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玉珏的短篇小说《同框》是一部以复仇为叙事驱动力的家庭伦理小说，既延续了其一贯冷峻克制的笔调和悬念丛生的情节构造，又体现出他对“创伤书写”进行新的试验的倾向。他的“创伤书写”不仅关注创伤事件本身，更着眼于个体经历创伤后的应激反应和恢复过程，即所谓“后创伤”生存状态，传达着深刻的伦理诉求。一场意外，如同一场漫长的低烧，渐渐瓦解、摧毁并重塑着一个中产家庭的生态，烧干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严加英和罗宏亿的婚姻在罗湖离世的那一刻便已分崩离析，却被仇恨、愧疚与不甘维系了五年。在太平洋两岸的时差里，在高档住宅区大华紫郡的静谧中，在丰田酷路泽魁梧的阴影下，他们因共同背负的伤痛而相持相生，又因迥异的前路而相背相怨，形成一种畸形却牢固的“同框”关系，像两株被狂风摧残后相互缠绕的枯木，彼此依靠又彼此消耗。

小说中作为关键信物出现的两份文件——严加英的驾驶证和罗宏亿的离婚协议书，标榜着二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和精神姿态。严加英冷硬的表象之下，潜藏着熊熊燃烧了五年的偏执与疯狂，她报名十天拿证速成班，为的是在女婿朱皓出狱的那一天猛踩油门，执行她心中那份尚未兑现的“死刑判决”。而作为鸿亿集团的老总，罗宏亿用一份离婚协议书进行了近乎残忍的“切割”，他权衡利弊、及时止损，试图让生活回归“正常”的秩序轨道。这对貌合神离的夫妻，一个“过不去”，一个“必须过去”。

严加英的“过不去”充满了悲剧性的崇高色彩。她带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自我献祭的决心，甘愿成为女儿在人间的纪念碑。当所有人都试图让生活“向前走”的时候，她选择站在原地，将仇恨锻造成支撑自己活下去的支柱；在苦难的风暴来临之际，严加英以其单薄的背影，义无反顾地站在了罗宏亿和罗布的身前，去抵挡，去承受，去用力地恨，让父子二人得以喘息一瞬。心理学家朱迪斯·赫尔曼曾说过：“心理创伤的痛苦源于无力感。”在莲花山公墓那场恸哭中，严加英道出了她的无奈和恐惧：“我和他两个，总得有一个过不去的吧？不然就把罗湖一个人留在那里了……”罗湖葬身车轮，凶手即将出狱，一切都将被抹平和重置，除了被死亡留下的罗湖和被困在过去的严加英，所有人都站上了新的起点。严加英无力推翻司法的判决，也无力阻止时间的流逝，为了不让女儿的死亡失去重量和意义，她的踽踽独行成为一种悲壮的抵抗，抵抗世界对罗湖的遗忘，抵抗时间对悲剧的侵蚀，抵抗所有试图让她“放下”的声音，以自己的余生为祭品，去换取逝者在人间最后的权重。

罗宏亿既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同时又是幸存者。复杂的社会身份，让他“不得已”选择了“让过去过去”的实用主义道路，因为他不只是罗湖的父亲，还是管理着一个集团的“罗总”。女儿的悲剧于他，在情感的重创之余，还有对既有社会关系和现实秩序的破坏，他来不及悲伤，甚至急于逃离满目疮痍的家庭和随时可能玉石俱焚的严加英，选择律师、接受判决、递出离婚协议书，以几乎刻薄的理性与过去“割席”。然而，他的翻篇与原谅、妥协与退让的背后，却掩埋着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在婚纱照影楼亲眼目睹女儿被施暴的画面，罗宏亿却选择了沉默与回避，或许出于对既定婚姻与商业联盟的维护，或许出于对“家丑不可外扬”的体面的屈从，总之，这一沉默成了他余生沉重的道德债务。如果说严加英是将自己锁闭在仇恨中的囚徒，那么罗宏亿又何尝不是被社会角色和现实利益层层捆绑的囚徒？其实，他的内心从未“过去”，他在悔恨与罪孽中辗转，却又不敢打破现状岌岌可危的平衡。于是，在迟来的坦白中，罗宏亿承认：“我希望她真的能开车撞上去……我知道我干不成，但是她可以替我干。只有她可以。”

罗宏亿与严加英分别站在仇恨的台前幕后，看似背道而驰，实则被同一个创伤捆绑，形成一种深刻的互补与共生关系。不被烧死最好的办法，是活在火中。因此，严加英五年如一日，在仇恨里站立，又在仇恨里坍塌，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她痛恨罗宏亿把她一个人扔在这团火中。但在这极具破坏力的情感之下，她又需要一处小小的空间容自己在撑不住时后退一步，免于在一次次灼伤与消耗中被燃尽。罗宏亿就是这一步之遥的退路。比起严加英“自燃”式的生活方式，罗宏亿像是活在水中，他沉静、克制，却又在无数个时刻被如潮水般蔓延的愧疚深深吞没，在这漫无边际、看不到头的悲哀的窒息中，他也需要一只手时不时能将他从深潭中拽出来，替他发泄、替他承担、替他“赎罪”，让他能“透一口气”。是严加英向他伸出了这样一只手。所以，无论怎样貌合神离，这份隐秘的彼此需要始终将他们牵引在一起，像两颗在巨大的引力与斥力之间徘徊的原子，从“我们”碎裂成“我”和“你”，又最终回到“我们”。情感与利益就这样互相胶着着、撕咬着、纠缠着，化作一张“同框”的相片。

