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讲述东北——杨知寒小说中的重复与差异
杨知寒是“新东北文学”中跃出的新星。2023年，已有多个重要文学奖加身的杨知寒，又凭借《一团坚冰》斩获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获得更多的专业肯定和大众关注。《一团坚冰》的冷峻、孤独、凄惘和痛切使东北表象的凛厉之气更甚，被形容为“刀旁落雪、寒后舔门”（1）。但这部集中的作品仍偶或现出拿捏上的偏斜，有时写得太过盈满，有时太过虚薄或指向失焦，留有“伪装成熟练工”（2）的痕迹。《黄昏后》则几乎不再有这样的问题，处处见出叙述上收放自如的控制，亦逾越或拓延她最擅长书写的家事，收纳了更纷纭多样的人物和世相，如《美味佳药》这样的“美味”佳作，绝对有成为名篇的潜质。
杨知寒写下的正是王德威所谓“魅惑而凄迷的东北浮世光影”（3）。她的风格气象似是张学昕所论“荒寒美学”（4）的最佳例证。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和东北故事的讲述者，杨知寒无法回避已围绕着“新东北写作”和“东北文艺复兴”建立起的归类和命名，但她更是以“90后”新生代的独有姿态加入“新东北文学”的潮流。她的写作取向跟“铁西三剑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与黄平对“新东北作家群”风格特征的概括（5）既有贴合又有分野，因而也挑战或推移着既有群类命名的边界，让“新东北”更“新”。其差异在于，杨知寒的小说已不再纠缠于父性的幽灵，不再是“子一代”对父辈经历，或以下岗潮为痛点的东北往事的讲述。她更关心的还是形形色色的同时代人和他们的生活，是他们跟家庭、跟社会“膈应着”的相处。她当然还以女性的敏感和犀利拓开了人物（包括男性人物）的心理空间，总能呈现出“邪门儿”的人性样态，而这些怪异或邪曲也并不是对新自由主义现代性的一种反叛，而是源于人性本来的叵测，或其在男权制家庭结构和特定社会伦常关系中的畸变。她最能令人心颤地刻画出那种种隔膜着的、被界限划开的爱。她的女性视角溶解着东北在人们印象中的刚硬和粗蛮，使东北变得雌雄同体，甚至纤柔文弱，借此“对‘东北故事’的地方性如何转换为人类性和世界性，有了深入思考”（6）。
杨知寒的这些文学新质无疑都值得细说，但本文所欲聚焦的却是她小说叙事的一个相对隐蔽但又格外关键的趋向，即以一种内置的南方视角反照出东北的因循重复。这一趋向看似理所当然——生长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杨知寒，18岁就离开家乡，南下求学，随后定居杭州，本就领受着另一份水土的滋养、另一种文学性格的召唤，也本就是在南方回望东北。然而杨知寒并不惯于大谈南北，落到文本上，她对某种南方视角和南方性的调用总是非常隐秘和细微。可那些细微的刻痕，那些不时洇出的南方印迹，又产生着尖利的映衬效果，发挥着灵敏的显影功能。南方作为一种差异的情势和象征，凝视着东北陷进时间凹地里的无尽轮回，也照出作者为突显这东北幽灵学而运用的巧妙多样的重复模式。那“荒寒”世界另一端的节奏和温度隐现于叙述的间隙，催发着对东北未来命运的揣想和忧思。
一、去南方：与重复对望的差异
杨知寒小说中，东北比南方更不具体，更难从地图上精确定位。南方或是杭州、佛山、三亚、厦门、广西，甚至台湾，而东北就是东北——它仅在极个别的作品中显明为某个细分区域，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以东北之名整体涵盖，或以某些符号、气氛、自然因素（如严寒气候）、文化指针（如东北方言、二人转、东北菜）大略标识。它或许多以作者的故乡齐齐哈尔为原型，但也不妨是东北的别处。事实上，像《起舞吧》《寻金之旅》这样的篇章，若非封皮上事先说好是“东北故事”，你也并非不能置换其地理背景。