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视野中的“微观中国现代文学史”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学(或史料学)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且时时受到非议。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创见的日趋乏力和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日渐成熟，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学研究渐成显学，已是不争的事实。自1985年马良春倡导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1)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越来越受到重视，以致近年来有所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或“史料学转向”“史学化转向”)之说。
明确主张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早已有之，比如谢泳《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李洁非《文学史微观察》(三联书店2014年版)等。其他虽不以“微观”命名，但持类似主张的论述，所见不少，典型者如陈无言《文苑拾遗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陈子善《捞针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边缘识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姜德明《丛刊识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赵国忠《现代文坛断片》(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解志熙《文本的隐与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拾遗”“捞针”“边缘”“断片”“隐”等，隐喻着一种非常明确的“微观”视角与方法的自觉。
总之，一方面，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创建宏大思想体系的能力和热情日渐衰减；另一方面，也因为自新时期以来隐而不显的现代文学文献学在材料积累与方法自觉两方面的缓慢推进，近二十年来逐渐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观念与书写方式：
从史料出发，建立个别作家、作品的“微文学史”,是此后一个时期的研究趋势……因此用史料说话的“微文学史”,在很长时段内，会是未来文学史书写的常态。(2)
笔者在此提出“微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既非标新立异，也非无中生有，而是在前人启发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借用“微观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思考，以供同仁参考。
一、何谓“微观中国现代文学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数不多的几部新文学史论著，涉及的文学史时段较短，材料和体例尚欠完备，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49年到20世纪90年代屈指可数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或“新文学史”),都是“结构—功能取径”(3)的文学史，即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构(“突出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4)和“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5))的叙事功能，而在论述的方式上，则是典型的“观点先行”和“以论代史”,即首先通过《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和《〈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等权威性文件，认定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同时也限定其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6)。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重写文学史”,然而直到今天，作为“国史”构成部分的高等院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虽然淡化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结构”,但在整体上仍沿袭了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规范，如1996年国家教委颁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明确其“主要原则”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7)。
这种“宏观文学史”的论述，重点关注长时段、连续性、大作家、主流文学等宏观问题和大事件，且受制于某一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遮蔽或遗漏了很多小问题、小人物、小事件，淡化甚至忽略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但是，新时期以来，真正具有“重写”意义的文学史，倒不是那些在观念层面提出的宏大命题，而是那些并不以“文学史”命名的各种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考证和阐释，如陈无言、马蹄疾、朱金顺、姜德明、龚明德、陈子善、解志熙等学者的微观研究。这正是笔者所强调的“文献学视野中的微观现代文学史”。
所谓“微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从微观视角研究文学史的方法，即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的“把望远镜换成了显微镜”。它借“微观史”(microhistory)的理念，强调对细节、小人物、小事件、非主流文学现象的细致考查，以期对既有文学史的宏大叙事有所修正或补充。
“微观史”中的“微观”一词虽系汉语旧词，但在翻译microhistory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它除了指研究对象的“小”之外，更重要的是强调一种观察的路径，即微观史学创始人卡罗·金兹堡所说的与“结构—功能取径”相反的“分析性取径”(又称“实验性取径”):
前缀“微观”(micro)经常被误导性地指涉其对象的“大小”(size, 要么是其表面意思，要么是其引申义),而不是“分析性”的取径，其实后者才是作为一项计划的微观史的真正中心。(8)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献学或史料学研究，之所以被讥为饾饤琐碎，正在于“微观”的真正含义并未被理解。在西方史学界，人们对于“微观史”的误解也是如此，所以，卡罗·金兹堡再三申说“微观史”的方法论意义：
一个其前缀micro——意指分析式的注视(the analytic gaze)的词，它反复(但或许从未充分)强调的是微观视域，而不是所谓的真正的细致调查之下的客体维度(dimensions of the object)。(9)
这里主要涉及文学史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关系问题。很多人将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对立起来，甚至二者颇有水火不容之势。但事实上，比较成熟的文学史研究，无论宏观还是微观，二者都是互补的。正如“微观史和世界史、近距离分析和全球视角，绝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彼此相承”(10)。史学研究是如此，文学史研究也是如此。“没有微观，何来宏观?换言之，微观不明，宏观也无法真正建构，令人信服。”(11)
