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意义与反思
相比中国古代、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研究始终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新的历史”在不断产生，但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却并不容易与时俱进，至今对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的文学史研究已经进入到相对客观、完整的状态，但是对于新世纪文学史，对于“70后”“80后”以及更年轻的作家进入文坛之后的文学史该如何书写，学界仍然“莫衷一是”。
这种情况下，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的整体历程进行回顾，并从中提炼抽象出具体可行的方法，并认清相比于前二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新世纪文学存在哪些入史的差异与困难，将是非常必要的。
在正式讨论“历史化”的意义，并反思其价值与局限之前，还是要对“历史化”的过程进行一个简单梳理，以确保讨论的共识基础。
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萌芽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及八十年代末《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等学术实践中，学界对于文学史的认知思维和评价体系，逐渐摆脱此前左翼文学观念的束缚。
唐小兵、李杨等在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再解读”引入福柯、詹姆逊等西方学者的理论与方法，以文化研究的姿态，从现代性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寻找前二十七年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陈思和、洪子诚等人的当代文学史著陆续面世，对于前二十七年文学史的言说初具稳定面貌。
新世纪初，对前二十七年文学史文学性的挖掘还在继续，一方面是张清华、李杨等通过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等方式提炼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另一方面是李洁非、贺桂梅等将前二十七年文学中的现实人物命运、事件始末，化作充满“文学性”的文本①。与此同时，“历史化”的主战场向新时期文学延伸，出现了程光炜等的“重返”研究②。
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曾经属于文学现场的作家、作品逐渐化作意识形态、文化属性、事件、现象、制度、流派、地域等角度的“历史”与“知识”。这种针对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化”，及其体现出的方法、价值以及局限，就是本文讨论的对象。
一、关于当代文学史的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倾向的积极意义十分明显，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在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意识出现之前，当代文学史研究可谓相当“单调”，除了政治化、道德化的颂扬和批判，客观、深入的研究较少。就算进入新时期，对前二十七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排斥、对这一阶段文学作品艺术水平的否定，也一度导致相关文学史研究停滞不前。如果文学史研究的对象一直局限于文本与作家，执着于确立一种“理想的”文学形态，那么针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研究将会始终徘徊在非正即反的逻辑之间。是“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意识出现之后，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才得以绕过“文学性”的评价标准，呈现新的研究空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中，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就关注到了文本之外的文化层面。当年在《读书》上连载的“三人谈”文章，不仅有一期文章的题名就是“文化角度”③，讨论的是地域文化、儒释道文化、民间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还有对“民族意识”④“艺术思维”⑤的讨论，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溢出了文学而进入了文化的范围。1993年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出版，则以更鲜明的理论姿态，将文化研究带入前二十七年文学史中。
文化研究的倾向为当代文学史研究输入了很多新鲜的理论方法，包括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其实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当代文学史研究也不能说完全“消化”了这些深奥的方法，但是有一点却是从其出现之初就值得注意的——这些理论方法将视野延伸到了文本的“文学性”之外，即便一部作品并没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即便只是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机械反映，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
