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传统自觉与秩序变构限度
中国新诗的发生，一方面肇始于对古典诗歌的“革命”，一方面源自西方诗歌的影响与援助，正是倚重中外两股力量，新诗才得以萌动、成长，并逐渐蔓延为一脉宏阔的文体潮流。新诗对抗传统的立场姿态和生成机制，无形中令很多人产生刻板印象，即它和古典诗歌堪称对立，大量文本更可视为它反传统的“铁证”：那种经验与知性所支撑的现代感，那种凡俗化的诗意构成，那种客观对应物戏剧化技巧铸就的非个人化艺术，乃至视点、人称的频繁转换与结构跳接等异质，从内涵、思维到语言，均存在明显违逆传统的迹象。由此，中国新诗主要受惠于西方诗歌影响的观点也便成了学界定论。
具有百年历史的新诗真的完全由西方诗歌培植而成，彻底脱离了古典诗歌的精神和艺术滋养与制约了吗？回答是否定的。一如艾略特所说：“诗比任何别的艺术都更顽固地具有民族性。”（1）新诗创作主体在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集体无意识中浸淫熏染，其情感内质与艺术思维大多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其书写内容也与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新诗“反传统”的背后仍少不了古典传统的悄然渗透，越到新世纪这种影响越发自觉、强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新诗诗学秩序的重建。
一
“革命”过后的噬心发现
中国新诗最初是奔着“革”旧诗之“命”而来。面对具有数千年辉煌历史的古典诗歌体系，如若采用过于温和、儒雅的方式攻击，将会无济于事。于是，郭沫若、胡适们便以矫枉过正的极端与决绝，进行猛烈冲击，趁着旧诗正宗地位动摇之机，使新诗艰难破土，逐渐在文坛立住脚跟。从此，现代性成为百年新诗的主要诉求与基本方向。但在新诗发展问题上，很多人所持的现在必胜于过去、明天必强过昨天的进化论思维是极其不可靠的。由于新诗在草创期对抗旧诗的策略并不十分科学，破坏只是革命者的权宜之计，出发点上的偏颇也自然如影随形。或者说，新诗的百年跋涉并非想象得那么一帆风顺，反倒充满数不清的波折，它是在不断突破对立方和自身设置的重重障碍过程中迂回前行的。
一方面，新诗左冲右突，始终在开拓、深化现代性之道，成绩有目共睹，这也是其赖以存在、独立的前提和资本。谁也不能否认，新诗以百余年时间完整走过了西方诗歌用数百年才走过的路程，不必说其创作队伍人数如何可观，也不说其产量怎样惊人，更不说其在数次文学运动中勇于鸣锣开道，流派、社团与群落此起彼伏，相互应和，单是新诗的全新品质和深层规律的嬗变，就与传统诗歌不可同日而语。一是有效沟通诗与艺术、现实与心灵，以诗人的心灵折射历史与现实，共同织就、恢复了现代中华民族心灵的形象历史。二是致力于艺术可能性的寻找，将创新作为生命支撑，使新世纪诗歌艺术水准在整体上有了大幅提升。三是引发风格多元的艺术奇观，在不同时期都有相对稳定的诗坛偶像和天才，尤其新世纪的诗人与文本间的姚黄魏紫、各臻其态，使19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落到了实处（2）。
新诗的发展需要理论为之大张旗鼓，所以挞伐旧体诗歌的文章不胜枚举自在情理之中。但新诗因为常有欧化、稚嫩之嫌，领袖式的大师和经典文本匮乏，远未达到深入人心的境地，质疑和反对新诗、回归传统的声音虽然时强时弱，却从未中断。新诗诞生不久，就有人指责“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3），批评胡适等人数典忘祖，废了规矩，认为主张作诗须得如作文，不外乎给散文的思想套上了韵文的衣裳。一些人断言，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中期缺少优秀之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否定了新诗。进入1940年代后，对新诗的评价仍不高，很多人以为五四以来“在文学作品的各个部门中以新诗的成就为最坏”（4），读者似乎对新诗也不再存什么奢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诗不佳的名声仍未改变，不少人抬出古典诗打压新诗，称其“一览无余”，使“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传统之美缺失（5）。甚至进入新时期，人们对新诗仍然十分悲观，谨慎估量“新诗虽然诞生了六十年，在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门类占统治地位也有半世纪之久，可是不少人仍然目之为谬种，不承认它为正宗”（6）。以上表现正折射着新诗处境的艰难。