宏观文学史与微观文学史在整体上是互补的，而非排斥与对立的。凡有建树的“微观现代文学史”学者，虽不专注于宏观文学史的著述，但他们对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趋势和整体形貌有颇为清晰而坚定的认知。我们借用微观史学家的话说，文学史的微观研究，是理解文学史宏观问题的基础和必由之路：
一个集中于反常现象的个案研究或许是建构一种普遍性的最好策略。同样，在人为处理的条件下，一种基于样本的、在显微镜下实施的实验，或许澄清了一种隐蔽的尺度。一种个案研究的近距离分析或许为更为宏大的假设(实际上是全球性的)铺平了道路。(12)
在微观文学史和宏观文学史、特写和远镜头之间，存在着回环往复的“双重轨迹”(13),即文学史的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之间一直进行着相互攻防和反复验证。有了对宏观文学史和微观文学史关系的正确认识，我们才能以更加谦逊的态度相互借鉴和彼此启发。“微观现代文学史”的最终目的，并不在“微观”本身，而是“从以极其扩展的方式摸透极端细小的事情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最后达到那种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14)。也就是说，提倡“微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并非要推倒或取代既有的宏观文学史，而是要说明“微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并非只是某些研究者的个人偏好。
二、“微观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与材料
新的文献史料的发掘，可以不断更新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认识。到目前为止，经典作家的重要史料已基本得以发掘，但他们的“边缘”材料尚有未被发现者。大作家的“小”材料，因关联者本身的“大”而具有重要意义；但小作家的文献史料因未知而本身具有“新意”。所以，无论大、小作家的文献史料，对于重新认识文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试图“识”大作家之“小”,识小作家之不“小”,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并提供一些可以进一步研究的线索，所谓以“小”见“大”是也。(15)
(一)细节：日记、书信、佚文、档案、手稿、图像
卡罗·金兹堡对“细节”的关注，深受图像研究中通过人物的耳垂、指甲等肢体形状以及服饰等元素来揭示图像文化内涵的影响，他引用德国艺术史家瓦尔堡的名言“上帝在细节中”,以此强调“细节”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微观史”对细节的重视，有其认识论的基础：“我们已经看到，像是心理学分析这样的学科便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表面上无足轻重的细节可以揭示深层的、重要的现象。”(16)“细节往往会避过有意为之的遮掩或歪曲，反而比显著的、权威的证据更为可靠。”(17)从事“微观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专家，不一定精通“微观史”,但其对文学史“细节”的看法，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研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历来注重历史的细节，作家的生平、生活和交游细节，作品的创作、发表和流传的细节……历史的细节往往是原生态的、鲜活的，可以引发许许多多进一步的研究。”(18)饶有意味的是，谢泳将他的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著作命名为《现代文学的细节》,一再强调“细节”之于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史料基础，无史料基础则一切研究难免空疏。史料基础中尤其要注意细节。一般来说细节很难编造，所以好的历史研究有丰富的细节，从细节中观察真实的历史，从细节中分析历史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没有细节的历史都不可信。”(19)
现代作家的日记、书信、佚文等文献，往往为我们理解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细节和线索。近二三十年来，学界注意到“文学革命”主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在清末创办白话报刊的经历，将此看作“文学革命”的前史。唯独周氏兄弟在五四时期转向白话文学创作，看似“突变”。其中缘由，实在令人困惑。但周作人在1902年6月日记中关于兄弟二人写“白话信”的记载和周作人1903年9—12月发表在《绍兴白话报》上的白话文《劝绍兴妇女不要缠脚》,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周氏兄弟与清末白话文运动关系的看法(20)。日记和佚文均属文学史的“细节”,但能够廓清以创作显示“文学革命”之“实绩”的周氏兄弟与清末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关系，这却事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这一“大事”。
通过对日记、书信、佚文等的发掘和考证，为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线索，已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常见方法。但通过档案、手稿和图像来获取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信息，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和方法。档案文献“具有原始性、限制性、颠覆性和关联性等特征，在发掘和抢救史料、还原作家面目与文学史真相以及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三个方面都有较大意义”(21)。近年来，学者通过作家档案揭示现代文学史真相和悬疑问题，最典型的案例是沈卫威、宋雪分别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燕京大学档案中有关周作人抗战期间档案文献的发掘，澄清和纠正了很多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问题(22)。事实上，档案文献中潜藏的更多现代文学史资料和线索，还远未被发掘出来。
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相关的手稿文献的整理和出版，近年来渐成现代文学史研究新的“路径”。学者们对研究现代文学手稿相关的理论、方法、范畴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23)。手稿之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正如高玉所说：“手稿还隐藏着文学创作过程的秘密，我们可通过对修改、增删、笔墨轻重、换墨的节奏、书写流畅与滞涩等进行分析从而实现‘考古’发掘，这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方法。”(24)
图像作为与文字不同的历史遗迹，对研究现代文学史的诸多重要问题提供更直观、真实的材料。图像文本的重要性在史学研究中早已得到确认：“史学研究应对图像给予如手稿或印刷品同等的关注，因为图像作为历史的影子，往往会悄然苏醒，在我们的思想中默然扎根。视觉材料能够展现给我们的，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细致入微的潜在细节和沉默无声的发言。”(25)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图像文献，主要包括作家的照片、文学活动的影像、书刊的装帧和封面设计、文学插图等。图像文献作为文学活动现场的记录者和文学作品的“副文本”,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图像证史”的绝佳材料。
