》《乌思藏风云》等小说都以族内人视角剖析藏族人的历史与现实生活。肯尼斯·派克（Kenneth L.Pike）提出一组对照概念“emic”“etic”来描写人类学的不同：“etic”从系统外部观察行为，被视为研究异质系统的本质起点；“emic”则通过系统内部观察行为（36）。在两种描写人类学的方法中，吉尔兹等人类学家主张从“emic”视角解释文化行为的来源、动机、意义，“emic是文化承担者本身的认知，代表着内部的世界观乃至超自然的感知方式。它是内部的描写，亦是内部知识体系的传承者。它应是一种文化持有者唯一的谨慎的判断者和定名者”（37）。次仁罗布以族内人视角检视藏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在地方与族群文化传统中重塑族群记忆，往往具有人类学意义上的‘族内人’的自我呈现，因为规避了外来者眼光，从而使得这种记忆更具有‘原生态’的意味”（38）。次仁罗布对藏族历史的书写是内部的展露、自我的阐释，而不是他者的想象，这就强化了他小说历史叙事的真实性。

第二，调和史诗结构的追求与日常叙事的坚守。新历史主义小说重述少数民族历史的整体倾向是解构历史线性叙事的权威性，以碎片化、个人化、欲望化、世俗化、感性化的方式，取代整体化、集体性、严肃性、官方性、理性化的方式。蔡翔认为：“在历史（传统）惯性的作用下以及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复活，而激活起一种‘复古的共同记忆’。”（39）这肯定了自我阐释之于少数民族重述历史的意义。蔡翔也断言，由于新历史主义日常性话语对官方性话语的替代，“新历史小说的写作者共同放弃了史诗的结构企图”（40）。蔡翔做出这一评判是基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但21世纪以来，新历史主义小说有着对传统复归的趋势。以讲述西藏为例，次仁罗布变革了魔幻现实主义讲述西藏的方式：从主题看，《乌思藏风云》构筑了以“凉州会谈”为中心的13世纪蒙藏之间的交流史、文化史、心灵史，具有史诗内蕴；从叙事结构看，《乌思藏风云》以双线叙事结构、全知全能叙事视角、两代人的命运纠葛等，构建了长篇小说的史诗品质。次仁罗布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是对“放弃了史诗的结构企图”的一次反叛，也是新世纪重述少数民族历史小说的一次革新——调和了历史日常叙事和宏大叙事。这是基于次仁罗布的民族身份，以及面对蒙藏关系主题时的选择，是作家对重述历史方法的个性化实践，也丰富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可能性。新世纪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修正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戏说历史的娱乐化倾向。

第三，悲悯精神与家国情怀的在场。次仁罗布的小说在讲述西藏时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氛围，他时常以悲悯的情怀书写西藏的历史。这种悲悯源自次仁罗布作为民族文化自我阐释者的在地性，他的生长地和求学地都在西藏，他受到藏族文化传统的滋养。《乌思藏风云》第十一章，多达那波、杰曼、察乃尔等阔端王帐下的将军护送贡噶坚赞一行前往凉州的途中，多达那波接到阔端王的命令赶去吉塘，将在那里参加战斗。贡噶坚赞为即将参战的霍尔士兵祈祷，他说：“我们祈福不仅是为了博巴人，也是为世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祈福，愿众生无灾无恙！”（41）衮邦确塞不理解贡噶坚赞为何要替这些前去打仗杀人的霍尔士兵祈祷，贡噶坚赞说：“他们都是父母的儿子、女人的丈夫、小孩的父亲，谁愿意去死？他们认为的敌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祈祷就是希望不要再有杀戮与征伐！”（42）贡噶坚赞有着胸怀天下的情怀，他不只为一族一地的人祈祷，他甚至可以为“敌人”祈祷。这就使得民族文化的自我阐释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次仁罗布的讲述西藏“摆脱了民族和宗教等问题的纠葛，以相对超然的态度，以‘写人性’为基点，面对西藏各种复杂社会形态”（43）。他的小说不再书写片面、刻板的西藏，而是在文化与信仰、宗教与世俗、当代与过去的互动关系中刻画西藏。次仁罗布对藏族文化的自我阐释形成了“双重镜像的异质张力：一面是基于世俗性对底层民众苦难不幸的同情，对残酷晦暗的批判；另一面基于宗教性，彰显宽恕罪恶的美德，自我精神的救赎才能坚守净土”（44）。在重述历史的潮流中，次仁罗布讲述西藏时看到了西藏的内里与外面，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西藏的文化与历史。

第四，历史与当代的同构。新历史主义小说重述历史既是一种解释行为，也是一种实践行为。根据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文学语言有行动之力，语言的发话行为、行事行为、取效行为能够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小说中的叙事也是一种行动，“写作的文本、意指和写作行为综合为一种叙事行动，不仅在文本内部弥合了虚构想象与事实记录的界限，而且将文本与社会构成互文，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动因”（45），新历史主义小说重述历史可以推动历史的当代化转述。在这个意义上，将讲述西藏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乌思藏风云》看作叙事行动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它作为一种力量使历史与文本紧密贴合，建构了当代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