这一点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非常重要，彼时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加上此前的延安文艺，就是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正是有了文化研究倾向的启发，当代文学史才不至于出现“一半的空白”。唐小兵等人注意到除了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那些为批评家所重视的小说、诗歌、戏剧之外，大量在底层流行的文学、艺术也是值得研究的对象，包括秧歌剧、街头诗、戏曲等在内的艺术形式都对传统文学史形成补足。同时，延安文艺乃至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学的“生产方式”，既反对市场化又同时反对精英化——相当于同时反对了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机制的两个维度——的状态，其实十分值得重视。这些都为一度不受重视的文学史段落赋予特殊意味。由此，虽然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中的“文学性”是存疑的，但与制度相关的问题却有待进一步审视。这些内容基本集中在唐小兵为《再解读》所作的“代导言”之中⑥，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将这一问题意识细化为更具体的研究，但是在“历史化”实践中，洪子诚、程光炜等人的“文学机制”研究，也正体现着相近的思路。
在文化研究倾向的影响下，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围有了明显扩大，从具体层面上的文学生产机制，到抽象的思想史、观念史问题，都成了文学史研究可以处理的对象。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理论方法纷纷进入中国当代文学领域，被有选择性地、甚至是变形地接受下来，比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方法。
福柯的原义是解构性的，但是在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中，尤其是“再解读”阶段，研究者往往就是要证明文学在建构意识形态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新世纪以来的“重返”研究，对于“知识考古学/谱系学”使用的意识形态色彩才渐渐淡化。“重返”研究力图重新证明新时期文学中的启蒙精神与人道主义立场，仍然与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保持着联系，也重视对特定的概念或观念史展开研究，例如“新时期文学”“人道主义”“向内转”“救亡压倒启蒙”“现代派文学”等，但相关研究基本上不强调文学文本对意识形态的塑造，而是承认文本从属、体现意识形态，作家、作品的影响被限制在文学领域之内。相关研究填补了空白，但这种限制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或者说避免了“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本身拥有的那种“颠覆性”。
陈思和的研究被认为“采取了福柯式的‘逼挤正统’的叙述方法”⑦；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也被认为有知识考古学的影子。这些研究之所以产生广泛影响，并且较少遭遇争议，原因正在于他们的“实际操作”几乎在最大程度上“背离”了西方理论方法的本意，谨慎地将文学与其他抽象或宏大的政治概念、政治话语分而治之。在他们的历史叙述中，读者几乎见不到大段的理论引注，也没有强行使用某主义、某理论的痕迹。他们所讨论的内容，虽然也有溢出经典作家、文本的尝试，例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就吸纳了一些不在之前文学史讨论范畴内的地下诗歌、手抄本小说等；又例如洪子诚对于某一部作品的批评史的简述，对于作家、学者、文学官员之间恩怨的“春秋笔法”等。但是他们的研究都将文学的作用限定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范畴之内，绝不像“知识考古学/谱系学”以及其他热门的西方理论方法，时常以文学或历史中的事例作为注脚，而试图颠覆关于文化或认知的体系。
文化研究倾向及其包含的西方理论方法，确实对“历史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开拓研究空间、发现研究价值等正面影响之外，其负面影响也难以忽视。第一，部分文学史研究“为理论而理论”的弊病可能正与文化研究角度的学术实践有关。文化研究让现当代文学的文本与各种理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动，这经常导致文学文本与各种理论的“排列组合”，似乎就有填补空白的意味；而实际上，很多结合并没有具体的价值指向，研究成果流于空洞。第二，大量复杂的理论话语以及“绕来绕去”的论证方式，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文风产生不良影响，为那些欲“以己之昏昏”而“使人昭昭”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之途。“直言其是”被一部分人视作不妥，把自己的观点尽量淹没在大量引文中，用不带情感的“翻译体”和“长难句”才显得“客观严谨”。文化研究的价值与成就巨大，但必须认清其中的局限，才能让其在“历史化”中发挥更正面的作用。