由于现代照相技术的发达，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很多作家的个人照片和文学活动的集体合影。这些影像资料，一方面可为后人重现历史上的“文学现场”,同时，它还可纠正文学史叙述中的错讹。瞿世英收藏的郑振铎题赠他人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就是现代文学史上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这张照片的存在，为我们研究文学研究会早期成员的信息等，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6)。
现代文学书刊的装帧和封面设计，与现代文学作品的文字文本一道，才能构成完整的文学文本。同一时代的不同作家、编辑和出版家(机构),对文学书刊的装帧和封面设计等，多有个性化的要求。而从历史维度看，文学书刊的装帧和封面设计又体现了不同时代美学风格的发展变化。我们通过这些容易被文学史忽略的文学副文本，可以一窥一个时代文学的个性和共性。即使不作个别的考查，仅从整体上粗略地扫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时期、20世纪30年代和抗战时期文学书刊的装帧和封面设计等，也能从另一侧面领略文学的时代风貌及其发展演变。
当然，文学插图是现代文学更为重要的副文本。一般学人多关注现代小说中的插图，但事实上，现代文学的四大文类都有为数不少的插图。而且这些插图，不限于画家的丹青妙手，也有来自摄影家的慧眼灵光。正如陈子善所说：“若要研究30年代中国城市现代性的文本创作，单读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用文字感觉和经验‘城市梦魇’的小说已经不够了，还应加上郭建英的都市漫画，它们是现代城市叙述模式在绘画领域中的生动体现，是摩登上海的线条版。作者郭建英堪称独一无二地运用画笔的‘新感觉派’。”(27)
(二)边缘
文学史的“边缘”是与“中心”相对的。正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重大事件(如“五四”文学革命、革命文学论争、“左联”、延安文艺整风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经典作家、作品(如“鲁郭茅巴老曹”)为“骨架”的叙述，其余则为“边缘”,甚或“无缘”进入文学史。但由这些“中心”所构建的主流文学史体系，就一定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吗?正如前文所述，每一时代的文学史写作(尤其是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写作),均受其“功能”定位的影响，其主流文学史所筛选留下的“大人物”“大事件”是十分有限的，甚或难免存在偏见。不了解一个时代广阔的文学“边缘”,就无以真正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整体面貌和特征。
“边缘”不仅是文学史的有机构成部分，它还是审视文学史的一种特殊视角，即由“边缘”观察和理解文学史的一种途径。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文学史的“边缘”,是因为“从边缘审视事物的表象和关联，往往会赋予观察者全新的洞见和体认，因为这会使我们避免在认知过程中受到习惯性导向的束缚”(28)。卡罗·金兹堡一再阐释什克罗夫斯基的“陌生化”(estranging)——“将(考察对象)从常态化视角的范畴转移出来”——对历史研究的启示：“在我看来，去熟化或许是应对我们认为事实理所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风险的一种有效的解药。”(29)
现代文学史中的“边缘”人物与现象，对于我们认识现代文学史，也是一种从常规化中解脱出来的“陌生化”之道。
据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编写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统计，中国现代作家多达2262人。在新时期以来最为权威的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设专章论述的作家9人，得到专门论述的作家大约150人，仅被提到姓名的作家大约210人。这个粗略统计数据能够说明，现代文学史的“中心”作家和“边缘”作家以及“缺席者”的比例。这些为数众多的“边缘”作家和“缺席者”,其中确有一部分才华出众且卓有建树者，他们不应该被遗漏。即使是那些成就平平的普通作家，也是现代文学史的真实构成部分，缺少了他们，不仅缺少了认识经典作家的参照，而且我们也很难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现代文学的真实生态。
现代作家为数众多，怎能仅凭正统文学史所选择的“鲁郭茅巴老曹”等少数经典作家及作品来描述、定性文学史的整体和特征。况且对这些进入文学史作家的选择，难免存在偏见和遗漏。所以，研究被正统文学史遗漏的大量“边缘”人物和事件，是十分必要且有益的。现代文学中的“边缘”人物和小事件，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和理解现代文学史全新的视角和材料。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已经证明，文学史上的小人物、小事件，可以更新甚至颠覆我们对既有文学史的认知。
第一，“边缘”作家。
这里所谓“边缘”作家，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有些作家如周作人、梁实秋等，在现代文学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是“中心”人物，但在文学史叙述中，却成了“边缘”;有些作家，如革命作家蒋光慈等，曾经一度位居文学史的“中心”,但后来滑落“边缘”;有些作家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一直位居“边缘”或缺席文学史，如南星、敬隐渔等；有些作家在正统的文学史叙述中常处于“边缘”,但却在非正统的现代文学史中并不“边缘”,如周作人、张爱玲等。现代文学史上的“边缘”作家，大致可分为五类：(1)曾因政治原因被文学史边缘化的作家：周作人、梁实秋、张爱玲等。这些作家就其新时期以来被关注的程度和作品整理出版的情况而言，其实并不“边缘”。但由于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次大规模修史时被边缘化，所以他们在正统的文学史中长期以来处于“边缘”。他们的很多文献资料消亡、散佚或至今无缘面世，致使他们与同时代作家相比，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完整的《周作人日记》(2025年)迟至今年出版，即是一例。(2)文学价值和贡献未被认可或英年早逝的作家：无名氏(卜乃夫)、吴兴华、南星、东方蝃蝀、敬隐渔等。这些作家有的才华出众，创作成就甚高；有的是现代文学史上重大文学事件的当事人或参与者，但因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他们成了现代文学史的“缺席者”或“边缘人”。(3)因出走海外而被遗忘者：叶公超、谢冰莹、盛成、熊式一、蒋彝、董鼎山等。这些作家在1949年前后远走海外，由于某种禁忌或有意无意的遗忘，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叙述，并不将他们纳入其中。(4)横跨新旧两界的通俗文学作家：包天笑、张丹斧、周瘦鹃等。这些作家在晚清民初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为新文学的诞生，作出了比较重要的贡献，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文学史，因其总体上与新文学作家的启蒙立场相左，而始终被置于“边缘”位置。(5)因层级较低而无法进入文学史的作家。这类作家为数最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其文学成就和影响，无法与经典作家相比。但他们是现代文学史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舍此我们就无法从整体上观察、判断现代文学。况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和当时文坛上的许多大作家、大事件有各种关联，这种关联可以为我们理解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提供关键的线索和重要参照。