沈阳铁西区曾是双雪涛、班宇、郑执这“三剑客”的经验源地和表象重心，而杨知寒则干脆在文本层面舍弃了对某个确定区域的执守。她讲述模糊的东北，将其虚化成一个具有生长力和扩张力的弹性空间，由此既暗暗回应“东北”这一宏大命名的询唤，又与之保持距离，在具体生活的血肉中寻求突破地域的“最大面积的共情”（7）。对她而言，“东北”更像拉康所谓的“缝合点”（point de capiton）——那个固定住浮游能指的滑行、使意义播散得以收拢的大能指或纽扣。这个大能指绝不空洞，它的模糊并不影响它作为一种气息、调性的铭心刻骨，但它仍有着敞开的所指：要缝合成什么样的东北，要把东北缝合成什么样的普遍境遇的缩影，取决于解读的导向，取决于不同立意的填充。
杨知寒笔下的南方也不太具体，却总是牵动着一股逃离或迁徙的势能，将南北交织的戏剧变成一场场“出埃及记”。她小说里的人物常从东北奔往南方，哪怕在很不起眼的角落，也会划出向南的辙迹。《连环收缴》里的燕好去厦门开大车，迟玉则盘算着下南方进货；《一团坚冰》里“我”侄子赵小涛的父母在南方打拼，网吧老板东哥也准备南下，还鼓励“我”“不行往外走走吧”（8）；《百花杀》里在小商品市场卖货的顾秀华跟着“状元及第”的儿子去了南方，老对手徐英觉得顾秀华是“翻身了”（9），不可能再回来；《大寺终年无雪》中的“我”在南方上学，回到东北却目睹一位颇通禅机的女孩走上一条抛弃世界的老路，不禁陷进凛痛回忆。去南方或想去南方的人有各自的理由，有的是讨生计、谋出路，有的是升学逐梦，有的是涤荡纷秽、换一种活法，有的是受到某些超越地理畛域的文化想象的催动。然而去南方也是大背景下的集体趋势，反映着东北人口外流的现实，无疑也关涉东北1990年代以来经济和民气的衰落，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认同的松散和文化痼疾的凸显。我们不难辨出“去南方”给人物所带来的解脱甚至胜利的感觉，也不得不看到在此衬照下东北愈发寂寥、僵冷、暮气沉沉。“去南方”的桥段在杨知寒的东北故事中不断重复，却实是将南方树立为一种纯粹的差异，由此对望东北的循环轮转。
在《瑞贝卡》和《美味佳药》这两篇相当出色的作品中，杨知寒对南方进行了些许展开，循此我们更易读出那南与北、差异与重复颠倒透射的基本结构。《瑞贝卡》采用双线叙事，一面讲述别名“瑞贝卡”的李小瑞陷溺进生活的壑泽，在被男性欺瞒耍弄后跳楼自杀的经过；一面回归第一人称，讲述因疫情而盘桓故乡的“我”李芜听闻瑞贝卡的死讯后对这位高中同学命运轨迹的回忆、拼凑和猜想。两条线交错行进，前一面在某种意义上是作家李芜通过解读或侦探瑞贝卡的微信朋友圈，与其他对其遭际和死因的虚构。瑞贝卡懒散、美貌、贪慕虚荣，与前男友楠哥分手后颇为自弃，常描眉画鬓，在金约翰酒吧耗到深夜，伺机勾钓“凯子”。母亲刘芳丽曾给她谋过一份到旅行社带团的工作，她当然受不了那份单调重复，感到“出门带个夕阳团，她再往朋友圈晒也没大意思”（10）。她的确是个爱晒朋友圈的人，8年发了2000多条动态，这些动态连起来本就堪比一部小说。李芜读出她全力诉说的真相是“这人是向前走的”，而她的愿望可说是“世界变，我也变，我和世界一起变，你们和我常相见”（11）。
杨知寒道出了当代人对社交媒体的严重依赖。后者固然拆碎了世界，窄化了我们处世观物的能力，却又未尝不在维系着拟像时代人与他者、与生活的连接，未尝不蕴有“别样的生机”（12）。在此迷阵中，一个点赞、一个回复有时真能救人一命。社交媒体刺激着差异之幻象的生产：我们争相从循环往复的平庸中淘出金子，精磨细打，以显示并攀比个体生命的光彩，与瑞贝卡一样渴望“时光恩赐，万物如新”（13）。可惜，瑞贝卡既无法“向前”，也无法“如新”。她重复着母亲的营生，卖安利，借银钱，钓金主，忽悠新朋旧友，难免遭人厌弃，却又绕不出这圈套，只感到肉身“在荒芜里兜旋”（14），永不休止。她也想要奋力一搏、跳出窘境，本已打算跟新男友张元安定下来，随同姐妹吕眉去广州进货经营代购，却又遭到连番的背叛和欺耍。瑞贝卡内心积压的痛苦终于爆发，她卡进时间的凹槽里变无可变，再也无力生产任何美丽的差异。她多年前就被离婚出走的父亲抛弃，现在又被所有人抛弃，连句朋友圈下的问候都未等到。她既没能“和世界一起变”，也没能和谁“常相见”，只好用纵身一跃打破这茫茫寰宇下的无穷轮转。
