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的生态学：作为美学路径的中式科幻技术美学范式
摘 要
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进一步改变日常生活。科幻电影畅想的未来图景与快速更新的技术社会现实交叠混合，技术美学维度的审美观照链接幻想的未然与科技的应然。中式科幻技术美学范式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科幻美学范式，它以技术美学为视域，建基于对中国科幻电影美学技术范式的考古、对中国科幻美学技术语境的分析和对中式科幻世界观内在伦理的反思。从国产科幻电影到中国科幻美学再到中式科幻技术美学范式，国产科幻电影美学逐渐走出类型的框架，在流动的美学对话中拥有了其生态学意义上的美学话语网络。这一美学范式的生成绘就了科学幻想与技术美学间想象力关系的地形图，是对全球化语境下电影想象力跨文化传播的呼应与必然选择，也揭示了国产科幻电影主体性建构的美学路径。
关键词
国产科幻电影；技术美学；科幻美学范式；技术话语
现代科学技术与民族技术伦理观念的深度耦合（Coupling），推动着技术美学在发生域层面建构出具有本土特质的科幻美学景观。技术美学对科幻想象力的赋能作用，将理论触角延伸至技术观念的文化表征细节，在范式层面形成“中-美”“中-欧”“中-日”技术美学的互主体性对话场域，最终确立具有文化主体性的科幻美学范式。科幻与科技之间的想象共同体在这种耦合调适中逐渐形成生态化演进机制，推动着从“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向“中国科幻美学元年”的范式跃迁。中国科幻通过技术美学创新，实现了民族技术伦理观与科技想象力的融合，并完成了民族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这一范式创新构建着兼具全球科技想象力共性与本土技术文化特征的叙事体系，为世界科幻美学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
长期以来，中国科幻电影受制于影视工业基础薄弱，科技表现力受限，视效体验、科学观念呈现、技术美学表达未能充分突破现实基底；类型特征模糊，科幻元素表征不够鲜明；内核建构缺失，“科学-技术”核心未能形成完整本体，科幻想象力流于表面。由此，正如陈旭光倡导的电影工业美学与科幻电影的深度融合，对国产科幻电影文本进行读解时，更应该从科幻电影的观念本体范畴出发，上升至技术美学维度。
《流浪地球》系列是中式科幻技术美学范式的典范性影像实践。其硬科幻呈现的民族主体性想象力，作为核心视觉表达不仅验证了该范式的可行性，更对范式的普遍适用性提出美学追问，为溯源和勾勒国产科幻电影美学谱系提供了关键参考。从1925年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隐身衣》算起，2025年恰逢中国科幻电影诞辰百年。站在中国科幻电影百年历史发展的背景下观察，科幻美学的影像传达呈现以下几重转变：从情节设定到景观建构、从科幻类型程式的图像志到科幻想象力的生态地形图、从科学话语转述到科幻视觉奇观世界建构。这些转变在被视为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逐渐勾勒出国产科幻电影美学范式的谱系学（Genealogy）。
一 想象力的溯源与还原：中国科幻电影技术美学范式考古
经典科幻电影文本都具备一种被读解成古代神话叙事的文化定势，被视为某个神话的当代科技叙事变体。灾难和危机的科技想象性解决，其过程性的细节展示不仅是想象力的美学表达，亦是一种技术观的隐含表露，对观众构成一种神奇的吸引力。而对于技术美学的追问，无疑要追溯至所对应的、决定着技术观的自然观。自然观包被（Envelopment）着人与世界存在关系的想象力表达，并通过技术这一中介表达。
中国科幻电影植根于中国本土科技文化，在其百年的创作实践中耦合科技发展的升级路径与百年来对现代技术的科学幻想。科幻与伪科幻的分野在此种由技术-神话-想象力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中得到直观呈现。当想象力作为面向技术的过程性存在时，则呈现为科学技术幻想；当想象力作为面向神话的结果性存在时，则呈现为伪科学的怪力乱神。因此考古国产科幻电影的元技术范式，将成为探讨中式技术美学与本土科幻电影可持续升级发展的有效路径。