第二，编辑、出版家、藏书家等。
由于文学载体和传播媒介的巨变，现代文学迥异于古代文学的一大特点，是它拥有一个庞大的编辑和出版家队伍。可以说，没有编辑和出版家，就没有现代文学。但受正统文学史体例和规范的限制，作家以外的文学工作者，难以进入现代文学史：“我们的各种文学史上，记录了众多作家的好成绩，似乎也应该有一部书，表彰一下那些热情无私、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们。”(30)“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和现代文学辞典几乎不提编辑出版家和书籍装帧家，好像只有作家诗人才可入‘正册’,而编辑出版家和书籍装帧家是可有可无的，最多也只能入‘另册’。”(31)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大批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编辑、出版家、书籍装帧家和藏书家。其中赫赫有名者有赵南公、孙伏园、赵家璧、黎烈文、陶亢德、唐弢等，而小有名气或籍籍无名者更是不可胜数。他们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们协助作家生产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更在于他们是现代文学史上与作家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群体。我们借助这个群体，可以发现大量只靠作品文本无法获取的作家生平资料和文学生产的过程资料，可以从更微观的层面，深入、细致地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构造与肌理。
第三，与现代文学史重大事件相关的“小人物”。
例如，钟文鳌、黄远庸、蒋百里、郭建英等。钟文鳌是胡适留美期间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的书记，他给当时留学生发放月费时附寄的提倡“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传单，激发了胡适对改革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思考，于是有所谓“一张传单引发的‘文学革命’”之说。钟文鳌虽为一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引起了一个“大事件”,其真相如何，值得我们探究。黄远庸早年留学日本，清末民初在邮政和新闻系统工作，他并非文坛中人，但他从1907年开始创作白话小说、话剧等，并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前的1913年就已开始提倡“新文学”(32)。他早期提出“从提倡新文学入手”救治中国的主张，被认为是“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33)。蒋百里是1921年“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中唯一一位“军事专家”,他参加“文学研究会”的牵线人是谁?“文学研究会”何以吸纳他?他在“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业绩如何?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郭建英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摩登漫画家，他与“新感觉派”关系密切，他既是“新感觉派”的“边缘”人物，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边缘”人物，但他是研究“新感觉派”小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此类似的小人物，涉及非常广泛的领域，人数众多，有的已经受到关注和研究，如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有的还不为人知或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如史天行、黄萍荪等。这些小人物为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将会提供各种各样的线索和启发。
(三)小事件
微观文学史之所以强调“小事件”,是因为“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而人又是活动中的人，我们只有通过体现为“事件”的主体的人的大大小小的活动来洞察文学史，被文学史的宏大叙事筛掉的文学“小事件”,正是微观文学史借以窥见文学史细部的重要凭借。这里的“小事”,正是唐弢所说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34),陈子善所说的“现代文人生平行谊”(35)等之类。
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当然有重大意义，但小事件并不一定只有小意义或者没有意义。因为文学史上所有的大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偶发的，它是由众多小事件孕育而成的。就整个文学史而言，它是由无数的小事件汇聚而成的历史洪流；若就文学史上的某一特定问题而言，小事件与大事件具有同等的参考价值——“一个简单的事例抵得上千言万语的论证”(36)。
就更广泛的领域而言，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认识到“小事件”在历史研究领域的价值：“小事(不是大事，更不是重大社会事件)以重复、规律、数量繁多的形式存在，且绝不能说这个层次就没有价值或没有学术前途。应该对之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37)这个观点适用于我们对现代文学史上小事件的看法：
我所讨论的，并非文学史上的“宏大叙事”,并非当下学界关注的具有理论深度的中心论题，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并不重大的具体问题，只是我个人感兴趣的自以为有点意思甚至比较好玩的人、书、事，如此而已。(38)
现代文学史上的“小事件”难以尽述，举其大端，作家的教育和留学经历、阅读史、交游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方面。
第一，作家的早期教育和留学经历。
中国近代以来的作家和古代文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因接受新式教育而改变了其知识和观念体系，这是他们成为“现代”作家的基础。尤其是其中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作家，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也直接受到了东、西洋文学的影响。不了解现代作家的知识、思想体系和所借取的文学资源，就不能真正理解其创作的思想内涵、美学风貌和文学谱系，也就不能准确界定其文学史地位。近年来，“晚清民国时期教育史”和“近现代中国留学史”文献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为我们重新认识现代作家的诞生和新文学的发生，提供了新的史料和视野。我们读赵元任、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日记中关于其早期就读学堂中的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教科书、课外读物等，对他们后来何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就有了更为清晰的、基于事实而非想象性的认识和理解。扩展而言，通过对晚清民初几代作家教育、留学史料的发掘，可以对我们全面、细致地了解现代文学的发生提供新的史实和视野。
第二，现代作家的阅读史。