南方成了瑞贝卡失落的梦想，她没来得及通过去广州重整旗鼓、断绝过往。而凝望着瑞贝卡的李芜却已然携带着南方的质素和视角。李芜和李小瑞都生长在单亲家庭，分享着相近的荒冷感受，可正如树的分叉，两人的命运枝条“伸展去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贴近天空的方向”（15）。也许正是南方给了李芜异于李小瑞的机会。李芜到南方上学，后来又在南方有了房子，自在无牵绊。当好友赵卉问起南方哪里好时，她的回答是“那头时间过得快，每天接触的事多……你和社会之间取得了联系，不像咱们这儿，无限封闭”（16）。启程回南方时，她又感到乘坐的小飞机是个“逃逸中的细胞”，其所逃向的南方“气候更温和，血管更密集，情况也更复杂”（17）。行走于南方，她所见的是“那些葱郁的树木、柔弱脆嫩的枝条，在潮湿夏夜偶然吹起的夜风中，正发出轻微的簌动”（18）。相形之下，东北是沉缓迟重、封闭严酷、简单乏味、牵扯胶滞、人和社会接触不良、缺乏脆嫩生机的。更关键的是，东北似乎被“现在时”甩下，旋绕自陷于荒泽暗穴，丧失了那种“向前”求变的力量。这种日子固然氤氲着催人入眠的平静，却也在其反复如故中为瑞贝卡这类渴求差异者的陨灭做好了铺垫。
类似的南北对照也出现在《美味佳药》中。《美味佳药》是杨知寒写得最出彩的一篇，特别圆融地将现代主义式的荒诞畸零感和存在主义式的极端境遇，汇纳入现实主义的声腔。故事以男主人公赵乾的狠辣口吻来叙说。赵乾儿时喉头憋闷、骨质疏脆，未得到家人认真对待而落下瘸腿之症，成了低人一等、饱受轻贱的缺损者，只能靠可乐舒缓身心的不畅。他面恶嘴损，向家人横眉冷对，言谈间尽是犬儒式的愤愤和讥嘲，自知养成了丑陋讨厌的个性。他深恨成长途中无人向他传递爱意，从未从亲人那里借取到一丝能量，也从未得到过他人的欣赏，于是心火焚烧，祈望着那将仇怨全部释放的一刻。赵乾在南方念完大学后回到东北，打定主意做个废物，窝在小屋里昏沉度日。可他就是要在此幽灵之域徘徊往复，像一个张狂无畏、甘愿投身永恒轮回的查拉图斯特拉。然而他却不只是为了轮回而轮回，他要在重复中造出一个骇人的差异，密谋着将奶奶常夸耀的“美味佳肴”变作“美味佳药”，利用泡发时间过长的木耳毒害全家，以还报他从小到大遭受的冷眼薄待。在赵乾眼中，糟糕的家庭组合和亲情关系是毒素重复积累的温床，真是道尽了亲人不如陌生人的悲剧。
可就是这样一个恶狠狠的赵乾，其实仍未失去爱的能力，他内心燃起的漫天野火，亦含有温热的一面。那个用恶语和嬉笑掩盖缺失、藏住热情的牛虻，正是他的榜样和镜像。何其幸也，他偶然接下一份替“佛系少年”朱怀玉补课的临时工作，又认识了他的姐姐朱秀秀，结成了彼此将就的“废物联盟”，辟开了人生的另一风景。朱怀玉从小跟着因被丈夫抛弃而精神失常的母亲长大，后来被父亲带走，却仍留下了打坐念佛的旧习，被赵乾说成是受教育白费。朱秀秀是父亲不管不顾的野丫头，只有初中学历的她在药店站柜台，也是父亲眼中的废物。一份共同的凄惶和酸楚联结了三人，不只给赵乾带来欣赏更弱者的乐趣，更给与了他用爱走出轮回的契机。就在赵乾端出“黑白菜”（白菜炒木耳）、准备上演他犯罪大戏的紧要关头，朱秀秀横插直入，拎着保健品冲到他家中，以女友身份向奶奶祝寿，跟众人把酒欢谈，浑身喜气洋溢。朱秀秀用这场滑稽热络的戏剧拦截了赵乾的表演，也耗散了他的报复冲动，两人终于奇巧地甩脱了在东北的种种轮回，朝向新生。他们后来去杭州工作深受家庭之害的赵乾表示不敢结婚，不敢要孩子，秀秀也不以为意，自可见出在南方的洒脱。他们还和朱怀玉相约到三亚游玩，终于走进儿时墙壁贴画中的椰林碧海。南方作为一种差异的梦幻早就通过诸种表象，进入东北的日常经验和生活愿景。南方的世界是如此不同，总像是别人的乐园，但到底不妨碍异乡人加入，或借取其间的生气。