质疑之声固然给新诗发展设置了障碍，却也唤起了新诗的深入自省与反思。特别是即将进入21世纪时，人们逐渐意识到新诗年届百岁后并未出现大的改变，“奇迹没有发生”（7），想象过无数次的问题都没有在新诗百年之时迎刃而解，有的问题反倒更加积重难返。于是，诗人和批评者质疑新诗、反思自我的声音就越发自觉、集中和深入，他们不再一味“抹黑”古典诗歌，而开始心平气和地从自身视角省思、矫正一些问题，新诗和传统关系的理论思考和创作结合随之渐趋正常。尤其是百年新诗中隐含着一系列令诗人、学者噬心的发现：一是新诗本来就是奔“革”旧诗之“命”去的，一百多年里可谓苦心孤诣，呕心沥血，从未松懈寻求对抗、攻击之方，可到头来古典诗歌这个“敌人”不但没有倒下，反而越来越强壮，写作人数、文本质量与社会影响等都不比新诗差，甚至远比经典诗人诗作匮乏、孱弱得不断边缘化的新诗更加深入人心，这种失败的惨相是新诗倡导者始料不及的。二是人们印象中新诗与古典诗歌这两极对立物，并非水火难容，在争辩角斗之外还有着和谐互动的一面，或许它们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辩证的多元结构关系。叶公超当年极力促成《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译介，乃至艾略特热潮，将其“传统”观念植入中国新诗，阐明“新诗和旧诗并无争端，实际上很可以并行不悖”（8）的提醒，如今想来是被严重忽视、误读了。其实，正常的诗歌评价标准里没有新旧之别，而应在好坏上做文章，正如新不一定好，旧也不意味着坏，新诗与古典诗歌不是对抗关系，而该走向辩证的融合，以古典诗歌的尺度臧否新诗，或用新诗标准衡量古典诗歌都不科学。古典诗歌可以也应该成为新诗的借鉴资源，新世纪一些具有理论自觉的诗人就能够以古典诗歌为镜，反观、省察自己的不足，“这时再回过头来重读杜甫这样的中国古典诗人，我也再一次感到了20世纪的无知、轻狂和野蛮。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沉痛、仁爱和悲怆来感应这样的生命，就如同我们在艺术和语言上还不可能达到他们那样的造化之功一样”（9）。这噬心的发现恐怕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众多创作者的共同感受。三是新诗没有取得更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硬性割裂了自身和古典诗歌传统的联系，这在语言维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个问题上，快言快语的老诗人郑敏最具代表性，她断言狂热追踪西方诗歌的中国新诗，一开始即“以消灭传统为新生的前提是幼稚和不明智的”“切除其文学语言，只留下口语时，我们日后的汉语语言危机就已经注定了”（10）。郑敏虽然未在学理上进一步诠释，其判断却十分准确，批评态度尖锐，抓住了新诗切断和古典诗歌、传统语言的联系，是造成不可逆转缺憾的症结。从语言视点进入民族心性，把握新诗的错漏及其后果，这说到了点子上。如此说来，就难怪穆旦在特殊时期，曾为“写的东西，自己觉得不够诗意，即传统的诗意很少”（11）而羞愧自责了。
历史证明，传统绝不是保守与落后的代名词，而是一个民族精神和艺术之根，新诗若想深耕远行，离开传统的支撑简直无法想象。于是，台湾现代派诗歌从横的移植到纵的继承，香港诗人呼吁回归传统，内地诗人对古今交融、传统与现代汇通的追求，便从停浮在某个时段、某些诗人心里的瞬间冲动，汇聚成一股具有强大吸附力的愿景合力，使皈依传统与如何承继传统的思考，成为新世纪诗歌创作的重要命题。
二
重建传统的艺术倾向
古典诗歌内蕴着一个丰富神奇的审美系统，继承起来是相当浩繁的大工程。对于新诗能够从古典诗歌中借鉴到什么有益的营养，老诗人郑敏认为，至少要在汉诗简而不竭、曲而不妄，“歌永言，声依永”，道·境界·意象，对偶，节奏感，诗的境界（12）等优长中，进行参悟。客观地说，郑敏的论述基本涵括了传统诗歌艺术的主体构成，新世纪诗歌若要将它们全部“唤醒”并令其在诗内“复活”，似乎不大可能，更没必要。新世纪诗人是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等多维因子结构成的张力场中，在归趋传统的同时又有所扬弃与拓展，从而打开了异于传统的“殊相”。需要指出，新世纪诗歌对传统的继承是全方位的，这里仅择取几个维度加以论述。
