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她在厨房和冰箱边写作

2002 年秋天的某个下午，我妈妈站在椅子上，往客厅和餐厅的隔断墙上挂贝壳风铃。那只风铃是我爸爸去海南出差买回来的，至今我仍记得它橘粉的颜色和有如DNA一般互相卷绕的双螺旋结构。然后，我妈妈突然说，她要写散文，要给地方都市报投稿。

我爸爸很支持。理由是，他觉得我妈妈的字好。这倒是不假。我妈有一手相当潇洒漂亮的连笔字，在单位经常帮人誊清报告，而我和我爸都只会写歪歪扭扭的小学生爬虫体。很快，我妈就敲定了自己的笔名，叫“山涧栀子”，隔天还买了一本稿纸。现在，如果你认识她，她的微信头像是一朵半开的栀子花。

但我妈妈并没有成为一个作家。就像《孩子们去游泳》的女主角周璇一样，我妈妈并未写出任何成文的东西。可能因为我们家唯一的书桌在我房间，她只能在餐桌上办公乃至写作；可能因为有太多事务、太多责任会打断她构思和创作的整个过程；可能因为当一个作家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困难到即便你的生活里没有一个家暴的丈夫和一间足以埋葬你的茶叶店，也依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会失败。除非你自私自利，耽于幻想，全力以赴。

拿起笔的人变成了我。和妈妈一样，我在厨房和冰箱边写作。

“如此多的事物似乎都有意消失”

编辑问我，假如未来结集出书，手头的这些小说有没有一个可提炼的共性。对于一个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只适合以公约数的方式回答。最显而易见的是，我的主人公基本都是“女性”。冠一个定语：精神状态不太健康的女性。这个积木游戏还可以继续追加下去——“出身华南小镇的”“遭受某种暴力威胁的”“渴望挣脱当前处境的”“过度沉溺内心世界的”……或者，更干脆一些，“不自由的”。

这其中有太多个人生活的投影，但并不完全与我本人有关。具体而言，我只是一个太习惯注视后视镜的人。在那片记忆的虚像里，许多人过早地消失了。小升初，有些女生离开市区，回户籍地上学。她们的弟弟在缴纳了高昂的择校费后留下了。初中到高中，又有一批有望升学的女生流向了幼师专或者护校。三年后高考出分，我的邻座之一完全可以去上海的好学校，但选择了留在省内，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接下来，优绩主义为另一种更加恒常的价值观所取代——她们恋爱或相亲，无不早早结婚生子。我的同路人更少，我的孤独更甚。

这并不是说，人生的岔路口有高下之分。正相反，我走在公认独立自主的道路上，依然感到极其疲倦。A 点和 B 点之间的那条最短路径不属于我们。康庄大道并不存在。那么，当然会折返、绕路、滑落和迷失。谁让这是一条泥沙俱下的河。

“对于涉水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一条路是轻松的。”我对编辑说。所以，这就是我要写的东西，这就是和我有关的那种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