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认识刘仁前，屈指算来已有十余载。我在《雨花》杂志主编任上也曾编发过他的稿子。说起来，彼此算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唯一让我有些不解的是，后来他陆续出版了五六部书，有长篇，有合集，却都署上了“刘香河”这个陌生的名字。我私下忖度过：刘仁前这个名字，在文坛不是已经叫响了么？何苦又要另起炉灶？况且也没见开会征得我们这帮老友的批准。当然，这只是玩笑话，笔名终究是他的自由，旁人无权置喙。 刘仁前，或者说刘香河，对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崇拜得很，算得上是一位地道的“汪迷”。曾经听一位作家说，汪老是学不来的。这话我大体赞同，但私下以为，至少在里下河这片土地上，刘香河的文学风格与笔法，是离汪增祺最近的。这种“近”，不是刻意的模仿，而是一种精神气质的暗合，是对同一片水土深情的不同表达。为此，我又重读了他的长篇小说《香河》。

近读他六十岁后出版的散文集《五湖八荡》，这种感受愈发强烈。他将里下河的湖荡、水鸟、馄饨、炒米、菱角一一归拢笔下，恪守着三十多年前的创作理念：用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老家兴化已成为他文学创作不竭的动力源与最核心的版图。

“五湖八荡”并非虚指。大纵湖、得胜湖、乌巾荡、旗杆荡……这些地图上或许不起眼的水洼，在刘香河笔下却构成辽阔的精神世界。他在《湖荡》中开篇便道：“苏北里下河流域，是一个湖荡纵横的所在……所谓‘五湖八荡’，安顿了我的乡愁。”此句堪称全书题眼。

集中三篇直接写水：《湖荡》《水食》和《水路》。有评论家将其视为整体，称之为“水的空间与时间”，判断极为精准。水在刘香河笔下不仅是流动的，更是复数的、增殖的，承载着历史记忆、生物繁衍与世代传承的渔猎方式。当读者跟随文字触摸河水的清凉，嗅到炊烟气息，仿佛也置身于那条大河汤汤的水路上，发现并非作家引导我们寻找乡愁，而是乡愁主动找到了我们。

这种书写，是刘香河以当事人身份回到生养他的地方。他笔下的风物，不是商品时代冷冰冰的“物”，而是水乡世界观和生命观的聚合，是浸润着生命喜悦的有情之物，正如《文心雕龙》所言“穷物之情，尽物之态”。他写乌巾荡芦苇碧绿铺向天边，阔叶在微风里沙沙作响；写水浮莲、水花生翠绿密布水面，红蜻蜓飞来歇脚；写野鸭扑棱翅膀划水而翔，留下长长波痕。这些描写信手拈来，饱含着对故土万物的深切体认。

值得注意的是，刘香河并未回避岁月的艰辛。他在《水路》中写到孩提时渡河的体验：“西北风刮出刀子来，鹅毛大雪飞出针尖尖，此时渡河，拽拉渡绳的手，被冰冷的河水咬得生疼。”这种清苦印记，过来人才能理解。然而他思念的恰恰是这种清苦却温情的乡土生活，是能被善意包围的一切，是远去的亲人，是稳定的文化传统。正如他在《风俗》中所写：“那条乡路，在夏季便蜿蜒在绿茵茵的秧田里。蛙鼓阵阵，田野小径上，穿黑色布衣的外婆，拄着拐杖，挎着竹篮，蹒跚而行，神态很是安详。”天、地、人构成永恒安稳的整体，这种完整秩序正是作家内心最深处的追寻。

《五湖八荡》中，美食占据相当篇幅。《食事》《味道》《水食》《菜地》诸篇从不同角度书写水乡兴化的吃食：沙沟鱼圆、米甜酒、豆腐干、苋菜馉、荠菜、胡萝卜、山芋、芋头、米饼油条、炒米、春卷、煮干丝……一道道美食在作家回望中被唤醒，以其特有味道留存在味蕾深处。

刘香河写食物从不故作高深。写菱角，先写菱蓬在夏季河面铺展，挤挤簇簇开着四瓣小白花，随微波一漾一漾起伏不定，菱角才闪亮登场，有“麻雀菱”“凤菱”“野猴子菱”等生动名字，读来仿佛亲口尝到那脆甜透鲜的菱角。写螃蟹，从儿时上学路上的漕沟写起，手摸钩掏捉拿张螯舞爪的螃蟹，用麻绳扣扎成叠罗汉造型，进课堂后拴在课桌腿内侧，那微弱的蟹吐沫声“对听课效果影响不大”。这种带着顽皮狡黠的回忆，读来莞尔，也让人羡慕那个年代孩子与自然的亲近。写炒米，引用郑板桥家书佐证其“暖老温贫之具”，增加了散文的文化内涵。

有评论者言，刘香河写食物，是要把乡村的生命体验重新提取出来，成为鲜活的存在。那隐藏于鲜美水食之中的清苦，咀嚼苋菜馉固然滋生美好，细细想来依然是日常匮乏的缩影。这似水流年中的美意，唯有经历过的人方能理解。食物在这里不仅是生存所需，更是辨别人群的朴素民间符号。无论处境如何，乡民们在轰炒米、吃醉蟹、翻菱、做糯米藕中，获得了归宿感与满足感。