现象学技术哲学家鲍尔格曼（Albert Borgman）用“焦点物（Focal Things）”这一概念来描述显性技术物符号之于技术范式的表征，技术焦点物实践汇聚着流动的技术想象力，并同时使得技术想象力被背景化为日常经验的运作语境。早期中国科幻电影往往围绕焦点物及其实践展开叙事，技术想象力被表征为技术焦点物，作为某个异质性他者闯入日常经验话语中，从而驱动技术想象力的演绎及其对影片科幻性的构建。从《隐身衣》的隐身衣到《小太阳》的人造太阳，再到《珊瑚岛上的死光》的激光武器，技术想象力所表征的技术焦点物与日常经验相互渗透，前者提供了戏剧性矛盾结构，使得关于技术想象力的故事得以展现其吸引力；而后者则提供了一套内在性的基准尺度和用于衡量的标准语境，为科幻想象预设渐近线。这种相互渗透模拟了新技术介入日常生活所带来的震惊体验，正如清末“声光化电”的现代性。技术焦点物实践作为日常经验的想象性延伸，投射着对于“技术世”存有境况的想象性经验表达。
显性的焦点物在技术想象力的经验表达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符号不仅揭示了技术的他者性，更显现了技术作为人类朝向超自然维度的实践逻辑。中国科幻电影美学在那些看似前所未有的超古性景观和至上性未来图式的背后，试图探寻一种早已存在、历时性贯通的元性模式：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世界生存方式。
技术美学视域下，范式与谱系为技术客观原理的形而上思考赋予了人文精神。这一思维方式将各种现有理念纳入技术想象力维度进行可能性的还原与演绎，使得任何幻想都能够被表达为一种技术过程。技术过程所建构的路径为想象力形构故事世界提供元合法性。科幻现实主义作为潜在技术范式，既指向影像技术从胶片向数字迭代的技术转型，更体现为科幻乌托邦图景与现实科技发展共振所形成的技术想象力流动态势。这种流动指向现实经验的技术面向，其内涵被纳入历时性结构，外延则通过与技术公共话语的互渗，确立科幻奇观影像想象力的合法性。元性的想象力经由技术科学的细节改造，获得了技术本体的现实美学意义，如《大气层消失》中技术危机通过土法化的“科学”方法进行解决。科幻现实主义明析着技术范式和谱系内部隐含的时间性断裂构造。在迈向一种普遍有效的理性原则的进程中，科幻想象的技术美学品质作为一种技术范式，就像绵延于“已经”和“尚未”之间的一种外移的、受超前支配的时间原型。
当内在性时间模型中的精神遐想转化为对世界的现实思考时，自由便不再仅仅是一种认知层面的概念。古代玄幻作品和当代科幻作品，本质上都是对人意志自由的想象性探索，并且都需要借助技术话语来为这种想象提供支撑。在这里，技术充当了“行动—意志自由”科幻路径中的中间过渡环节。它为中观层面上人的书写赋予了合目的性，朝着特定的目标有序展开。
技术以隐性方式实现其功能时，往往将其内在逻辑转化为使用者的行为准则。这使得技术伦理既贯穿技术实践全程，又以隐性方式对现有伦理体系进行质询。技术作为人类存在的构成方式，通过范畴化运作重构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其元属性正在于其超越隐喻范畴的直接在场——技术并非隐喻载体，而是作为实存本身。中国科幻美学由此形成具有自指特征的集置性规约体系：既承载着人类文明的普遍性想象，又通过技术伦理规约重塑了技术与人性的新型契约。
人类对未来的想象本质上源于双重精神诉求：既是对存在本质的形而上学追问，也是对理想生存图景的价值追寻。中国科幻美学既承载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The Chinese Dream）”叙事，又呼应着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命题。中国式宇宙观的特殊性就在于世界生成的创生性与建构性双重维度，以及在质的多样性中寻求规范统一性。世界作为技术化存在，通过持续引入新的维度实现去质化重构，最终在动态演进中达成本体论意义上的恒常性。中国科幻的规约性特质，既包含对意志自由的诉求，更植根于技术实践的行动哲学（Philosophy of Action）。技术通过量纲革新消解物质差异性时，其本质是在技术本体层面建立新的恒定法则。中国古代的“物勒工名”思想即是礼仪伦理的技术规约。技术成为了其存在的一种方式，并且把人嵌入到了世界之中。伦理规约之于中国科幻想象的本体世界乃是一种先验构造，前者规定了后者想象力的可感形构。
