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从1987年开始写作至今，龚学敏的诗歌在空间、长诗、生态三个维度上深度展开，进而呈现出个性特征突出而又带有整体性、方向性的写作面貌。他的诗歌带有强烈的地理背景和空间意识，融合了现代性的视角、地方性知识以及生态诗学，又对此予以深度反思和总体超越。其带有史诗品格的长诗实践为当代汉语诗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和诗学启示。

关键词

龚学敏；空间；史诗；生态

在时下电子化的媒体茧房与大数据推送的新闻经验的整体情势下，诗人的现实经验与写作经验变得愈发狭促又同质化。与之相应，诗人的襟怀与世界观也越来越逼仄，甚至眯成了一条感官主义和物化主义的窄缝儿，正如龚学敏所揭示的“视野被近视的喷雾器越写越小”。换言之，当下中国诗歌越来越流行的是日常之诗、经验之诗、感官之诗、物象之诗、景观之诗，更多地局限于个人一时一地的所见所感，与媒体开放时代形成反差的局促性写作格局正在形成。显然，现实、经验和日常景观在当下的写作中被庸俗化、世俗化和固定化了，词与物的关系不再有发现性，诗歌也缺失了应有的张力与紧张关系。在时感碎片的诗歌写作中我们亟需的是具有整体意识、方向感和精神难度、思想载力的“综合性”诗人。

一

1987年成为龚学敏诗歌写作的“元年”。积二十多年之功，龚学敏创作了《幻影》《雪山之上的雪》《九寨蓝》《长征》《钢的城》《紫禁城》《纸葵》《濒临》《经济舱》《遇见藏地心有风马》《四川在上》《新成都诗歌》《白雪与挽歌》等诗歌，这些诗歌并非当下流行的“个人之诗”“碎片之诗”“时感之诗”，而是具有精神启示录效果的“总体之诗”“寓言之诗”“历史之诗”。

龚学敏于1965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在诸多的诗篇以及诗集中龚学敏反复抒写着阿坝以及藏族的历史、时代、民俗、风物以及地理文化。这时的龚学敏是一个纯净的至情、至真、至善的歌者，他总是对所关注的物象投入浓郁的情感，赋予它们更多的想象、信仰以及思想容量。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龚学敏献给故乡的不止赞歌与颂词，而是予以了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还原与挖掘，同时去除了风景化的惊异目光以及美化“乡愁”的倾向，“外地人眼中，九寨沟大山里的奇异食材颇多，信手拈来，便是山珍，加上不同的烹饪方法，以及关于饮食的不同风俗习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新鲜感。这种新鲜，既有对食材鲜活的理解，更是对填补整个人生的饮食空白的希冀。可现实总是会在无尽遐想后给人挫败感，如同我们整个的人生。不少的东西，貌似美味，多吃一回，也就寡淡了，甚至不会再碰。饮食如此，发生在身边的很多事情也是如此”。这些与地方性知识关系密切的诗歌，其精神维度既是向上的又是向下的，日常、真诚、朴素、虔敬、深情的谣曲成为这一时期龚学敏诗歌的主调。这些诗歌具有突出的生命意志以及地缘意识，大多带有强大的精神牵引力，能够起到净化灵魂的功用：“神呵 // 雨打着我们的肌肤了 / 牛羊的舌头舔舐我们裸露的夏季肌肤了 // 神呵 / 雪落在我们的肌肤上了 ……神呵 // 水。来自你的羊群身上每一片黄金的光芒 / 养育我们的民谣 / 和首领”。

阿坝、故乡、藏地成为龚学敏重要的取景框、认知方式以及抒写的通道。这些特殊的空间和地貌激活了龚学敏的想象力以及求真意志，尤其是草原、雪山和飞鸟，在逐渐抬升的视线中诗歌的精神景深和思想载力也在随之增加、拓展、辐射。而近些年来“西部诗”“高原诗”“草原诗”以及“海洋诗”的写作成为热潮，这也一定程度上对应了已经有些烂俗的“诗在远方”的心理吁求。实则，这样的诗歌写作难度更大，对诗人的经验、认知、感受以及想象力、语言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稍有不慎就会滑入“风光写作”的泥淖之中去。需要强调的是在优秀且具有重要性的诗人这里，从来都不存在外挂、装饰、观光化、旁观者式的日常景观以及空间化的“风景”，而是主体和空间深度交互之后产生的“内在化景观”，其重心在于观照方式、认知角度和取景框位置，在于情感、经验、智性、想象的深度参与。