刘香河在《风俗》中写道：“风俗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是一个迷人的世界。”他对风俗的书写占据重要篇幅。溱潼会船、都天庙会、水上婚礼……这些古老仪式在他的笔下焕发出新的光彩。他写大纵湖的水上婚礼，出门见水、无船不行的乡民以水道代巷道，以花船代花轿。讲究排场的人家出动三艘船：最前“乐船”舱里尽是吹鼓手；居中“轿子船”舱里摆花轿；最后“嫁妆船”装满嫁妆。轿子船在水上必须走上风，若碰上其他船只，大家都晓得新郎官的轿子船为大为上，会识相地走下口。但若碰上不讲理的泼皮，或同为迎亲的轿子船，那就非“抢上风”不可，据说抢了上风的新郎官会一辈子风光。这种习俗寄托着乡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写溱潼会船，需选船、试水、铺船、赴会、赛船、酒会、送头篙、演戏，热闹不输春节。写都天庙会，在兴化众多庙会中声势最为浩大，让蒋庄村声名远播。这些风俗书写不仅记录了仪式本身，更记录了背后的人情冷暖、乡邻情谊。在刘香河看来，风俗与四季相连，亦与人的一生紧密相连，是连接个体与群体的纽带，是维系文化认同的根基。他以文字还乡时，不是以启蒙者姿态去审视这些风俗，而是作为故乡一分子，怀着最切身的情感去拥抱它们。这种肯定式写作，肯定了里下河人的生存方式与内在精神世界。

熟悉刘香河的人都知道他是铁杆“汪迷”。《五湖八荡》中处处可见汪曾祺的影子。写到“季花”鱼、蚕豆、端午节风俗时，他常引用汪老的话。这样的引用与联想俯拾皆是，与刘香河笔下的文字相互印证。但他高明之处在于，不是简单模仿，而是将对汪老的崇敬内化为创作理念，在里下河这片共同的文化土壤上，生长出自己的果实。

汪曾祺对故乡风物的描写，常以回忆视角展开，饱含对故土、亲人、少年岁月的热爱，着力营造“和谐”之境，抒发其“人间送小温”的审美理想。刘香河在《五湖八荡》中的书写，同样达到了这种境界。他所写的虽是里下河的湖荡与水鸟、兴化的馄饨与炒米，但文字背后，是对人类共通情感的追索，是对精神家园的永恒守望。

有评论家将刘香河的创作与沈从文相提并论，认为“香河三部曲”被誉为里下河版的《边城》。这种评价并非过誉。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刘香河笔下的兴化，都是中国文学版图上独特而珍贵的坐标。他们用文字为故乡立传，让可能被时代浪潮淹没的风物人情，得以在纸上永存。

刘香河在《后记》中写道，这是一本关于家乡的书，是六十岁后唱给家乡的歌。他将花甲之年后的创作与之前作“切分”，启用“刘香河”这个新笔名，既有对祖上“刘香”的认祖归宗，又与长篇小说《香河》相关，更与他真正的老家——“刘香”这个血地紧密相连。

这种“切分”不仅是笔名更替，更是创作姿态的转变。六十岁后人步入老年，开始习惯回望。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到了耳顺之年，对世间万物的理解更加通透。刘香河在回望中看到了自己走过的路，获得新的体悟。他放慢脚步，让肉身等一等疲惫不堪的灵魂。这种放慢，不仅是生命节奏的调整，也是文学创作的重新定位。他写道：“我今后的创作将少有那些‘急就章’，少有那些‘碎片化’，杜绝那些‘粉饰’与‘矫情’，远离‘遵命’，回归‘自然’，回归‘生态’。”这种对自然、生态的回归，正是《五湖八荡》最可贵的品质。

有位作家说过，一个作家写来写去，最后写的是自己。刘香河深以为然。他为“刘香河”规划的创作方向，就是写自己的切身感受与深切思考，而这一切的载体就是他的家乡。2022年第8期《人民文学》刊发他的长篇散文《湖荡》，就是这一理念的实践。其中有他的生命体验、童年记忆，故乡的历史人文、风俗风情、自然生态，有回忆的美好与温馨，有沧桑变化中的不忍与伤痛。他的笔调徐缓，视野开阔，姿态“民间”，文章风貌“自然”。

读完《五湖八荡》，掩卷沉思，我忽然理解了他为何在花甲之年启用新笔名。这不只是对祖上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学姿态的宣告：从今往后，他要以一个全新的身份，以一颗更加沉静的心，继续书写那片生养他的土地。

刘香河的家乡兴化有着两千多年历史，是施耐庵、宗臣、刘熙载、郑板桥的故乡。这片文化沃土滋养了一代代文人墨客。刘香河生长于此，浸润于此，最终以自己的文字回报于此。当千垛菜花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当李中水上森林迎来八方游客，刘香河用文字记录下的那些湖畔微风、水鸟鸣叫、美味小食、童年故事，将成为解读这片土地最生动的注脚。

或许正如他在《后记》中所引用的木心诗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刘香河用大半生的时间，只做了一件事：用手中的笔告诉世人家乡的一切。这份执着与深情，足以让每个阅读《五湖八荡》的人，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乡愁，找到那个能够让心灵安放的故园。

2026年2月 于金陵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原国家图书奖)、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