技术美学的视域介入赋能科幻电影想象力生成性之维，使得过去、未来与现在紧密地联结。通过这一视域重新探寻民族性的自然观和技术观，可从中重新提炼出中国科幻电影技术美学的元向度性、元合法性以及元隐喻性。在想象力的生态学（Ecology）层面，我们需要从技术哲学范畴展开深入的技术还原工作。这意味着剖析技术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和演变规律。如此有望寻得中国科幻电影更具普遍意义的价值内核与独具中国特色的科幻美学品质。而技术范式观念的思考方式，为检视中国科幻电影技术美学范式的流变及其百年发展谱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切实可行的实践途径。
二 想象力的转向与持存：中国科幻电影美学范式技术语境流变
科幻电影的技术美学范式在宏观层面体现为技术语境对其的包被与超越。这些范式背后的技术想象力通过视觉形象揭示其技术意向性本质。正如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月球旅行记》中的登月炮与阿波罗计划的土星五号所示，科学阐释的技术逻辑将想象力合理化，成为科幻美学演绎生发的动力因。随着技术发展，技术逻辑阐释角度不断转换，科幻想象力在科幻电影的发展中开启其内部的转向与持存，中国式科幻电影的技术美学形态也随之在流变的语境中演变。
中国早期科幻电影的想象力模式带有经典工业时代印记，其科学技术展现与重工业符号紧密互指，科幻想象表征为具象技术物。这种符号化想象依赖碎片化细节，工业生产与发明创造混同为双重表征。这一互指结构之下，一种匆匆掠视的吸引力结构引发观众想象力的延展——作为细节的技术物指涉生产此种技术物的工业技术体系。不受现实限制的科学发明成为能指，指涉含混的工业世代技术语境。中国早期科幻电影中，“技术作为过程”的所指是模糊与隐藏的，科学家则被神圣化（如《隐身衣》中的“万能博士”），图解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功利化科技观。该时期工业化成就确立了唯生产力论科学态度：科学需要能够转化为生产力。这亦是科幻美学生成的阶段特征：《小太阳》的人造太阳、《珊瑚岛上的死光》的激光武器等技术物，均经“技术需要”话语呼唤直接到来，其科学实证与创造过程被技术话语遮蔽。技术进步范式表现为经验迭代的线性路径，工业、技术、科学三者含混互指，呈现“三位一体”关系。“技术是人的延伸”的视角以非理性的内在动力推动效能的发生。这一时期国产科幻电影的技术想象力仍停留于静态话语形象，同工业化技术现实有着相似性映射关系。
数字信息时代，数字技术为科幻电影注入新动力，打上信息工业印记，并引发对其美学本质的追问。科幻电影美学的合法性建立在科学技术统治地位之上，是自上而下意识形态化的产物；“科幻促进科技”的神话则映射现实中的科学技术化趋势。其核心矛盾体现为数字性与索引性的冲突，本质上是技术境况转换要求新美学范式的问题。此时期涌现了《黑侠2》《机器侠》等以非科幻想象力构建非现实世界的“科幻”影片，展开了新一轮“科玄之辩”的思想争鸣。在此过程中，人自身被技术范式重构（从肢解到延伸）。科幻美学效能的释放，建立在科学技术的统治地位之上，并需以具身思考的态度自觉靠拢现实。例如《霹雳贝贝》将技术奇观置于日常生活情境，通过儿童获得特异功能的设定，探索现实潜在的技术想象力，确证了儿童作为社会未来希望的象征。其成长与技术想象力的紧密关联，使儿童科幻片成为科幻电影的亚类型提喻。同时，《消失的大气层》《魔表》等具有技术反思倾向的影片，借当下技术境况反思历史，并在批判功能论中展开初步的技术还原思考。这种基于技术现实批判的技术还原论，建构起效能分析框架：强调知觉过程服从于先在的潜在解决方案，其美学表达则受技术伦理转向主导：“自由不是强迫和约束的缺失，而是人类在与技术物共塑物质文化的过程中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场所。”