二、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文学史叙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当代文学史研究在关注西方理论同时，对于史料的重视与挖掘也日益显现。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文学史写作的“体例”，这种体例空前提高了文学史料的地位。
《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本内容丰富的“索引手册”，以大量的“脚注”作为线索，其背后则是无边无际的包括创作、批评、政策文件、回忆录、口述史等多种内容的“历史文本”。作者更倾向于将文本、文学现象的产生都还原为事件，并将事件涉及到的重要史料都罗列在脚注之中。《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的是通向历史的途径，而不是关于历史的最终解释，以前二十七年文学的篇章为例，作者重视的是这些作家的命运、作品引发的现象以及其他文学生产机制角度的问题，而不是对这些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给出定论，这就回避了争议，让文学史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前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是少见的，其重“史料”，轻“阐释”的风格也与上文所述的文化研究实践有明显差别。
新世纪以来的“重返”研究也是如此，研究之初程光炜和李杨提出的理论构想很明显是沿着“本土化”了的知识考古学路径，将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学研究中对文学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注，延续到八十年代文学史中，解构文学史上的“断裂”⑧。但在相关研究完成了对于前二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接续问题后，“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永远历史化”等理论的魅力渐渐消退，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研究的模式成了“重返”研究学习的对象。在面对八十年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批作品、作家时，其创作背景、人际交往、生平遭遇等外在于文学作品的信息都变成重要的“史料”，将这些史料与作品对读，是“重返”研究的主要模式之一。那些已经被批评家处理过的文本，时而因这些外部因素的介入产生新意。
例如新时期的文学史叙述为了与前二十七年常有的集体创作模式相区别，更多强调作家个人的创作力，而“重返”研究则从编辑、批评家角度入手，尽可能找到那些外在于作家的人和事对文本产生的决定性作用。比如崔道怡对刘心武《班主任》成文的影响⑨，批评家的意见对于文学史名篇发表的影响⑩等。这使文学史变得更加鲜活，原本身居幕后者走向台前，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着读者的好奇心。这为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带来巨大空间。在重视史料的倾向下，当代文学史研究也出现了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研究式的“考据”文章，例如黄平的“新时期文学起源”研究⑪。
近十余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呈现“井喷”式增长。各种史料选集、汇编依托科研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访谈、口述史、作家学者年谱等也大量出现。当代文学史受到了作为“历史”的重视，找到了迅速增长的“可操作”模式，然而应该正视的是，这一类研究也体现出了新的局限性。在学科评价体系的“推波助澜”下，对于史料的发掘、编纂颇有些“抢滩登陆”之感，史料的准确性、史料与文学史或文学之间的关系都有待进一步辨析。与此同时，一些文章过度强调“文学社会学”或者说“知人论世”，甚至将先锋作家笔下的人物与其周边的亲戚、朋友一一对号入座，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机械化的问题。
在“历史化”进程中，对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学的研究溢出文本，是因为这一阶段的文本艺术水平“不高”，必须另觅良处；但是八十年代文学，尤其是“寻根”“先锋”“新历史”小说则不同，很难说他们作品中的“文学性”已经挖掘殆尽，用“真人真事”来限制文本内涵，也许并非很好的研究方式。更进一步说，这种研究背后的学术伦理其实并不周延，那些由作家本人交待的内容究竟能保证何种程度的真实？甚或可以说，如果先锋作家们都能将自己的“事情”和盘托出，每个细节都做到原原本本，也许先锋作家便不成其“先锋”了。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样一个由远及近的“学术鄙视链”中，我们也确实需要有学者用实际研究证明在寻找史料、细节考据方面，当代文学并不逊于前者，只是相比细节上的严谨，当代文学研究更看重真正能对文学与现实产生影响的问题意识。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者时常会对一些看似已经与文学关系不大的历史细节长篇大论，这既是学术研究的严谨使然，也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多地少”、研究空间日渐狭窄有必然联系。当代文学研究迫切地需要“历史化”，但是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也需要有一种“跳出式”的思维，对研究的方式作出理性的审视。