与古代文人相比，现代作家的阅读对象扩展到四书五经和传统文学经典之外的大量西学知识和外国文学作品，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阅读对象的迭代更新，重构了近代以来作家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文学观念、语言形式。研究现代作家的阅读史，尤其是一个作家正式创作之前的阅读史，是我们发掘其创作知识、思想与艺术来源的重要线索，也是了解一个作家个性形成的基点，由此进而可揭示现代文学史上很多含混、悬疑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现代作家的阅读史，就是一部隐秘的现代文学史。作家的阅读史之所以是解开文学史的密钥，是因为很多作家对自己的知识、思想和文学资源半遮半掩或秘而不宣，使我们对其思想和艺术的独创性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考察作家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可以窥见作家知识结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作家的阅读积累是他创作的重要的来源。”(39)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阅读史，但作家的阅读史不是现成的、自明的，它可能被有意无意地遗忘、遮蔽甚至因有意误导而混淆视听。到目前为止，很多现代作家的阅读史文献并未成为文学史写作的参照材料。所以，现代作家第一手阅读史材料和线索的发现，可以为我们揭示更多的文学史真相。近代以来新式学堂的教科书、课外读本、报纸杂志、外语词典等，都是研究现代作家阅读史的重要材料。作家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对象，对于其成长为一个作家具有重要的塑形和奠基作用。所以，我们尤其应该关注作家中小学阶段的阅读史。通过对近现代作家早年在新式学堂或留学期间阅读对象的考察，我们对其早年的阅读对象、经历和后来成为作家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新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作家早年的阅读素材，既是他们新思想的原点，也是他们创作新文学的原点。
第三，作家的交游。
任何时代的文学活动，都带有一定程度的“集群性”特征。但在古代，由于受限于交通和媒介条件，同时代作家之间交往的人员数量和频次非常有限。近现代大都市的出现、教育的规模化、交通和通讯的发达、跨国交流的增加等，使得现代作家具有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为便利的聚集和交往的机会和条件。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数千年来中国作家以个体或小范围交流交往为主的文坛生态，出现了大量的文学社团和以某一杂志或出版机构为纽带的作家群、以城市为聚集地的作家群和国外留学生作家群等。这样，我们就难以仅凭一个个孤立的作家来理解和描述现代文坛的生态和文学史进程。现在仅存的刘呐鸥1927年日记(40)显示，他这一年在中国大陆文坛交往的作家约分三类：一是后来成为“新感觉·现代派”成员的戴望舒、施蛰存、叶秋原、黄嘉谟等；二是左翼作家冯雪峰、胡也频、丁玲等；三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同乡作家陈端明、黄朝琴、苏维霖、洪炎秋等。在这一年中，与他交往最为密切的依次为戴望舒、施蛰存(1927年日记中尚未出现穆时英)和冯雪峰。通过刘呐鸥1927年的文坛交游情况，我们可以知晓“新感觉派”酝酿成立过程中很多出乎我们想象和预料的史实和细节，这从人际关系的角度为我们理解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提供了很多线索和材料。
三、“微观现代文学史”的动机、方法、体例
(一)动机：兴趣
与正统文学史编写者的动机完全不同，从事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者，都认为其从事研究的动机出自学术“兴趣”:
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41)(唐弢)
资料工作是艰苦的事业，但也是极有兴味的一件事……这种乐趣，是没有从事过发掘工作的同志很难体会的。(42)(朱金顺)
笔者一向有个心愿，就是介绍被人忽略甚至遗忘的新文学作家。虽然他们的名字陌生，也未必有多大成就；但他们总算在文学园地出过一点力。不应该被歧视以至湮没无闻。笔者明知介绍名字陌生的作家，是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吃力”是没有名气的作家资料不容易搜集，“不讨好”是写出来未必有人欣赏。虽然如此，但笔者为了兴趣关系，总舍不得放弃。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工作颇有意义也好，有人认为是傻人做傻事也好，笔者绝不计较。(43)(陈无言)
现代作家的一篇佚文、一首遗诗、一则逸事，现代文学史上一本鲜为人知的著作，一段湮没不彰的史实，往往会引起我极大的兴趣。(44)(陈子善)
一百年以后的读者，就像现在你我对待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一样，钩沉史料就像考古猎奇，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拥有历史癖者。(45)(谢其章)
文学史家的“史料癖”或“考据癖”,并非他们独有的偏好，而是出自人类探求未知领域和隐秘事物的一种本能，只不过在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史学领域表现优异，历史学家对此早有认同：“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事先并不能完全意识到它的结果，这在思想史上不乏其例……伟大的莱布尼茨对此深有同感，当他从抽象的数学和神学转向探究古代宪章和德意志帝国的编年史时，和我们一样，亲身感受到探赜索隐后的喜悦。”(46)
(二)“无意间留下的证据”和“逆着意向阅读历史”
很多人认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派”或“掌故派”的探赜索隐只是他们搜奇抉怪的嗜好而已，这其实是莫大的误解。因为已有文学史的大多数史料是由前辈学者搜集、筛选或整理的，而前辈学者所选取的史料是由他们所处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动机所决定的，如果我们始终在前辈提供的文学史料中打转，我们被那些来自中间环节的史料和我们自以为真理的结论所蒙蔽的危险性就越大。
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那就更有必要质疑问难、反复论证，这肯定是正规的历史研究的首要前提。(47)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将史料分为“有意留下的证据”和“无意留下的证据”,前者指官修的史书、公开的新闻报道和政治人物的回忆录等“有意”留给后人了解历史的史料；后者则指诸如民间信仰的记载(《死者书》)、教廷的豁免令、家族的商务通信档案以及考古发现古人遗留下来的日用生活器具等“无意”留存下来的史料。他认为前者虽有价值，但“历史研究无疑认为第二类史料更为可靠，也就是那些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唯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重新完整地揭示历史的横断面”(48)。“注重无意的史料可以帮助后人考辨历史的真伪，填补历史的空白。当然，并不等于说这类史料是完全可靠的，但至少其制造者在主观上并未想到欺骗世人或影响后代历史学家的看法”(49)。
微观史学正是受到马克·布洛赫“无意留下的证据”的影响，提出“逆着文本写作的意向进行阅读”(Reading History against the Grain),即我们不要轻信“以因证果”和“单一因果”的叙述逻辑，而是从我们已知的结果逆向推导被压制或排挤的历史原因：“如果历史性证据，尤其是无意间留下的历史性证据的产生会扩大根植于生产关系(更为普遍的，是根植于一种特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中的范畴，逆着意向阅读历史，就等同于鉴别证据中被压制排挤的那些痕迹。”(50)微观史学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首先，它假设比较不可信的文献潜藏着更为丰富的内容……第二，它证明任何社会结构都是行为互动和大量个体谋划的结果，一种只有从近距离观察才能加以重建的构成物”,所以强调“从异常的(anomalous)而不是类同的(analogous)取径”选择比较的客体(51)。