在拟像化的后电影（Post-cinema）时代，Z世代的文化实践使科幻美学沉浸于不断扩张的媒介生态系统中。数字矩阵场域不仅孕育着技术可实现的绝对预成观念，更催化着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与后理论思潮构成的“后学”范式革命——要求从根本上重构关于“人类”与“技术”的认知坐标系。在此生成性的话语体系中，人类自身也成为技术范式的具身化存在，既延续着前技术时代的经验认知模式，又以更紧密的智能耦合方式与技术本体（发明创造物）相遇。这种范式转换标志着科幻“后技术美学（Post Technical Aesthetics）”的诞生——其核心是建立在后学反思基础上的技术熵增本体论，而与之对应的技术逆熵伦理律（本质上是对技术发展的伦理规约）正在形成制约与平衡的辩证关系。这种美学范式将人类存在重新编码为技术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影片《流浪地球2》中丫丫“数字生命”永生方案的技术想象力呈现，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原型，走向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技术哲学“缔结环境（Associated Milieu）”，从而走向一种生态式的技术自组织：构成技术物的不是丫丫这个图像，而是整个电子生命的图像、通讯、算法、电力、数据库、传感器等一系列要素构成的缔结环境系统。这意味着当人的主体性作为一种技术构造时，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想象力将在此种技术逆熵语境中进一步解放其生成性，从作为范式的想象力迈向作为生态的想象力。科幻想象力不再仅从科幻景观的视效传达中建构自身的现象表征，而是在叙事文本的世界建构中演绎想象力的生态地质层。
由此，从早期的带有显明经典工业世代印记的技术进化论语境，到信息工业世代印记的技术还原论语境，再到拟像Z世代印记的技术熵增论语境，这三重阶段性技术语境变化，不仅协同了中国科幻电影文本景观与价值向度变迁，亦是对中国科幻电影发展提出了新的命题。它启示着：中国电影人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应同时具备国际视野和中国思考两种品质，进而求得技术共同体内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表达语境，并建构出前瞻性、引领性、建设性的科幻美学话语体制。近些年中国在科创领域的后发优势愈加显著，第三次技术哲学转向的思想资源贡献愈加突出，在此背景下提出一种更具普适性意义的白话性想象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观念扩容赋能，建构起具有跨文化品质的中国表达，已经愈发提上日程。
三 想象力的解域与突围：比较视域下中式科幻技术美学范式生成
近年来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技术爆炸进一步拓展科幻技术想象力维度，科幻想象与技术现实间的互动愈发密切，但从技术创新的领先位置到确立主导推广技术规格、技术制式，仍需要较长时间。这也为技术想象力的先导验证提供契机，通过高度自由的美学遐想，可对技术细节、技术范式、技术境况进行结构性追问，在技术共同体中锚定己身。构建中式科幻电影美学范式，首要任务是反思近代西方主导的科学技术范式的元特征及其未来前景。继而需将此反思置于中外科幻电影美学想象力生态圈的比较视野中，促使技术想象力朝向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与再结域（Reterritorialization）。从影片科幻本体——技术观念的范畴性美学叙事表达入手，以“科学-技术”的美学思想理念为基石，让科幻电影的中国叙事产生真正跨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技术还原的前提是认清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一种唯力量论的技术化科学。培根“知识即力量”观念确立了应用型科学和征服性自然观，奠定人类中心主义；笛卡尔“我思故我在”通过量纲化（数学/空间/时间）将世界去意义化，使人成为意义来源。自伽利略始，近代科学在技术先验论下发展，其与现代技术的内在不可分性催生了无视原型、使自然非物质化的技术科学神话。此范式主导下，“技术—感官”美学向度支配科幻电影美学，数字技术与观众感官需求互促，在无限技术发展中遮蔽人的存在。