三、文学史研究中的“人道主义”
一些围绕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展开的“历史化”研究，体现出明显的“人道主义”情怀，比如李洁非的“典型”系列研究⑫。这一系列研究围绕前二十七年文学史中与知名作家、作品有关的公案、是非展开，徘徊在学术研究与通俗性的历史叙述之间，文学史变成了好读的、动人的“故事”。作者选择的研究对象例如丁玲、周扬、胡风、老舍、赵树理、张恨水、舒芜等作家、学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历史形象。他们或者曾经红极一时，但又跌入人生谷底；或者曾经在权力的争夺中春风得意，后来又反受其害。曾经的被迫害者，他们遭遇的悲剧不应该被历史淹没，此时需要一种文学化的笔触去呈现他们的挫折与困境；曾经的迫害者，其行为同样应该被历史记住，但不能止于道德审判，需要用文学化的方式写出这些行为的深层动机。李洁非并没有避讳这些人物身上消极或“不光彩”的方面，用夹叙夹议、考证与推测结合的笔法，实现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人道主义”处理。
“重返”研究的“人道主义”体现在对编辑等“幕后者”的重视。在世纪之交及更早的文学史著中，编辑往往是缺席的。但是在“重返”研究中，通过发掘第一手材料、对编辑进行访谈，这些文学史中的重要个体得到了从“幕后”走向“台前”的机会。从十七年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编辑也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重要文学作品的创作。换言之，文学史中理应有编辑家的“一席之地”。“重返”研究在这些人和事被尘封之前让其“重见天日”，正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
并且这些研究也使文学史出现了一种“人情味”，例如编辑程永新冒着《收获》承担经济损失的风险，支持余华的文学探索⑬；为了给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开研讨会，使其获得文学界认可，编辑萧立军在寒风中四处奔走等⑭。关于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叙述时常让人产生一种“进步论”之感，这些史料则揭示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不仅与舆论环境的变化、作家个人的聪明才智、外国文学作品或理论主张的影响有关，更和这些具体的人有关。
综上，文学史研究的“人道主义”立场，指的就是对不同时期文学史中产生影响的诸种因素作尽可能公正的评定，使因为时间、政治或其他原因被压抑与边缘化的因素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对压抑与边缘化的施动者也给予人性的体察，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文学史进行研究。
四、文学史研究的“当下性”问题
文学史研究除了是对历史的知识化处理，也应该具备与当下对话的能力。
针对前二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实践就体现出了鲜明的“当下性”。对其“现代性”的有无、正反的讨论，直逼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层面上那个年代中国是否存在“现代性”的问题。而这又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于那个时代，以及对于当下的判断与认识。
正是因此，尽管一度引发争议，相关的文学史研究还是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学史研究在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对话中，产生了一种明确的“现实意义”——文学史研究不仅仅是象牙塔里高度专业化的学术实践，更与当下社会以及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有着关系。
那么关于新时期以及更晚近文学史的研究呢？程光炜曾谈到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下性”。当时的现代文学研究与社会上整体要求“启蒙”的风向紧紧契合，因此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迅速扩大，现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与“深度”也因此一并建立。以此为例，对于八十年代文学史的研究，是否一样能够找到契合新世纪以来话语环境的研究方向？
“重返”研究的诞生，其实与当时整个社会的“怀旧情绪”，以及对现实的反思有关。“重返八十年代”的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1997年张旭东《幻想与秩序：批评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学话语》一书的序言《重访八十年代》。这篇序言除了一种明确的感伤情绪之外，其他内容都相当隐微晦涩，然而从“八十年代变成了九十年代的感伤主义序幕，正如‘文化热’暴露出一个反乌托邦时代本身的乌托邦冲动，标志着一个世俗化过程的神学阶段”⑮这样的表达中，或许可以说张旭东将九十年代社会状态的另一种可能性，蕴藏在了对八十年代的想象之中。对八十年代进行“重访”，是为了贴近想象中社会、文化、精神发展的另一条脉络，弥合当下生活中的问题与裂隙。