杨知寒这种对照南北的书写模式可被称作是“南辕北辙”——刻写的是东北的辙痕，却也总有着向南的动势，亦总是包含着一种南方视角的度量。在她笔下，南方宛如塞壬的歌声，成为与东北的重复相对望的纯粹差异，成为生机的所在、逃离的引诱、重新开始的引擎和洗心革面的实验场。去南方的意志有时是那么强烈和决绝，仿佛唯此才能抽刀断水、告别往昔，就像《虎坟》中因挚友/挚爱的惨死而南下的两人，彼此不会再相见，也都不再会惦记生养过他们的故乡（19）。杨知寒并不喜欢对南北的刻板印象（20），她在南方讲述东北，本身也是在借助王德威特别重视的“跨”来撼动诸多固化的理解，来实践对东北人文地理的延伸（21）。但不得不说，她对南方的描画仍有些太过标准、太符合经典的想象。这种表现方式中自然包含了她作为南迁者的真实体验，但略微遗憾的是，南方也确实未能在写作中像东北那样被真正展开，更多还是杨知寒用以观照东北幽灵学的透镜或显影液，是一种策略化和功能化的存在。杨知寒非常清楚，南北差异正日渐缩小，尽管还未尽然消失（22）。她实则是激化了那份仍在振动的差异，以敞明东北的处境。需肯定，她的书写并未让东北和南方成为纯然的二元对立。《连环收缴》里的燕好去了厦门，无非增加了点“混得不错”的气派，却仍是像狗一样摇尾，拼命维系亲情醇厚的假象，无法直面父亲的阴鸷暴虐给家族留下的祸胎；《百花杀》里随儿子南下的顾秀华最终还是回到了百花园市场，只因在南边“找不着北”，算是撞了一番“南墙”（23）。南方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完成无边的救赎，换土移栽亦有成有败。
二、幽灵东北：时间凹地中的轮回
杨知寒笔下的东北和东北生活陷入了轮回不休的怪圈，而在叙述层面，杨知寒亦试验着多样的重复技巧、策略和模式。这些叙述手段的最终指向，当然也仍是东北生存模式的因循重复。在《小说与重复》中希利斯·米勒指出，任何小说“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而留意小说中重复出现的现象，会帮助我们推衍作品的意义或防止对意义的轻易确认（24）。米勒进而给出了两种基本的重复类型，一是柏拉图那种模仿论式的亦步亦趋的重复，二则是尼采和德勒兹的那种差异性重复。两种类型相互依存，后者虽是“颠覆性的幽灵”，却不能不仰赖于“有着坚固基础的、合乎逻辑的第一种形式”（25）；在特定作家作品中，其中一种类型可能占据主导，却也仍不能舍弃它阴影中的伙伴。杨知寒的小说当然也含纳了这两种重复形式，却又不能就此说尽。她写下了东北近乎空转的重复，这种重复并非不产生差异的沿袭或模仿，但仅有的差异又不足以带来飞跃，使生活异于生活、使东北异于困顿的东北。差异常不过是戴着新面具的重复，无法为生活的变革提供驱动，唯独证明了现实的黯淡与执拗。不仅如此，重复间的差异还总是让事情变得更糟，让新的复现变成狗尾续貂，就像马克思曾概括的那样，第一次发生的若是悲剧，第二次就只剩下闹剧。此般重复/差异只会让生活堕入更昏暗的轮回，亦透出浓浓的终结意味——它只是在自我耗散、消解、了却，只是在上演愈加沉痛难堪的闹剧。
在杨知寒的叙述中重复着的，包括行动、遭遇、面容、生活形态、命运轨迹、人物形象、关系配置、主题、情节、桥段、意象、修辞、名字等，涉及文本内外的各种参照和呼应，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因素。她的小说里可以找出太多重复的样例：《水漫蓝桥》里的饭店老板娘总是一遍遍回看悲情电影《魂断蓝桥》；《虎坟》里的马戏团演员陈寿终日和老虎相守，常年穿着响马的黑西服，变成新旅程里的旧人；《黄昏后》和《海山游泳馆》都讲到儿时伙伴的重逢，可结果却也都是幻梦的破灭和友谊的荒落。这么些重复所倾吐和喻示的，到底还是东北的幽灵学，是东北滞后于前进步伐、卡死在僵硬轨道里的循环兜转。幽灵腾起、徘徊，终究还是因为东北陷进了与当下脱节的时间凹地，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指出的，幽灵缘起于时间的断裂失调（out of joint），指示着一个颠倒混乱、失去有效连接的现在（26）。