2009年夏初，龚学敏定居成都。自此，九寨沟县与成都成为龚学敏人生以及诗歌写作的精神对跖点。尽管阿坝和成都同属于四川，但是二者的地方性格差异极大，这使得初到成都的龚学敏深感不适。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所谓的地方诗学和地方性知识不是大而化之的，而是在区域、圈层、文化、秩序、机制、内里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性。生存和工作空间的转换、调整、应激，倒是进一步刺激了一个诗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以及想象方式，这进而又影响到诗歌的语言、修辞、技术以及写作的方法论。面对这些具有明显的文化属性的空间、风物以及更为深隐的褶皱，龚学敏精敏地意识到一定要在传统诗词和新诗的对话中寻找到第三种特有的话语方式，只有这样的写作才具有效力和难度。“新诗”的概念以及实践是动态的开放的过程，这就要求诗人必须在“词与物”的关系以及处理上具有创造力和发现性，必须通过个性化的文本不断拓展“新诗”的内质以及边界，对此，龚学敏有非常深刻的体认：“‘新诗’这个词所用的‘新’字，除了一百年前对应于旧体诗而言，有着根本的不同，还有一点，会不会从它诞生之时起，就在不断地改造自己，较之过去，未来才是新，于是，新诗就这样不断地革自己的命，不断地向前，不断地寻找诗歌中的新。”

以诗集《九寨蓝》《遇见藏地心有风马》《四川在上》《新成都诗歌》以及散文集《吃出来的人生观》为代表，龚学敏重新为四川建立了精神和记忆意义上的标识，甚至重写了一部诗学和民俗学的地理词典。他与故乡意识、空间伦理和地方性知识之间建立起近乎本能化的精神视界，这使得他的世界观以及诗歌的观察方式、话语方式、修辞方式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在2000年以来，中国诗人几乎整体坠入乡土与城市对峙的话语体系之中，乡愁、乡土以及乡村写作成为主流，也同时滋生出伦理化、道德化、趋同化的写作现象。这些写作大体呈现了对现代性和工业化、城市化的焦虑或对抗心理，对应了以乡土为中心的前现代性时间的回溯与挽留。他们在诗歌抒写中一面赞美过去式的乡土，一面抨击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毫无疑问，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现实和诗歌同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尽管龚学敏一直在不无深情地书写四川以及故乡，但是非常明显，他并非一个狭隘的乡愁主义的诗人。他在对空间、故乡、自然、风物、地方性知识予以观察和赞颂的同时也保持了深度探询和总体反思的态度，他一直在思索和实践的是词语、空间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联，“一路下来，到了新诗的成都。锦江中的诗意，似乎已被旧体诗的先贤与写新诗的诗长、同人们打捞殆尽。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信息时代叠加的现在的成都，如何写诗？写什么样的诗？”这种反思和探询就使得他相关的写作避开了经验化、题材化和主题化的危险，而是以尽可能多样化的方式呈现出地方诗学、生命诗学的未知性、复杂性以及可能性。在此前提下，我们就不能想当然地指认龚学敏是一位“四川诗人”或“地方诗人”，而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超越了地方意识的诗人。尽管诗歌在本源上更接近于“方言”，诗人也很容易患上小地方的癖性，但是真正的诗人一定是能够摆脱这一胎记式现囿的。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编辑，龚学敏都是有格局的，具有难得的开放意识，“《星星》诗刊公开征集科幻诗时，我对编辑们讲，多上些年轻人吧，我这般年龄的人，受农耕文明影响太深，想象是不够的。即使有，多是怪力乱神，与科幻终是有区别的，年轻人才是真正的科幻。此话虽是绝对了一些，想想也不无道理。”