2006年出版的由查建英主持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使“回忆八十年代”成为了一个颇具热度的文化现象。在作为访谈对象的阿城、陈丹青、崔健、陈平原、李陀等人口中，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矛盾性的集合体，一方面他们对八十年代的怀念是明确的，这种怀念既与八十年代开放、真诚、富于激情的文化氛围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人到中年之后对于青春岁月的追思重合。另一方面，每个人在怀念的同时也都对那个时代抱着比较明确的批判意识，尤其是对八十年代学术、文艺作品的深度问题提出明确的反思。《八十年代访谈录》与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返八十年代”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甚至仔细溯源的话，“重返”研究的开始还要更早一些，但是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在于证明“重返”研究的展开，也和具体的时代语境有着关联。
如果说《八十年代访谈录》更多体现出怀旧色彩，“重返”研究“怀念”过去的动因则在于一种对于文学发展状况的溯源与反思。李杨曾经写到：
在我看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仍生活在八十年代，就是说，八十年代建立起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对我而言，所谓的‘重返’是为了与八十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观念对话，也是与主宰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哲学历史观念对话。⑯
与文学批评盛赞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取得的成就不同，“重返”研究多少带有对八十年代的批判色彩。例如程光炜等人论到八十年代初期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紧密、先锋文学以来当代文学“形式”的变革是否真的产生了那么大的意义等。九十年代及新世纪文学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延伸，“重返”研究对八十年代文学史的“正本清源”，在某种程度上也关系到文学史研究者对当下文学的态度。
“当下性”在黄平等青年学者的研究中更加明显。黄平以延续性的视角研究改革文学、《平凡的世界》，意识到这些作品对工人阶级光明未来的描述，与九十年代之后的社会状况形成了黑色幽默式的反差⑰。此时对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返”，表现的是对于历史与当下的批判，对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边缘化的个体与阶层的关怀，体现出了明确的“当下性”。
五、“历史化”如何延续
对于八、九十年代文学史的“历史化”研究蔚为大观，这种繁荣的状况或许掩盖住了关乎“历史化”思潮延续的视角与方法问题。但事实上，针对前二十七年文学或八十年代文学的“历史化”方法，可能在“70后”“80后”作家身上完全失效。首先，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并不像十七年、文革作家或伤痕、反思作家那样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着极近的距离，因此难以从文学作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辅相成的关系角度展开研究。其次，莫言、余华、路遥、陈忠实等作家及其作品可谓“家喻户晓”，因此对与他们相关的史料进行挖掘，在研究的公共性上显得更加明确。但从“70后”作家开始，那些学院派研究者更关注的、更倾向于纳入到文学史谱系中的作家，往往缺乏广泛社会影响力与知名度。对他们的人生经历、家庭背景、交友状况等“史料”的挖掘，很有可能面临公共性与问题意识层面的“降格”。
“历史化”处理的对象，基本都要在“社会影响——艺术水准”这两个维度中占据一个，也许不无悲观的是，“历史化”接下来要处理的对象，可能在这两个维度中都不具备很充分的合法性。从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史基本上随着文学批评的足迹展开文学史研究，但是当新世纪文学批评关注的作品在艺术性上并不够高、在现实影响上也渐趋式微，文学史研究恐怕不能再“重走”文学批评的老路，必须要从文学批评确立起的“70后”“80后”作家秩序中，找到新的文学史谱系与内容。
历史会不断轮回，当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学的“历史化”基本完成，八十年代文学的“历史化”状况也已经基本确定后，时间仿佛又回到唐弢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时代。今人不会认为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不宜写史”——为过去的事情写史，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然而到了今天，面对近似的状况，或许我们方才真正理解前人的“苦心”。
有关新世纪以来文坛名宿、文学事件的历史研究，尤其是类似李洁非“典型”系列的研究是难以展开的；批评家们“信誓旦旦”的赞赏与批判也还无从接受时间的检验。当代文学史未来要如何写？也许沿着“历史化”实践建立起的范式，文学史研究会走到名曰象牙塔的“死胡同”里，彻底成为被束之高阁的“知识”；也许未来“历史化”关注的对象会与今天大相径庭，许多不曾为学者们重视的文本、作家、事件、现象都在新的理论、视野中豁然开朗，呈现出惊人的阐释空间。
在此笔者认为有两条路径可以尝试。
其一，是从“语言”等内在于文学之中，也相对恒久、独立的元素之变，来寻找文学史演进的刻度。李敬泽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