重述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凭吊历史古迹、缅怀历史人物，而是找寻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以及当代与历史之间一以贯之的内在连续性。新历史主义小说讲述西藏，旨在挖掘西藏历史与当代对话的可能性，例如社会制度的更迭、文化思想的演绎、宗教信仰的变迁等。《乌思藏风云》以追溯的姿态重述“凉州会谈”的历史，发现作为制度建设、文化遗产的“凉州会谈”的意义。对于当代而言，“凉州会谈”所产生的重大历史影响，参与建构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乌思藏风云》则表明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血脉和历史渊源。

结 语

次仁罗布一方面继承了藏族古典文学的主题意涵和创作手法，另一方面汲取了当代小说汉语诗学的叙事技巧和结构原则，以《祭语风中》《乌思藏风云》为代表的讲述西藏系列小说，是新时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现实主义创作路径的范例。他将重述历史作为方法，建构了讲述西藏的自我阐释范式。《乌思藏风云》将13世纪风云变幻的蒙藏关系通过复调叙事结构、家族叙事方式勾勒出来。在乌思藏这个地理空间和文学空间组合而成的二元空间中，次仁罗布书写了西藏的大历史，其中包含着心灵史、民俗史、民间史等。在当代小说注重抒情私人化和叙事先锋性的情形下，次仁罗布仍然追求长篇小说的史诗品格。以此为契机，藏族的当代文学与历史传统形成了对话关系，进而标示了地方路径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新进路。《乌思藏风云》是“两个结合”思想，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生动文学表达，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更发挥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促进了民族融合。

注释：

（1）雷鸣：《汉族作家书写西藏几个问题的反思——以新世纪小说为中心的考察》，《西藏研究》2013年第5期。

（2）次仁罗布：《用笔还原真实的西藏》，《中华儿女》2015年第18期。

（3）次仁罗布：《乌思藏风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5。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4）罗庆春：《穿越母语：论彝族口头传统对当代彝族文学的深层影响》，《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5）（10）李长中：《“重述历史”现象论——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书写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

（6）王岳川：《重写文学史与新历史精神》，《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6期。

（7）次仁罗布：《来自茅盾文学奖的启示》，《民族文学》2009年第4期。

（8）次仁罗布：《记忆的书写》，《民族文学》2013年第8期。

（9）（15）金永兵、王佳明：《中国“新历史主义”叙事的模式变迁》，《文艺争鸣》2020年第11期。

（11）见〔意大利〕维科：《新科学》，第120页，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2）（20）（21）（26）（32）（41）（42）次仁罗布：《乌思藏风云》，第75、65、290、220、356、282、283页。

（13）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14）王洪月：《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哲学观》，《东岳论丛》2010年第2期。

（16）张清华：《境外谈文》，第281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17）张清华：《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钟山》1998年第4期。

（18）张立群：《文化转型与重写历史之后——重读“新历史小说”》，《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9）冯清贵：《民族志诗学视域下次仁罗布小说的西藏叙事》，《西藏研究》2016年第6期。

（22）徐琴、次仁罗布：《关于次仁罗布长篇新作〈祭语风中〉的对话》，《阿来研究》2016年第1期。

（23）〔美〕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5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4）第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第62页，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25）（27）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第89、102-105页，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28）班玛更珠：《论萨迦班智达的家国情怀——再读〈致蕃人书〉和〈萨迦格言〉》，《中国藏学》2017年第4期。

（29）王平：《虚构历史的魅力——新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

（30）卢絮、李松：《“理论旅行”中的误读与变异——以新历史主义之初入中国为例》，《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31）〔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5卷，第54页，钱中文主编，晓河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33）刘大先：《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模式、情感结构与价值诉求》，《文艺研究》2016年第4期。

（34）乌热尔图：《蒙古祖地》，第176页，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35）汤凯伟：《论新世纪以来新历史小说的话语雅变》，《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4年第1期。

（36）K.Pike,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The Hague:Mouton，1967，p.37。本文英译汉皆为笔者译，不另注。句中的emic取自phonemic（音素的），翻译为内在视角、内部视角、内生视角、客位；etic取自phonetic（语音的），翻译为外在视角、外部视角、主位。

（37）王海龙：《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

（38）刘大先：《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的方式及其问题——以藏彝走廊作家为中心的讨论》，《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2期。

（39）（40）蔡翔：《历史话语的复活》，《文艺评论》1994年第4期。

（43）房伟：《“去传奇化”的“藏地中国”故事——评次仁罗布的小说创作》，《新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44）俞耕耘：《灵修与朝圣——次仁罗布的“心灵史”书写》，《阿来研究》2016年第1期。

（45）刘大先：《叙事作为行动：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记忆问题》，《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