二

较之西方诗歌的“史诗”传统，中国现代新诗中写作长诗的实践显得有些薄弱。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当代的长诗写作曾一度沉浸于宏大的文化符号系统、形而上的蹈空以及偏狭的乌托邦迷阵，而恰恰是丧失了生命诗学、历史思维意义上的个体主体性的存在感以及相应的语言方式和想象能力。在笔者看来，真正意义上的长诗是自我命运、现实经验、历史想象予以融合之后的寓言化文本。1990年代以来，长诗写作的意义被不断凸显，这是由诗人、批评家、刊物以及选本文化一起促成和塑造出来的。显然，长诗的规定性使得其更具有写作的难度，“现代诗，特别是‘长诗’，其能量不应是各局部单维的相加，而应是复杂经验在冲突中取得的平衡，即相乘的积。诗歌的张力就处于相摩擦的力彼此持存又彼此互动之处；经不起经验复杂性或矛盾的考验的长诗，只是一首被‘抻’长的短诗。”长诗更能完整而全面地揭示一个诗人的精神世界以及思想能力。平心而论，写作长诗对于任何一个诗人都是近乎残酷的挑战。长诗对一个诗人的语言、思维、想象力、感受力、选择力、判断力、修辞能力甚至包括体力、耐力在内都是最为彻底和全面的考验，然而一个诗人在写作方面以及感知事物、介入现实、反思历史的能力又是不均等的。写作长诗最需要诗人具备的是实验精神和“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

综合来看，龚学敏是当代擅长写作长诗的代表性诗人。龚学敏的长诗写作又大体涉及历史事件以及相应的元素、人物，历史与当代在他的长诗文本中形成了深度对话关系，这些长诗也因此成为个体主体性前提下的“精神事件”与“当代史诗”。

这些长诗所携带的显豁的“历史话语”要求一个诗人必须具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在事实、精神、思想难度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求真意志。关于历史性的长诗，诗人必须面对和明晓的就是修辞、想象、抒情主体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尽管诗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接近历史，但是永远不能真正抵达历史。作为诗歌而言，历史必然是修辞化、想象性、当代性、个人化的，如果既能够重新挖掘历史的一些地层又能够在情感、智性和想象力的合力下以普遍而又共情的方式重构历史甚至超越历史，那么诗人及其文本也就成功了。历史真实必然是修辞化的真实、人性的真实、情感的真实以及语言的真实。在诗歌中呈现“历史之真”，这就要求是诗人必须具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而这无疑是精神对位的过程。

关于长诗写作及其特点、意义，我们先来看看龚学敏长达2500行的《长征》。抒写长征以及长征精神，这是非常富有挑战和难度的写作，稍有不慎就会坠入类型化、主题化写作的漩涡之中。众所周知，关于长征的各种题材的作品是很多的，很多写重大题材的诗人以及作家又很容易沉浸在题材优势的幻觉之中，而这类主题写作如何能够在认知历史、想象历史以及抒写历史上呈现出新的特质以及创造力则是至为关键的，反之则很容易被其他文体的相关叙事所淹没。换言之，关于长征这样的重大历史题材，如何重新面对、理解、融汇历史事件，如何通过长诗的形式来重述历史，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写作难题。

1992年冬天的一个夜晚，龚学敏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一本关于长征的书，而写作关涉长征、英雄、历史的长诗也就此埋下了火种，“我在九寨沟中学单位分给我的宿舍中，坐在电炉旁边，读着一本关于中央红军过雪山草地的小册子。外面下着雪，四周很静。这寂静中，分明让人感受到了那群来自南方的人，翻越大雪山时，一阵急促的喘息。那时出版的《辞海》，最后一页印的是红军长征路线图。不知现在新出版的《辞海》有没有改变。一打开，竟然有了想去看一看的念头。这念头一起，便没放下来。”1995年春天，龚学敏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沿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从江西瑞金到陕西吴起进行实地考察。这是名副其实的行动诗学以及实践诗学。以此为基础，龚学敏创作出长诗《长征》，于2005年结集出版，2016年再版。这种历史考古、田野考察使得龚学敏在历史经验和写作经验方面得以拓展，与此同时他又对以往的政治抒情诗和长诗写作进行了及时的省思。

长诗写作显然需要整体性的文化观照。关于历史题材的长诗抒写，个体主体性的言说角度和抒情位置以及介入姿态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任何一首长诗的写作而言，必然因为题材的影响和所涉及到的历史而对诗人的理解力、消化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一般意义上的抒情已经很难对此做出有力、有效的表达，诗人不可避免要借助叙事性和戏剧化的元素。换言之，长诗写作最大的难度不仅来自空间和主题，更来自综合抒写的能力，来自对历史的个人化想象能力，而且还在于抒情性和叙事性之间的平衡。