因此毋宁说，人类数千年文明所累积的技术想象力财富，支撑着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化科学在“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技术竞速。但这种支撑伴随着技术想象力内部的熵增，技术想象力的生态“自生系统”也将不可避免地从同其他想象力的结构性耦合中走向同质化。因此，在技术科学范式自反性基础上，建立科幻美学技术想象力的国别比较视域，是开掘文化资源、促动想象力朝技术向度转译的有效途径，为中式科幻美学范式生成提供动力。当然，此比较视域在很大程度上被好莱坞科幻美学所锚定——其技术美学范式隐含中心主义，关联美国文化霸权，但也反证着其他民族国家科幻美学的独特想象力向度。
作为技术史主流的“中-西”技术交流，亟需深化其技术想象力的比较研究。尽管欧美常被均质化为“西方”唯力型技术科学的代表，其科幻美学技术想象力的具体“拓殖点”实则存在内在异质性。这为聚焦“中-美”技术美学的深度对照提供了前提。在“中-美”技术美学对照下，二者范式差异鲜明。好莱坞科幻热衷于宏大前沿物理概念或巨型机器，如《2012》的玛雅预言与方舟神话、《星际穿越》的引力弹弓与黑洞、《2001太空漫游》的“太空巨婴”转化为视觉奇观。这些影片的叙事核心常围绕个人英雄主义与探索精神展开，强化美国普适价值观及技术“人类中心主义”。而中国科幻电影的技术影像奇观往往紧密关联现实，如《流浪地球》系列中的“太空电梯”“行星发动机”等技术想象，摒弃科幻未来与历史现实的二元对立，构建出根植于当下国家发展理念的“近未来”乌托邦。通过“带着地球去流浪”等核心理念，显性表达集体主义家国情怀，并在“未来主义社会主义”科幻美学中承载中华民族品质。
欧洲科幻电影则继承欧陆哲学的形而上思考与对技术的批判反思，其技术想象力关注技术的毁灭性、局限性以及对社会结构的隐喻，同时注重挖掘技术背后的伦理问题。其技术想象力更侧重于哲学层面的反思，聚焦技术对人性异化、意识本质与社会控制的深刻影响；通过运用冷峻、极简、象征化的视听语言，塑造出孤独、压抑且富于哲学思辨的末世氛围。《飞向太空》通过对超自然索拉里斯海洋的思辨，展现人类面对未知技术与非人类中心宇宙智慧时的心理崩溃与伦理困境，揭示了技术理解的局限性与过度依赖的隐忧；《月球》则以孤独宇航员发现自身为克隆体的技术寓言，映射人类在技术时代的存在困境。中国科幻电影则着力将技术想象力融入文化传统与社会变革语境，更关注技术如何与人类社会共存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宇宙探索编辑部》在展现民族性现代化进程中的媒介经验时，部分致敬了《潜行者》。影片连接了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20年代的群体性媒介经验，以此构筑想象力奇观。其视觉象征系统诉诸媒介经验的知识型，并以人文情怀的怀旧视角传递技术想象力。
在亚洲科幻电影视域下，科幻美学首要体现为将本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科学技术维度的转化。这既使传统想象力通过科技细节积极适应现代化，也使技术观念不断回应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技术治理问题，其核心诉求在于：技术需与文化传统相融合，技术伦理应适配并维系社会伦理。日本科幻电影主要通过“技术-哲学”路径展开想象，以赛博朋克美学为载体，结合佛教禅宗等东方哲学反思技术异化。如《攻壳机动队》系列中对人机关系的探讨；《阿基拉》则以其粗粝的赛博朋克视觉风格警示技术失控的危机。韩国科幻电影常常遵循“技术-社会学”路径，将技术想象力用于审思社会现实议题。其通过非现实戏剧情境指涉现实问题，如《胜利号》以未来飞船与废品回收的阶级对照，影射社会阶级对立与生态危机；《汉江怪物》借怪物的产生与消灭过程，凸显美韩政治微妙性与阶级命运的残酷寓言；《拯救地球！》凭地球毁灭的颠覆性结局及其劣根性反思，展露技术想象力暗面的邪典样态。印度科幻电影则聚焦“技术-情感伦理”路径展开技术想象，如《宝莱坞机器人之恋》对机器人-人类情感的探讨，描绘未来技术的美好愿景。中国科幻电影之于亚洲科幻电影，则凸显其共同体意识。《流浪地球2》将共同体作为技术范式，展现其高效可靠的自我规约性，可视作“天下大同”理念对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替代。