《描碑》中一个充满电影镜头感的细节刺目地标明了东北的幽灵性。这篇小说本就在处理死亡的命题，讲述了表弟小博——一个普通、厚道、业务水平欠佳、在家颇受冷遇却保有人情温度的电台工作者——的醉酒死亡给家人和“我”内心造成的震荡。在小说结尾处，“我”看见窗外拾垃圾的人重复粘贴回收亡人驾驶证的广告。拾荒的动作在重复，而回收本就是重复利用；死亡也在重复，广告纸贴了又换，却总归绕不出“回收”与“亡人”。“回收”二字的确意味深长：死亡在回收生命，今日在回收昨日的生活，写作在回收东北的人与事、生与死。联系起《美味佳药》中对东北“鬼城”的描画——有那么多人像隐身似地猫在城中，我们还得说，幽灵城市也在将人群吞进、吐出，又再回收，又再复现，如此轮回翻转，变又似未变。重复产生着差异，但又到底没有翻出什么新花样，又还是翻来覆去地跟死亡纠缠。东北如此切近死亡，或许也正是因为已在死地，才展露出幽灵的身形。可它又能否置于死地而后生？未来的孩子们又能否在东北内外活出父辈活不出的精彩？又由谁来为死过的东北描碑？
《一团坚冰》为东北幽灵学添上了一层哀伤的宇宙学光晕。故事主人公“我”是“星域”网吧的网管，“星域”这个名称，也显然激发出了小说的宇宙学修辞。“我”多思、孤僻、嘴损，因为小宇宙长期无人关心而惯于沉默和自嘲，但内心其实又藏有爱与善的火种，有点像是《美味佳药》中的赵乾。我对外甥小涛的语文老师李芜产生了浓厚兴趣，她据说是爱手捧外国名著的“女文青”，还偶尔光顾“星域”，在网上查阅一些古怪的问题。“我”的幻想开始泛滥，自以为对望一眼，就能够看穿李芜的骨骼和坚冰里的燃烧之物。李芜成了“我”这颗漂浮星球期望中的母星，“我”恨不得“用几亿枝树干”向她发出邀请，以毁灭的代价撞入崭新的轨道。然而李芜却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有趣，或者说也没有准备对“我”这个奇怪的网管和家长产生兴趣。在我终于把记录火热幻想的本子递给李芜后，两人有了一次较私密的会面，结果却是“我”被当作猥琐男青年，挨了守候一旁的体育老师的痛揍。体育老师喜欢李芜，会因此对着学生“把解散说成再会，把集合说成重逢”（27）。而在他和李芜把鼻青脸肿的“我”送回家时，也对我说了一句：“再会，哥们儿。”（28）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差异性重复吗？一种想要突破自身轮回的意志演变成了一场惨痛的闹剧，一个哪怕冒着毁灭的危险也欲脱轨的星球最后被打回原形，承认“星体各不交织，总是交错行驶，而时间恒定”（29）。若说“美妙的事，都是有违规律的”（30），那么“我”则终究是被规律收服，被时间箍死，被宇宙的惯性压倒——这不也正是幽灵东北的写照吗？网吧老板东哥已南下而去，“我”却唯有在更窘困冰冷的轮回中泅水而生。
杨知寒并不是最早或唯一的幽灵东北的文学见证者，但她确实释放了重复的鬼魅，对东北幽灵学进行了更纷繁多姿、亦更有强度的呈现，并达成了更具囊括性的寓言效果。她的探索也反过来让我们留意到“新东北文学”潮涌中的前辈作家对重复的运用和对幽灵的痴迷，从而析出一条“幽灵书写”的潜隐脉络。班宇曾在一次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大谈幽灵学，虽然他是从小说本体的角度畅想一种非生非死、亦真亦幻、今昔错杂的“混沌状态的叙说方式”和一种近乎哀悼的、群体感染性的传递方式（31），但这种对幽灵的格外中意也未尝不含有东北特殊境况的驱策。班宇的小说中也不乏以重复形式传递出的幽灵讯息。譬如在《夜莺湖》中，今日与往昔屡屡叠合，仿佛重影，苏丽弟弟的溺亡勾连起“我”一位朋友多年前的溺亡，而苏丽还隐隐牵系着一位曾经的、善歌唱的重名者。