首先是新世纪诗歌在取象上翻新了传统抒情的意象系统。古今中外的诗歌最终必然物化为语言的外壳呈现出来，民族的记忆也只能靠语言得以存活。而汉语诗歌语言的最大特点无疑是意象化。因为东方人与西方人最大的差别是在体验情感时不过分凸显心灵，而是善于托物言志，达成心物共振。《周易·系辞》中即有言：“圣人立象以尽意。”（13）南北朝时期，刘勰提出“意象”概念和“神与物游”理论，“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4），阐明意象的创构过程和内涵。明代的胡应麟明确辨析古诗特质，“古诗之妙，专求意象”（15）。经过诸多朝代的探寻和铺垫，清代的王国维直接标举“意境说”，认为诗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16）。现代诗人艾青也说：“意境是诗人对于情景的感兴，是诗人的心与客观世界的契合。”（17）先贤们关于意象、意境的界说显然都不是凭空臆想，而是从大量文本中生发、总结出来的。不论是汉代刘彻的“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秋风辞》），魏晋时期刘桢的“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赠从弟》），还是唐代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宋代晏几道的“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鹧鸪天》），抑或是明代唐寅的“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梅花月满天”（《把酒对月歌》），清代袁枚的“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基本上都走体物写志的路线，符合传统意境的法度和规范，以丰富或独到的意象传递诗人对社会、人生和自然的情思感悟，达到了心与物谐、情景交融、朦胧含蓄的美感。新世纪诗歌受传统诗歌滋养，又有新诗传承、西方诗艺融入的意象化抒情方式的荫庇，特别是在朦胧诗修复的感性思维，受“第三代”诗歌口语运动冲击再度断裂的背景下，许多诗人自觉将意象作为思考、创造的艺术凭依，意象化在诗坛有了复苏迹象。但是，如果新世纪诗歌的意象化追求仅在传承，充其量也只能在传统审美范畴里打转，做个传统的“孝子”或“俘虏”，那就没有多少可圈点之处。它的魅力恰恰在于结合、应和所处的现实、文化新语境，融入了具体的历史、现实元素，出现了革命性的突破，摆脱了古典趣味。
俗语说古诗“十诗九风景”，这话大抵不错。古诗发生、成长于中国农耕时代，生活节奏相对缓慢，地域空间上流动性较弱。在这样的时空里，诗人吟诵的多是田园、山水、怀旧、乡愁、闺怨等情绪母题，与之对应的多是自然、乡土意象系统中的符号；即使到了新诗的现代时段，社会性质仍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这个从自然、乡土视域内取象的传统一直被骚人墨客们延续着。从“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璟《摊破浣溪沙》），到“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我听得清本是林叶和夜风私语，/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何其芳《预言》），在千载的光阴里，两位诗人都未脱离农耕社会培育的审美习性，其取象来源与象喻思维几乎看不出什么明显差异。可时至198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的高铁与互联网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思维习惯，乃至写作方式，都被彻底改变。诗人很少琢磨诗内意象分子的关系安排是否和谐、熨帖与统一，或者说诗人开始淡化传统的意境旨趣，转而追求意象间的矛盾对立组合所带来的张力。