金兹堡在分析柯南·道尔笔下侦探人物福尔摩斯眼中的“痕迹”、心理医师弗洛伊德眼中的“症状”和艺术鉴赏家莫莱里眼中的“细节”之间的相似性时，概括出19世纪后期在人文学科开始流行的基于“症状学的推定性范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称之为“推定性范式”。这一范式，一方面与现代医学(上述三人都有医学执业背景)有关，另一方面，它与人类起自远古狩猎时代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积累的通过个别迹象推测未知结果的认知经验和相关的知识类型有关。也就是说，“推定性范式”也是一种科学范式，只不过是不同于使用数学与实验方法，对现象进行量化与重复的“伽利略式的科学”。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学家就像是使用疾病分类学图表来分析某个病人的某种特定病症的医生。和医学知识一样，历史学知识是间接的，需要依靠推定和猜测。(52)
历史的因果不是想当然和自明的，文学史亦然，它需要我们从多样性的史料中去探索文学史的前因后果。文学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它使用推定和猜测方法的合理性正在于它的学科属性。“微观现代文学史”对佚文、逸事的看重，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一种偏好，但其实暗合了深刻的科学道理。下面两个案例便是对这一方法最好的证明。
九叶诗人唐祈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抗战时期在甘肃学院(兰州大学的前身)就读的经历时，首次说他是“借读”于甘肃学院，其后两次又说他是“考进”。不管人的记忆多么不可靠，但总不至于忘记自己入读大学的方式。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不免使人怀疑其隐藏的蹊跷之处。经查阅唐祈当年就读甘肃学院的档案资料，发现唐祈1938年为躲避战乱从江西迁徙至兰州后，以“江西豫章学院文史系二年级”学生的名义申请借读甘肃学院。但事实是江西根本不曾有过“豫章学院”。唐祈以战时“邮政梗滞”为由，提出让他先行入校就读，随后通过补交原校证明的方式，成功“借读”甘肃学院，后来补交证明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且在一年后转读西北大学。而且唐祈1939年10月入学西北大学时所填《国立西北大学注册表》中，“学历”一栏填写“曾在江西豫章中学毕业、曾在甘肃省立甘肃学院肄业”,根本不提“江西豫章学院”。唐祈在回忆中首次如实陈述后，总觉得“借读”的说法对他个人不利，于是后来一律改称“考进”。但恰恰是他这一弥合破绽的努力，留给我们揭破真相的“线索”。如果我们不是“逆着意向阅读历史”,怎能发现作者“无意间留下的证据”?
胡适在谈到他留美时期“诗国革命”的灵感来源时，说他“无形之中”受到了西方文学不少影响，但我们通过他日记中对其留美时期阅读西洋文学的详细记载，发现胡适对其所受西洋文学影响的轻描淡写并非事实：“这是胡适相当不老实的说法，他所受的西方文学的影响，绝对不是‘无形之中’的，而是他留心思考、揣摩、转借、挪用、演练出来的结果。”(53)如果说唐祈对他入读大学的方式，企图以“考进”替换“借读”蒙蔽后人，是彻底地改变事件性质的话，那么胡适则是通过淡化所受西洋文学影响程度这一更为隐蔽的方式，来达到改写历史因果的目的。
事实上，我们能从相关的蛛丝马迹中寻获的真相，只是整个文学史迷雾的一角。所以，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一方面，我们对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文学史叙述持怀疑态度——它是否忠实于文学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表面上看起来缺乏内在联系的琐碎事件的搜集与分析，试图探索隐藏在这些“线索”“征兆”中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从“解构”(至少是“修正”)既有的文学史叙述到“还原”为一种更高的真实的内在驱动。这就是卡罗·金兹堡所说的“推定性”或“症状学”范式的核心思想：微小的线索如何被一次又一次地用于揭示更加普遍的现象：一个社会阶层、一位作家或者整个社会的世界观。表面上无足轻重的细节可以揭示深层的、重要的现象(54)。
(三)体例
1.文学史论体。
以零散、具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作为论述对象的文学史，较早的是严家炎的《知春集——中国现代文学散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其后有山东省现代文学研究会编《中国现代文学散论》(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郭志刚《中国现代文学漫话》(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或集体所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就更多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出版的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这类著作，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不贪大求全，以个别作家作品和文学史上的具体问题带入文学史，以小见大，分析文学史问题；二是这些史论虽不以搜求、考证文献为特长，但重视从第一手文献史料出发说明问题。严家炎《知春集》中《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一文，就从对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分析入手，指出1916—1917年与1918—1920年两个时段文学革命的不同性质，从而廓清了人们对“五四”文学革命究竟是旧民主主义还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笼统看法；三是注重发掘被原来的文学史忽略、遮蔽的人事和现象，如“同光体”“桐城谬种”与文学革命的复杂关系、民初言情小说、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张竞生的色欲小说等。
2.书话体。
现代文学的书话，是指以介绍、评述现代文学的“书”为主并兼及相关问题的随笔、札记。它继承、融合了中国古代诗话、词话等“评论传统”和专研藏家、版本的“文献传统”,融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炉，依靠事实、材料说话，呈现文学史的诸多隐秘细节：
一般“名为”文艺评论史也，“实则”是《历代文艺界名人发言纪要》,人物个个有名气，言论常常无实质。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不成气候，值不得搜采和表彰，充其量是孤立的、自发的偶见，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55)
单篇的、零星的现代文学书话，基本上是与现代文学同步发生的，早期新文学作品的序跋、题记，即属此类。专门的现代文学书话，较早的有北京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唐弢的《书话》。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文学书话著作渐多，且在内容上越来越不限于“书”,旁及与现代文学有关的诸多人、事、物。
一般来讲，书话有三个必备要素：一是要有材料(“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二是要有思想(“一点观点”),三是要有情感和艺术(“一点抒情的气息”)。有此三要素，才能“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56)。唐弢对书话要素的概括，实际上包含着通过这种独特的文体形式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深刻思考。这里既有对理论、方法的自觉，也有对述学文体的自觉。所谓“一点事实，一点掌故”,即强调要从个别、微观的事实、材料入手，选材必须新颖独特，不作老生常谈，不作长篇大论。“抒情气息”和“艺术享受”是书话这种兼顾艺术与学术两重身份的述学文体最具独创性的特征。要发挥此功能，必须做到主体与客体、艺术与科学的深度融合。没有渊博的学识和对研究对象的深切同情与理解，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在现代文学书话领域，周作人、阿英、曹聚仁、赵景深、黄裳、陈无言、姜德明、倪墨炎、朱金顺、陈子善、谢其章、赵国忠等人风格各异的书话，“是对主流文学史写作的一个补充，甚至是‘纠偏’”(57)。