又如《逍遥游》写一位患尿毒症的女孩同两位友人的山海关之旅，女孩靠透析维系的生命本就是死亡之光下不断衰竭的重复，而山海关这个于东北历史至关重要的地标，将女孩“荒寒”的生命情境和临界的身心体验扩开为幽灵东北的寓言。要么出得去，要么待得住，否则就是死路一条（32），这就是班宇总结出的凹地或围城中的生存纲领。郑执也着迷于那些萦绕不去的幽灵，在颇具典型性的长篇悬疑小说《生吞》中不仅写到“铁西鬼楼”，还利用重复手法搭建起基本的叙事框架：秦理为了追讨正义、提示真相，用另一具女尸模拟了10年前他的心爱者黄姝被抛尸在鬼楼旁的死状。这一差异性重复虽促使警方重查案件、寻到真凶，却救不了秦理和他蒙冤的哥哥，救不了早就把余生抵押给轮回的孤苦者。
跟前辈作家相比，杨知寒对东北幽灵学的表现更丰富、幽微和浸彻。她尤其通过一种南方视角的时时探照和南下踪迹的频频点染，让大地另一端的幽灵学更显鲜明和痛彻，也让幽灵学背后的时间性问题得以更清晰的呈示。尽管杨知寒被天然地纳入了“东北文艺复兴”这一文艺运动和市场推介的框架，但从她满含忧虑的幽灵书写，我们不难看出她对“复兴”所抱有的质疑——“复兴”哪里能来得那么容易？丛治辰曾道破，“东北文艺复兴”只是“用‘文艺复兴’的方式和口号反讽地表达了对‘经济振兴’的强烈渴望和巨大焦虑”（33）；黄平、刘天宇和杨丹丹则澄清，东北文艺从未衰落过（34）。然而，无论东北的复兴，还是文艺的复兴，都必定需要飞越凹陷、冲破轮回的澎湃巨力，都必须要让复兴成为更具创造性、生长性和穿透力的差异性重复，而杨知寒的书写已让我们充分知晓其间的难度。杨知寒并不满足于单向度的发展诉求，也并不想要简单地恢复或炒热地域文化，相反，她直视东北和东北文化的暗面，看到了热闹背后的劣性筛选和败坏。杨知寒当然渴望“变”，渴望“向前”，但她更暗示出，必须更多维地变革、深度地清理、才有可能复兴或振兴，才有撬动消极意义上的永恒轮回。
三、未定：“文化东北”的等待
在王德威看来，东北是“中国现代经验的辐辏点”，是充满动态能量的中国现代性的“核心现场”。面对“共和国长子”于今日的落寞，他号召在文学中“重启大叙事”，通过“讲好东北故事”来凝聚想象共同体，来重新定位过去与当下，为未来打造愿景、建立共识。但与此同时，他亦认为我们“需更诚实面对种种阴暗、因循与困厄”，保持鲁迅那种“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夜颂》）的醒觉，因为对危机的辨认也或是对契机的发现，黑暗亦未尝不是梦想升起之地（35）。杨知寒笔下没有大叙事，也很少画出愿景，她的小说十之八九都笼罩悲情，甚至从一开始就将人物带往死地（36）。她从故乡小城的体验出发，道出东北“安于坐井”的自我隔绝，以及似被时间湍流所遗忘的“在世外”的存在状态（37）。她“自在暗中”，写下了那些因循困厄、化为重复样式的生活，身在其中的人们蒙头兜转，仿佛只要转着，就免于责难，就能自我成全，就能编造意义。她或许想要将那幽灵无法吞灭的求变之心植入我们的共识，或许正是在无穷延宕中触摸到“豹变虎跃”前的阵阵悸动。大叙事尚未来临，但也许已在来临的途中——它会在我们更透彻的清理和更诚实的应对中渐渐浮出。一个蜕变的东北是否也已在启程，或已在途中了呢？
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等待。杨知寒写过两个关于等待的故事——《水漫蓝桥》和《喜丧》，两个作品像是姊妹篇，都着力表现东北戏曲艺人在艺术志业和男女情爱中的困囿，也都吸取了曲词一唱三叹的韵致，创制出融通古典与现代的、别具顿挫的叙述语言。两个作品却又相互角力，《水漫蓝桥》好不容易透出的一丝愿景的亮色，被《喜丧》的悲凉肃杀冲抵湮没，正是一种重复间的差异。《水漫蓝桥》中落魄的二人转艺人刘文臣来到杨义掌厨的饭馆，咿咿呀呀地唱，苦等会和他一样点出雪衣豆沙或酥黄菜的失散的爱人。杨义和文臣把酒相交，想起他和前妻美光曾见过文臣唱戏，如今实是重逢。在杨义获得老板娘垂青，情路重现生机时，他忽有明悟：文臣在等的与其说是心上人，不如说是他自己，而“春天总会到来的……要耐心等候命运的转折，起码当它转折时，让命运知道你在，没溜班儿”（38）。一个度过凛冬的更好的自己将会有力量摆脱缠绵的空转，就像新的爱情也中断了老板娘对悲情电影的反复沉浸。