在视觉文化备受推崇的“读图时代”，不少诗人有意凸显意象的视觉体验，注意意象表达的可视性效果。这些都是传统意象艺术之外的新质，更为突出的是新世纪诗歌在意象选取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医院、高铁、流水线等新异的视像，日渐替代了田埂、炊烟、耕牛、犬吠鸡鸣等传统符码，诗中大剂量、高频率涌动的多是工业意象、科技意象和城市空间意象，其间尽管仍不乏古典的自然、乡土意象闪烁，但已趋于失效。诗人用带有鲜明新世纪精神性特征的意象，承载着当下人对科技生产力的礼赞和对工业文明异化的对抗，展现出现代人孤独迷茫的漂浮生活和精神状态，以及痛苦又顽韧的多元时代的情绪。如“维罗妮卡，美丽的维罗妮卡/我在江南之首的天鹅湖畔爱你//我爱死于一个高音的波兰的你/也爱悲伤落寞的法兰西的你……我轻声呼唤，怀着量子时代的爱情//我和你隔着一部电影的距离/距离中有混沌、纠缠和光”（沈苇《量子时代的爱情》）。诗人面对“量子纠缠”，想到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说波兰歌手维罗妮卡彩排时心脏病发作去世，同时间正在和男友做爱的法国同名音乐教师维罗妮卡突然感到忧伤孤单，感觉有人从生命中消失，二人间的感应、冥合和“纠缠”，看似不可思议，可在“量子纠缠”理论中又完全可能。“身边的流水线，机台，它们围拢着/噬咬着，在我的手上，身体上，骨头里”（郑小琼《散步》）。不需更多引述，仅是将流水线的“钢铁”和“人体”的手、骨头这种异质意象并置，就暗示出工厂女工程序化的生活、命运的黯淡和苦楚，诗对底层的精神关怀和抚慰令人动容，流水线也可视为灰色生活和情绪的隐喻。新世纪诗歌在选象上敢于直面现实，和抒情主体的精神生活休戚相关，人间烟火气与时代气息兼具，其反传统的独到与决绝，彰显了这一时期诗歌独标一格的个性。
其次是在自由中又有所规约，通过对诗歌可唱性的自觉恢复，以诗与歌的合流唤醒蛰伏在国人灵魂深处的形式美记忆。为什么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约定俗成的做法，是将诗歌（不是诗）和小说、散文、戏剧并称为文体的四种主要形式，这绝不是出于音节单双数的考虑，其中隐含了一个前提性认知，即最初诗歌包含两种元素：诗与歌，而且两者同源，无法分开，或者说诗歌是可以吟唱的。事实上，中国古诗很早就讲究“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18），与音乐彼此应和，自诗经开始，经由楚辞、乐府、唐诗、宋词直到元曲，走的就是诗歌与音乐联袂前行的路线，所以文坛向来有“乐诗”“歌词”与“歌诗”之说，甚至“歌诗”慢慢衍化为一脉绵远的艺术传统，许多古典诗歌能够代代相传就凭借这个吟唱系统。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一优良传统遗憾地被中断了，新诗因打破旧体诗格律、押韵的束缚，进入了自由天地，可福祸相依，这也导致了审美的弱化。而诗与歌分家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诗失去音律和乐性的支持不易诵记，即便是研究专家，能完整默念出5首新诗的都非常少；歌或歌词离开诗的文学性滋养，不是内蕴薄弱，就是滋味寡淡。由此，诗与歌双双被边缘化了，中间虽有闻一多代表的新月派提出音乐、绘画、建筑的“三美”主张，规避诗歌写作的过度随意；穆木天希求在画意美和音乐性中收回诗歌的价值，强调诗歌是“一个先验状态的持续的律动”（19）；卞之琳与何其芳倡导新格律诗，想挽回写诗的一点规矩，但在大势所趋的自由化洪流面前，这些声音始终孱弱，影响甚微，新诗形式上的问题也便沉疴难去了。
新世纪诗歌界的噬心发现定然包括诗歌形式方面的困惑。那么如何挽回诗歌的形式之美？援引海外优秀诗歌的经验固不可少，发掘传统的有益成分则更为重要。郑敏抽取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对偶功不可没、节奏感这几点，均有强烈的针对性，只是这些精华仿佛是从古典诗歌身上剥下的衣裳，直接给新诗套上不十分合体。仔细想想，诗歌创作的自由化锐不可当，格律化的冲动却也从未终止，隔行或数行押韵的半格律诗就不绝如缕，像见君的《神秘的树林》、张新颖的《一块小骨头》等，通过隔行穿插的韵脚找回了一点诗歌阅读时上口的内在贯通感，闪回着传统的光影。