淋巴瘤的突然降临，像一场迟来的慈悲，为那辆即将冲向毁灭的快车按下了暂停键，也让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找到了某种微弱的聚合力。“疾病-死亡”是王玉珏小说中一以贯之的叙事肌理，他将此作为窥探人性的窗口，让人物在生死的考验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王玉珏的另一部复仇主题小说《夜奔》也巧妙运用了“疾病-死亡”叙事框架，但在《夜奔》中，病痛不是搁置复仇进程的阻力，而是驱使人物“破罐子破摔”的推动力，老马被诊断出脉络膜黑色素瘤，便决心一脚油门与背叛自己的前妻两口子同归于尽，并放话“谢谢这烂命一条”。但最后，不管是严加英还是老马，都没能踩下那象征着毁灭的油门。老马失去一切，却没有失去爱人爱己的能力，他与李园的相互依偎成为照亮至暗生命的一道微光；严加英也是一样，病痛让她那根紧绷了五年的、杀意盎然的弦出现了细微的松动，对逝者的思念和对生者的牵挂、对生命的不舍与尊重，始终拯救着、托举着她。“疾病-死亡”叙事如同一面镜子，生命的脆弱、存在的意义、社会的区隔、人心的冷暖，还有世间所有的心结、怨气、纠葛、牵挂，都在它面前展露无遗，让读者于恨的尽头窥见爱的底色，于破碎的关系中触摸到伦理的复归与人性的温度。

王玉珏笔力老道，敢于直面创伤背后那些不堪或沉重的生命景观。他巧妙地选取身处多伦多的罗布作为小说的主要叙事视角，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叙事距离。罗布是这场家庭风暴中的缓冲带，既是故事的参与者，又是清醒的旁观者，他在大洋两岸、父母两极之间斡旋和调停，试图寻找一条“过得去”的出路。王玉珏别有深意地借助罗布的一双“冷眼”，瞥见这个家庭分而不离、离而不断的纠葛，他没有直接走入漩涡中心的人物内心，而是给了他们自知、自省甚至自毁的空间。

小说悬而未决的结尾也耐人寻味，正如王玉珏在创作谈中所说“他们什么都没干，却把什么都干了”，复仇计划被迫搁置，离婚事宜也随之延后，留下的只有一张仓促拍下的照片和一段前往多伦多的旅程，但就在这种“不圆满”之上，他们达成了一种如履薄冰的所谓“和解”。王玉珏善于设置“没有结局的结局”，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导向藏匿于不确定性之中，通过“不介入”的方式勘探生活暗面的本真质地，为读者留下充足的审美想象空间，引导人们去思考“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究竟应当何去何从，小说由此生成非同寻常的意蕴空间和艺术张力。正如韦勒克所说：“要讲述一个故事，必须注意事件的发生过程，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它的结局……尽管这一过程终要走向结局。”

小说所讲述的，不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创伤如何定义人、又如何被人以不同方式承载的故事，是一次对家庭完整性的艰难追寻和对人性韧性的深刻叩问。创伤具有潜伏性、延宕性和生产性的特点，它不仅存在于伤痛发生的那一时一刻，还存在于持续在场、不断返回缠绕当事人的过程中，如影随形。因此，英国文学评论家威尔·塞尔福曾这样评价：“创伤是看不见的伤口，实质上是受伤的人追寻致伤原因的一种效应。”面对难以言说且一再重复的创伤经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每个人都是幸存者，也是背对背的囚徒。小说中，那张在环湖路上匆匆定格的“同框”照片，成为他们五年来唯一一次真正的交汇，尽管是如此的仓促、如此的不经意，甚至充满了时日无多的凋零感，但在那30秒的红灯前，在这场漫长的、关于仇恨与宽恕的长跑中，他们终于在同一个时空坐标里，完成了一次无声的告别。

《同框》直击社会伦理、家庭伦理等人伦关系中的情感纠葛与人性秘辛，对人类面对创伤时的普遍生存处境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寓言式书写与哲学观照，洞幽烛微地描摹了普罗大众悲喜自渡的生命历程，又以极高的审美自律营造出一种“废墟上的诗意”。漂泊与栖息、失去与找回、纠缠与释怀，王玉珏从不回避生活的残酷，也从不吝啬书写人性的微光。在小说苍凉的底色上，那份即便扭曲却依然强烈的联结——无论是严加英以仇恨维系的母爱，罗宏亿在坦白中交付的信任，抑或是罗布跨越重洋的归来与陪伴——穿越浩瀚的岁月烟尘，捱过冰冷的孤独冬季，横跨漫长的天人之路，终将抵达那重见的天日，以及重建的天日。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