若说《水漫蓝桥》的寄语是“好好等”，是要我们“等得起”，那么《喜丧》则恰恰写下了“等不起”的悲剧。《喜丧》中的“我”是戏团名角，也姓刘。“我”接下一桩白活儿，带一帮人马到农村给一个大家族的孝子贤孙唱喜丧，为他们活到近百岁的老爷子悲哭、超度。可就在这段时日，他深深惦念的情人灵灵在远方悬梁自尽，而他好色成性的师哥又在村里惹出祸端，被殴打致死，“我”也受伤破相，再难登台。之后为谋生计，“我”又接下几个白活儿。“我”就这样耗在了哭丧里，就这样在殇悼中颠来倒去、无望等待——“我”还能等到更好的自己，等到命运转折之机吗？“我”还能在对亡魂的超度中闻到春天的气息吗？“我”爱戏如命却不通人心，徘徊死境。沦陷、兜旋于白活儿中的“我”又岂非白活了这一生？
刘文臣、杨义、老板娘、灵灵、另一位刘姓艺人，他们都是等待的幽灵，或是被等待熬成了幽灵。等待本身是一种重复，甚至是一种强制重复，包含重复的动作和心情，还有一个早就盘桓于心底、被期待复现的对象。其间的悖论在于，虽然被渴求的是等待完成后所生出的差异，却也只有在等待这样的重复形式中才能迎接差异。没有完全能跳脱重复的差异，我们必须持续等待，持续重复的动作，由此向未来的差异敞开。我们讨厌幽灵，可等待又使我们变成飘飘荡荡的幽灵，我们甚至还需主动成为幽灵，成为最富潜能的临界，在悬绕中保持对差异的敏锐预见，同时以至大的信念含住一口气劲，防止魂飞魄散。不过等待的结果终难预料，等得到或等不到仿佛薛定谔之猫，是同时存在乃至相互叠加的可能。两篇小说结局的对冲让等待陷入了更幽深的未定之局，百年东北又将如何走出轮回，走出未定？尤其是“文化东北”的命运，尽管学者们常以为“东北文艺”无需特意“复兴”，跟民间戏曲不无牵涉的喜剧文艺还尤显兴盛，但杨知寒却在看似疏离于“复兴”的幽灵学中，真正体察到了复兴东北文化、增强想象凝力的内在必要。东北和“文化东北”，都在等待，都需为春天，也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而等待。
四、“芜”：坚冰中的愿景
在杨知寒的好几篇小说里，都有名叫“李芜”的人物角色，当是亲近于作者本人的化身。在《一团坚冰》中，迷上李芜的“我”也很是留意这个名字：“芜作为名字，少有，还带些不吉利。但我后来查了字典，芜意味茂盛。”（39）在这个含义自相悖反的“芜”字当中，不也蕴含着东北幽灵学和“南辕北辙”的辩证？东北大地是荒冷的，幽灵是不吉利的，但它的另一面却又或许是勃然滋生的草莽。再或者，在东北的李芜是枯败的，在南方的李芜是茂盛的，但两者却可融合为一，却可在交错间打开别样的生机通路。杨知寒虽很少勾勒愿景，或更多把愿景画在南方，但也展演了一种通过纳入南方性来催动和拓延东北文艺，来帮助东北表达自身愿景的方法。
当然，东北可借取的还不只是南方的质素，不只是一种似乎在对立面的文化、思维、温度、经济脉动和生命力场。幽灵不喜欢二元对立，它拥有于阴影处敞开的潜能，亦擅长构造意想不到的联系。坚冰里难容火种，美妙的事有违规律，但幽灵不惧游走在规律的边缘——它难道不能为我们造出一些美妙？荒芜的鬼域不无趋向于繁茂的绿意，杨知寒早已发现了这一点：“那里（墓园）生死仍继续，唯独肉眼看不穿，那里，好多已被雪埋下了的爱恨，仍和春苗一样，蛰伏生长的迹象。”（40）幽灵的再三重返的确可能取消未来，但我们也未必不能借幽灵的身姿劫持未来，只要我们不错过那些“生长的迹象”。东北需在它难挨的幽灵学中向未来、向众多可能的差异开放，也需在调用他异性质素，以及弥合时间凹陷的过程中，走出沉着的步调，避免过剩的负载，正如杨知寒在《三手夏利》的结尾处点明，当以适合自身的速度保持驾驶，可“野心不落”（41）。
注释：