如果说这些算不上明显的创新，那么新世纪不少诗人对诗歌可唱性的恢复实践还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从王洛宾早年为《在那遥远的地方》《掀起你的盖头来》等西北民歌配上经典乐曲使其流布广远，到1990年代张慧生为海子的《九月》谱曲，经歌手周云蓬演唱红遍大江南北，特别是当下苏轼的《水调歌头》、岳飞的《满江红》、李清照的《声声慢》等古典诗歌的现代传唱，歌诗化在很多诗人那里已成了具有代表性的艺术趋向。一方面，难以计数的歌词的诗味越来越足，讲究内在美和意境；一方面，不少诗歌在音调、节奏、旋律上自觉向音乐靠拢，吟唱的可能性条件越来越充分。如诗人宇文珏认为，新诗最大的问题是丢掉了音乐性，所以其极力促成诗歌和音乐一体，2010年专门出版了流行音乐和古典诗歌相融合的《诗の歌》。新世纪诗人所做的大量歌诗化创作实践，虽然不能说彻底改变了诗与歌分离的困境，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恢复了汉语诗歌强劲的可唱性歌诗传统，打开了诗歌艺术生长新的可能性。
再次是诗人广泛涉足历史题材，引用、化用古诗文中的名句名篇，无意间与传统文学形成互文关系。将旧体诗歌视为敌人的立场，决定了新诗最初从题材、意象到修辞、语汇等，无不带有一股明显的去古典化冲动。诗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小心翼翼，生怕稍有不慎会重蹈旧诗的覆辙。到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已经意识到新诗对待传统的极端化偏颇，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反思新诗、重估传统的思考的深入，众多诗人发现新诗与传统诗歌并非紧张对峙的两极，而是可以和平共处地融会。于是，诗人着手促成对传统因子的创造性开掘、利用、激活、转化与重铸。具体说来，这项工作是从两个向度开展的。
一是大量诗人在深入当下的“及物”过程中，有意识地聚焦曾经发生过的现实，即向传统人文精神与题材延伸；但他们没有单纯复原、描述传统素材，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借之表达当下人的思考或情怀。如陈先发很多诗思皆生发于历史人物和故事，像“要逃，就干脆逃到蝴蝶的体内去/不必再咬着牙，打翻父母的阴谋和药汁/不必等到血都吐尽了。/要为敌，就干脆与整个人类为敌。/他哗地一下脱掉了蘸墨的青袍/脱掉了一层皮/脱掉了内心朝飞暮倦的长亭短亭。/脱掉了云和水/这情节确实令人震悚：他如此轻易地/又脱掉了自己的骨头！/我无限眷恋的最后一幕是：他们纵身一跃/在枝头等了亿年的蝴蝶浑身一颤/暗叫道：来了！/这一夜明月低于屋檐/碧溪潮生两岸//只有一句尚未忘记/她忍住百感交集的泪水/把左翅朝下压了压，往前一伸/说：梁兄，请了/请了——”（《前世》）。诗明显是借古代传说中梁山伯祝英台化蝶的悲剧，鞭笞、控诉不容自由爱情生存的封建时代与戕人的礼教，更传达了一种不畏艰难、精神自由的情爱观念和对理想审美人格的守望，实际上也是借传统题材和意象，传达自己心中的理想。翟永明更常把古典文化视为创作的丰富资源，她在《在古代》中这样写道：“在古代 青山严格地存在/当绿水醉倒在他的脚下/我们只不过抱一抱拳 彼此/就知道后会有期//现在，你在天上飞来飞去/群星满天跑 碰到你就像碰到疼处/它们像无数的补丁 去堵截/一个蓝色屏幕 它们并不歇斯底里”。诗呈现今古对照结构，旧时闭塞落后，散淡舒缓，人与人亲近，心与心接近；现在信息发达，见面容易，彼此却异常隔膜。两相比较，精神寻根的怀旧味十足，文本隐含着对自然清淡又充满诗意的生活的向往与怀念。朱朱、陈先发、翟永明、胡弦、张枣、柏桦等多写系列古典题材的诗，就是偶尔涉足历史领域的诗人也是现代感强烈，流贯其间的是肯定、礼赞美的现代观念和情绪，传统与现代完美契合，这也是很多书写传统题材的当代诗歌的共同取向。
与在历史题材中遨游相比，新世纪诗歌对传统积累的激活和转化更多表现为修辞、技巧上的翻新。自由包容的写作环境，使诗人可以不受成规戒律的限制，大胆借用、引用、化用先哲典籍与古诗文里的典故、诗句等，或以类比引发诗情，或者重新铸造新意。如梁平在《蜀道辞·古蜀道》中开篇借用李白《蜀道难》的原句，“尔来四万八千岁，/峡谷与峻岭悬挂在日月星辰，/以川陕方言解读险象/三千年典籍。线装的蜀道巨著，/章节回旋、跌宕，/在秦岭、巴山、岷山褶皱里，/雨雪滋润山清水秀，/雷电席卷金戈铁马”，不仅和古诗构成互文，更和杜甫、陆游、苏轼、元好问等人的蜀道诗形成交响，让人感到“以线装巨著来形容蜀道是恰切的”（20）。