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与张博实相识已久。他读大学时，我曾到他所在的学校举办讲座，他专注认真的神情与淳朴的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讲座后的短暂交流中，他提出的问题谦逊而扎实，同样让我记忆犹新。多年后，当我读到他撰写的一系列学术文章，内心感触颇深。作为一名介于80后与90后之间的年轻学者，30多岁便能写出如此扎实的文章，这不仅让我思考：年轻学者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应如何起步、如何选择方法与路径？也为我关注年轻一代学者的成长提供某种范本。

张博实的学术成长之路十分踏实。他师出名门，是我所敬仰的前辈师长刘中树先生的弟子。刘中树先生的学识、学问与人品，都让后辈深深折服。因此，观察这些前辈师长培养学生的方式，以及学生的成才路径，再探讨张博实的学术道路，也为我如何更好地培养学生提供了不少思路。

回到对年轻学者学术路径的观察，我尤其欣赏张博实的选择。他从贾平凹与莫言的研究起步——在读硕士期间，便着手梳理贾平凹与莫言的研究脉络，这种学术训练方式令我欣喜。2013年，他发表了题为《以“中国之心”诠释当代中国经验——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创作研究述评》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初学界对贾平凹的讨论与论争，清晰呈现了当时的学术变迁。对一名年轻的研究者而言，能选择这样的研究题目并完成系统梳理，说明他已对当代文学的学术谱系有了清晰认知；从文章的引述可见，他对整个当代文学学科的知识脉络也有着准确把握。

回想我们这一代人的求学经历，在读研究生刚入门时，对中国学界的学术谱系都有了解。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文学理论领域有哪些重要学者，这些学者的学术地位与研究方向如何，我们心中都有一本“清晰的账”。当时老师的教育理念是：必须掌握整个中国的学术谱系，下笔前要明确该读谁的书、该引述哪些权威观点——这里的“权威”并非指名气大小，而是看问题的原创性。反观当下，许多学者即便已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研究，甚至晋升为更高的岗位，其文章中仍存在对学术谱系缺乏尊重的问题：对问题的原创者模糊不清，对学术观点的原始表述随意概括，仅凭百度、知网搜索或AI助手生成内容便仓促下笔。我曾读过一些篇幅宏大的文章，但其对学术史的叙述与事实颇多不符——就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我们这辈人作为某些问题的亲历者与当事人，了解这些问题的真实起源，因此对这类“人云亦云”的研究感到遗憾。事实上，即便当下学界强调“材料导向”，但在史料梳理的准确性上，许多所谓的“定论”仍值得商榷，唯有少数亲历者才知晓历史的真相（当然，我们的个人视角也未必能完全代表客观历史，但至少能还原部分真实）。

张博实从梳理贾平凹研究入手，这一选择让他从学术起步阶段便掌握了当代文学的谱系，建立了明确的文学价值标杆——他清楚贾平凹、莫言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学的高度，也理解中国文学的生成逻辑。因此，他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既具备个人见解，又能尊重重要作家的创作价值，从经典作品中汲取对文学的深刻感悟。正如特里林所说：“我只讨论最优秀的作品。”张博实在学术初起阶段，便能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对贾平凹作品的复杂讨论中梳理出自己的观点。通过梳理10余年来贾平凹研究的相关成果，他感受到这些具有理论对抗性的讨论为年轻学子带来的“深厚而宽容的落地之感”，也由此深刻认同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张博实的论文能以“史料为基、理论为脉”，不做“空泛议论”，能以论带史，使历史梳理具有内在的逻辑性。这种融合性在其起步阶段的研究中就有所显现，如《以“中国之心”诠释当代中国经验——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创作研究述评》一文，就不是简单罗列贾平凹研究的文献成果，他能从捕捉住最初的材料入手，看到历史演绎的改变行程，将20世纪90年代初学界对贾平凹的《废都》的论争，去体会90年代初当代文学评论重构历史起源的语境。既还原了不同时期研究的史料细节（如关键学者的核心观点、论争的时间节点），又通过理论视角提炼出研究背后的“学术谱系”——去厘清贾平凹研究的“历史脉络”，也能理解不同阶段研究的“理论逻辑”。在梳理历史材料之后，他能提出自己的感悟。他在文章中写道：“贾平凹在一种巨大的精神能量的释放中，超越了其作品貌似沉默的层面，实践并实现了以中国之心诠释当代中国乡土、诠释极复杂的当代中国经验的叙事愿望与叙事雄心。可以说，贾平凹真正地回到了乡土，回到了汉语，回到了手写；因此，他的写作，是一位永远能够与我们时代建立准确、深刻联系的写作，他的文本是‘落地的文本’——这不仅仅是在美学风格和叙述方法上，更在于内在的灵魂意蕴，它是历史的落地，文学的落地。”①这样的见解与体会，对年轻学者而言尤为可贵。我以为，以评论为核心的研究起步，却能注重梳理理论的来龙去脉，深刻体认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矛盾语境——这对年轻学者形成文学史观、建立文学作品评判标准十分重要，都表明张博实学术起步的扎实。