于是，当人们思考和讨论政治、社会、经济、道德伦理等各种公共问题时，你发现他们所使用的其实都是文学语言。这种情况在1998年后发生了决定性变化。新的社会条件和传播条件使得汉语中各种公共语言领域迅速发育，人们逐步用政治的语言讨论政治问题、用经济的语言讨论经济问题、用道德的语言讨论道德伦理问题。与此同时，网络带来了又一场大规模的语言解放，这场解放中的英雄不再是诗人、小说家，而是千千万万无名的、匿名的民众。民众取回了语言的主权，中国的作家们以在书斋中的写作塑造民族语言的光荣历史与狂妄梦想就此终结。⑱
他的言说为我们揭示出了一条线索——语言的演变与更迭，很明确地标示出文学史的段落。他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开启固然和作家开始反思历史有关，但更和一种不受官方话语宰制的文学语言横空出世有关。而在上述引文中，他站在不到十年的时间距离上，对于文学在世纪之交的发展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从一种更恒常也更客观的方式，解释了新世纪文学的发展逻辑。对于未来的文学史，我们似乎也可以从语言、抒情、故事原型等更基本的、更潜在的元素出发，去寻找书写文学史的线索。
其二，是从“文化史框架”入手，寻找文学史演进的脉络。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场域中，文学渐呈边缘化态势，对于文学主潮的理解，少不了要在“文化史框架”里，对同时期影视、音乐等艺术形式进行分析。比如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就与当时大陆的电影审美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在市场经济刚刚拉开序幕之际，市民趣味与精英趣味尚有较大重合，因此文学史的主潮同时也带有大众化的意味。而到了九十年代后半程，“晚生代”作家对于城市、乡村、历史的书写，就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对于大众文化趣味的偏离。如果脱离“文化史框架”，这一转变可能单纯被理解为文学写作观念的一种“进化”，而联系到同时期的电视剧等艺术形式，就能发现这些文学作品在内涵上的转变，其实也源于这一批作家对大众文化趣味、观念的反拨。又比如新世纪，“70后”“80后”作家走上舞台，其笔下那些以灰色为主调的县镇叙事，明显要和第六代导演的作品进行对读；而那些一度风靡图书市场的青春叙事，和港台流行音乐、电视剧的精神内核也有着强烈的共生关系，并且在其背后还能看到文化消费的“主战场”，出现向青少年转向的明确趋势，这又能解释科幻、推理、玄幻等类型小说以及网络文学的崛起。而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当下，类似马伯庸等作家小说中展现出来的理想主义气质，则必须要和动漫、游戏等相对“新鲜”的艺术形式对读，才能充分理解其中暗含的文化逻辑与历史逻辑。诸如此类，对于“文化史框架”的理解，应该有希望帮助“历史化”以更加合理、更具问题意识的方式延续。
注释：
①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更早的专著也使用近似形式，但在学术化程度上稍弱。
②这一研究以“重返八十年代”之名出现，但其研究范围也包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九十年代文学，因此简称为“重返”研究。
③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文化角度》，《读书》1986年第1期。
④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民族意识》，《读书》1985年第12期。
⑤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艺术思维》，《读书》1986年第2期。
⑥参见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⑧参见李杨：《没有“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程光炜：《经典的颠覆与再建——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二》，《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等。
⑨参见崔道怡、白亮：《我和〈班主任〉》，《长城》2011年第7期。
⑩⑭参见萧立军、魏华莹：《我和〈透明的红萝卜〉》，《长城》2012年第9期。
⑪参见黄平：《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以〈今天〉杂志为中心》，《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考释》，《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等。
⑫参见李洁非：《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李洁非：《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⑬参见程光炜：《作家与编辑》，《小说评论》2015年第3期；程永新主编：《一个人的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⑮张旭东：《重访八十年代》，《读书》1998年第2期。
⑯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⑰参见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⑱李敬泽：《文学语言，及其未来——〈1978-2008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序》，《为文学申辩》，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