3.材料注释体。
2016年出版的洪子诚《材料与注释》,是作者自觉开创另类文学史的方法与体例的尝试：
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的关系。(58)
所谓“材料注释体”,它既不同于常见的全面而系统的文学史料编选，也不同于以某一材料为中心展开的文学史论述。它所选取的“材料”是个别的、稀见的珍贵史料，对它所作的“注释”仅仅是对“材料”的相关背景、涉及的人事，所作的客观交代，并不作主观的判断和评论，让材料本身呈现历史。
在“微观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新发现的档案、文件、书信、佚文等，亦可作如是编排、处理。这样可为后人呈现简洁而客观的文学史，避免因过度阐释或错误解释而造成误导。
4.准编年体。
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观念与方法、材料取舍等诸多方面，均有创见和思考。仅就文学史的体例而言，在粗线条上以时间为纬，但又不严格遵循编年体按照年、月、日的叙事顺序：
全书一方面采取编年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素朴流动，向中国传统史学论述源头之一的编年史致意。另一方面各篇文章就选定的时间、议题，以小观大，做出散点、辐射性陈述。(59)
《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明确“不求全”和“完整”,“不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看作一个根据既定的时间表不断前进发展的整体过程”,一方面，“介绍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人物、作品、论述和运动。另一方面，它也介绍一系列相对却未必重要的时间、作品、作者、事件，作为‘大叙述’的参照”(60)。不一律以大师、经典和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文学史书写的主线，甚至有意将“诸多和大历史有关的标志性议题、人物、作品付诸阙如”,而是以被既有正统文学史遮蔽或遗漏的“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重新勾画文学史的脉络或缝隙，由此突显“散点辐射式脉络”,力图使每一个时间点都成为一个“历史引爆点”,和已有的文学史形成新的对话关系，并与将来的文学史之间形成一种召唤结构(61)。
我们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与书写，并不单纯取决于对它本身的认知，也受制于与之相对应的“大历史”的理解。所以，这种对话，一方面是现代文学内部各种证据材料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则是文学史这个“小历史”和文学史之外的“大历史”之间以及文学史和其他专门史(如科技史、翻译史、出版史、教育史、汉语词汇史等等)等“小历史”之间的多重对话。
结 语
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本来是复杂、多面相的，它是由大大小小的众多作家、作品、事件和各种要素、环节构成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史能够穷尽文学史的全貌。正统的文学史出于其特定的叙事功能和目的，会筛选符合其叙事目的的文学史料，以实现其叙事目的，自然会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不符合其叙事需要的文学史要素，这样，后来者通过正统的文学史所看到的，只是文学史真实生态的一小部分。
“微观现代文学史”正是要尽可能地呈现这些因偏见和盲从而遗漏的文学史要素。与现代人书写古代文学史不同，毕竟今天的学者距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时空不太遥远，很多被遗漏和排斥的现代文学史料还有迹可循，这就为我们发掘、保存、呈现现代文学的真实生态，提供了远比书写古代文学史更为丰富的细节和史实。这一方面为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学史家提出了紧迫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正是“微观现代文学史”研究者从事其研究的现实意义。
“微观现代文学史”的研究，绝不是要寻求与宏观文学史新的对立，任何基于史实的微观文学史和宏观文学史都是相互补充、相互启发的。现代文学史的功能、目的不是单一的，其读者需求也是多样化的，探赜索隐的“微观现代文学史”不仅是宏观文学史的有益补充，同时也可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需要。
也许有人会质疑，由一个个在时间上不连续、在逻辑上不连贯的事件组成的文学史，能否成立?“微观现代文学史”在认识论上认同“现实根本上是非连续并且是异质的”(62),所以，它本身并不追求时间上的连续和无缝衔接，恰恰相反，而是要切近文学史在时间上的“非连续性”和逻辑上的偶然性，在文学史的连续和断裂、必然和偶然之间，形成多重对话和相互阐释。“微观现代文学史”表面上虽不无“碎片化”之嫌，但它绝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历史怀疑主义论调，恰恰相反，它要将文学史的叙述建立在坚实可信的证据之上。
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和各种现代文学数据库的建立，数据驱动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逐渐兴起。这些方法可以对现代文学史文献数据进行检索和分析，通过文本挖掘技术从各种来源提取与现代文学史相关的史料，从而构建一个可共享的现代文学史知识网络。将微观文学史与这些新的媒介技术手段和数据库资源结合，有望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突破。
总之，“微观现代文学史”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史研究方法，通过关注边缘和细节，可以为我们理解现代文学史提供新的视角和材料。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但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微观现代文学史”在未来必将不断走向成熟。
注释：
(1)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2)刘卫东:《论4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四次转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3)即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派史学所倡导的宏观史和计量史研究范式。
(4)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草案》,光明日报社1950年版,第3页。
(5)1951年《〈中国新文学史大纲〉初稿》如此表述,但各院校制订的教学大纲中,则细化了这一功能,如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大纲(初稿)》:“1.阐明中国革命文学和中国革命的相互关系……2.阐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党领导的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6)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载李何林等《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新建设杂志社1951年版,第3页。