几乎在同一时期，张博实还开展了对莫言的研究。2013年（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次年），他发表了《莫言之后——莫言小说与文学审美价值判断》一文（《当代文坛》2013年第4期），此时他仍在读硕士。在文章中，他指出：在莫言的众多小说中，“高密东北乡”已成为其文本的“根据地”，既坚实又空灵；莫言通过近乎极限的叙事手法，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波澜壮阔、充满原始生命气息的高密东北乡图景。他还将莫言的作品（如《丰乳肥臀》《欢乐》）与贾平凹的《秦腔》《古炉》进行对比分析，论述生动且到位。尽管部分作品的分析未能完全展开，但字里行间可见他的执着与谦逊——这种学术态度值得肯定。他在文中写道：“莫言永远也不会属于任何潮流或主义，他只属于他自己——个性，是一个作家最珍贵的品质。”这样的评论，无疑是精准而有勇气的。

张博实以乡土文学研究为起点，却并未局限于此，而是不断拓展研究视野——他始终聚焦重要作家与经典作品，这使得他的研究始终处于“经典化”的学术脉络之中。重要作家的价值，正在于其作品能够经得起反复讨论与多元解读，正如说不尽的《红楼梦》。一名作家能否真正成为“经典”，不取决于当下的评判，而在于未来50年、100年是否仍有学者关注其作品、从中读出新意。当然，每一位作家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独特性——在西方后现代理论“去欧洲中心主义”“去经典化”的浪潮下，来自第三世界的小众作家也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例如当年拉美文学爆炸便让西方后现代理论界欣喜不已，因其提供了全新的文学经验）。但在我看来，像张博实这样的年轻学者，仍应从重要作家的研究中打开视野——后来他对阿来、格非、李洱小说的研究，便印证了这一点。他发表的《历史想象与审美视域的拓展——以阿来、格非、李洱的小说为中心》一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3期），便聚焦阿来、格非、李洱等作家的历史叙事。事实上，“叙述历史”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中国作家的重要创作方向——由于现实题材创作难度大、束缚多，许多作家选择转向乡土与历史叙事，通过家族史书写回溯过去。

我曾在21世纪初对当代文学的“历史主义”倾向提出过疑虑，但后来逐渐放弃了这一观点——因为我意识到，这种要求对作家而言过于苛刻，近乎“行不可能之事”。毕飞宇与莫言曾在讨论中就此对我提出过不同意见，我也在反思后逐渐理解：作家选择书写历史，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并非回避现实，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与现实对话。20世纪90年代时，呼吁“直面现实”尚具有一定可行性；进入新世纪后，尽管部分作家仍尝试挖掘现实题材，但最终因难度过大而纷纷转向历史叙事。对此，我完全理解，也对毕飞宇、莫言等作家的历史书写表示高度尊重。

作为文学研究者，我的文学价值判断标准、精神追求与学术立场始终如一、坚定不移；但对具体作品的评价、对作家创作的认知，以及对文学意义的再解读、再批判，都需要不断反思、检讨与自我批判——这是文学研究者理应具有的自我反思的学术态度。中国作家在历史书写中展现出的强大创作能力，值得肯定：尽管部分作品仍存在未能完全“穿透”历史的局限，但总体而言，已达到相当的深度。除阿来、格非、贾平凹、陈忠实等作家外，在历史叙事与家族史书写中，许多作家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而在现实题材创作领域，路遥无疑是“得天独厚”的——他既能准确呈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又能把握现实的本质逻辑，这种能力堪称“绝无仅有”。路遥之后，当代文学的现实题材创作便鲜有能达到其高度、深度与广度的作品了。