姚江平的《壶口瀑布》直接移植、引用李白《将进酒》开头两句，“这酒，是从天上来的/是从诗仙李白的掌心里/滑落下来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一下子状绘出壶口瀑布水流的湍急迅猛，声势浩大，面对壶口瀑布这壶老酒，古今无人不被陶醉也就再自然不过。青年诗人韩藕的《水芹》，“他一一列出和芹菜有关的典故/咏而归的春天，鲁国人采芹插于帽檐/对面的妻子默默夹了一筷子/连同口水乱飞的歌咏/一并嚼碎，吞咽进漆黑的食道”，古今时空交错，其中“菜之美者，云梦之芹”一句源自《吕氏春秋·本味》，据传战国时期，江汉平原的芹菜已有气香味鲜的美誉，并且有独到的文化内涵，“芹”是“勤”的谐音，寓意着勤快与勤俭。“菜之美者，云梦之芹”用在此处，无疑强化了水芹历史之久远，使水芹具备了美好的文化品性。很多人以为，将典籍或古诗文里的片段夹在现代诗中，有一种文白夹杂、不伦不类的芜杂，弄不好还有节外生枝的可能。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运用适当合理，文言、白话的对照，“既可以丰富诗篇的内在肌质，也可以调节语言的速度以造成节奏的变化，拗救清一色白话口语的率易平滑”（21），充满新异的张力。有时一个恰切诗句或必要文字的穿插能起到画龙点睛、以少胜多的作用，甚至内蓄某种言外的暗示。新世纪诗歌以对传统诗美的激活和再造压着阵脚，没有盲目倒向外来诗艺系统，实现了当代诗歌艺术上的推陈出新。
三
诗坛的秩序变构及其限度
社会稳定需要秩序，诗歌发展亦然，秩序利于经典诗人和文本的产生。如果什么时候诗坛的秩序变成铁板一块，诗歌自然将陷入停滞。唯有一位优秀诗人、一部杰出作品或一种独特诗学现象融入，在完善传统秩序又突破、重构传统秩序的情境下，诗坛的固有结构才会松动，才会不断有“活水”流转，永保希望。这是诗歌持续发展的可能保证和必要前提。作为重要的诗学现象，新世纪诗歌与古典诗歌对话的自觉，是否促发了诗坛的秩序变构，又促发了多大程度的秩序变构？
应该说，重建古典主义诗歌话语的冲动在新诗百余年的历史里不绝如缕，但使传统现代化这个老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从闻一多等领衔的新月诗派掀起的新古典主义思潮，到戴望舒、梁宗岱沟通中西过程中对古典趣味的过度沉迷，再到追逐新诗现代化的穆旦、袁可嘉等九叶派诗人对古典乌托邦的突围，现代诗人只能迫于“文化进展的压力”“大踏步走向现代”（22）。及至主张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后来又倡导现代诗的古典化的台湾现代派诗歌出现，余光中、郑愁予、周梦蝶等诗人现出综合古典和现代的迹象，也没能摆脱在二者间摇摆的状态。朦胧诗后史诗“寻根”似乎将传统和现代调弄得比较理想，却一直没能真正实现古典主义诗歌话语的重建。也就是说，传统的火苗一直在新诗中闪烁，也不断引发新诗结构的微调，却整体孱弱，从未造成燎原之势，更没有在根本上动摇新诗的秩序。
而新世纪诗歌的传统自觉，因为有先导者长期的奠基，集聚了一个世纪左右的经验与反思，所以发现的问题深刻，采取的对策相应得当，对诗坛秩序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诗坛的生态格局，使更多诗人不再排斥古典诗歌，而越来越清楚诗歌传统中凝聚着无数先贤的智慧和修养，它理应成为新诗、诗人发展的础石；在创作上逐渐学会了与它和平共处，通过对传统的自觉接近、学习，新世纪新诗深化了已有的担当意识和入世倾向，拉近了汉语语词与现实的亲和关系，重构了诗歌和时代、现实、读者之间的全方位对话结构。新世纪以来，一些令民族或悲或喜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更激发了诗人对传统诗歌中忧患意识和伦理承担的自觉承继。1990年代的“杜甫书写热”在新世纪的延伸，可谓传统诗歌精神复兴的写照。其次，在新世纪新诗创作中，梁平、翟永明、欧阳江河、胡弦、汤养宗、朱朱、陈先发等诗人有意识地唤回、翻新旧体诗歌中含蓄的审美韵味，同时不断融入新机，刻意在自由诗意象的现代性上做文章，突出汉字特质中可唱的声音维度，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新诗的写作难度和诗人对诗歌的敬畏感，遏制了随意化、口水化等过于直白的创作冲动。