除了必然的历史参照之外，龚学敏《长征》的关键之处在于它的构架、视角、写法、格局以及精神体量、想象力方面体现出来的特质以及重要性。对于一首历史题材的长诗要想保证其完成度和特别诗学属性的话，诗人的视角（取景框）、世界观以及方法论是非常重要的。在《长征》的构思、写作以及反复修改过程中历史与词语时时处于风暴的中心，诗人需要一次次予以平息、拆毁并重建。龚学敏对与长征有关的地理、遗迹、人物、场景、器物、动物、植物、细节以及文化元素等融入了相当可观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求真意志，一个个物象因此具有了历史的容积以及人性的精神载力。这一历史类型的长诗写作也最能体现里尔克所提出的“球型经验”，能够最为全面地展现诗歌与历史、时代、空间之间隐秘而又复杂的关联。真正的诗人带给我们的景观是一个个球体而非平面，是颗粒而非流云，是一个个小型的球状闪电和精神风暴。这也印证了特里·伊格尔顿提出的写作是一场精神事件的观点。由此，龚学敏《长征》一诗就尽最大可能地呈现出了事物、历史的诸多侧面以及更为复杂、立体、完整的心理结构。这最终产生的是“精神风景”和格物学知识，而这不只是对环境、事物和细节、历史的重新再现，而是对词语、经验、世界的重新发现和创设。具而言之，历史经验、时间经验、空间经验以及现实经验、修辞经验在龚学敏这里经过了重新的整合与辨析，更为重要的是产生了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变形与提升，“横断山，就是一颗子弹走过的路 / 在一把刀陡峭的刃上形成的十字。// 横断山，就是让树一样笔直的闪电 / 站在人们熟知的那条大河上面。// 横断山，就是没有水的季节，听见目光尽头的那边 / 河水们冰凉的声音”。由此，横断山完成了从自然物态向历史情态、生命情态、修辞情态的转换。这就使得《长征》在宏阔与幽微、历史与现实、词与物、抒情与叙事的无间契合中激活了史诗的元素以及品质。《长征》除了承载的史诗品格之外，也成为长征的情感地图和精神坐标，同时也是一部高度浓缩而又不断辐射的长征文化、长征精神的词典。这有力印证了谢默斯·希尼所说的诗歌不是优雅的修辞表演，而是危机时刻的生命证词。

与具备史诗品质的长诗《长征》的写作方法一样，龚学敏面向历史场域的其他长诗《钢的城》《紫禁城》《三星堆》《金沙》《赵一曼》《夏云杰》《金锦女》《金剑啸》《八女投江》都充分体现了一个诗人的精神格局与写作抱负。他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重新激活了历史、人物、地理、记忆，它们在现实、人性、情感、经验、智性、想象力的多重观照中成为穿越时空的精神共同体。这些史诗品格的长诗写作对当下的诗歌写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在一个人人关注“自我”以及“现实”的整体写作情势之下，现代诗如何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发现、重写历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这两年我在阅读抗日联军的战争史料的同时，也关注与那个时期、那个地域、那些人物相关的文学作品，想要找到一种文学从那个时期、那个地域、那些人物中应该体现的感动。我猛然发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现代的新诗的写作方式去关注、去书写这些抗联英雄、抗日英烈以及他们用生命刻写在天空与大地上的事迹，用新诗表达对他们的尊崇和敬意了。”

三

在城市化、后工业化以及信息技术的进程中，世界上的很多作家对此有不适感甚至恐惧感，因为生态系统及其境遇已经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于是，生态诗学在当下诗歌写作中蔚为大观，然而在很多诗人那里我们看到的是被伦理化、平面化以及类型化了的生态，而当代诗人与生态体系之间如何重构一种鲜活而有效的话语体系则是关键之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生态不只与自然以及动植物有关，更与景观化、城市化、媒介化、速度化的时代场域以及人性渊薮直接关联，“烹羊者说： / 所有动物的原产地只是一把适合杀戮的 / 利刃，与煎熬的火候而已”。正如龚学敏所敏锐意识到的那样，空间、时间、物象以及人类的生存方式、交流方式都已经被速度化、机制化、金融化、数字化了，“冬日何其多，机制的梅花 / 一会儿人工降雪 / 一会儿布置春天。塑料如此盛大 / 足以让江河的绳索绷断在复印的白纸上 / 时间在不停地招投标。快递本身 / 被大街的脖子越伸越长，直到 / 被风吹远 / 不得不讲，快递是四季皆黄的枯叶 / 高血压的电梯，在延长绅士的失效期 / 雨伞沦落为贬义词 / 遍街都是文学中的毡帽 // 树有多高，人心的鸟便飞多高 / 高楼上寄居的 / 不过是些匆忙的第二天 // 钢管被麻雀抓出雨滴来。天气预报 / 正在实践日头躲在大厦后的膨胀”。