（1）见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颁奖词，引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046026，2023年10月25日。
（2）杨知寒：《文学就是不断地补全自己：2023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作者专访》，引自https://new.qq.com/rain/a/20231023A04GIV00，2023年10月23日。
（3）（21）（35）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4）张学昕：《班宇东北叙事的“荒寒美学”》，《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5）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6）杨丹丹：《“新东北文学”的东北问题、写作传统和新东北故事》，《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7）（20）（22）梁宝星、杨知寒：《你在最南，我在最北》，《广州文艺》2024年第1期。
（8）（27）（28）（29）（30）（39）杨知寒：《一团坚冰》，《一团坚冰》，第346、330、352、351、348、33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
（9）杨知寒：《百花杀》，《黄昏后》，第8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10）（11）（12）（13）（14）（15）（16）（17）（18）杨知寒：《瑞贝卡》，《一团坚冰》，第120、152、151、148、137、140、142、177、182页。
（19）（40）见杨知寒：《虎坟》，《一团坚冰》，第267-269、268页。
（23）杨知寒：《百花杀》，《黄昏后》，第86、87页。
（24）（25）〔美〕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第3、11页，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6）见〔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第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31）班宇：《幽灵、物质体与未来之书》，格非编：《小说的现状与未来》，第191-20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
（32）见班宇：《逍遥游》，第38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20。
（33）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34）见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杨丹丹：《“东北文艺复兴”的伪命题、真问题和唯“新”主义》，《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36）如《瑞贝卡》中杨知寒一开篇就写到，瑞贝卡和母亲所住的楼盘荒僻清冷，像“一片坟”。见杨知寒：《瑞贝卡》，《一团坚冰》，第117页。
（37）杨知寒：《创作谈：一只恶鼠》，《名作欣赏》2018年第12期。
（38）杨知寒：《水漫蓝桥》，《一团坚冰》，第209页。
（41）杨知寒：《三手夏利》，《黄昏后》，第247页。