基于对中西方/亚洲文化基底差异及技术伦理的批判性反思，并试图超越好莱坞范式，需建立一种辩证的批判态度。其核心在于将“技术视为存在论的差异”——在全球化的“粒子对撞（Particle Collision）”中，中西方主体性在技术交互领域发生深度碰撞，从而以“块茎（Tuber）”视域来取代“根茎（Rhizome）”路径的去中心主义方法论，实现彼此的解域，进而生成全新的“中-西”技术范式。借助此新范式，可重构次生主体性（Sub-subjectivity），建立新的文化主体性，最终生成融合创新的科幻技术美学范式。“不存在模仿和相似，只有两个异质性的系列在一条逃逸线之上的爆裂，这条线由一个共同的根茎构成，它不再能够被归属于、从属于任何意谓之物。”影片《从21世纪安全撤离》通过对千禧年符号的拼贴混杂，将中二热血元素与怀旧媒介结合，唤起游戏化的世纪迷思。其构建的繁复且断裂的视觉象征系统，既折射出精神内核的紊乱与逸散，又体现了科幻美学技术想象力的流动与游观特质。影片中混杂的后现代视觉符号及其独特修辞，呈现了互域环境下技术想象力影像逻辑的嬗变，并呼唤一种去中心化、流动的技术美学范式。
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发展远超社会文化演进，推动哲学焦点转向具体技术实践的伦理检视，凸显对技术自适应的伦理诉求。因此，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明智路径在于构建兼具实践性与包容性的技术伦理范式美学。电影人需顺应时代洪流，明辨方向；坚持本土特性，守正创新。通过技术伦理规约路径，书写科幻美学中“人”的价值维度，为国际科技发展贡献中国特色的价值向度。
结 语
不同民族可能对技术存在根本性相异的认知。科幻电影在构建奇观的同时，也构建了图解化对话场域，将潜性技术向度以隐喻方式置入视效奇观，呈现并探讨各种技术观-自然观倾向。其技术想象力运动持续回应传统技术观，旨在提出基于技术伦理学的、具备通俗共同性的技术美学方案，从而为本民族文化想象力资源开拓更丰富的技术面向。在中国科幻电影百年与创作热潮的背景下，确立中国主体性的科幻美学技术范式尤为关键。为此，需对中国科幻电影文本的技术美学-哲学范式实存进行知识考古，通过细致探究追溯其元式技术观念范畴，还原本土技术美学范式的独特品质与技术语境。同时，需将中国本土技术美学范式与西方科学美学技术范式进行深度“解域与再结域”，实现融合创新，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式科幻电影美学范式。这一范式的构建有着深远的意义。从产业层面来看，它不仅仅意味着电影工业的升级换代，更是美学话语体系制式化进程中的重要步骤。通过这一范式，中国科幻美学表达能够更好地适应国际传播的需求，提升国产科幻电影的国际传播能力，从而为中国价值、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注入强大的软实力保障。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通过档案化的爬梳工作，使中国科幻美学实存能够在形而上学的层面得以“去蔽（Aletheia）”。“去蔽”的过程是揭示本质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能够探寻到具有共同性意义的中国科幻价值内核以及中国特色科幻美学的品质。进而，需对中国科幻美学的技术语境进行三重历时性阶段分析，构建其完整的技术表达体制系统，厘清发展脉络与内在逻辑。同时，需从根源上把握中国科幻世界观的内在性，并在技术美学比较视域中，推动想象力与美学的“解域与突围”，突破传统局限。这一过程旨在打破传统的局限，突破既有的框架，为科幻美学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最终的目标是建构中国科幻电影技术美学本体论主体性认识架构，并形成与之相应的技术话语范式。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呼唤中式科幻技术美学范式的到来，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