然而，每一个人又必须正视这种速度化、景观化、机制化的现实，这样的现实需要诗人来咀嚼、消化，需要诗歌来予以积极的回应。更为重要的是诗人不能以二元对立的姿态来面对这样的现实以及生态，因为诗性、诗意必然是在现实的各种气候和主导性场景当中所生发出来的，这也正是龚学敏的诗集《经济舱》产生的深层时代机制与现实境遇，“选择‘经济舱’作为核心隐喻，源于当下时代的深刻印记。如今，快节奏生活成为常态，飞机、高铁成为人们出行的常见选择。在经济舱、候机厅或高铁上，人们在奔波途中开启阅读、思考，不少诗歌便在此诞生，这是时代在文学创作领域的生动注脚。很多人在飞机上阅读，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这种生活场景成为诗歌创作的独特土壤”。这就印证了新的时代经验必将催生新的诗歌经验，二者的彼此打开和互动正好构成了每一个时代诗歌生态的内驱力，“机舱里常温的脸谱，对着散装的光芒 / 有时，光芒们只是一个个形容词而已 / 如同，感冒药中被捣碎的 / 两粒VC”。

故乡和童年记忆总会成为一个作家精神的起点或胎记，他总会穿越时光不断重返故乡和童年这一原初的起点。九寨沟县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以及各种动物给龚学敏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这一切成为他的精神胎记，也为日后他深度关注和践行生态诗学以及完成这方面的主题诗集《濒临》打下了基础。

在龚学敏的记忆中他总会穿越高山、峡谷、山原、平坝和河谷，一次次回到1970年代的一天。那是九寨沟县的一个供销社收购站，斑驳的墙壁上挂着一张从当地山民那里收购的完整的金钱豹皮。凝视着那些绚烂的但是已经死去的斑点和毛皮，龚学敏总是感到一阵心悸般的不适与恐惧，“我把铁攥在皮毛的拳中奔跑 / 奔跑的距离，决定铁的长度 / 我越快，铁就越慢 / 村庄留给自己腐朽的时间就越长。// 我用铁奔跑的速度划出的线，钓鱼 / 森林的餐桌被天空的白布裹胁 / 饥饿的鸟鸣。我浑身的钱 / 成为村庄飞翔的诱饵。// 来吧 / 霰弹的花朵，已经把我招摇成 / 最后一面旗帜，一个被钉在墙壁上的 / 动词。”这张金钱豹皮所对应的不只是生态伦理和动物濒危的境遇，还对应了与此深度关联的大地伦理和土地共同体的解体。从这一恐怖经验和地方性知识涣散的危机时刻出发，龚学敏《濒临》这本诗集涉及的是生态诗学的“濒临意识”。