像汤养宗的《唢呐说》，“把那送不走的魂都交给唢呐，兴冲冲/又来人间走一遭的人，也帮他吹响/不愿走的，都被唢呐催着去/走太快的，唢呐声里也有堵着的慌/天堂在左边，右边宰猪场/唢呐只说三件事：出生，拜堂，升天/唢呐愁，唢呐笑，吹不哭的人正穿红衣裳/妖的琵琶，魔的笙，唢呐一响，来了大王”。这首写和百姓生死婚丧等密切关联的民间乐器唢呐的诗，诗意密集，用语俭省，仔细琢磨的字词无法更换，隔行尾部押韵的音节有着“唱”的效果，古诗意味颇浓，这也是当下很多诗人创作形态的缩影。再次，传统自觉不仅铸成了新世纪诗歌创作秩序上的明显调整，也引发了诗歌批评、诗歌史撰写、诗歌评奖、诗歌选本编辑等方面的秩序建构。如不少新近出版的当代文学史都不再像以往的文学史那样，把旧体诗歌屏蔽在视野之外，甚至有人提出要把现代旧体诗词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框架之中，也获得了众多的认同之声。在新世纪的作品遴选和文学评奖中，胡弦、汤养宗、陈先发、欧阳江河等创作上具有古典色彩的诗人备受推崇。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陈先发的《九章》顺利上榜，被誉为“具有结构上的整体性，在浓郁的现代感性中融和了格物致知的古典眼光，将对山水、人物、社会、世情的细腻体悟，一次次凝聚为诗性的光芒，带给读者思辨之力、遨游之感”（23）。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周啸天“衔接古典传统又着眼于当代生活”“在选材、命意、境界等方面对旧体诗词表现当代经验做出了具有难度的探索”（24）的《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获奖，虽引起一些争议，却也传递出一个信号，旧体诗词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将其纳入诗歌史成了一种趋势。另外，像左翼诗歌、抗战诗歌等的肯定性评价逐渐增多，像赵黎明的《现代中国古典主义新诗理论》、方长安的《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当代传承》等用传统理论进行诗学批评的优秀论著的涌现，都可视为传统资源被激活和化用的表现。
但也必须承认，新世纪诗歌传统自觉对诗坛秩序的变构是有限度的。新世纪已经过去20余载，可自觉回归传统的趋势严格说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大量诗人古典文化、文学根基浅薄，缺乏承继传统的理念，吸收古典诗歌的精华也就无从谈起；而具有一定古典文学修养的诗人，对古典诗歌的接受能够做到系统、全面的就更加有限。受惠于西方诗歌经验，许多诗人不乏理性思考的本领，诗性成分却被挤压，很少有人能够建立起屈原、李白式的想象空间。绝大多数诗人醉心于在自由之路上的狂奔，即便一些人稍有节制和审慎，但白话仍是他们思维和表达的载体，“雅言”传统别说重构，连恢复尚且没有做到。或许面对着过于世俗的世界和生活，或许是在现代文化中浸淫太久，抒情主体已经缺少了优雅、文雅、典雅起来的能力，完全获得古典意境精髓的文本更寥寥无几。尤为重要的是，承继传统的目的不是恢复传统，做顶礼膜拜的泥古、复古派毫无出息，仍然沿袭平仄、对仗、韵律等老套路更是死路一条。应该从传统中有新发现，用现代意识激活传统，最终走出传统的笼罩，超出传统的范围。可环顾诗坛，新诗走出自己新路的迹象还比较渺茫。
为何如此？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古典传统影响力过于孱弱。需要指出，新世纪诗歌对古典诗歌的承继不是单向、孤立的现象，而是始终与西方诗歌、百年新诗的学习相伴生。或者说，新世纪诗歌实现了对古典诗歌传统、西方现代派诗歌传统、百年新诗传统三个参照系统的共时性开放。而在三者组构的“场”的角力中，很多人迷信中国新诗最初肇始于西方诗歌的触发，所以过度抬高西方诗歌，以至于在这个影响结构中，西方经典诗人、流派的势力始终强大，模仿者众，以致不断有人感慨当下诗人写的诗太像西方诗歌。那么，百年新诗新传统在哪里呢？虽然有人说“我们今天新诗的问题，就像一个孩子长大了，但还是半诗盲。因此，我一直认为新诗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传统”（25），但更多人认为新诗已然形成了具有现代品质的传统，并且百年新诗传统和当下多数诗人的创作路径、风格、宗旨吻合，时空切近，对读者也有很强的吸引力，让他们觉得“够得着”，自然成了学习与模仿的对象，唯独传统的古典诗歌在不少新诗人看来还是新诗成长的障碍。与田园诗意伴生的古典诗歌面，在面对现代心灵和生活时常表现乏力。在三个影响源里，历史最悠久的古典诗歌反倒成了最弱的一支，影响力相对有限。