(7)国家教委高教司:《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8)卡罗·金兹堡:《微观史与世界史》,《新史学》第十八辑,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
(9)卡罗·金兹堡:《我们的话语和他们的话语:关于历史学家之技艺的反思》,《新史学》第十八辑,第251页。
(10)卡罗·金兹堡:《微观史与世界史》,《新史学》第十八辑,第63页。
(11)陈子善:《识小录》后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58页。
(12)卡罗·金兹堡:《微观史与世界史》,《新史学》第十八辑,第55页。
(13)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我所知道的二三事》,《新史学》第十八辑,第85页。
(14)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载《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15)陈子善:《识小录》后记,第258页。
(16)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新史学》第十八辑,第38页。
(17)李根:《卡罗·金兹堡的论说:微观史、细节、边缘》,《新史学》第十八辑,第2页。
(18)陈子善:《边缘识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19)谢泳:《现代文学的细节》封面,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20)张向东:《周氏兄弟与清末白话报刊——以周作人江南水师日记(1901—1905)为中心的考查》,《东岳论丛》2024年第12期。
(21)曾祥金:《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档案”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
(22)沈卫威:《周作人事伪档案》,《史料与阐释》第十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宋雪:《周作人落水事件再解读——以燕京大学档案为中心的新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4期。
(23)王贺:《手稿研究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变革——从鲁迅、巴金、郁达夫手稿研究谈起》,《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2期;徐强:《手稿的概念:一种开放的理解模式》,《南方文坛》2024年第1期。
(24)高玉:《中国现代作家手稿作为“祖本”文学价值论》,《人文杂志》2021年第12期。
(25)Raphael Samuel语,转引自卡罗·金兹堡《你的国家需要你:一项政治图像学研究》,《新史学》第十八辑,第196页。
(26)朱金顺:《介绍“文学研究会成立会摄影”》,《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27)陈子善:《摩登上海的线条版——郭建英其人其画》,载《摩登上海:30年代的洋场百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8)李根:《卡罗·金兹堡的论说:微观史、细节、边缘》,《新史学》第十八辑,第2页。
(29)卡罗·金兹堡:《使之陌生:一种文学设置手法的前史》,《新史学》第十八辑,第125页。
(30)郭志刚:《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
(31)陈子善:《这些人,这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32)远生:《上海之新艺术》,《申报》1913年12月30日。
(3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3页。
(34)唐弢:《晦庵书话》序,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35)陈子善:《文人事》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2页。
(36)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3页。
(37)Braudel语,转引自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我所知道的二三事》,《新史学》第十八辑,第67页。
(38)陈子善:《边缘识小》,第1页。
(39)赵普光:《从阅读史到文学史:论书话对域外文化的选择性接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40)康来新、许秦蓁编:《刘呐鸥全集·日记》(上、下),台南县文化局,2001年。
(41)晦庵:《书话》序言,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
(42)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43)陈无言:《从鲁迅全集人名注释出错谈到被当作一人的两位作家:彭家煌、彭芳草》,载陈可鹏等编《文苑拾遗录:陈无言书话集》,香港,初文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第225～226页。
(44)陈子善:《捞针集——陈子善书话》自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45)谢其章:《现代文坛断片·序》,载赵国忠《现代文坛断片》,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46)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页。
(47)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7页。
(4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5～36页。
(49)张和声、程郁:《译者的话》,载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第7页。
(50)卡罗·金兹堡:《无意间留下的提示:逆着意向阅读历史》,《新史学》第十八辑,第235页。
(51)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我所知道的二三事》,《新史学》第十八辑,第85～86页。
(52)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新史学》第十八辑,第18页。
(53)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碧,1891—1917)》,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582页。
(54)卡罗·金兹堡:《线索:一种推定性范式的根源》,《新史学》第十八辑,第37～38页。
(55)钱锺书:《读〈拉奥孔〉》,载《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3～34页。
(56)唐弢:《晦庵书话》序,第5页。
(57)陈子善:《文学现场的真实与想象》,山东画报出版社2025年版,第152页。
(58)洪子诚:《材料与注释》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59)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页。
(60)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23页。
(61)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2页。
(62)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我所知道的二三事》,《新史学》第十八辑,第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