这些关涉濒危动物的文本不止具有诗学的意义，更具有生态、社会学的价值，因为生态问题直接关乎民族文化以及地方性知识的再生产。换言之，生态伦理又是民族文化伦理。比如，横断山区的动物和植物多样性是举世闻名的，全球1/2的杜鹃花、1/4的报春花、1/4的龙胆以及1/3的马先蒿都分布在这里。而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考量，横断山区有二十多个民族聚居，比如藏、羌、彝、白、傣、瓦、苗、瑶、怒、纳西、普米、傈僳、独龙、阿昌、景颇、拉祜、基诺、哈尼、布朗、德昂等。由此可见，生态不仅是敏感的有机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涉及深层的文化机制和民族心理。然而，森林交换、物种入侵和市场法则使自然的生态结构、地方性知识和民族文化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相应的人性、物性、地方性、神性以及原始思维方式、民俗文化、生活方式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紧迫而噬心的生态诗学的窘境中龚学敏坚持用人类学家“遥远的目光”将那些已然消逝的动物以及和物象的碎片拉近到数字化的世界面前。经过深度凝视与反复的盘诘，龚学敏对一个个濒临灭绝的动物进行了精神还原和命运剖析。然而，他并不是要急于建立单一视镜的“生态伦理学”或“诗歌社会学”，而是通过地方性知识、濒临意识、生命诗学、文化原型完成了深度描写。前现代性的生态时间与工业化的时间之间出现了难以弥合的断裂，与此相应的“纯粹”“原生”“自然”“物体系”也遭受到了技术主义、工业法则、“橡胶林法则”的侵占与拆解。所以面对着死亡之物和濒危之物，龚学敏除了完成还原和重构的工作之外，还必须进行一次次的拼贴、缝补，甚至完成复活以及招魂的工作。在此过程中，诗人必须承担焦虑、分裂的心理感受。这些具有精神剖析的动物诗篇和生态诗歌让我们重新遭遇了严峻的时刻以及黑暗质地的现代性景观，“停止觅食的链条 / 断裂在机械们流水线盒装的源头 / 与狼断裂 / 与鸡断裂，/ 然后，人们憎恶的空气让词典天空失去平衡”。

龚学敏的这些生态诗歌具有“最后见证者”的现实意义，他所提供的是绝不轻松的证词以及悼词。《白鳍豚》这首诗可以作为他生态诗歌的代表性切片。当“纪念馆”“手术台”“挖沙船”以及“钢铁的牙”“农药的镰刀”“楼盘的鞭子”“工业时代的月光”作为世界主义的强势时代话语出现的时候，“白鳍豚”只能成为前现代性空间空洞的符号和编码，其实体和命运已经不复存在，连带其上的物种记忆以及地方性知识也将最终被抹平，“依山长出的楼盘，用钢铁的牙 / 把山咬死 / 不停复制出的死尸 / 是马路的同义语，扮演向导 / 牵引理想主义描述的雨，哀悼基诺山 / 和她上世纪的外套”。跟随者龚学敏的沉痛目光以及一个个动物的濒临时刻，我们看到了残骸、骨架、碎片，它们曾经存在，它们已经消逝，它们正在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动物所代表的绝非只是个体的命运或族群的数量危机，而是与世界主义的强权和物种的整体性危机直接关联。

濒危动物与人类童年期的记忆关系密切，而诗人站出来予以见证、发声的时刻也正是最为严峻的世界主义的时刻，这也正是切斯瓦夫·米沃什“见证诗学”的伟大意义。从生态伦理、普遍的精神分裂以及“疾病的隐喻”的角度考量，龚学敏的诗歌中出现了大量与世界主义景观相关的各种病症和死亡现场，比如“疤痕”“中毒”“咳嗽”“哮喘”“抑郁症”“失眠症”“患病的空气”等。这些病症又对应于动物园、实验室、人工林、猎枪、子弹、标本、防腐剂、添加剂、屠宰场等酷烈的场景，“准时聒噪。把森林演变成树林 / 溪流被圈养成肥胖的水库 / 觅食，或者交配的时机在实验室 / 篡改得面目全非，比正常还精准 / 人类用灯光成功地焊接白昼与黑夜 / 而鸟，仍在设想的高处，叫来叫去”。可见，词与物之间充满了难以协调的紧张感，词语之上附着的是浓厚的“疾病”气息。自然的、原生的、美好的、诗性的词语被机器的、钢铁的、塑料的、树脂的、橡胶的、人工的词语所取代，比如“工业时代的月光”“长满咳嗽的天空”“人工时间”“注射过抗生素的天空”“整个高原被圈养”。由此可见，龚学敏生态诗歌、动物诗歌所对应的正是“疾病的隐喻”以及整体视域下世界主义法则，更为关键的是龚学敏与生态诗学相关的疾病式的写作在本质上接近于人格重建，因为诗人不得不借助强力意志以及分裂心理去一次次面对失衡、苦难的自然处境以及生态伦理。

无论是从空间、史诗还是生态诗学的视角，龚学敏都贡献出了代表性的文本。这些文本不仅与过去、现实、区域有关，更与未来以及人类命运有关，请读者认领这些诗篇，认领这些养育了历史、土地、记忆以及诗人魂魄的歌谣。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