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青年写作向来处于期盼与质疑并存的语境中。今天，这两种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响亮。媒介技术的革新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受，朝气蓬勃的青年写作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也使其自身存在的自我重复、视野狭隘、经验窄化、创造力缺乏等问题愈发突出，亟待正视与解决。在此背景下，一批青年写作者在新作中表达了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与思考。从《人民文学》2025年刊发的青年小说来看，这些青年作家的笔触近至平凡个体的烟火日常，远至对浩瀚宇宙的深邃想象，他们由具体的人出发，延伸至对群体命运的普遍关切，从而在时代洪流中联结起共通的情感。在这些作品里，我们能够听到青年写作拔节生长的蓬勃之声。

情感切口里的时代观照

文学创作从来不曾缺席对情感的描摹，但若只囿于封闭狭隘的个人经验，便会陷入自说自话的泥沼。如何将人物情感与时代脉搏联结，是摆在青年写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们力图抵达社会共同关切的情感议题。潘虹《好久不见》、程惠子《水鸟长眠海心沙》和李唐《等待》从不同角度写下了青年人对家庭关系与成长经历的回望与省思。在《好久不见》里，母亲严厉的管教令许樱畏惧、顺从，却在情感上让两人慢慢疏远。《水鸟长眠海心沙》中的家长们饱含着望子成龙的炽热期许，小说写下了傲男、奕斐等竞赛强手在家人的期待中逐渐异化的过程。正如“原生家庭”已成为当下社会谈论心理创伤时使用的高频词，代际关系中的这类“错位的爱”也成为一种集体记忆，随着青年一代主体意识的增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反思。

上述两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亲情的裂痕是如何生成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代际情感冲突是否能够缓解，以及如何缓解。《等待》描写了子女面对母亲，态度从反叛逐渐转为理解的过程。小说的动人之处在于，当儿子将视线从浩瀚宇宙转向身边具体的人，他发现了更多与母亲境遇相似的中老年女性，她们内心的孤寂、困苦无人诉说，只能在短视频和直播间寻找情感寄托。小说在换位思考中主动体察和理解母亲，并由个体境遇出发，照见了这一群体被忽视的情感需求，写出了我们习焉不察的集体情感经验。

当青年一代积极思索亲情、审视代际情感时，他们对爱情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白杏珏《电子羊》创造性地让AI作为叙述者进行言说，并参与情节的发展，由此揭示数字时代亲密关系的结构性困境。让产品经理陆文一步步落入感情圈套的正是他自己设计的AI程序。在AI深度参与并改变人类生活的今天，陆文的境遇反映的正是我们最关切的问题：作为AI创造者的人类是否将会成为AI的囚徒？孙孟媛《目的地》的故事发生在拥挤、逼仄的车厢里，当曾被丈夫的不忠深深刺痛的“她”和邻座异性互生情愫，又该如何抉择？细腻的心理描写让隐秘的情感波澜迸发出直抵人心的力量。小说结尾，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下车走向她的人究竟是谁，但无论结局如何，女主人公的主动下车暗示着对过往隐忍生活的告别，也终于选择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目的地。

漂泊者群像及其寻岸之路

漂泊的青年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压力是青年写作的常见主题。面对同质化写作的危机，写作者们该如何跳出叙事窠臼？在《人民文学》的这些作品里，写作者们积极寻求写作形式的创新，并透过漂泊生活的表象挖掘其深层内核：漂泊的生活状态正在重塑现代人的生活感知力。

张沅的《羊背上》并未直接呈现“我”的漂泊生活，而是以爷爷去世串联起对旧时光的追忆。童年的牧场生活、少年的城市生活和成年后的北京生活在“我”的意识流动中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作品凭借散文诗般的语言和充满童真的想象，写出了一种兼具诗意与奇幻色彩的乡愁。杨楚佳的《丢失的床垫》写下了很少被看见的双非本科毕业生群体的生存样貌。在小说里，漂泊不仅来自空间意义上的居无定所，更内化为生活中挥之不去的不安定感。这种不安定感也存在于重木的《喂猫》中。关汉庭离开小城到上海生活，一方面“常常感觉自己并不在其中，因为和哪里都没有联结”；另一方面，他对周遭世界保持疏离和高度的警觉，以此避免受到伤害。“冷漠、理智且疏离”的“现代理性人”是当代都市中无数异乡人的缩影。自我保护机制的自觉建立，折射出青年人面对流动社会的不安。韩今谅的《雨过天晴》以女性视角触及社交场域中的性别与审判。不难看出，“生活”本身的意义正在消解，曾经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在当下成为一种需要努力获取的理想图景。