从《历史想象与审美视域的拓展——以阿来、格非、李洱的小说为中心》一文中，我能清晰看到张博实的历史视域与对审美多样性的阐释能力，其观点的丰富性与个性化令人印象深刻。当然，文章在论述展开上仍有提升空间，但对青年学者而言，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已属不易。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追问：“在审美的意义上，写作是否都是与时间的抗争？诗与历史究竟谁更永久？文学能否真正记录历史、穿越历史精神，亦或始终处于历史的边缘？”他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均由审美叙事伦理决定”，并进一步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避免夸大历史的非理性状态；又要尊重文学想象对历史细部的充实可能性。”能形成这样的辩证认知，对年轻学者而言已非常难得——但这些问题不应成为研究的终点，而应是下一步深入探索的起点。例如：何为“审美伦理”？它是作家的创作才能、强大的表现力，还是作家与世俗偏见的对话能力、对道德的坚守（此处的“道德”指作家的艺术良知，而非世俗道德规范），在何种意义上，历史书写不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核心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值得展开深入研究，足以支撑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在这篇文章中，张博实尝试理论与史料的内在结合。在分析阿来、格非的历史叙事时，他既梳理了作家创作的史料背景（如阿来《尘埃落定》与藏族历史的关联、格非“江南三部曲”与现代性叙事的呼应），又引入“审美伦理”“历史虚无主义”等理论概念，探讨“文学如何通过想象充实历史细部”；即便在讨论到理论性较强的问题时，他也始终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当代小说（如余华、苏童的作品）为“史料锚点”，避免理论讨论脱离文学实践——这种“以史料证理论、以理论统史料”的思路，让其研究能达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2021年，张博实发表的《“反本质主义”与文学审美的“共振”——以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为中心》一文（《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显示了他挑战理论难题的勇气。“反本质主义”本身是一把“双刃剑”：若不相对固定研究对象的本质，便难以开展有效讨论；但反本质主义的另一面是相对主义，若将相对主义绝对化（即“相对主义本质化”），则会导致一切讨论失去根基——正如罗素评价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时所说：“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怀疑一切，但从不怀疑‘怀疑本身’。”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将“反本质主义”推向极端。

从文章中可见，张博实在处理这一复杂问题时态度极为慎重：他广泛引用相关论述，梳理大量文献资料，在借鉴与鉴别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文学作品与作家创作实践展开分析——这种研究方法令人欣喜。不过，文章开篇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评价，我略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亨廷顿“教条而刻意地将世界的矛盾性简化”，这一判断或许值得商榷。亨廷顿作为成熟的学者与学术大家，若其研究真的“教条而刻意”，《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便不可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也不会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教条而刻意”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绝非像亨廷顿这样的成熟学者的学术态度。当然，年轻学者批评前辈学者（包括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大师）并无不可，中国学界对西方学术保持警惕、开展批判也十分必要，但批判应建立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而非简单贴标签。我提出这一点，并非苛责，而是希望他能在学术批评中更注重逻辑严谨性。亨廷顿的问题或许在于，他忽略了剧烈的地缘冲突往往发生在同一文明的内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将起决定作用，并非宗教认同的差异。当然，亨廷顿的文明概念受汤因比的影响，在他命名的“文明”定义中，也涵盖了民族国家的多方面的属性。事实上，张博实整篇文章对亨廷顿观点的讨论仍是认真严肃的，他指出亨廷顿“将其他文明本质化、固定化”，并引用萨义德的观点（萨义德更强调文明多样性与文明对话）进行对比分析，这一研究思路是合理的。毕竟，任何学术讨论都需要借助概念界定与问题划分——若将所有概念界定与问题分析都斥为“教条而刻意”，则学术研究将无从展开。

总体而言，这篇文章写得相当出色，除个别地方有点用力过猛外，整体的学术态度是谦逊而诚实的，论证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展现了他对复杂理论问题的把握能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反本质主义的核心在于“相对性”而非“绝对性”——即便德里达也承认，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我们无法创造出完全脱离形而上学的概念，也无法用一套全新的术语开展讨论，因此任何理论研究都难免带有形而上学的痕迹。

令人欣喜的是，张博实的学术进步十分显著。2025年，他在《扬子江文学评论》第3期发表的《叙事“变奏”与人性之“隐”的探寻——重估1980年代余华写作转型的文学史意义》一文，显现出他在学术上的成长与成熟。文章论述扎实，深入分析了余华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变化轨迹，指出其80年代的作品中已蕴含转型的趋势，而90年代的创作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转型——余华始终以“探索人与世界的复杂对话”为核心内核。他还将余华与苏童进行对比：苏童曾说“我把人物拉到黑暗的池水中游泳”，意即即便是写实作家，也不应拘泥于传统叙事惯性，而应深入人性的幽暗之处挖掘人物内涵。张博实认为，余华同样擅长在“人性的隐微与幽暗处”揭示人性的伤痛与复杂，并具体分析了余华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写实转向——这些论述精准而深刻，值得高度赞赏。