注释：
（1）〔英〕T.S.艾略特：《诗的社会功能》，《艾略特诗学文集》，第242页，王恩衷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2）罗振亚：《中国新诗百年：教训不少启示更多》，《博览群书》2016年第1期。
（3）（19）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第99、9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4）李广田：《论新诗的内容和形式》，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第425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5）朱光潜：《新诗从旧诗能学习得些什么？》，《光明日报》1956年11月24日。
（6）卞之琳：《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人与诗：忆旧说新》，第17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7）出自2010年6月谢冕在“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的回顾与反思”研讨会上的开幕词。见谢冕：《中国新诗史略》，第4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8）叶公超：《论新诗》，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第53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9）王家新：《读几位当代诗人》，《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6期。
（10）郑敏：《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11）穆旦：《穆旦诗文集》第2卷，第1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2）见郑敏：《试论汉诗的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文艺研究》1998年第4期；郑敏：《中国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诗探索》2002年第2辑。
（13）朱熹注：《新刊四书五经·周易本义》，第116页，北京，中国书店，1994。
（14）刘勰：《神思》，《文心雕龙》，第205页，薛恨生注，上海，新文化书社，1933。
（15）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6）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第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7）艾青：《诗论》，第46页，上海，新新出版社，1947。
（18）《尚书·舜典》，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0）何言宏：《以强劲的诗力实现精神还乡——读长诗〈蜀道辞〉》，《光明日报》2024年6月19日。
（21）江弱水：《文字的银器，思想的黄金周》，《读书》2008年第3期。
（22）袁可嘉：《诗与民主》，《大公报·星期文艺》（天津）1948年10月30日。
（23）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授奖词，《文艺报》2018年9月19日。
（24）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授奖词，《文艺报》2014年9月22日。
（25）张大为、郑敏：《郑敏访谈录》，《诗刊》（上半月）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