除了提出问题，作家们也在为漂泊者们积极寻找摆脱困境的出口。重木的《喂猫》与王矗众的《乌龟》在一定程度上将希望寄托于缘分未尽的爱情，借由一场充满偶然性的重逢，让断裂的情感联结获得接续的可能，巧合的发生满足了漂泊者对“联结”的渴望。张乐其的《沉睡的与清醒的》聚焦于允文对生活产生顿悟的时刻，由亲人离世触发的自我觉醒让他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摆脱困局。三部作品共同指向一个深刻的问题：在身不由己的漂泊中，我们究竟能否掌控自己的命运？

活出自己的形状

大约两百年前，巴黎圣母院钟楼上的希腊文“命运”吸引了雨果的注意，启发他创作出享誉世界的《巴黎圣母院》。当下，命运这一永恒的命题依旧召唤着青年作家，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带着对人生的迷茫与执着，在对命运的反复叩问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巴燕·塔斯肯以《命运》为题，在寓言式的写作中生动塑造了托哈什与黑驴这对典型形象。他们面对挫折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托哈什逆来顺受，将失意和困顿全都归因于命运；黑驴即便粉身碎骨也要冲破束缚。一如郭伊格的《前路无知己》中的莫愁莫逆姐妹，莫愁习惯交出人生的主动权，莫逆则走出了一条偏狭却遵从本心的路。金晖的《先生》和王焉支的《失焉支记》则从个体命运的纵深处开掘。前者写出了理想主义者的怅惘与坚守，在“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喟叹中叩问个体价值的归处。余老师习惯了现实的裹挟，常以“蛮好的”自我宽慰，但始终坚守教书育人的初心和底线，这份困顿中的坚守是小说取名“先生”的深意。后者中的姑姑世雁坚信所有困难皆有解法，用蓬勃的生命力对抗环境的滞涩。小说由当下的个体经验触发历史记忆，重返父辈生活的历史语境，再现人物短暂却鲜活的人生。杜凡的《一条蛇的冒险之旅》是一则充满现实意味的童话，作者提供了四种不同的结尾，邀请读者来决定小蛇的命运结局。读者深度参与故事建构，在结局的取舍之间照见自己的人生观。命运的回响无分疆域，杨好的《半衰期》搭建了一个汇聚各国人群、多元文化碰撞的试验场。“我”在都柏林目睹来自世界各地的身体残缺的人们，不断联想到在家乡因钴辐射去世的父母，发现人类的境遇有着本质的共通性。

除此之外，写作者们将笔触伸向历史的纵深与未来的旷野，展现出青年一代的创造力。王陌书的《约客》是对南宋赵师秀同题诗的现代演绎。赵风眠借助AI替祖先赵师秀完成诗中未竟的棋局，但因不愿改变历史的命运而放弃赢棋，对于底线的坚守让他放下了对赢棋的执念，因此得以从绩优主义的束缚中解脱。滕野的《火》将宇宙的命运交给后羿、仓颉、夸父、女娲和盘古这五位“护火者”，他们面对宇宙与文明的态度正与其在神话传说中的形象契合。小说的魅力在于由科学理论架构的科幻情节与传统文化诗意浪漫的融合。

整体来看，这些青年作家的小说共同指向文学创作的一个核心命题：文学如何锚定时代，又该如何联结起“无数的人们”？在今天，尽管写作的疆域不断拓展，形式也愈发多元，文学的力量仍根源于作家对扎根生活、深入人民的坚守。在这一点上，青年写作者们正逐渐显示出他们的自觉与热忱。因此，纵使青年文学仍在曲折的征程上探索突围的路径，但那些向上生长着的创作枝芽，让我们对其未来满怀期许。

（作者系《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