虽然张博实的文章我读得不算多，但我可以看到他关注的学术问题具有“承续性”与“生长性”，他自己在寻求构建连贯的研究脉络。其问题意识并非零散孤立，而是呈现出“承续中生长”的特点，逐渐形成围绕“当代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历史定位”的连贯研究脉络。从“承续性”来看，他的研究始终紧扣当代文学的核心议题：硕士阶段关注贾平凹、莫言的“乡土书写与中国经验诠释”，本质是探讨“当代文学如何建立本土审美坐标”；后续研究阿来、格非的“历史想象”，是这一议题的延伸——从“现实经验”转向“历史经验”，追问“文学如何通过历史叙事回应时代精神”；而《叙事“变奏”与人性之“隐”的探寻——重估1980年代余华写作转型的文学史意义》一文，进一步将“审美价值”与“文学史定位”结合，分析余华从先锋写作到写实转向的过程中，“人性探索”如何成为贯穿不同创作阶段的核心，实则是对“当代文学审美传统如何形成”的深度回应。

从“生长性”来看，他的问题意识不断向更复杂的理论层面推进：早期论文侧重“梳理与探寻”（如梳理贾平凹研究的成果），后期则转向“批判与反思”——如《“反本质主义”与文学审美的“共振”——以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为中心》直面“反本质主义是否会导致相对主义”的理论难题，既承认反本质主义对“单一审美标准”的突破，又警惕其可能引发的“价值虚无”，尝试在“去经典化”与“重建审美共识”之间寻找平衡；这种从“梳理”到“批判”、从“现象分析”到“理论建构”的转变，体现出其问题意识的不断深化，也让其研究形成了可追溯、可延伸的学术脉络。

张博实的学术起步还有一种可贵的“对话式”批评姿态：尊重学术传统，保持独立思辨。张博实的论文保持着“对话式”的批评姿态——既尊重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学术传统，又不盲从权威，敢于提出独立见解，展现出年轻学者难得的学术理性。就此而言，有两点可以强调：

其一，他对学术传统的重视体现在对“知识谱系”的谨慎把握上，在研究贾平凹时，他引述不同时期重要学者的观点，明确“哪些问题是原创性提出”“哪些观点构成了研究的基础”，避免了“知识谱系混乱”。

其二，他的独立思辨体现在对“权威观点”的理性反思上。在《“反本质主义”与文学审美的“共振”——以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为中心》中，他虽引用萨义德对亨廷顿的批评，但并未简单否定亨廷顿的理论价值。这种对“权威批判”的再反思，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极端判断；又如分析余华写作转型时，他没有沿用“先锋文学回归写实”的传统定论，而是提出“余华的转型本质是‘人性探索的深化’——先锋时期的‘暴力叙事’与写实时期的‘苦难书写’，都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维度探索”，这种解读既符合文本实际，又突破了既有认知，展现出独立的审美判断能力。这种“对话式”姿态，让其研究既扎根于学术传统的土壤，又能生长出个性化的见解，避免了“依附权威”或“刻意标新”的误区，为年轻学者如何在学术传承中实现创新提供了有益参照。当然，我也注意到，有些时候，张博实在进行理论阐释时，他的一些概念对文本的咬合度，还略显不尽到位和圆融，即评论文章的完成度，尚需进一步的提升。倘若能更好地把握理论对文本的阐释维度，避免两者间的错位或疏离，从而使得研究和评论的路数更加宽广而避免流于狭窄，就会更利于自我突破和不断创新。

张博实还撰写了研究南帆文学阐释学的文章，这一选择同样值得肯定。南帆作为前辈学者，学术研究大气、扎实、正宗，张博实将其作品作为学习范本，深入阅读与研究——这种做法对他今后的学术发展大有裨益。在研究南帆的文学阐释学时，他不仅梳理南帆的学术路径，更深入分析其“批判意识”“渊博视野”背后的方法论逻辑，将南帆的研究视为“学习范本”而非“权威结论”，体现出对学术传统的学理态度。“转益多师是吾师”，年轻学者若能认真学习几位重要学术大家的研究方法，明确自身学术基础与出发点，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在文章中，张博实认识到南帆的研究方法中蕴含着“大境界”——这种境界能给予研究者超脱的视野、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考，更能培养看待世界的批判意识。显然，这也是张博实自身渴望达到的学术境界——我们满怀期待，盼他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一步步接近这一目标。

2025年10月25日

于北京万柳庄

【注 释】

①参见张博实：《以“中国之心”诠释当代中国经验——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创作研究述评》，《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